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之〈尚书〉》序
十三、诸子同源典坟，汉儒遂寻纬补，因度晚《书》亦借助巫统
秦始皇坑术士，后人又称坑儒，实则术士与儒，其学俱源自典坟，而互寓焉。扬雄《法言》：“昔者姒氏治水士，而巫步多禹。”是知巫教崇禹道。参《尸子·广泽》“禹于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足无爪，胫无毛，偏枯之病，步不能过，名曰禹步”云。巫学顽强存于社会，秦火之余，终酿成汉之纬学，遂有《六纬》之补《六经》。而宋人也曾撷方术之英，如周敦颐从陈抟受《太极图说》。以此度之，东晋学者犹可藉巫益，继绝学，晚《书》因成也。
汉学及《尚书》今、古文起因如次。《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参观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孔子弟子漆雕开传《尚书》。其后，接受源流皆不可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儒林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乃汉砖起屋作夹墙，壁中故辄藏物。伏生藏者当为秦隶本，于是称“今文经”。又《孔序》：“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皆科斗文字”云云。《史记》言此：“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此矣。”
孔安国尝从伏生习今文《尚书》，故《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孔安国不但习今文，后又以“隶古定”合编《尚书》之两种残卷，是亦“今为”也。后人之别今、古文《尚书》，辄据残卷之字体异，其实不尽然。综论今、古文经学，素以前者善阐义，趋合时政，后者擅考稽，高标史学独立为尤确。而《尚书》今古之别不外乎此，乃体现于章句、讲义，书体则终于一从隶字，后至于楷书。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汉代古文学家，又谓儒家之学，为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之道，而非孔子所独有。”此盖考稽《尚书》遂论“经即史”，而兼得学统之源流派衍。孔安国借伏生“今文”辨识“科斗”古文，然其章句、讲义亦当另有访学，至于逸士、卜巫。转益多师、不耻下问，儒家之一贯。后文有引汉之名士访学实例，此与《经》《纬》互补乃一事，当时风气乃尔。孔安国将小序置各篇之首，与口诵惯例尤合，抑或益自巫家。而《孔序》之述古神农伏羲，也似方士口吻。
《孔序》自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诸）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云云。推伏生曾为秦博士，不免“法后王”情结，故讲义趋合时政，视文体为小节，往往并篇而讲。安国则参他学而推勘《书序》，据诵传惯例分篇，并分置小序。太史公史家传代，谙先古事，尤认同古文《书》，见《汇纂》引陆德明：“司马迁每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
《汉书·儒林传》：“兒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吕思勉言此：“可知《书》之大义，存于口说者多矣。”参观《史记·儒林列传》：“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彼等亦有心授所承，所凭，非仅赖册籍也。犹如《公羊》、《谷梁》曾无写本，乃汉儒据口传以隶书编定。
参观《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景帝子）：“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云，乃献王作派一似古文学家。汉代古文家之稽遗曾大有可为，又参《汇纂》引陆德明：“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及《阎疏》：“伏生于正记廿八篇外，又有残章剩句未尽遗忘者，口授诸其徒。”等等有余。
典坟之口传，尚有他途，如逸学而附于卜筮者。参《史记·日者列传》：“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又：“今夫卜者必法于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盖典坟、方术一统于阴阳，而阴阳之效用，验之《黄帝内经》可晓，祖先赖以活命延嗣者也。凡此等皆不可轻否。复比《史记》相关之言：“（孔子）乃册以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而《中候》后来见于《书纬》，当采逸于巫教者。纬学存原思维特征及原文本资料，延存巫教，儒家取补，亦见“礼失而求诸野”、“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今马王堆西汉墓出土文物，典籍见于简策，方术则见于帛书。余度前者乃先前所存，后者则当时据口传所录。汉士学风，趋势经纬互补，今文家或由之附会讖言，古文家则缘此稽核典故。如太史公访古，山川无不至，复搜旧于市井，亦颇有得于卜者。参《日者列传》略窥风气：“司马季士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而宋忠、贾谊往访：“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士视其壮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士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明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凶吉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盖巫统，起源以来也；儒者，源流之派也。然则儒与巫之互益必也。大巫小巫，“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也。想孔安国之“礼失求诸野”，“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外上情，所获也非止《书序》之相关，犹完善《书》义成其《传》，犹俾章句近于赋诵原貌，及妥当衔接古、今字体。
《汉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乃《孔传》既有资于巫学，且巫人复存孔说以自益，故其《传》涉巫案而遭斥也。
武帝屡屡用兵，国力竭且民怨四伏，兼之晚年体衰、求仙不果，遂疑遭巫厌，而用爪牙之臣江充查禁巫蛊以宽己忧。充滥权，冤、杀数万，更殃及皇后、太子。于此侧见该时巫道行世，势如野火在原，亦纬学前潮也。孔安国牵连于蛊案，推其动机原乃访逸学于卜者耳。筮教既曾承载旧学，而《孔传》未立官学，是亦可藉彼承传。若成帝时张霸所出《书序》百篇，既可能窃卜家之口传。汉代之中原与南方，无不炽于巫风，马王堆遗物则例见北南学之交通。俟晋人东渡，北学陷于难，古文家尚有南学可凭矣，其学固亦存于南巫。
陈梦家《尚书通论》指晚《书》：“出现于江左，乃是南人之学”云。如东吴有虞翻以治经名世，裴松之注《三国志》有引虞翻奏孙权：“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云云，翻自信胜北学郑玄，定当别有凭据。三国之际群雄并起，遂逸士大得用世。孙权帐下群儒云集，虞翻则亦儒亦巫，有似北儒之亦经亦纬也。传翻好阴阳，精筮法，善占断。曾为关羽占曰：“不出三日，必当断头”，果然。事载《三国志·虞翻传》。裴松之注又引《翻别传》，言其“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孔融则称善翻《易注》之阴阳说。虞翻会稽余姚人，气高孤直，终被孙权流放交州，于是讲学著作愈力，显于南域，其成果复可遗之方巫。虽西晋灭吴，但不能伐南学。东渡尔后江左中兴，重修诸经，晚《书》之取益南学，想当然耳，间接赖巫助亦也。学者犹不妨直接访学于方家，如汉儒故事。而皆无待作伪。
十四、汉晋士族为民，学术散随社会；晚《书》大可兼集北南逸学，但无可伪为
《书》学承传，非止一途，依汉晋之学术大局言，古文《尚书》诚不至于亡绝而沦于伪造。夫《孔传》虽涉蛊案未列官学，但不乏后继，缘私学兴盛也。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据先载而列图示其授受有序：元始孔安国，一传都尉朝、兒宽，再传庸生，三传胡常，四传徐敖，五传王璜、徐浑，六传桑钦、贾徽，七传贾达。
孔子聚学，弟子三千，汉儒犹尔，有“欧阳教授数千人”云云，乃时代气象（甚者如张角传教）。乃《六经》业已载人口人心矣。商周士人列贵族，但无领地，辅宰家邦或游方食禄。至于秦汉“四民社会”，土农工商，土族既不袭贵，退居更为常态，学术固散随之，乃官学攸非可囊括者。学在民间，如此而已。至于隋唐行科举，朝为田舍郎，夜登天子堂，必以此为前提。
刘向、刘歆父子中兴古文《尚书》，但凭博览秘阁藏书、民间献册，悟道精学，虽不以宗师相标榜，唯不辍孔安国真义。江声《集注》：“成哀时刘向刘歆相继校理秘书，咸得见之”云，即提示二刘有窥《孔传》。西汉末哀帝时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倡言古文。随之王莽新朝，复古崇旧，治统道统，刘歆尊为国师。《尚书》古文学因盛。然东汉官学又曾废古文《尚书》，唯私学循遵之。江声《集注》列东汉古文《尚书》名家数十，如尹敏、杜林、卫宏、益豫、孔僖、周般、丁鸿、杨伦、孙期、卢植、许子威、索卢放、李生、贾复、张充、张酺、寒朗、马续、王涣、刘陶等。但无祖师可追，或“未由考其为谁氏之学”，或辄师生两三代之记述。无称大匠，看似冷场，实则学术在野之真相乃尔。静水深流，何曾式微。其中孔僖为一家，则孔安国后裔，江声《集注》“孔僖者，安国后也，能传其家数世之学”。纬学亦盛于时，成其《七纬》。遂至马、郑之学大显，尤学术同仁之盛事，既无关阁府，也不系宗师。《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于是宝爰之并潜心《书》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释，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复至曹操罢门阀，贵族、寒士互为降升，遂逸学大得施展。古文经学亦随散士而举。魏石经之古文因成立。章太炎《小学说略》以为《孔传》乃据魏石经而增改，“亦足宝矣”。史载“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虽然，实存于人心人口，章句诵传。加之东晋学者尚可跨取南学佚册。
东晋《孔传》之来历，《尧典》正义引《晋书》：“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谧（皇甫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颐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四库总目提要》以孔颖达《正义》引此自南齐臧荣绪《晋书》，已逸，而未见于唐修《晋书》。唯不当因此疑焉。郑冲则北人，逸于荥阳开封，入晋，因学识拜太傅。其学之授受经历，颇契时宜。梅颐奏上之《孔传》，衡以文物真本则否，视之学术真本则是。颐既受《书》学，便不妨集遗北学，兼理南学。于是晚《书》集大成，大行于世而前数家遂废。参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江左中兴，（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奏上孔传古文《尚书》”。又云“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郑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马、郑、王（肃）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
唐石经据东晋《尚书》，以楷书传世，易读，梅颐古文本遂湮。唐石经则存西安碑林。然唐代曾经之古文抄卷有遗存者，太炎亲见，因言：“马、郑《尚书》，字遵汉隶；而三体石经之古文，则邯郸淳自有所受。若今世所行之伪古文《尚书》，《正义》言为郑冲所作，由魏至晋，正三体石经成立之时，郑冲即依石经增改数篇，以传弟子。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之于朝。人见马、郑本皆隶书而此多古字，遽信以为真古文《孔传》，遂开数千年聚讼之端。今日本所谓足利本隶古定《尚书》、宋薛季宣《书古文训》，字形槐怪，大体与石经相应。敦煌石室所出《经典释义》残卷，亦与之有相应。郭忠恕《汗简》，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古《尚书》，亦与足利本及《书古文训》相应。盖此二书乃东晋时之《尚书》，虽非孔壁之旧，而多存古字，亦足宝矣。”
太炎慎严，曾勿信甲骨文，而许彼古文，是有根据，并见于《晋书》之梅颐说亦信之矣。窃意则梅之奏献本，也可能采补南方之古文逸册，参前文所言虞翻诸事。南方炽于巫，其教尤存古。又参《隋书·经籍志》：“有《尚书》逸篇二卷出于齐梁间”，而可类推。又参《南史·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文字零落，诸人无能识者，显一见，曰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云。而晋人也有指“隶古定”为古文，此亦古贤已指出者。至于孔安国之传释，梅氏既出古文门派，必有此根基，并补益自南学犹宜。
《孔传》之高明，非梅氏之学力所能及，此研究者共识，然则集理之功非梅颐莫属。王国维对照以金、甲文，即主晚《书》辑佚说。余持史诗说而与王说合，是二者于《书》之早期形成、传播有趋共识。王国维破译甲骨文，以《史记》载上古事皆可信，而太史公则尽信《尚书》。
《孔传》非伪，但不全。见《汇纂》引都穆：“朱子于经传多有训释，唯《尚书》则否，盖以其多错简脱文，非古文之全也。”乃实情，今以诗体列其章句，故止得大体而已。
梅颐事其可事之事。若说联缀诸子伪造晚《书》，却为其无可事者。试想明清学者几代人下苦功校勘，方将晚《书》一一应着子书；但凭梅氏一己之力，岂联缀而能奏效。盖前贤已然此问。而转将史诗立场视《阎疏》等，彼等也不枉然，乃证典丘口传，先曾流播广泛，深入百家为事实。而梅赜辑佚说原系推论，今予持史诗说，更可坐实之：断无梅氏造伪诗之理。
（二○○六年文，二○○八年十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