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书》的成书谈李贽的历史观——兼评《藏书》成书的得失
内容提要：《藏书》六十八卷，明李贽著。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藏书》的成书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也兼采了一些实录、野史、笔记、传奇等，录选并评述自春秋至元亡的约八百位历史人物。李贽按照自己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分类，对一些类写了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了专论或简短评语。本文拟就通过将《藏书》与相关史籍作对照研究，揭示《藏书》一书的成书过程，并由此分析李贽的历史观，兼评《藏书》成书的得失问题。
关键词：《藏书》成书；得失；李贽；历史观
壹 《藏书》的成书缘由
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写道：“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论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李贽认为：人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而且是非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并不是一承不变的。“昨日之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但是自汉唐以降，千百年来，人们却没有了自己的是非标准。原因是人们“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编纂《藏书》的目的，就是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李贽自知此书不容于世，故接下写道“藏书者何？言此书只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李贽在《藏书德业儒臣前论》中又写道：“晚年多暇，欲一洗千古之谤。”李贽在《与焦弱侯》中也写道：“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批阅。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千万人作敌对。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为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当前人出气而已。”概括来说，李贽编纂《藏书》的缘由，就是要以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去评论历史人物。
贰 《藏书》的成书
《藏书》的史料主要取自历代正史。李贽在编纂《藏书》时，曾对选录的绝大部分史书正文作了删减撮要工作，这也是《藏书》的功力所在；《藏书》也就正史未曾记载的一些史料作了增补工作，这些史料取自相关的实录、野史、笔记、传奇等；另外，《藏书》还对某些史书的正文作了少许的改易工作，以符合作者的历史观点；《藏书》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对人物分类所作的一些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及言论所作的专论或简短评语。这也是《藏书》的最精华之处；笔者兹就此四大部分（除去作者所作总论、专论。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作详细分析）进行分类研究，来揭示《藏书》一书的成书过程，兼评《藏书》成书的得失问题。
一、删减正文
<一>省略名字、郡望、家世。例，《藏书·李密纪》将《新唐书·李密传》所载李密表字、郡望、父祖事迹一并删去。《藏书》亦不载晋杨骏、桓温、顾恺之、隋高颖、长孙平、杨素、唐孔颖达、娄师德、朱敬则、徐有功、长孙无忌、褚遂良、张嘉贞、张说、苏颋、五代冯道等或名或字。省略史书所载晋江统、刘琨、王羲之、唐陈子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父祖事迹。
<二>省并官、爵。例，《晋书·桓温传》载庾翼荐桓温于明帝，帝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藏书·桓温传》则载：以温为荆州刺史、假节。《新唐书·娄师德传》载：“天授初，为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藏书·娄师德传》则记：“天授初，为丰州都督”。同卷“长寿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书事，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藏书》则记：“长寿元年，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卷载：“乃复以为河源、积石、怀远军及河兰鄯廓州检校营田大使。入迁秋官尚书、原武县男，改左肃政御史大夫、并知政事”。《藏书》则记：“乃复以为河兰鄯廓州检校营田大使，入迁御史大夫、知政事”。
<三>删减人物事迹。例，《藏书·王羲之传》将《晋书·王羲之传》所载郗鉴求壻事删去。《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兄弟诣谢安事，为《藏书·王献之传》所不载。《晋书·桓温传》载桓温北伐行经金城事，亦为《藏书·桓温传》所不载。《藏书·李靖传》将《新唐书·李靖传》载李靖征讨吐谷浑事删去。《藏书·高力士传》将《新唐书·高力士传》载高力士泷州迎母事删去。《藏书·韩愈传》将《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潮州驱鳄鱼事删去。《藏书·敬新磨传》将《新五代史·敬新磨传》所载敬新磨手批帝颊、殿中恶犬逐新磨事删去。
<四>删减奏疏、文章等。例，《藏书·江统传》将《晋书·江统传》载江统徙戎论删减撮要。并将江统谏太子疏全文删落。《藏书·马周传》将《新唐书·马周传》载马周上疏删减撮要。《藏书·房玄龄传》将《新唐书·房玄龄传》所载房玄龄谏太宗伐高丽疏全文删落。《藏书·狄仁杰传》将《新唐书·狄仁杰传》所载狄仁杰所奏谏疏全文删落。《藏书·张柬之传》将《新唐书·张柬之传》张柬之论戍姚州之弊事删减撮要。《藏书·卢怀慎传》将《新唐书·卢怀慎传》所载卢坏慎陈时政疏全文删落。《藏书》亦不载《晋书》所载张华《鹪鹩赋》、陆机《辩亡论》《豪士赋序》《五等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王羲之《论时事疏》《兰亭集序》、陶潜《归去来兮辞》、《新唐书》所载韩愈、柳宗元等文章。
《藏书》删减史书正文得失互见。《藏书》录选史书成书，不可能也无必要全文采抄史书，删减撮要是适当的。例如，史书多载传主的世系，一般与传主无涉，《藏书》不录这些内容是必要的。《藏书》删减部分人物事迹及奏疏、文章等，亦符合撮要的原则。但删减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新唐书·李吉甫传》载刘闢拒命宪宗决计讨平事，《藏书·李吉甫传》将吉甫献策一段删落。开首便云：“高崇文围鹿头未下”。显得很突兀。《藏书》随意省并官爵也是欠妥的，例如，《新唐书·娄师德传》载：“天授初，为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藏书·娄师德传》则记：“天授初，为丰州都督”。如此省并有违史实。
二、增补文字
<一>增补人物事迹。例，《晋书·王导传》不载王导呼周顗求救、周顗不顾、后王敦诛杀周顗事，《藏书·王导传》据《世说新语》补。《晋书·顾恺之传》不载顾恺之刹注百万金陵瓦棺寺事，《藏书·顾恺之传据《历代名画记》补。《晋书·陶潜传》不载江州刺史王弘重阳送酒、虎溪三笑事，《藏书·陶潜传》据《大宋僧史略》补。《新唐书·李靖传》不载虬髯客事，《藏书·李靖传》据《太平广记》补入。《藏书·魏征传》载鹞死怀中事，为《新唐书·魏征传》所无，《藏书》据《唐国史补》补入。《新唐书·褚遂良传》无褚遂良问书于虞世南事，《藏书·褚遂良传》亦据《唐国史补》补入。《藏书·宋璟传》补宋璟复贞观之制以下数事。《藏书·张说传》补开元十三年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事。《新唐书·裴度传》载：“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阅鹰狗，所过饶官司，厚得饷谢乃去”。《藏书·裴度传》则据韩愈《顺宗实录》补入：“先是贞元末，此辈暴横，至张网罗于民家门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卖酒食家。肆情饮啖，将去，留蛇一箧，戒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鸟雀，可善饲，无使饥渴。主人赂而谢之，乃肯携去。元和中，故态未绝”。《藏书姚崇传》载齐澣谓姚崇为救时宰相并姚崇戒子事，为《新唐书·姚崇传》所无。《藏书·李泌传》载李泌卒后事数千言，为《新唐书·李泌传》所无。《藏书·仇士良传》补韩渥事迹。《晋书》无张僧繇等传。《隋书》无王通、妖贼宋子贤等传。《新唐书》、《旧唐书》皆无吴道子、怀素、韦应物等传。《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皆无郭熙、黄筌等传。《藏书》都据其他史料补入。
<二>增补奏疏、文章内容。《藏书·李白传》补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作李太白墓志。《藏书·杜甫传》补元稹作子美墓志。《藏书·韩愈传》据《昌黎先生集》补李汉序文。《新唐书·裴度传》载：“程异，皇甫鎛以财赋幸，俄得宰相。度三上书极言不可，帝不纳。自上印，又不听。”《藏书·裴度传》则将三次上书内容补入。
<三>增补诗文、技艺评价。《晋书·陶潜传》不载昭明太子萧统、苏轼、黄庭坚论陶潜诗文，《藏书·陶潜传》补入。《新唐书·颜真卿传》载：“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藏书·颜真卿传》则补记：“论者谓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此其大概也。至其千变万化，各具一体：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庄重，仙坛记之秀颖，鲁山铭之深厚，又种种不同。自早年书千佛寺碑已与欧虞徐沈暮年之笔相上下。尝作笔法十二章，备尽师资之学。然其正书真足以垂世。”为《新唐书·颜真卿传》所无。
《藏书》增补文字亦是非参半。例：《新唐书·李密传》载：“义宁二年三月，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五月，越王侗称帝于洛阳。六月，宇文化及拥兵十余万至黎阳东都门，东都震惧。侗遣使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平化及而后入辅，密受之”。显得很突兀。《藏书·李密纪》则补入“有盖琮者，上疏请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即以琮齎敕书赐密。时密与东都相拒日久，欲东拒化及，又畏东都议其后。见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请讨灭化及以赎罪。侗乃拜密太尉、行军元帅、魏国公”。则将事件的首尾交代的很清楚。《新唐书·太宗纪》载：“太宗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藏书·太宗纪》则补入：“长孙顺德、刘弘基避辽东之役，亡命晋阳”。较《新唐书》所记为佳。又如：《新唐书·李密传》载：“高祖起师太原，李密遣使致书于帝，高祖令记室温大雅作报书，厚礼尊让”。《藏书·李密纪》则将报书全文补入，实属赘疣。《新唐书·裴度传》载：“程异、皇甫鎛以财赋幸，俄得宰相。度三上书极言不可，帝不纳。自上印，又不听。”《藏书·裴度传》则将三次上书内容补入，亦无必要。
三、改易文字
例，《晋书·武帝纪》载：“咸熙二年十一月，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册禅位。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请，乃从之。”《藏书·晋司马氏世纪》则记：“泰始元年，炎篡位，国号晋、都洛阳。”《隋书·文帝纪》载：“大定元年二月，遣使奉册禅位，百官劝进，高祖乃受焉。”《藏书·杨坚世纪》则记：“大定元年，坚遂篡位。”《隋书·独孤皇后传》载：“高祖受禅，立为皇后。”《藏书·隋文帝独孤氏妒忌之后传》则记：“及坚篡位，立为后。”《隋书·房陵王勇传》载：“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藏书·太子勇传》则记：“隋文帝篡位，立勇为太子。”李贽认为晋司马氏、隋杨坚的帝位是篡夺得到的，故不惜改易文字对其大加贬斥。又如，《新唐书·狄仁杰传》载狄仁杰谏迎庐陵王为太子事，云：“初，吉顼、李昭德数请还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杰每以母子天性为言，后虽忮忍，不能无感，故卒复唐嗣”。《藏书·狄仁杰传》则将“后虽忮忍”改为“后性聪利。”《新唐书·徐有功传》载：“时武后僭位”。《藏书·徐有功传》则记：“时武后革命”。这些则是李贽为称颂武则天而作的文字改动。
四、李贽批语
李贽《藏书》中的批语很多，从中可以获知李贽的一些思想。现选取几则批语加以分析：如《藏书·汉孝宣皇帝世纪》载：“宣帝变色曰：俗儒不达时宜。”李贽批曰“千古不易之谈”。《藏书·王通传》载王通“欲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为后世之必当复”李贽评曰：“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者。”《藏书·孝宣皇帝世纪》载：“班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李批：“画出一个道学先生。”《藏书·王莽世纪》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李批：“画出一个道学先生。”可见李贽对于儒者和道学家的厌恶之情。又如，《藏书·张齐贤传》载：“时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无子早寡，尽蓄其货产及书籍，欲改适齐贤。惟吉子安上诉其事，齐贤坐责太常卿、分司西京。”李批：“又以财色小失弃真才。”体现李贽用人不责小过、务尽其才的思想。又如，《藏书·窦武传》载：“陈蕃说武曰：可因日蚀，斥罢宦官，以塞天变。武白太后，太后曰：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焉？”李批：“不易之论。”《藏书·洪皓传》载：“皓议不遣赵彬等家属还金，触桧怒。侍御史李文会遂劾皓不省母，出知饶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锷宣言燮理乖盩，洪尚书名闻天下，而朝廷不用。”李批：“谏官何如中官，大臣何如内臣。”可见李贽对于宦官的态度。又如，《藏书·韩信传》载：“萧何曰：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李批：“无行之人何以称国士也；无能治生无能得食之人何以称国士也。”则表达出李贽对无行之人的批判思想。《藏书·张巡传》载：“城中食尽。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李批：“此处丑甚、可厌甚、好名甚。”则体现李贽对于好名之人的厌恶之情。
叄 李贽的历史观
从《藏书》中对一些人物分类作出的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作出的专论，可以大致概括李贽的历史观。《藏书》中比较重要的总论、专论计有十四篇。题目如下：《藏书世纪列传前论》、《藏书世纪列传后论》、《世纪总论》、《大臣总论》、《容人大臣》后论、《智谋名臣论》、《富国名臣总论》、《德业儒臣前论》、《德业儒臣后论》、《行业儒臣论》、《武臣总论》、《贤将论》、《外臣总论》、《吏隐外臣总论》。兹就此类总论、专论，进行一些分析探讨。
《藏书世纪列传前论》、《藏书世纪列传后论》可以算作李贽为《藏书》所作的两篇序文。在《前论》中，李贽阐述了自己编纂《藏书》的缘由以及对是非标准的辩论（前文已经介绍，兹不赘述）；在《后论》中，李贽则着重介绍《藏书》的体例。首先是《世纪》：“圣主不世出，贤主不恒有。若皆如汉祖、孝文、孝武之神圣，孝昭、孝宣之贤明，则又何患乎其无臣也。”表现出李贽对天下出现圣主贤主的渴慕之情。其次是《大臣传》：“唯圣主难逢而贤主亦难遇，然后大臣之道斯为美矣。故传大臣。”李贽认为：正是由于圣主贤主的不易出现，所以大臣之道才显得尤其重要。《大臣传》又分为五类：因时、忍辱、结主、容人、忠诚。李贽对大臣的总体评价是：“随其资之所及、极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辅危乱而致太平。”但是大臣也不易常见，则思其次，故作《名臣传》。李贽认为：“倘得名臣以辅之，亦可以辅幼弱而致富强。”由于“名臣未必知学而实自有学。自儒者出，而求志达道之学兴矣，故传儒臣。”李贽不仅将《儒臣传》放在《大臣传》、《名臣传》之后，还讽刺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笑。然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又说：“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而使世之真才实学、大贤上圣，皆终身空室蓬户已也。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李贽对于儒臣的批判还是很严厉的。再其次是《武臣传》：“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故传武臣。再其次是《亲臣传》、《近臣传》：“武臣之兴，起于危乱。危乱之来，由于嬖宠。故传亲臣、传近臣。”最后是《外臣传》：“外臣者，隐处之臣也。天下乱则贤人隐，故以外臣终焉。”
在《世纪总论》中，李贽则表达了他对天下治乱的思考。“一治一乱若循环。自战国以来，不知凡几治几乱矣。”又认为：“人生斯世，惟是质文两者。两者之生，源于治乱。”并针对儒者倡导的“以忠易质”“以质求文”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其是“不根之甚矣”。
在《大臣总论》中，李贽分析了因时、忍辱、结主、容人、忠诚五类大臣的难遇。“夫因时者，无作为之迹。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于趋时。务结主者，尤贵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并且认为：“但能各从所好，一门深入，亦足当栋梁之任，卓然不易几及。”篇末李贽还对王介甫、张德远两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骋其才智、恣其胸臆、狃于闻见、骛于虚名，纵幸而成，亦与野战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轻掷；侥幸之事，不可以尝试乎？轻掷而屡试之而屡不悔，彼所谓大贤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张德远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德远不知恢复之计而惟务恢复。悲乎！是直以君父为儿戏也矣。”不无偏激武断之词。
在《容人大臣传》后论中，李贽又提出一个比较叛逆的观点。他认为：“故为君者，择一相而已。所择于一相者，非有技也，为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则天下平矣。”但是“自古至今，多才与技者未尝乏人，独好技者之难，何哉？以其未尝无他技故耳。”并且针对历来既有的“重君子轻小人”的说法提出批评。“后儒不识好恶之理，一旦操人之国，务择君子而去小人，以为得好恶之正也。夫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君子，小人何可无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独无才乎？君子固乐于向用矣，彼小人者独肯甘心老死于黄馘乎？是皆不可以无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认为小人如果有才，应该同君子一样受到任用。而不宜全都摒弃斥退，使小人有不平之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能。所以李贽十分推崇容忍大臣，“故列叙古之大臣，复取其能容人者以为世鉴焉。”李贽的这种认识是颇有卓见的。
李贽欣赏李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藏书·秦始皇帝纪》）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不是相互沿袭重复的，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所以治理国家的政策需要因时而异。表达出李贽的历史卓见。但是在《富国名臣总论》中，李贽却又非常推崇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今夫富者，力本业、出粟帛以给公上；贫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国用、助征伐。是所益于国者大也。独有富商大贾，羡天子山海陂泽之利，以自比于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国家之急。果何说乎？设使国家无此，固无损也。夫有之未尝益，则无之自无损。”则表达出李贽落后守旧的思想。这同李贽所生活的明朝中晚期东南沿海商业繁荣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相互违背的。在这一方面，李贽的思想则显得有些自我矛盾和倒退的因素了。
在《智谋名臣论》中，李贽则向传统提倡的“正直节义”提出挑战。李贽认为“士之有智谋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谋。世之贵正直久矣。余谓惟智谋之士不用，而后正直之臣见、节义之行始显耳。节义者，败亡之征也。后汉之末事可见矣。夫惟国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声名，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并举出屈原死谏、李牧死战、荆轲刺秦的是事例，认为三人不过徒有正直节义的美誉，对于国家却并无益处。接着又以陈平谋略平定天下的为例，强调智谋的可贵。体现出李贽对于传统认识的叛逆思想。
在《德业儒臣前论》中，李贽针对宋儒提出的“孟氏之亡其道泯没，而后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表现出极大的讽刺。李贽认为：“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泉，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没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并说宋儒是“好自大标帜，不知其垢污，亦太甚矣。”
在《德业儒臣后论》中，李贽则针对明代道学家提出的“无为者不过曰无心耳”“无心者无私心耳”表示怀疑，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招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寇司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谈者，皆画饼而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於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以无心及无私心尚论无为之学者，皆不根之论。”彻底否定了明代道学家“无私心”学说。明确指出人的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是追求自身利益，包括物质、权利的占有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满足。体现了李贽的社会功利思想。
在《行业儒臣论》中，李贽解释将德行一分为二的原因。“夫圣人在上，教由于一，成德为行。二之则不是矣。去圣既远，学务徇名。非名弗学、非学无名。以名为学，失其本矣。德之与行，虽欲不二，又可得耶？”且针对儒者提出“德行合一”的观点，李贽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在圣人已知其徒之学为儒、学为德行者，必至于是也。故合而言之。盖恐其为小人而不肯为君子也。盖合之则为君子，分之则为小人。其在今日，则夫教人之为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于小人之归矣。况学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断断乎不容以自诬也。盖分之则为君子，合之则为小人。则亦不得已焉耳矣。”并且认为德行之说事关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平，所以他“不避忌讳切骨而论之。”其目的是“要使人务实学，道期心得。”并讽刺那些自矜名誉而贻误后儒的人，说他们是“圣门之罪人也”。虽然不无偏激，但这种独立思考和敢于批判的精神却仍属难得可贵。
从《武臣总论》里，我们可以看出李贽关于战争的认识：李贽认为战争是不得已之事。“战非圣人之得已也。”但如果一旦发生，最佳的途径是使用谋略结束战争。“上兵伐谋，不战而自屈矣。”李贽还对古往今来的人们以胜败评论将领的优劣表示质疑：“彼以胜败论将者，非知大将之道也。若夫谋定而后战，战而必胜，皆不越于此矣。此可以语将，未可以语天下之大将也。”同样体现了李贽极为可贵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
在《贤将论》中，李贽则分析了一名将领必需具备的五种才能，即“智信仁勇严”。“五者智为先，智则见其大；信如四时，不可易也；勇如雷霆，不可犯也；仁则视卒如子，不忍伤也；严则视子如卒，有犯辄死，不得姑息也。”又认为：“将有此五者，不言贤，贤可知矣。”李贽又对古今天下不能重用“智信仁勇严”的贤将而感到极大的愤慨，“呜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严之人而用之哉？”不满之情，充斥书卷。
再让我们来看一下李贽对于外臣的态度。《藏书》中将外臣分为“时隐外臣”、“身隐外臣”、“心隐外臣”、“吏隐外臣”四类。《外臣总论》中写道：所谓“时隐者，时当隐而隐。所谓邦无道则隐是也。”并且认为：“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矣，未足为难也。”所谓“身隐者，以隐为事。不论时世是也。”身隐又分为数等：“有志在长林丰草、恶嚣沉寂而隐者”“有懒散不耐烦，不能事生产业作业而其势不得不隐者”李贽认为：“以此而隐，又何取于隐也。”不赞许这等身隐。还有“不有志在神仙，愿弃人事。”“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志趣超绝，不屈一人之下。”数等。对于此类“身虽隐而心实未尝隐也。”李贽认为：“此其隐盖高矣，然犹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为身心俱隐矣。”身隐虽高，但仍不如身心俱隐。身心俱隐，却“犹有逃名之类，尚未离乎隐之迹也”。李贽最为赞许的外臣当属“吏隐”。并对吏隐的代表人物冯道推崇备至，“吾谓阮公虽欲为冯道之事而不能，若冯公则真无所不可也。”在《冯道传》后的专论中，李贽又写道：“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默夺，纵有兵戈，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于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这可以说是对宋明以来史学家、道学家的一个公开挑战，在他们看来，冯道“更事四姓及契丹”，是一个毫无忠正节义之徒。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就把冯道列入杂传，并特意在《冯道传》前写了一篇传序。序中写道：“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濂，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简直把冯道当作是乱亡天下国家的罪魁祸首。而李贽竟把冯道列为外臣的最高境界，极力称赞他为安养民众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也体现了李贽编纂《藏书》以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动机和目的。
李贽没有为《贼臣传》、《亲臣传》、《近臣传》三传作总论或专论。但在《贼臣传》中的《贪贼传》后犹有短论，从中可以看出李贽对于贪贼的态度。论中写道：“所谓贪贼者，谓其志在得失，犹可得而饵之笼罝而使之也。”李贽认为贪贼不过志在得失，还可以加以笼络以期为我所用。并且认为：“天下惟小人最多才。才不易生，故尤不易弃。此惟真聪明之主能知也。”表现出李贽惜才、爱才、唯才是用的进步思想。李贽又为列入《反贼传》中的仆固怀恩、李怀光两人翻案，认为他们“乃心王室，区区之心，无以自明。不能低头就戮，甘心于馋贼之口，遂发愤以至此耳。非可与逆贼同比伦明矣。是皆死难立功之臣也。”又把王陵、赵苞、温峤三人列入《逆贼传》，认为：“王陵数子不忍去官，而忍杀母，非但母死不奔丧已也。曾参绝之矣。”指斥他们都是贪恋权位的“杀母逆贼”。虽然不无偏激，却流露出李贽对因贪恋权位而丧失孝道之人的厌恶痛恨之情。
李贽曾在《藏书德业儒臣前论》中写道：“晚年多暇，欲一洗千古之谤。”又在《与焦弱侯书》中写道：“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李贽究竟要给哪些人洗谤雪冤呢？我们试举一些例子进行分析说明。例如，李贽赞扬秦始皇混一诸侯的功绩，称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认为陈胜是“匹夫首倡”“古所未有”；称赞西楚霸王项羽“自是千古英雄”；称田横是“乘时复业”、公孙述是“乘乱草窃”、李密是“因乱使智”、窦建德是“亡命草创”；并将他们全部列入世纪，否定了传统史学“胜王败寇”的观点，是史学的一大进步。李贽又认为晋司马氏是“奸臣篡夺”、后梁朱温是“篡弑巨盗”，这更是对传统史学正统学说的挑战。李贽又将商鞅、韩非、申不害、晁错等列入《强主名臣传》；将李悝、桑弘羊等列入《富国名臣传》。将《新唐书·反臣传》中的李忠臣列入《藏书·讽谏名臣传》；将《新唐书·奸臣传》中的许敬宗、李义府列入《藏书·词学儒臣传》；这些都可以算做李贽所谓洗谤雪冤的例子。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可以体现李贽以“一人之是非”标准重新评论历史人物的进步历史观点。还要附带提一下的是，李贽还为历史上并不知名的一些人物立传，如秦汉之际的一名厮养卒，李贽不仅给他立传，称赞他说救赵王的功绩，还将他列入《智谋大臣》，并在传末写道：“可惜此厮养卒不载姓名，卓吾子曰：厮即姓、养卒即名，其姓名即千载不朽矣。岂似世之自负著姓有名望，而甘与草木同腐者乎？”都表现出李贽具有进步卓越的历史观。
但李贽的历史观也有许多自相抵牾之处，试以武则天为例：李贽曾在许多批语中对武则天加以褒扬，如《藏书·张柬之传》载：“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李批：“今世男子几人欲得奇士哉？”《藏书·张嘉贞传》载：“张循宪试命张嘉贞草奏，武后以为能。”李批：“圣后”。同卷“武后即拜嘉贞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勳郎中，酬其得人。”李批：“圣后。”《藏书·姚崇传》载“姚崇武后时拜侍郎。”李批：“知人。”同卷“后常语左右：往时周兴来俊臣等数治诏狱，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临问，皆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诛，遂无反者。然则向论死得无冤耶？”李批：“大圣人。”《藏书·陈子昂传》载“子昂盛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武后奇其才。”李批：“圣后。”充分肯定了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杰出的治国才能，认为武则天“胜高宗十倍，胜中宗万倍”。但李贽并未将其列入世纪，而是将武则天以“唐太宗才人武氏”的身份列入《后妃传》。似乎又在刻意彰显武则天的过恶。
另外，李贽在《藏书》中非但没有提及王安石变法的功绩，却在很多评论中肆意贬低王安石，并将其仅列入《词学儒臣传》，不能不说是李贽的一个偏见。
总而论之，李贽的《藏书》没有考订前史之功，对于史料的采择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不可以将它视作一部信史。但李贽在《藏书》中所表达的诸多富有创见的历史观，却是颇具进步意义的。而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李贽《藏书》时却写道：“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近四百年来，李贽及其所著《藏书》一直处于被批判否定的边缘，恰好可以让我们感受李贽当初编纂《藏书》时“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的百年寂寞。
肆 互校正误
《藏书》一书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但在摘录采抄史书正文时产生了一些谬误。当然也有部分《藏书》正确而史书有误的。兹互校正误如下：
1《晋书·宣帝纪》载：“太和五年，诸葛亮寇天水。天子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藏书·武帝纪》作“太和四年，诸葛亮入天水。诏懿西屯长安都督永、凉二州诸军事。”应作太和五年，永州系雍州之误。
2《隋书·张文诩传》载：“文诩以如意击几而歌。”《藏书·张文诩传》作“以如意击儿而歌”，形近而误，作几字是。
3《新唐书·窦建德传》载：“时有隃人张金称亦结众万余，依河渚间。”《藏书·夏主窦建德世纪》作“歈人张金称亦结众万余，依河渚间。”
4《新唐书·房玄龄传》载“玄龄封邗国公，女为王妃。”《藏书·房玄龄传》作“封韩国公，女为皇妃。”案：《旧唐书·房玄龄传》载：“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作邗国公、韩王妃是。
5《新唐书·魏征传》载：“忠臣龙逢、比干。”龙逢应是龙逄之误。《藏书·魏征传》正作龙逄。
6《新唐书·姚思廉传》载：“思廉厉声曰：唐公起义兵、安王室。不宜无礼于王。众眙退。”《藏书·姚思廉传》作“众始退。”应作始字。同卷“思廉采谢炅、顾野王诸家言。”《藏书》作“思廉采谢灵运、顾野王诸家言。”案：《旧唐书·姚思廉传》载：“思廉又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新唐书·艺文志》载：“谢昊、姚察《梁书》三十四卷，顾野王《陈书》二卷。”作谢灵运非。《宋书·谢灵运传》亦不载谢灵运撰《梁书》事。
7《藏书·孔颖达传》载：“孔颖达，黄州衡水人。”案《新唐书·地理志》载：衡水县属冀州信都郡，《新唐书·孔颖达传》正作“孔颖达，冀州衡水人。”
8《新唐书·许敬宗传》载：“后相为寒浞所灭，后緍方娠。”《藏书·许敬宗传》作“后缗方娠”《左转·哀公元年》载：“伍员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作后緍是。
9《新唐书·狄仁杰传》载：“阎立本召讯，异其才。谢曰：仲尼称观过知仁。”《藏书·狄仁杰传》作“仲尼称观过知人。”《论语·里仁第四》载：“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作观过知仁是。同卷“守者寖弛，仁杰乃丐笔书帛，置褚衣中。”《藏书》作“守者寝弛，仁杰乃丐笔书帛，置楮衣中。”作褚字是。同卷“于时讯反者一问即臣，后乃召见仁杰谓曰：臣反何也？对曰：不臣反，死笞掠矣。”《藏书》臣字均作承，是。
10《新唐书·张柬之传》载：“賨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藏书·张柬之传》作“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作賨字是。
11《新唐书·姚崇传》载：“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藏书·姚崇传》作“张璟藏谓臣当位王佐。”案：《旧唐书》卷一九一有《张憬藏传》。《新唐书·刘义节传》亦载：“从子思礼，武后时为箕州刺史。少学相人于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历刺史，位至太师。”作张憬藏是。
12《新唐书·宋璟传》载：“张易之遣刺客将杀璟，有告璟者，璟乘庳车舍他所。”《藏书·宋璟传》作“璟乘库车舍他所。”《史记·循吏传》载：“楚民要庳车。”作庳车是。
13《新唐书·卢怀慎传》载：“卢怀慎，滑州人。”《藏书·卢怀慎传》作“卢怀慎，渭州人”《旧唐书·卢怀慎传》载：“卢怀慎，滑州灵昌人。”案：《新唐书·地理志》载灵昌属滑州，作滑州是。同卷“帝后还京，因校猎鄠杜间。”《藏书》作“帝后还京，因校猎樗杜间。”作鄠字是。
14《新唐书·李吉甫传》载：“梁伐刘季连。”《藏书·李吉甫传》作“梁伐刘季运。”案：《梁书》列传第十四有刘季连传，传载梁高祖天监元年，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季连于元起有隙，故聚兵复反。高祖命邓元起率兵讨伐事。作刘季连是。
15《新唐书·张嘉贞传》载：“遂出嘉贞为豳州刺史。”《藏书·张嘉贞传》作“遂出嘉贞为幽州刺史。”形近而误，作豳字是。
16《新唐书·张仁愿》传：“神龙中，进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神龙三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韩国公。”卷末校勘记云：《旧唐书·张仁愿传》亦作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新唐书·宰相表》、《旧唐书·中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零九均作左屯卫大将军。案：作左屯卫大将军是。《新唐书·中宗本纪》载：“神龙二年十二月己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及突厥战于鸣沙，败绩。景龙元年五月戊戌，右屯卫大将军张仁亶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二年七月癸巳，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案：张仁亶即张仁愿，避睿宗讳音近改。张仁愿于景龙元年五月以右屯卫大将军出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景龙二年七月始拜左屯卫大将军。则本传“神龙中进左屯卫大将军”应是右屯卫大将军之误。又，《新唐书·突厥传上》载：“中宗始即位，默啜入攻鸣沙，于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不胜，死者几万人。虏遂入原、会，多取牧马。帝诏绝昏。诏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为朔方军大总管屯边”。此左屯卫大将军亦右屯卫大将军之误。案：本传“神龙三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朔方军总管应是灵武军大总管之误。《新唐书·地理志》载：鸣沙县属灵州，归灵武军所辖。《旧唐书·中宗纪》亦载：“神龙二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逆击之，官军败绩”。均作灵武军大总管。又，《新唐书·中宗本纪》、《旧唐书·中宗纪》均作“神龙二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逆击之，官军败绩。”则本传“神龙三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三年应是二年之误。
17《新唐书·太子宪传》载：“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矣。而楚王隆基有大功。案：睿宗即位，封隆基平王。此应作平王，《藏书·太子宪传》正作平王。
18《新唐书·李林甫传》载：“玄宗曰：庆王往年猎，为豽伤面甚”。《藏书·李林甫传》作“为豹伤面甚。”应作豽字。同卷“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藏书》作“得诣阙就迁。”形近而误，作选字是。同卷“开元中大臣若王晙。”《藏书》作“开元中大臣若王俊。”《旧唐书·王方庆传》载：“少子晙，工书知名，尤善琴棋，而性多严整，官至殿中侍御史。”《全唐诗》亦有唐玄宗《饯王晙巡边》诗，作王晙是。
19《新唐书·颜真卿传》载：“至德二载，真卿弃郡渡河。”《藏书·颜真卿传》作“至德二年”误。应作至德二载。案：《新唐书·玄宗纪》载：“三载正月丙申，改年为载。”肃宗上元元年始改载为年，此应作至德二载。
20《新唐书·杨绾传》载：“绾痼疾作，有诏就中书療治。每对延英许挟扶。”《藏书杨绾传》作“每对邇英。”作延英是。
21《新唐书·陆贽传》载：“帝以稾付贽。”《藏书·陆贽传》作“帝以藁付贽。”应作稾字。
22《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上疏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藏书·韩愈传》作“贬山阳令。”案：《旧唐书·韩愈传》、《唐才子传·韩愈传》皆载：“上疏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作阳山令是。又，《藏书·韩愈传》后附刘乂事迹，《新唐书》作刘义；《全唐诗续补遗》写为刘乂；《苕溪渔隐丛话》写为刘义；四部丛刊本《李义山文集》写为刘又；案李商隐有诗《齐鲁二生·刘叉》，似作刘叉是。
参考书目：
- 《藏书》，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
-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
-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
-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版
- 《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著，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 《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2年九月版
- 《昌黎先生集》，中华书局193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