浪子词人的暮年悲歌——柳永晚年生活与创作浅说
柳永，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词史上第一个划时代的大词人。后世对这位大词客固然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对宋词内容的拓展、雅俗共赏风格的建立以及慢词体制的创立等方面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夕阳无限好，只因近黄昏。本文想通过对柳永晚年生活与词作的关照，进一步揭示这位伟大词人或隐藏或显露在外的思想与贡献。
综观柳永的一生，有太多的无奈。少年离家赴京，为歌妓作词，腆颜求晏殊，改名字，当官后对自己的约束和检点，都有不得不为的成分在内。他又有李太白的才气，却少他的豪气；他也有杜工部的忠君爱国思想，却不能像诗圣那样始终秉持一颗儒者谨慎之心。他忘不了那些落魄时给他蕴藉的歌姬舞女们，他丢不了自己不羁的性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封建社会中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在深痛的无奈中沉浮；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伟大人道主义分子对社会的无奈。
请先看他晚年的一首词作：
戚氏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
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
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
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鸣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这首《戚氏》调是柳永首先创立的长调慢词，全词二百一十二字，是长调中最长的体制之一，也是他晚年的作品之一。通篇音律谐协，句法活泼，平仄韵位错落有致。上片写夕阳西下，中片描入夜时分，下片着重记述从深夜到拂晓的情景。都围侥一个独宿逆旅的行人，写他在这三段时间内的所见、所思和所感。
词先从近景写起：秋雨梧桐，西风寒菊，点缀着荒寂的驿馆。“萧疏”见得花之凋残。“零落”说明花正黄落。“惹残烟”，一字一层。“烟”而曰“残”，见出梧菊凋零、无复烟笼霭密的生气。“残”而曰“惹”，则见出其勉为弄姿摇曳枝头的眷恋之情，益发令人怜惜。传神就在一个“惹”字。“凄然”以下写远景。“夕阳闲”的“闲”字下得好，对比强烈，是移情的手法。“倦听”以下，转写所闻：一个“应”字更把蝉鸣、蛩响彼此呼应的秋声写活了。这里，“蝉鸣”与“蛩响”彼此相应，实际上与作者内心的凄凉之感相共鸣，这是一种融情于景的手法。
中片从日斜到日暮，再至更阑，风清露冷，天气渐变，人声悄然，至此深入一层，刻画此地此时的心理状态。月明夜静，一身孤旅，清宵独坐，怎能不勾起抑郁的情思来呢？“长空净，绛河清浅，皓月蝉娟”，但见长空云净，银河清浅，明月光辉，怎不让人“思绵绵”呢？“夜永对景那堪”，六字为句，“屈指”以下转入忆旧，纯乎写情。以虚衬实，放笔直书，情真意厚、流转自如。
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活，具体地补足了“暗想”的内容。仍用虚笔，与上片密衔细接。“别来迅景如梭”一句转写实景。词笔虚实相间，腾挪有致。以向日的欢娱，衬出如今的落寞，烟村水驿，无限凄凉。经过一番铺垫与蓄势，然后引出了“念利名憔悴长萦绊”一句。为什么要抛亲别友，孤旅天涯，受这份煎熬呢？不正是被区区的名利所羁绊么？往事萦回，使他数遍更筹，听残画角，终夕难眠。结拍“停灯向晓，抱影无眠”为一篇词眼，写尽了伶仃孤处的滋味，传神地勾画出一个独倚虚窗、形影相伴的天涯倦客形象。
这首词将羁旅情愁打并入身世之感，写得淋漓尽至，入木三分，是柳永的名作之一。同时代的王灼在其所著的《碧鸡漫志》中转引过“《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赞语。拿《戚氏》和《离骚》相比，说明它声情并茂、凄怨感人，堪称一曲空前旷世的凄凉之歌。
柳永二十岁成亲，婚后夫妻感情甚佳，柳永在外飘泊期间，曾有追忆和思念爱妻的词。他们生有一子，后来妻子病逝，柳永回家奔丧时发现使女张端娣的容貌酷似爱妻，遂与她结为师生关系。张端娣一直期待与柳永续弦，但柳鉴于愧欠爱妻太多，决心不让其妻的使女重蹈覆辙。柳永在晓峰盐场任职时结识了何花，她对柳永情有独钟，柳鉴于其爷爷何老汉为保护自己而被杀害，于是发誓作他老人家的儿子，因而面对何花的痴情，柳永始终不越雷池半步，以义父的身份将何花许配给名将狄青。这两位纯洁美丽的姑娘，在柳永的调教下，成为知书达理的人才。这也体现了柳永男子汉的风范和品质。同时，柳永又是一个“泛爱”主义者，他称“调笑师师最惯”、“香香与我脾和”、“安安于我情多”。他同时被三位女子所钟情，师师的清纯，香香的深沉和安安的痴情，都给他身心带来极大的愉悦，成为柳永创作新词的一大源泉，从而词作不断，佳篇迭出。同时，柳词又是“三朵名花”精神上必备的生活需要。柳永视她们为红颜知已，又把她们当作新词创作和实验的园地。他们之间便有了精神和物质、肉体和心灵的碰撞火花，有了风流才子与绝代佳人的匹配，成为那个时代男女情爱理想的伊甸园。她们在与柳永的交往中，既有“三姐妹”同爱一个人，共享幸福和共负责任的豁达，又难免产生“醋意”，使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有趣。柳永的晚年，除了再娶妻子娟娟外，还念念不忘“三朵名花”，香香和安安都早他而逝，他把风烛残年的师师接到家中一同生活，并参与修订他的《乐章集》。师师去世后，他决定携妻子返回故乡武夷山﹝柳永是崇安（即今福建武夷山市）人﹞。途中客死他乡，结局甚是悲凄。柳永虽然官居七品，但不论担任“团练使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场盐监官”还是“华阴县令”等职，都能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出一定贡献，取得一定政绩，口碑极佳。在为范仲淹当谋士时，为变革和守卫边疆、抵御西夏入侵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使“庆历新政”在局部地区得以有效地推行。以吕夷简为首的集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以莫须有的“闹朋党”罪名，把范仲淹、章得象、晏殊等一批人打倒。柳永的处境也处在危难之中。“庆历新政”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推动历史，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柳永从政后，政绩突出，但难以得到升迁重用。其主要原因：一是吕夷简等人的压制；二是章得象与柳永同是建州老乡，回避“朋党”之嫌，使柳永“久困选调”正常返京之事遇到了困难。柳永告老退休时，朝廷给他正六品“屯田员外郎”待遇。到了南宋，柳永被推为“有宋三百年四名宦之一”。尽管有些夸张过誉之嫌，但就其知名度与文学成就和个人魅力而言，却是当之无愧的。
柳永凭借一身才气，又半生不遇，难进宦门，遂恣意所为，尽情放浪多年，弄得身心俱伤，最终死在名妓赵香香家。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商量后凑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今河南开封）满城妓女几乎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一般人都以为柳永仅仅是个浪子词人，为官是在垂暮的晚年，难有“政绩”；也以为他的创作局限于“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写的是自己的一些“小个性”；就连方志史书也多半把他归入文苑传，却不知道他另一面也是注意民生疾苦的名宦和能写人生抱负与家国之死的另类的儒者。首先，在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七里，就记晓峰盐场在县西十二里，柳永曾为晓峰场盐官，并有《留客住》词石刻在官舍中（《留客住》词今存《乐章集》中，其中有“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语，写的正是海滨景象。），后来罗濬《宝庆四明志》卷二十也有这样的记载。祝穆《方舆胜览》卷七，也记“名宦柳耆卿，尝监定海晓峰盐场，有题咏。”但他所谓题咏，并没有记下来。所幸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六，曾经记载名宦柳永监晓峰盐场一事，并把柳永所作的一首《鬻海歌》也全记下来：
鬻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原太寥落，牢盆鬻就汝轮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如灌潮波溜成。浓盐淡未得闲，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船载肩擎未皇歇，投入巨灶炎炎。晨烧暮烁堆集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潴至飞霜，无非假贷充侯粮。秤入官中得微直，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鬻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净洗征轮辍，君有余财罢盐铁，太平相业何唯盐，化作夏商周时节。
诗中具体地叙述了海滨劳动人民制盐的过程和他们辛苦艰难的实情，充分表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另外，诗中也揭露了当时地主、官僚和奸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这确实是一篇很宝贵的文章，足以与白居易的《新乐府》媲美，《宋元方志》把他列入名宦一类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惜宋人笔记中，既未提到柳永名宦的事迹，更没有记载他这一类富于人民性的诗歌（其实，《宋史》中并未为柳永立传）。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卷五，极称这篇《鬻海歌》“洞悉民疾，实仁人之言”，并有诗说：“积雪飞霜韵事添，晓风残月画图兼。耆卿才调关民隐，莫认红腔昔昔盐”。也认为他是名宦。
柳永最终官至屯田员外郎，结合柳永自己所作的词来看，例如《长相思》说：“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定风波》说：“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思归乐》说：“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都可看出他对宦途的厌倦。实际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又哪能容许一个名宦久于其位呢？因此，他抒写了很多“游宦成羁旅”（《安公子》）的词，引起我们无限的同情。后人对此多有记述：
“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下）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之。”（金盈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
妓女和柳永的关系是相当亲密融洽的，他们组成了一个以浪子柳永为中心，一大堆风尘歌妓为羽翼的才子佳人集团，柳永曾自豪地说“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两百年后引柳永为同调的关汉卿的两句曲词“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也可视为柳本的写照。而柳永所作的《传花枝》在自负风流方面并不亚于关汉卿的《一枝花套·不伏老》。词曰：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口兵）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沽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情个、掩通著到。
可见，他与妓女的关系十分亲密，他对自己的这种风月生活也颇为自得，这在词里表现得也相当大胆、直露、毫不虚伪，毫不做作，公开宣称“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公开鄙视“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颇有些反传统道德的意味，令一般酸腐文人为之乍舌侧目。在和妓女的交往中，不排除玩弄狎邪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彼此的友情与互相的慰藉，是歌妓们对他的偏爱与他对歌妓们体贴。妓女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社会病态，但柳永与歌妓们却在这种病态现象中保持了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因及杨湜《古今词话》记载，柳永“沦落贫窘，终老无子，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枣阳县花山。”“每遇清明，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此足以证明歌妓与柳永之间确实存在深厚的感情。
在描写情场生活时充满了功名事业与狂荡风流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年轻时与老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青年时，柳永虽也热衷功名，但更看重风情，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他一方面对功名难就充满牢骚，一方面又能以加倍的恣狂作为排遣。著名的《鹤冲天》就是这种矛盾心情的生动写照：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句。未遂风云便，争不恣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苍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仁宗皇帝读到此词后十分不满。“及（下次）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自此，柳永索性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但柳永终是一个封建文人，终难彻底摆脱传统思想，那种“定然魁甲登高第”的思想始终没有断绝，最后在将近五十罗时，终于在更名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经过不断的宦游漂泊，生活坎坷，柳永的社会人生之感逐渐深沉，玩世狂荡之心逐渐收敛。特别是按宋制，士子及未火朝籍者可出入民间妓院，一为朝廷命官就失去了这种自由。因此晚年的柳永不得不改变青年时的狂荡，而对一直心向往之的风月生活持一种留恋而又无力挽回的态度，不断唱出浪子暮年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哀与情场失落。如《戚氏》云：
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
念名利，憔粹常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
又如《迷神引》下阕曰：
旧赏轻抛，到此成游宦。觉客程劳，年光晚。异乡风物，忍萧索，当愁眼。帝城赊，秦楼阻，旅魂乱。芳草连空阔，残照满。佳人无消息，断云远。
如果说他人写人生漂泊多与官场失意相结合，柳永则带与情场失意相结合;他人在“帝城赊”时常感慨“长安不见使人愁”时，柳永则常感慨“秦楼阻”，他人在抒发文人雅调的时候，柳永则常常拖着一条世俗的尾巴。
纵观上述所分析的几个特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柳永总是以世俗的角度写自己与歌妓之间那份实在的、具体的、真切的感情，这就决定了他的风格必然是俗的。
柳永的一生有对官宦生活的不懈追求。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说，补习补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可不服输的柳永就是沉不住气，第二次落榜后，由着性子写了首牢骚极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鹤冲天》。发牢骚的柳永只图一时痛快，压根没有想到就是那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的辛酸。没有几天，柳永的《鹤冲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复看着，吟着，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越恼火。特别是那“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真是刺到了宋仁宗的痛点上。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薄上看到“柳永”二字时，龙颜大怒，恶恨恨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柳永的《醉蓬莱》事件激怒了当朝者。柳永后来写《醉蓬莱》“遂忤旨”，求助晏殊，又被这位宰相大人讽嘲他写过“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之类的俗俚之词而拒绝。为了摆脱困境谋求升迁，柳永竟将名字从柳三变改为柳永。最终，柳永也不过官至屯田员外郎，六品小官而已。
从潇洒狂放的“白衣卿相”到六品屯田员外郎，这变化实在不小。让人难以承受，对胸怀奇才的柳永来说，也不是他“最初的梦想”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年少轻狂的放荡与老年失落的凄凉形成的鲜明对比。这些都是几乎能让一个人崩溃的事情，柳永承受了下来。这便是我对柳永最深刻和最感动的地方。柳永晚年穷困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柳永何以能做到如此？正由于摒弃了先前把歌妓当“尤物”的观念，而把她们当做真正的朋友，歌妓们才乐于和他唱和。同样，歌妓们也对柳永怀着深厚的友谊，把他当做朋友，给他寄来书简。柳永把这位歌妓特意寄来的诗简藏于怀中，时时拿出来拜读，可见他所欣赏的已不仅仅是她们的体态和容貌，更多的是她们的才华和品格。如同众多歌妓所看重的，也并不是柳永的金钱（实际上柳永后来一直靠给歌妓们写词为生，相当的潦倒），而是他的才华：
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玉女摇仙佩》）
当日相逢，便有怜才深意。（《殢人娇》）
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如鱼水》）
正是在这种平等、相互爱慕的基础上，柳永第一次提出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
结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
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玉女摇仙佩》）
在那个时代，这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这种爱情，摒弃了世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排除了“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因而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至于这种爱情最后能否以婚姻为归宿，那是次要的，因为它的根本价值在于实现了平等和互爱。虽然柳永所提倡的是一种泛爱式的互爱，虽然他并不能为爱一个女人而终生不渝。在柳词中出现名字的歌妓就有许多：“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等等。柳永的爱情经历是异常复杂的，如他自己所写：“洞房记得初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柳永虽然泛爱，却都是真心相爱。正因为是以平等和互爱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爱情常常达到一种异常强烈持久的程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柳永的歌妓词里，与他感情最深的是虫娘：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近来云雨忽西东。诮恼损情悰。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集贤宾》）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柳永当时的许诺是真诚的。但这违反了封建婚姻制度。在宋代社会，像虫虫这样的贱民歌妓，是根本不可能与宦门子弟柳永结为配偶的。更何况柳永后来考中了进士，踏入了仕途，客观条件不允许他去践行向虫虫许下的诺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柳永敢于在作品中表示与贱民歌妓结为配偶的愿望，实属难能可贵。
柳永从女性的角度，细致体会到流落风尘对女性精神的压抑和损害，理解她们“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的郁闷，并发出“天上人间，惟有两心同”、“且相将，共乐平生，未肯轻分连理”的良好愿望。柳永还真正觉察到了歌妓的心愿，为她们表达心声：
她们把结束悲苦生涯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中意的风流少年身上，殊不知大多数时候仅仅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她们真挚的感情一次次被捉弄、被亵渎。根源不在于她们感情付出的多少，而在于必须改变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柳永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的，在晚年进入仕途之后亦丝毫不曾改变地替歌妓们发出自由的呼喊。
与柳永同时代的词人很多，有名的也很多，写歌妓的则更多。但纵观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是把歌妓当作生活的一种点缀，是工作之余的消遣。比如当时著名的太平宰相、富贵闲人晏殊。使得他的词中正平和温润秀洁的自然是他词里的歌妓——更确切的说是家妓，以晏殊的地位和财力他是养得起家妓的。北宋的大词人们：张先、晏几道、欧阳修、周邦彦、秦观、苏轼、黄庭坚……他们都曾写歌妓词，但他们更注重的是描写歌妓们的容貌、体态、歌喉，写得极其香艳旖旎。他们固然有激情，但也是带着轻浮的；固然有爱意，但也有不能回避的玩弄；固然也时常相依相偎，但总有身份不同而产生的距离感。他们不能像柳永那样，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把她们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去观照。在很多士大夫眼里，歌妓只是被人爱怜的玩物。这些士大夫们自然不会深入地思考，歌妓为什么会成为歌妓，更不会深入地去了解歌妓们笑面如花背后的辛酸和歌妓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能说这些士大夫与歌妓之间就没有真正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相思、怀念确实更多地建立于两性的性爱之上。柳永真正关怀的是她们的身世之悲，真正欣赏的是她们的才华而不是她们的容貌。正是由于柳永对歌妓的平等和同情态度，让他在一生中受到众多歌姬和平民的喜欢与爱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甚至在他既死之后（“吊柳会”）。
“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其余的一切，诸如功名之类，都是奢侈品。”柳永在青年时代（五十岁入宦之前）将风月欢情男女之情与爱视为有限生命的终极慰籍。这一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不仅迥异于士大夫们建功立业，追名逐利的传统价值取向，而且使他的歌妓词呈现出不同于流俗的个性风貌。这是那些“雅词”作者难以想象的，也是那些玩赏庸俗的“俚词”作者难以企及的。对于柳永歌妓词所呈现出的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悟，我们必须给与应有的评价，而不能一笔抹杀。对于生命来说，两情相悦才是最本质的情感真实。柳永的歌妓词，并非全是他爱之忧欢的写照，其中相当部分是追求思想人格而不得的苦闷的异化转换。柳永把求仕不得的精神伤害，通过爱情失落的苦恼表现出来。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强作欢颜，正是怀才不遇时苦闷心情的具体体现；“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正是他对美转瞬即逝的无奈和喟叹。《乐章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围绕着男女之恋的悲欢离合展示自己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柳永对风月的大肆发挥，是在冷漠的社会中寻求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角落，是内心涌起的对道貌岸然的传统道德和封建社会的激烈反抗。行动的价值不在于成功与否，而在于行动本身。生命的价值正是在躁动不安的反抗、追求过程中实现的。作为儒家思想的追随者，柳永悲剧性的失败了，但作为自由生命的体现者，他狂放不羁的个性使得他的行动具有了思想解放的启蒙意义。
人生如梦，回首即是百年。
柳永不是一棵三千年不死的胡杨，他也不能在大漠中高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不会锦帽貂裘，“为报倾城随太守，西北望，射天狼”。他是一个词客，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失意的性情中人，一个多愁善感又桀骜不驯的人。历经六十余年的沧桑之后，他还有那份不改的赤子之心，虽然更多了几分不如意，但他没又失去对他人（主要是那些同样深处苦难的歌姬们，当然包括哪些他所“管理”下的百姓）的爱。他就像那棵酒醒后痴痴守在岸边的杨树，斗转星移，几番荣枯，几度落拓，依旧词心不改，静静守着身边的花儿草儿。这个近乎自绝仕途的男人，人生的大半都是在漂泊中度过，在于歌姬的苦笑中度过。他忽而富有、忽而贫贱，忽而声名鹊起、忽而遭人嘲笑，忽而惆怅、忽而高昂。幸运的是，凭借着自己绝世的才华和与生俱来的悲悯之心，他和一群被社会遗弃的才情女子在那个不自由的时代里相遇相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九百五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有能歌柳词者，依然有发自内心爱着他的痴心人，还是不少能够回到大宋王朝与他心灵交汇的清客！
他必将是一个千古词家，只要千百年之后我们还用着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汉字，我们身上还有那份远古的情怀。
说明：
[1]对柳永创作特点的分析参考了赵仁珪先生的《论宋六家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
[2]对《戚氏》一词的赏析，来源于百度贴吧柳永吧；
[3]对柳永“艳词”的分析，参照了周新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从柳永后期歌妓词看他的人道主义光辉》；
[4]对柳永文学成就的评价，采用了袁行霈先生的观点（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二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5]部分柳永词依国学网（http：//www.trostore.com/）资料修正；
[6]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