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之〈尚书〉》序
九、言工传心，心与文接；册书表里兼进，事涉“易读难读”
《汇纂》引薛瑄：“伏羲时但有卦画而无文辞。文辞实始于《书》，故凡言德言圣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诚言善言一之类，诸性理之言多见于《书》。”可见古人所虑，亦有及史传与言辞文辞之相关。但其言下之意，《书》既起于虞朝，该时文辞便即有，则不然。而性理之抽象固与语文照应，唯言语原非一无功能如是也。且文辞并不一时顿起，乃亦孕育有期。而刻木之政、诗传之教，尤不一概绝缘于性理。心、性之事、理，洵渐趋益明耳。
言辞之比对文辞，曾多曲奥其形、质，举如《益稷》言有罪“挞以记之，书用识哉”之“书”。《益稷》出《虞书》，而文辞成于殷商，唯句中之“书”却不必为殷人始有。先前之图划是亦称“书”，苏东坡“书为心画”即遥贯此义。甲骨文“书”之形符从手，是从言语本义；动辞尝转名辞，则“河图洛书”是。乃见语辞也曾由本义而申他义，酷似文辞。故此“书用识哉”，宜当书划标识解，非关文辞书籍也。
参《舜典》“象刑”之杨倞注：“异章服，耻辱其形象，故谓之象刑”。乃原始民刚直自尊，其心损莫大于受耻，有罪攸以“耻辱刑”之。此况为原态社会之人类学调查所普遍见。“书用识哉”，书划恶图于体肤衣服，以标识其可耻，信是虞朝之事、之言，而得传。无疑，儒教“知耻”源于此端。孟子尤说仁义礼智肇启于恻隐、辞让、羞耻、是非诸本性。犹见耻之“性”早现，耻之“理”愈趋明。无书籍之时，言语、图划亦曾示其性、理也。俟文言发生，“书”尤多义，不言而谕。概之，文辞进由言语、契符，功能相关，但二者并不一一对等其各自之衍义。
于表意功能论，言辞、文辞诚相去不远，老子尝谓结绳足以传道，圣人文章不过糟粕；六祖慧能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则同意。而言、文转换之际，殷册、《周书》思接虞、夏，于是史传大义传承不辍。然史传形式之由诗裁而渐变为散文，则表里并进，唯形表之变化曾大于内质。即文字既生，《书》之辞、句、篇遂渐开生面，由此，《尚书》之后篇于是有易读难读之分。难读者，实属新生之散文。事又涉《书》之实录、追记说以及今文、古文学，交错混淆，而释疑解惑则但凭史诗真相之揭示。
册籍初始，制作非易，适于存档，传播则未闻大用。而《书》之六体典谟训诰誓命，或颁布行政，或立教垂世，兼入礼乐赞颂，仍多凭口传延播，史诗并未一时全废。就现存《商书》之大体言，可见仍近诗格，尤其古文家章句者。或见其篇什有以诗言与散文旁白之段落相间，则趋兼诵兼唱而前也。我国三大游牧族史唱，便常见其诗唱兼益辞诵，暨补以旁白之趋向。但此情见于《书》者，不免又关合文辞之发生。至于《夏书》抑具此情，辄恐后来传诗人所加。如《胤征》开篇：“惟仲康肇任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即显然后补。《书序》：“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得未具体；世代移换，事远易淡忘，后人遂补白以免其详情逸失。该篇续之则诗体工整如前示“告于众曰”云云，庶几歌、白两兼之史诗典型。
特例有难以诗律绳之者如《盘庚》、周诰等。韩愈《进学解》：“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古人因见盘篇聱牙不顺而议辩纷纭，先《语类》：“疑《盘》《诰》之类是一时告语百姓。《盘庚》劝谕百姓迁都之类是出于记录，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或出当时做成底诏诰文字，如后世朝廷词臣所为者”云，余以为大得。出记录者不便润色，出词臣者文顺宜传诵，难、易两读之所以然者也。汉之今文经学以《盘庚》为追记，古文则主实录。朱子于此从古文，并受启发而言《书》篇难读易读之由起。并参朱子：“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所及易读诸篇，几乎诗赋原状矣。其中《五子之歌》尤为歌诗，较赋体更谐韵，而并列于《书》。
朱子辨《尚书》诸篇分难读、易读，后儒是以有认《盘庚》为真实，而疑易读之古文诸篇为伪，却忽略朱子辨其因由：“如后世朝廷词臣所为者”语。按先古遒臣为传史，正欲诗体易读；而盘篇为实录王言，借用卜辞经验，以散文出之，新体也，反不如赋诗之通暢，故读而难顺。然则典谟之叙史跨年，相比《盘》体之录一时之语，前者类诗，后者类文，不亦朱学之一大验乎。如《殷本纪》并《书序》辄载汤、伊尹、成王、巫咸等俱曾作诰誓训等。但不定亲作，抑托于臣工者。此又宜参《语类》：“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又古文《尚书》诸篇，易读者居多，该类构体便往往具史遒采编特征：择多诗联而一赋，不亦又与朱说“追记”相合。而疑《书》者每言古文篇出晋人“湊泊”，恐又涉“采编”之误会也。加之《书》之章节或有丢失残损，遗册遂时显支离，犹添疑惑。
周诰有以册书实载王言，拗口更尔。但非因思想剧变，乃体裁生疏耳。散文初起，曾无规范，遂后人读去，艰涩碍于句逗。西周后期，册牍、篆籀一并为大乘之具，载文用行。证见《周书·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又《周书·顾命》：“太史秉书，由宾阶阝齐 ，御王册命。”如此《书》有实录篇写为散文，即相传之周诰难读也。
依文化人类学常律，散文出现在诗诵之后，由见《盘庚》为散文之蛹芽，尚遗诗迹些许；当时恐册写曾未，实录之法，契符兼而口诵而已。而周诰略得散文雏形，但文法稍逊，有似金铭之辞。可晓周诰虽违诗统，却反为《尚书》史诗说之力证：进化之必由。
然而还可追深一问，《尚书》今文篇中也有追记与实录之分，何以朱子又屡言今文篇俱难读，古文篇都易解？此犹伪《书》者发难之端也。余以史诗说解之则易：但须将今文追记诸篇还原作诗体，如前文《尧典》之例，岂不一概易读如故。此中关捩，乃在古文、今文两家之章句差异。然则更可进一难：何以《孔传》也仍有此难、易两读？曰：孔安国受伏生学在先也，发现古文册在后，传今文篇时故尊师说。且今文已立为官学，又且安国受武帝命传《书》，须顾大局，不能尽由己意。是以孔壁中《书》与今文重复之诸篇，句读大致从伏生。参《汇纂》引金履祥：“安国虽以伏生之《书》考古文，不能复以古文之《书》订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艰涩。”业已见此但未深虑。事还涉《书》学之延传及官学、私教、巫统之别情，则详于后文。
十、历经商典放散、周官下移，《书》册虽版别错落但也非疑柄
鼎革之际，金铭辄遭销鎔，殷商册典之学则两途分殊，一转西周官学，另则野逸，蛰存私学与巫教。盖殷士放散复为方巫，无禄而食其术于民间焉。《语类》略同此心：“大抵成周时于王都建学，尽收得上世许多遗书，故其时人得以观览而剽闻其议论。当时诸国想亦有书”云。度诸国之“书”，或分自宗周，又或袭由殷商放士。《周书·多士》：“唯听用德”、“移尔遐逖”云云，因知周廷尚德，据民意视天命，按文王《易》解卦，执周公所制礼，乃得商学精要而提升之，故不能俱留殷廷方士，而加遣散，商学固随其往矣。其人则主阴阳卜筮、据典坟。合观《周书·多方》。
如《纪年》出战国魏地，晋之方国遗学也，其字古异，其学显然接旧轨。还如《左传》：“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犹涉商之遗档。能读者，难能罕有也，当言楚史识殷字。楚方盛于巫，其国史《梼杌》以神怪名，《庄子》尚言楚人龟卜，屈子《天问》则于神怪疑惑。《楚世家》言成王封文王近臣后裔熊泽于楚蛮，则楚国之学有自正统，并蓄方邦巫学，是可推知。其学亦当影响后之江东之学，楚名士尝颇趋吴越，范蠡、文种乃先例。该事之约略涉晚《书》来历，则待见后文。
向言周礼因革商礼，其学术也不外此情：周之王官既整理，编选前朝史，且自《金縢》“史乃册”，本朝史之载籍更正规。故疑古者或言《尚书》前半部无稽，自《周书》始可信。实则因后半部之明确、少缺，较胜于前编。然就内质言，如《周书》之天命观、共主论，诚蝉蜕于《虞夏书》，又嬗递于《春秋》，并不独以“真”存，乃谓帝道交接王道也。而周官之采诗播史布政则仍依旧制，故官学与巫逸方学互补亦然。官学辄载籍，巫统则兼凭口传。后文有及古文《尚书》尤近口传诗体，乃关联晚《书》之取补于巫，约与纬学补经相当。
春秋而下位僭越，礼乐趋坏。吕思勉概东周之纷乱：“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盖时局再变，遂西周官学又复下移。史册流散，学者传抄，统称作“书”，《书纬》道尚余三千篇有多。参《汇纂》：“林之奇曰：孔子之前，书之多寡不可得而见，《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唯三千遗篇之“书”之文字，当换作该时之篆籀。《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比看《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
上述殷册之传遗周廷，并且逸散社会；及西周官学又复下移。两番变局，影响《书》学盖多面。如相关古文《书》之奇字，及诸本之异辞等等，虽此不过枝节。而尤及古文《书》与诸经之重义，与诸子之叠言，则根本也，晚《书》之动摇因此。兹分别解释于下文，乃见史诗说悉脱《书》难。
依前述，殷人始有册典，则知史诗之首次整理选载，经由殷宦。而比较遗世之商、周金文，见其字形在演化中；想必该时册典之字，一则由宜刻录进而向宜书写，二则彼商典与此周册之书体固不能契符一致。而两种册书都曾逸散，遂都埋伏笔于后世。复殷廷官册，文字当自成规矩，但俟其放散，其传抄者，应有趋共其方国文字。又待西周官学下移，情况复类前，诸国书未同文仍然也。于是世遗之《书》，诸本之文，遂生朝野之别版、地方之特殊、家数之参差，而百家之征援亦遂见同异。至若孔壁“蝌蚪文”，可能出周官正统，即类《说文·序》所及之“史籀”。儒家便延用为典籍书体，应近于金文古籀：笔势见顿笃、波折与垂针，状似蝌蚪。旁参楚人有“鸟篆”。自汉而古文《书》出孔壁，孔安国理为“隶古定”（想即关系班固所谓“中古文”者），又曾零散现于野，又经江东之流传、集理。于是见今、古诸本文字有差异，并古文本中间见奇字，其成因原关上述经历，实不足伪疑矣。后如清代碑学家搜得历代各地之怪异字体，仍见不可思议处。加之《书》尝不废口传，学派各自约于方言；后来辑修，口、文相传，也必互见错落。凡此而参《方言》，其理尤遂晓白：先秦文字，形声结体，辄从乡音，诸国名物，异声别字比比焉。而通假流行，益遗迷猜。如“典”字，古文有异体加竹头或草头，又何足怪。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有言及此：“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异，或一字而解多途，或数名而同一实”。
再者，因流传之曲折，《书》自古文已有异本。至伏生将古文移作秦隶，世称今文《尚书》。孔安国又得古册而理为隶古定。今、古文之家数门派于是迭出互竞。东晋学者集理前遗，为《孔传》，则古文字体亦已夹杂不纯。唐石经又改《孔传》作楷书，后世诸版遂皆据此。字体之几度转换，择字取义舍音，则诗赋之韵法因此付缺。《汇纂》甚尔引传说：“晁错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齐音不可晓者，以意属成”云云，类此之事皆相关。中、近之世虽有作音释韵疏，亦已难追古诵矣。唯《五子之歌》例外，因其一向以歌诗传，韵修反当增益之。史诗说尤涉韵读，故此与别字异辞事并及之。
又，《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本对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言今文本“《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廿五字者，脱亦廿五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并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过今文：“因陋就寡”，“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未师而非往古”云云。可见古文经学于诸本异同，取法考证修订，俾臻完善；今文却“抱残守缺（刘歆语）”，甚尔依势强辞，抑官学之不免如是。汉代之古文《书》及今文三家诸本后虽尝散佚，但借相关史话揣度其学统概貎仍无妨。刘向、刘韵父子为朝廷整理秘阁藏典及民间献书，大得逸学之精要，故能取信学界，显赫一代。
至明清，今文学者以晚《书》与诸经及诸子之言有重而诟病之，几令古文废，则大义所系，尤不可不辩；既辩，说以史诗唯力。而上述错文异字之枝节，亦曾牵动此主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