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刘萨诃资料辑释

　　刘萨诃是活动于东晋末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记载他的籍贯、名号、事迹及传说的佛典和史籍很多，主要集中在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道宣律师感通录》，道世《法苑珠林》，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和1979年在武威发现的唐天宝元年（742）《凉州御山石佛像因缘记》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进行刘萨诃研究，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其中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为开山之作，校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刘萨诃的重要资料，为刘萨诃研究提供了线索，奠定了文献学基础；同时也进行了考证，对敦煌本《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的创作时间、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1]孙修身、史苇湘等先生则运用传世文献和敦煌遗书及新发现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等资料对以莫高窟第72窟和斯坦因《千佛图录》之十三绢画为代表的佛教史迹故事画进行了详实的考释，并进而将敦煌壁画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考证、梳理了刘萨诃的事迹和传说，拓宽了刘萨诃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用力最勤、厥功最著的学者则是山西大学的尚丽新博士。她考察了有关刘萨诃事迹和传说中姓名籍贯、地狱巡游、江东巡礼、稽胡崇拜、番禾瑞像、感现佛钵、酒泉迁化等各节产生的时间、地域，记录的佛典和史籍，及其所贯穿的民间佛教信仰的各种母题。[2]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又进而分析论证民间如何创造刘萨诃这一神佛的过程、原因，把刘萨诃信仰的传播方式归纳概括为传闻、讲唱、造像与壁画三种主要途径，使刘萨诃研究跳出敦煌学的视域限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揭示出刘萨诃传说“所展示的由凡而圣、不断神化的过程典型地折射出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民众的佛教信仰”这一“巨大的隐秘”，并“使这个和尚闪烁出一种卓然不群的光辉”[3]。从她所发表的系列专文看，对相关资料的搜罗运用似乎已到“竭泽而渔”的程度，如在《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一文中论及刘萨诃迁化酒泉时甚至引用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张玿美修纂的《五凉全志》中的《永昌县志》。但其中却缺少了一般典籍所不载，而为酒泉本地所独有的一些资料。

　　为说明问题，这里不避重复，再引录一些资料。《刘萨诃和尚因缘记》：“以正始九年十月廿六日，却至秦州敷化。返西州，游至酒泉迁化，于今塔见在。焚身之所，有舍利，至心求者皆得，形色数般。”[4]《续高僧传》卷二五：“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为业。’”[5]《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砺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世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6]《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酒泉县”条：“刘师祠，在县南。师姓刘，字萨诃。沮渠时西求仙，回至此死，骨化为珠，血化为丹。门人因立庙于此，至今人诚心者谒之，往往获珠丹焉。”[7]

　　关于刘萨诃的事迹传说，诸本所记多有歧异，然其中“酒泉迁化”一节，却是惊人地一致。这充分说明，虽然刘萨诃“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关陇东西”[8]，事多歧见，但最后迁化酒泉，却是无可怀疑的。而这样一位充满了神秘灵异色彩、在民间被广为传颂的高僧，在其迁化地自然不可能没有留下遗迹。笔者既为酒泉土著，近年又对地方文史颇有几分兴趣，机缘所在，读到有关刘萨诃研究的著作，自然想到了曾经寓目的相关资料，在此汇辑罗列并作简略说明，以供专家采摭。

　　其一、关于手迹崖

　　《肃镇华夷志·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奇异。俗妄言乃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其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崖，故水不能淹城。”[9]《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俗传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岸，故水不能淹城云。”[10]

　　《肃镇华夷志》4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稿，万历四十四年（1617）肃州兵备副使李应魁续修完稿，顺治十四年（1657）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11]是酒泉地区现存最早的体例完备定型的一部旧志。[乾隆]《重修肃州新志》30卷，清肃州分巡道黄文炜、军需观察沈青崖纂修，于乾隆二年（1737）成书。两志对手迹崖的记述，文字略有出入，但主要资料相同，只是前者对所采录传说有“俗妄言”、“恐难凭信”等考评文字。两志均未明说为肃州救水难的是哪位神祇，只以“佛”笼统言之。但两志中关于“西峰宝寺”的记载，又透露了相关信息，说明是僧慧达；而“慧达”乃刘萨诃之法号。

　　莫高窟至今留有中唐及其以后所绘刘萨诃在酒泉郡开山畅流、留迹山崖的瑞像故事。可惜酒泉城西手迹崖遗迹在近年城市扩张中已被夷为平地，难以寻考了。

　　其二、关于西峰宝寺

　　《肃镇华夷志·祠祀》：“西峰宝寺：城西三里。据《神僧传》云：昔蒙逊时，有僧人名慧远，游居武威，一旦云，肃州人有水难，吾当速救。于是，寅时起身，巳时至肃，正见讨来河水势侵城，用手一指，水即回波，后圆寂于此，遂建浮屠，以藏其骨，人遂以手助崖为右迹，后人因此遂充拓为寺。而西峰今将平矣。有重修碑记云。”[12]《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祠庙》：“西峰宝寺：在肃城西三里，今名西古寺。《神僧传》云：沮渠蒙逊时，僧慧达居武威，忽一日云：酒泉人有水厄，吾当往救。寅时发，巳时至郡，正见讨来河侵城，以手挥之，水退。随圆寂，瘗骨于此。后世遂拓为寺。天顺间，僧公澄修之。正德十一年，毁于回虏。嘉靖十二年，僧相至又鼎新之。太常寺卿赵玉芝、学官陈杰，皆有碑记其事。赵碑今号透灵碑云。”[13]

　　前志记为僧慧远，而该志《仙释》目也有《慧远传》：“慧远，本卫人。姓刘，自幼出家为僧。洪武间游至凉州，闭关静坐。一日，谓凉州人曰：‘明日肃州遭水灾，吾当速救可也。’明寅西向，巳时至肃，讨来河水涨泛，势将逼城。慧达至西峰，离城一里许，用手一指，水向北溃，遂不进城。人以手迹崖为古迹，因遂圆寂于此，遂建寺塔，以传云。”[14]此“慧远”显系“慧达”之误。对此，《重修肃州新志·凡例》已有订正说明：“旧志误谬颇多，亥豕鲁鱼，难以枚举……及慧达，沮渠蒙逊时僧，而或为明初。此等俱已订正。”[15]而《重修肃州新志·肃州·仙释》正有《慧达传》：“慧达，肃州人。姓刘，名窣和，自幼出家为僧。洪武间游至凉州，闭关静坐。一日，谓凉州人曰：‘明日肃州遭水患，吾当救之。’明寅西向，巳时至肃，讨来河水涨泛，势将逼城。慧达至西峰，离城一里许，用手一指，水向北溃，遂不近城。后圆寂于此，建有寺塔，人以手迹崖为古迹。按：此条出旧志，与《神僧传》不合，今姑存之。余见《古迹》、《祠庙》内。旧志误为明洪武间事，应从《神僧传》云，为沮渠蒙逊时人。”[16]陈祚龙也曾考证刘萨诃姓名和法号：“自彼出家之初，初号慧达，盖以古人信彼乃系菩萨之‘化身’，且系‘假形化俗’，因以为号焉。”在这句话中“慧”后括注：“此字因为与‘惠’通，故亦尝作‘惠’。”在“达”字后括注：“凡作‘远’者，大谬。”[17]可见，误“慧达”为“慧远”在典籍中是普遍的，不仅《肃镇华夷志》如此。

　　关于刘萨诃的籍贯，《冥祥记》、《高僧传》等说他是并州西河离石（今山西离石）人；《续高僧传》、《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载其为定阳（今陕西宜川）人；《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又说是慈州（今山西吉县）人。而上引两部肃州旧志却都以慧达为肃州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肃州民间刘萨诃信仰的一些情况。

　　两志所记西峰宝寺，多次重建、补修[18]，至建国初尚存，“气魄宏大，建筑雄伟，林木繁茂，风景甚幽。院后并有大、小两座宝塔，据传，大塔为神僧刘窣和（又名刘萨诃）之瘗葬，小塔约为海峰大师之留迹”[19]。可惜于1958年之后被拆毁，遗址在原酒泉城西一公里处酒泉西峰乡西峰寺村八组居民点以北500米处道路西侧农田中。近年酒泉市区开发扩建，居民点拆迁，据寺庙旁原住居民指认，遗址处在312国道出酒泉市区西北拐弯处（西侧）和正在开工建设的消防局（东南角）之间。

　　其三、关于透灵碑

　　如前所引，《重修肃州新志》“西峰宝寺”条称：“太常寺卿赵玉芝、学官陈杰，皆有碑记其事。赵碑今号透灵碑云。”1958年，寺毁时，碑亦不知去向。至“1987年9月，酒泉市文物普查队到西峰寺村访查，当地耆老王福同、王建福等回忆说：当年寺毁之后，碑被村民抬回村中，埋在了地下。经过仔细寻找，终于掘地得碑。老少无不喜庆”[20]。

　　碑为青白色花冈石质。碑体长130厘米，宽85厘米，厚25厘米，正背两面皆有文字。正面全文773字（其中残缺52字），背面为功德簿。碑额高67厘米，宽84厘米，厚27厘米，正面浮雕二龙戏珠，篆刻“西峰宝刹碑记”六字，背面双龙交蟠，中刻楷书“西峰宝刹碑阴”。碑座高40厘米，宽90厘米，厚55厘米，前后莲花浮雕。据说“当初碑面十分平光明亮，能透入人的影子，故时人有‘透灵碑’之称”。[21]

　　此碑现藏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据碑文可知，此碑立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为赵玉芝所撰，与《重修肃州新志》所载相合。关于寺的来历，碑文记载：“肃城之西，旧有浮屠刹宇，古传慧达神僧飞锡至此，知其地可作宝林，因创以□□，面雪山而背天城，渺黄河而抵流沙，峰峦环峙，林木交翠，即金沙菩提表现之所矣。”[22]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西峰寺正是因刘萨诃而建，是高僧刘萨诃留在酒泉的一处重要遗迹。如此，《西峰宝刹碑记》也是研究刘萨诃行迹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

　　尚丽新指出：“刘萨诃的各种传说不是随着刘萨诃的去世而终结的，更不是在一时一地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从4世纪末到11世纪漫长的历史时间在大江南北、关陇东西广阔历史空间而逐渐形成的。”“刘萨诃传说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使之在4世纪末至11世纪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23]而上引《肃镇华夷志》、《重修肃州新志》和《西峰宝刹碑记》等资料则表明，刘萨诃传说不仅“绵亘在东晋到唐五代漫长的历史时间里”[24]，而且直至明清时期，还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多民族聚居地”流传着，并继续被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记录规约着，由此足见其影响的广泛深远。

注释：

[1]参阅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见《华冈佛学学报》第三卷第33—56页，1973年。又见《敦煌资料考屑》上册第212—25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见《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74页。

[3]尚丽新《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见《东方丛刊》2006年第3辑，麦永雄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4]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5]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上》。见《大正藏》第50册，第645页。

[6]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见《大正藏》第52册，第404页。

[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第十五页，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

[8]尚丽新《高僧刘萨诃的传说》。见《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第102页。

[9]《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页。

[10]《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1]吴浩军《酒泉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载《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67—74页。

[12]《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13]《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4]《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15]《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6]《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7]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见《华冈佛学学报》第三卷第53页，1973年。

[18]参见吴浩军《〈西峰宝刹碑记〉考释》对西峰宝寺建修史的考述，待刊。

[19]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0页。

[20]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0页。

[21]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1页。

[22]见吴浩军《〈西峰宝刹碑记〉考释》录文，待刊。

[23]尚丽新《高僧刘萨诃的传说》。见《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第107页。

[24]尚丽新《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见《东方丛刊》2006年第3辑，麦永雄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