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利诱因下西晋士人人格冲突范型的文本关照
——对读石崇的《王明君辞》和《楚妃叹》
摘 要：《楚妃叹》和《王明君辞》是石崇仕宦前后两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诗中分别对其早期仕进中得意时心生“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晚年仕途挫折时的抑郁不平而致的归隐之念都予以了折射。这种于乱世中汲汲功名下的亦隐亦宦的焦灼终其一生。而对钱财的极度噬敛与挥霍中，以石崇为代表的西晋士人却很好地找到了一味麻醉、调和自己的药剂。人格冲突亦在禄利观的照耀下而备显时代的风流与倜傥。
关键词：西晋；士人；人格冲突；禄利观
一
《王明君辞》为石崇的代表作品，《乐府诗集》中收入《相和歌辞·吟叹曲》一类。此篇歌辞是现有的咏歌昭君事中最早的一首。因其朴质的诗风中蕴藉的悲怨情怀而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后世的文家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以不同的体裁来相继敷叙和歌咏此事，形成了一个昭君题材的叙事系统。
王明君，即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以美人入选汉元帝宫。匈奴呼韩邪入汉求和亲，王昭君自请下嫁匈奴。石崇的《王明君辞》便是携乐府古调衍叙其悲情故事的诗作。自《后汉书·南匈奴传》之后，历代都在演绎着这桩悲怨凄切的婚情故事，诗曰：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1]
全诗以“悲”为基调，以“悲离”、“悲诉”、“悲思”为感情脉络统摄全诗。全诗开头抓住明君辞别汉宫远嫁荒漠异域的匈奴进行了强烈的气氛渲染，用“仆御”的痛哭、辕马的悲鸣和王明君的“哀郁”、“泣泪”相互映衬，把远嫁的悲伤推向高潮。接着写王明君到匈奴以后的生活遭遇。表面上的两代“阏氏”地位（相当于汉朝的皇后）的礼遇实为“父子见凌辱”的悲惨遭遇。诗人用“延”、“加”、“贵”等词语客观而真实地写出了匈奴对明君的礼遇。用“非所安”、“非所荣”、“见凌辱”、“惭且惊”等语词又真实地再现了明君思想感情的一步步变化。诗人把深受封建礼教文明教养的“汉家女”放在匈奴的“殊类”中，通过这种荣辱观的不同而揭示出了悲剧的根源。全诗最后一部分集中描写了长期幽禁于荒漠的明君思乡之情。先后写了她欲死不能的处境、生活的孤寂和客居异乡的痛苦。
从诗风的悲郁性质来看，此诗的创作当在石崇仕宦的后期。诗中以昭君的口吻来自设之处比比皆是。主人公身陷胡族欲死不能的悲怆时时地在敲打着乱世中作者那颗皈依两可的心灵。那种深深的疲惫感于诗中流露出的悲蕴和主人公是那么的一致。与此作相映的同为晚期作品的《思归引》中，石崇就流露出了欣羡山林的逸隐之趣。诗前小序曰：
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歘复见牵羁，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寻览乐篇有思归引，傥古人之心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以述余怀。恨时无知音者，令造新声而播于丝竹也。[2]
和后期作品风格的迥然不同，石崇前期的诗歌却多为激进昂扬的箕山之作。取材于《渚宫旧事》的《楚妃叹》即为一首咏歌贤妃樊姬进忠言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之事的篇什，诗文引录如下：
荡荡大楚，跨土万里。北据方城，南接交趾。西抚巴汉，东被海涘。五侯九伯，是疆是理。矫矫庄王，渊渟岳峙。冕旒垂精，充纩塞耳。韬光戢曜，潜默恭己。内委樊姬，外任孙子。猗猗樊姬，体道履信。既绌虞丘，九女是进。杜绝邪佞，广启令胤。割欢抑宠，居之不吝。不吝实难，可谓知几。化自近始，著于闺闱。光佐霸业，迈德扬威。羣后列辟，式瞻洪规。譬彼江海，百川咸归。万邦作歌，身没名飞。[3]
诗歌前八句以铺叙强大的楚国开篇，从侧面渲染了楚庄王的功绩。中间二十四句着墨刻画了楚妃助庄王安内继嗣、成就霸业的故事。此段中，诗人先以“矫矫庄王，渊渟岳峙”等六句的对楚庄王神姿勇毅的非凡描写，继而烘托出下文一个与己匹配的贤淑“猗猗”的樊姬形象。末章四句倾力赞颂楚妃的贤淑功德，名入史籍而万世不朽，读来令人振聋发聩。掩卷后，一个封建礼纲照耀下的母仪天下的樊姬形象跃然纸上。这与“少有大志”的石崇前期宦途平步青云的得意似是有着同一旨趣。诗作中藉樊姬的贤惠之举来展示其心中的济国志趣，恐怕应是其真正的主旨所在。与此作相应的《大雅吟》、《答枣腆诗》（残）等以铿锵激越的四言体敷叙的作品亦寄寓了其“仰德”（《大雅吟》）、“遗名”（《答枣腆诗》）的心志。
作为西晋的一位出身士族的文学家，石崇（249-300）“少敏惠，勇而有谋”，“年二十余，为修武令”[4]。出身的优越和“颖悟有才气”[5]使得其早年便志得意满。逞气使性的他表现出了对钱财的极度噬敛，以致于其家“财产丰积，室宇宏丽”[6]，用度奢汰。然而世事的机诈又时时让石崇有着如履薄冰的惊悸。公元290年以后，一向优宠的仕途遭遇了挫折，298年更以高诞事免官。晚年的他亦流露出了归隐之念，希冀以“金谷园”的宴集赋诗、丝竹歌伎来冲涤自己累于世事的抑郁和忧伤。
应当看到的是，无论是早期得意时的仕进，还是晚年失意时的隐念，都只可能是石崇处身于晋世的一个美好的希冀。终其一生，石崇都是在亦仕亦隐的意念中抉择并焦灼着自己。只不过，这种人格的冲突被石崇很好地以钱财的豪奢和挥霍来不断地平衡和调和着。对禄利的几近迫切的追求，已然成了西晋那些与其有着同样境地的士人麻醉、调和自己的一剂毒品。他们在麻醉着自己的同时，也麻醉着那个风流倜傥的时代。
二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指出汉世经学的没落时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7]
“禄利”，意指仕宦和财利，班氏此处的意义即谓是相通的，那就是财利，只是财利的累聚是由仕宦一途而来。班氏以“禄利”一词来归结汉儒的说经动议可谓一语破的。西晋以降，继儒学的衰微而兴起的玄学，其本质上并不和士人的禄利观相抵牾。身逢离乱的晋世，对禄利的追求几近迫切而备显其人格的龌龊。石崇、潘岳等人自不必说，就连陆机、左思等中朝名士也未能清直一生。他们为自己对仕宦的噬爱找到了名士标签的精美包装。在士人们口吐玄语、清俊亮节的潇洒风度的背后，却是一颗颗对禄利狂热的卑琐之心。
身逢乱世的中朝士人，并未见其济世经国之念的泯灭殆尽。像石崇前期的优游仕宦中，仕途的得意使其亦间或流露出济世的思想。而后期的挫折又让其心生悲世和隐逸之念。只是身处乱世的迷乱和资财优厚的生活终使其摆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其人格的冲突则很好地被禄利带来的享乐所平衡。无论是前期仕宦中的敛财，还是后期优游中的物欲体验都渗透着强烈的禄利观。
西晋士人的人格因乱世的涤荡而冲突不断，而恰恰又在禄利的追求与满足中被调和着。这种禄利观笼罩下的人格冲突在焦灼着士人心灵的同时，也成就着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倜傥与风流。
其一，仕与隐的协步 生活于西晋的士人，他们对仕宦的渴求都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著。为着能在宦海中搏得一方洲渚，中朝士人们皆殚精竭虑地奔走权门。因谗事贾谧而为“二十四友”的石崇、潘岳、陆机、左思和张华等人便是中朝士人中的佼佼者，而其潇洒的外表下猥琐的行径却也着实令人作呕。
就是这群以强烈的仕进之心而名世的中朝士人，其于狡诈血腥的乱世中也不免时时流露出归隐的志向。像石崇晚年于金谷园中的宴集赋诗的惬意便是其逃离宦海的一次心灵愉悦。但我们从《思归引》的小序中又看到，门阀士族出身的石崇意欲在罢官后以金谷园的歌伎、海馐山珍的声色流美和赋诗的雅趣来平抑其心中的不平。这样看来，其心中尚存的不平之气已然表明了其仕宦的志趣仍未真正泯灭。
潘岳一生亦是热衷仕宦，汲汲功名。从其自陈的“有道无不仕，无道吾不愚”的表白来看，似是性格极为孤高，其于晋惠帝元康元年闲居洛阳时所作的《闲居赋》更是意露归隐。虽然这些思想还夹杂着极大的矫情成分，但人性都具有的隐微的衷情又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其失意时的点滴真情流露还是显得那么的可贵。
名冠当世的张华在热衷权力的斗争中，也曾有过《鹪鹩赋》中表现的那份淡泊之心。只是身陷乱世而不能自拔，终至被杀。左思的求宦之途历经三次近乎卑琐的努力后，终因残酷的斗争而使他逐渐冷却了一腔热情最终走向了归隐。
需要指出的是，中朝士人追求仕进的迫切从来就未曾停止过。其间的归隐之念只不过是他们受挫时的一丝宽慰而已。 离乱的西晋一世决定了士人们的仕途坎坷多舛，这就使仕和隐结伴终随了士人们的一生。而无论是得意时的仕进和失意时的隐趣都很好地在对财利的追求与挥霍中找到了共鸣，在这方面，石崇做了个很好的典范。
其二，雅与俗的相融 伴随着自觉的时代之势，中朝士人皆以风姿绰约、风流挥洒的表现而令时人尽相心仪。首先，他们多数都有着“美风姿”的雅貌。潘岳自不必说，有着“娇无双”父亲的石崇，其外貌也是仪表堂堂。其次，他们多有着“才气”的雅识。如“少敏惠”的石崇，《诗品》评为中品。评为上品的中朝士人就有陆机、潘岳、张协、左思等人。而张华、何劭、刘琨等亦有中品之评。身为名士而又入缀皇门为婿的王济也被评骘为下品诗人。再次，他们都有着谈玄、赋诗的雅行。自正始以后，玄风充斥朝野，士人相继加入其中，于今虽未见直接的材料证实他们参与论玄，但其诗中已透露出玄言化倾向已是事实。而赋诗宴集则是中朝士人最好的雅行。“金谷会”的宴集赋诗活动，不仅于当时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别情雅趣，更直接导致了东晋的“兰亭会”。
当我们欣羡中朝士人们展现给我们光怪陆离的外在华美之时，其身上共融的俗鄙也不得不令我们惊叹。这惊人的俗举主要表现在对财物的噬敛与挥霍以及放纵自己两个方面。无论是“厕列美女”的奢华、“驾牛磨饰”的豪霍，还是“对弄婢妾”的荒淫、“人乳饮豚”的汰侈，都的的确确是源自风流外衣包裹下的中朝士人，这种雅与俗的相融终西晋一世而未见衰减过。
其三，情与利的统一 西晋士人表现出的对情之笃切是后代士人所望尘莫及的。这首先表现在对经国济世的志趣上。《晋书·石崇传》载有这样的一段话：
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类此。[8]
出身士族的门阀后裔石崇的“身名俱泰”理想也是铮铮有声，只不过其资财的优厚和过度的享乐湮没了济世的理想而已，终为财所累。至于潘岳、陆机、左思、张华等人，虽然他们的仕宦渴求几近灼热是禄利观照耀下个人已欲的作祟，但得意处的士人往往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兼济天下的理想志趣，亦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此种情志并未泯灭。
而人性的真情是西晋士人情之笃切的另一体现。石崇和绿珠便是很好的例子，绿珠是石崇倾尽心力保护的一个女子，也是他最为衷爱的女子。除了美而艳之外，善吹笛和一等的舞技恐怕是石崇情独于钟的主要原因。金谷园中和绿珠的嬉戏，可以使石崇于喧嚣的名利场之外得到心灵的呵护和慰藉。绿珠是一个与其相终的感情寄身之所，是石崇释放自己个性的倾诉对象。绿珠的坠楼，亦是石崇悲剧的先兆。
潘岳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其《悼亡诗》声情恸人，悱恻缠绵，惊天地，泣鬼神。其情感的丰沛和表达的炽烈更是无人企及的。此外，我们从陆机拟古诗中的温丽悲郁、左思《咏史》中的深沉慷慨、张华《壮士篇》中的激越昂扬等各自风格里，也不难看出他们亦有拳拳的真情在时时地流淌着。
也正是这样时时将其至性之情淋漓发挥的西晋士人们，对财利的追求却又常常是那么的悖乱情理。石崇的劫掠敛财和纵情挥霍就是在西晋这样一个噬财如命的时代中风行，从名士王戎、和峤、庾敳、任恺、山涛、裴秀、王衍到豪门权贵何曾何劭父子、王恺、王济、羊琇、贾谧、贾模等无不以财利为好，豪奢无度。魏晋以来自觉意识的觉醒也带来了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个人享受、个人欲望的不受节制的追求导致了西晋士人的噬利观念。钱财在士人的心中地位已十分重要，它与潇洒风姿已具有同等的意义，甚至有时还可以助其魅力风神的形成。同时，他们在用敛聚的财物来助其各自情性的极度愉悦方面却也是惊人的相似。很难想像，没有了家财万贯的石崇，其和绿珠的那段佳话何以延续。正因为如此，情与利很好地统一在了中朝这群特殊的士人阶层。
西晋士人人格上的冲突在禄利观的调和下而尽显风流洒脱之态。对禄利的过度渴求，必然招致物欲横流的士风流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的因素。统治者的默许和身先垂范的影响而使风流潇洒与卑劣猥琐暗合于中朝士人一身。同时，私欲高涨的社会风气，使士人利己心态愈积愈重。另一方面，来自于人本性的身体意识的觉醒亦是物欲膨胀的原因。随着为文和为人的不断自觉和道教房中术的影响，士人逐渐认识到了身体愉悦的重要性。情欲、物欲的要求渐而迫切，从而荒淫、放纵瞬即在社会上泛滥了起来。
有着若此放荡、粗鄙之俗性的西晋士人，在后世的眼中依然是光环高照、魅力四射的群体。他们在离乱中能够将己冲突的人格调和得如此无间，这也正是禄利的充盈和丰沛而给他们营造了这样一个优游、清雅的士之环境的原因使然吧。
参考文献：
[1][2][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642页、643页、642页。
[4][5][6][8][唐]房玄龄等：《晋书·石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004页、1006页、1007页、1007页。
[7][汉]班固：《汉书·儒林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20页。
（作者单位：仰恩大学中文系 福建泉州 36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