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史话（五）：南朝时期：空前盛行的围棋
东晋之后，古代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420—589）。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期间，南方社会除东晋末和梁末有一些动乱外，其余时间都比较安宁，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朝文化是两汉文化到西晋文化再到东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移植扩展的结果。它正好居于汉唐这两个古代文化极盛期的中间，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围棋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两晋蓬勃发展的势头，地位更加提高，普及程度和棋艺水平也更加提高，出现了极盛一时的局面，形成了围棋史上第二个高潮。
南朝时期，历代帝王大都爱好并提倡围棋，而宋文帝在其中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在位），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即位之后，雅重文儒，躬勤政事，使南朝的经济文化在元嘉年间迅速发展，出现了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他本人博涉经史，善隶书，爱好围棋，文化修养较高。他非常重视围棋，可以因棋艺授人以官，而且爱屋及乌，十分宠爱棋艺水平高的大臣。羊玄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羊玄保，太山南城（今属山东）人，官黄门侍郎。《南史·羊玄保传》记载，羊很会下围棋，棋品居第三，宋文帝常常召他下棋。有一次宋文帝与羊玄保下棋，以郡作赌注。结果羊玄保赢了这局棋。宋文帝便真的让他当了宣城太守。这之后，羊玄保为政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却连转数官，频授名郡，先后到会稽、吴郡当太守。宋文帝对此还直言不讳：“人仕宦非惟须才，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羊玄保当会稽太守时，宋文帝还专门派遣另一个围棋高手褚思庄到会稽，与羊玄保下棋，并将对局谱带回照谱复棋让他看。嗜好围棋而且因棋重人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前所未闻。
自古以来，帝王赏赐臣下多为金银布帛等，而宋文帝则是第一个向臣下赏赐围棋局和围棋子的帝王。《宋书·何承天传》说，何承天是东海郡（今山东郯城）人，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官至延尉。他素好围棋，颇用废事。宋文帝便赐给他棋局棋子。何承天奉表陈谢，宋文帝回答说：“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张武是西汉文帝时的一个大臣，他曾收受赂金，文帝察觉后，便更多地赐赏他金钱，以使自己感到惭愧而改正错误。显然，宋文帝赏赐何承天棋局棋子的目的，并不是要何承天不下棋，而是要他树立起正确的态度，要适可而止，不要因下棋而耽误正事。宋文帝作为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不仅爱好围棋、重视围棋，而且还告诫属下正确地对待围棋，这是十分难得的。
宋文帝之后，南朝又出了好几个酷好围棋提倡围棋的皇帝。如宋明帝刘彧（465—472在位）、齐高帝萧道成（479—482）、齐武帝萧赜（483—493）、梁武帝萧衍（502—549）和梁简文帝萧纲（549—550）等。
宋明帝棋艺不高，史称“甚拙，去格七八道”，但他却“好之愈笃”。他也像宋文帝一样，宠爱、擢用会下围棋的大臣，甚至为以善棋受宠的大臣杀掉心生妒忌的妻子。他还设置了一种管理围棋活动的专门机构——围棋州邑及其官员，对提倡围棋可以说不遗余力。
齐高帝萧道成是南朝齐的第一个皇帝，博学多才，善属文，工草隶书，围棋至第二品，大概要算南朝诸帝中棋艺最高的一个。他经常和直閤将军周复、给事中褚思庄等下棋，而且累局不倦。萧道成出身“布衣素族”，为了长治久安，他吸取宋明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为政比较宽厚。他把这种宽厚的态度带进了围棋活动，对大臣平等下棋，遵守棋规，棋风较好。偶尔落子不当想改悔另行，大臣就是按住他的手不准改悔，他也不生气。萧道成能以较好的棋风宽厚待人，表明围棋有融洽气氛、冲击等级观念的作用。
齐武帝萧赜也雅好围棋，并十分重视围棋的对外交往。曾命著名棋手王抗同北魏孝文帝派出的使者对弈，将围棋当作国与国之间礼仪性的交往内容之一。这对扩大围棋的影响，提高围棋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围棋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艺术活动，而且成了一种对外文化的交流项目。
梁武帝萧衍，兼通六艺，围棋登逸品。逸品即超群之品、高品的意思。由于他爱好围棋，他的周围集中了一大批会下围棋和棋艺高的大臣，见诸史乘的就有十来人。他随时召这些人对局，“每从夜至旦不辍”。他曾以围棋和棋谱赐示任孝恭。任孝恭收到后，作了《谢示围棋启》。中有“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等语，反映了梁武帝较高的棋艺。他还曾命人品定棋谱和校定棋品，自己也撰写了《棋品》三卷、《围棋赋》一篇。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孙子后梁宣帝萧詧也工围棋，分别著有《棋品》五卷和《围棋赋》一篇。
帝王对围棋的重视和提倡，以及对棋手的宠爱，使围棋的地位大大提高。围棋已成为朝廷中带有礼仪性的活动项目，甚至成了一些人凭借一技之长，晋升擢用的阶梯。另一方面，围棋的艺术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并得到承认。三国吴时有“八绝”之称，其中已将围棋与书法、绘画并列。南朝宋时宋文帝亦有“五绝”之称，更将围棋和书法、诗歌并列。沈约《棋品序》还直截了当地说围棋“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围棋本来就和古代“六艺”有关，可是由于社会上围棋活动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一些人对它的偏见，使它一度蒙垢被辱，含冤负屈。而到南朝时，围棋的艺术功用和艺术地位已正式被承认，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艺术才能和艺术修养的标准之一。
围棋地位的提高，使南朝的围棋之风空前地盛行起来，宗室皇亲、文人士大夫，以及民间的妇幼老弱、隐士、方外人士，靡不风从。出现了“晋宋盛世，逸思争流”的繁荣局面。宗室皇亲中，较出名的有宋建安王刘休仁、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武陵昭王萧晔、始安王萧遥光、竞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等。
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就更多了。如宋扬州刺史南平郡公徐羡之、中书侍郎沈勃、尚书水部郎庚珪之、少府卿沈宪、尚书右丞荣彦远、中书监太子太傅王彧、光禄大夫颜延之、尚书吏部郎谢弘微、齐吏部尚书谢瀹、国子祭酒江斅、太常给事中萧惠基、梁侍中朱异、尚书令沈约、侍中兼国子祭酒到溉、太府卿韦黯、尚书水部郎刘孝绰、吴兴太守柳恽、中书黄门待郎陆云公、北兖州刺史陈庆之、陈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司马申等等。
妇女下围棋的记载历来较少，致使许多人湮没无闻。宋明帝时有一个东阳女子娄逞却留下了记载。她善弈又解文义，曾女扮男装，官至扬州议官从事。后被发觉，才驱令东还。南朝时还流行两首《谈曲歌》，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闻欢开方局，已复将谁期”等语，以棋局纵横交错喻期会无处，埋怨所欢之郎沉迷围棋，违误良宵，说明民间下围棋的妇女已相当多。
围棋的特点和方外之人、隐士等的生活旨趣是十分相契的，因而它再自然不过地成了僧、道和隐士们喜爱的活动。南朝时期出现了爱好围棋的隐士的明确的记载，如陶弘景、庚诜。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南）人，永明十年辞官隐居句曲山，是梁时著名的隐士。他很爱好围棋，而且棋艺不低，史有“善琴棋”之称。庚诜，字彦宝，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也是著名的隐土，数召不起，潜心佛教。史称他幼时即“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