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成都老茶馆的“龙门阵”叙事结构
摘 要:茶馆各处皆有,唯成都老茶馆别有风情;叙事随处可闻,唯“龙门阵”独具特色。本文试从民间叙事的角度,分析成都老茶馆中龙门阵的叙事结构。
关键词:成都;茶馆;叙事;龙门阵
中国的“国饮”——茶与咖啡、可可“三足鼎立”,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林语堂在他的《吾国吾民》中,谈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时,有一节专门写到国人与茶的关系,他说:“饮茶为整个国民的生活增色不少。它在这里的作用,超过任何一项同类型的人类发明。饮茶还促使茶馆进入人们的生活,相当于西方普通人常去的咖啡馆。人们或者在家里饮茶;或者在茶馆饮茶;解决纠纷的时候也喝;早餐之前喝,午夜也喝。只要有一壶茶,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是快乐的。”
中国人喜欢饮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而成都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为何?全在一“闲”字。但君不见,北京、上海、广州、福建人亦喜茶乎?然也,但非“闲”能囊括矣。林语堂先生谈到,饮茶促使茶馆进入人们的生活。茶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一个社会的缩略版,这在老舍先生的《茶馆》中便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诸多地域的茶馆中,成都的茶馆最为可爱,最具魅力。京、沪、杭、闽、粤等地的茶馆多以清雅为主,馆内可配有丝竹管弦,以佐茶兴。其清雅与茶之清廉浑然一体,韵味无穷。若一人喻之,犹如淡雅清秀的小家碧玉。成都茶馆则不然。成都茶馆多为醇俗,以动为主,即“摆龙门阵”。龙门阵,一人可摆,如“散打评书”李伯清是也;多人可摆,如茶客之间的谈笑风生。其醇俗与茶之甘醇浑然一体,魅力无穷。若一人喻之,犹如村野乡姑,热情火辣。笔者试从民间叙事的角度,探索成都茶馆的魅力所在——龙门阵。
一、龙门阵的叙事内容——品多意新
龙门阵是成都百姓的一种精神牙祭。它的叙事来源于民众,传播于民众,亦影响着民众的叙事习惯。不可否认,龙门阵是地地道道的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概念包括两个范畴:一为民众日常叙事,一为民众艺术叙事。“民间叙事应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它既是民众的一种行为方式,又是民众的一种精神产品。它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义,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理想、表达情感意愿的重要方式和渠道。”[1]笔者认为,龙门阵是介于民众日常叙事和艺术叙事二者之间的。因为成都人龙门阵的叙事方式,既不是呆板的直白表述,或是无边际的神侃,而是“摆”。
在成都的方言中,“摆”字,它既呈现出了摆的动作,又表达出了要“摆”的语言。摆,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等等,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郡司马相如和他的老乡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高手,他们的铺陈开创和发展了汉大赋的文体。赋这种文体甚是繁冗,以至后来逐渐被文人所冷落。笔者认为,这与赋的辞藻过于“铺采摛文”有关。但赋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这便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叙事形式中得到别样的拓展。
龙门阵,据说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仁贵的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了。龙门阵作为民众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还要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了,即便是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因为时间有限,空间有限。与其摆不完,不如不摆。成都人做事讲究好耍、尽兴,所以摆龙门阵非得在茶馆不可。茶馆便在这“千呼万唤”中“始出来”了。
“民间叙事不仅限于对民间文学叙事作品进行内容的分析,价值的判断,而是应将整个民间叙事作为一种民众的行为方式,一种民俗文化事象,进行整合性研究。”[2]龙门阵,便具有这种叙述的整合性。龙门阵所叙述之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3]可见,龙门阵的叙事内容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基础的,并以某种超现实的幻想,表现民众的人生理想与追求。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民众生活故事和笑话中。人物、时间、生活场景的描绘是民间的,写实性的,而叙述的情节却是虚拟的,变形的。
龙门阵的叙述内容属于情节叙事,它并不是不无章法的,并不是没有现成叙事模式的“乱讲”。笔者认为,龙门阵是一种“双文化”叙事。何谓“双文化”?即“散文化”与“人文化”。从龙门阵的叙事思维模式以及流传特征来看,龙门阵的叙述中可夹叙夹议,可抒发情感,且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性和延展性,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化叙事”;从龙门阵的叙事内涵来看,它是民众认识社会、寄托理想、表达情感意愿的重要方式和渠道,所以又是世俗的、喜闻乐“摆”的“人文化叙事”。除了龙门阵的内容名目众多,你还不得不佩服成都人摆龙门阵时丰富的联想能力和生动的民间语言。比如,他们摆地下的草芥,可以把天上的星云给你摘下来;摆起猫下崽儿,他们居然将玉皇大帝的麒麟御骑也给请下凡来兴;谈古他能摆到今,说今他能摆到古,天上地下揉做一团,古今中外融为一炉,妙语连珠,妙趣横生。
那么龙门阵这种独特的叙事有何价值呢?
“民间叙事不是以社会文化本身的科学面貌出现的,因而其文化价值是独特的。它是艺术中的文化,而不是科学中的文化。”[4]龙门阵是民众心理结构的一种物化形态,它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众的生活风貌及心路历程。龙门阵的叙事是对文化艺术化的反映,也就是人文化叙事。同时,它对某些文化现象的理解常带有想象和臆测的成分,从而在表现上又要服从于艺术的要求,也就是要散文化叙事。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一些文学艺术形式就源于民间,比如诗歌的发展。李白的乐府歌行不受声律的束缚,天马行空,可谓“兴酣落笔摇五岳”,便是汲取了乐府古诗的艺术精华。而乐府中那些源于民间富有张力的作品,又给了诗人们广阔的想象和在创作的空间。比如李贺的《苏小小》就是从古乐府《苏小小歌》的民间故事中再创造的。同样,龙门阵也影响着其他民间艺术的创作,比如相声。笔者认为,相声是“舞台化”了的龙门阵,但二者各有异同。相同之处,而这都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性和延展性;不同之处,相声比龙门阵更具有稳定性。因为相声是高度艺术化的民间艺术,它的说、学、逗、唱,是经过相声演员搜集、整理、创作了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艺术形式。它自身具有较为完整,并为广大相声艺人所认同的表演理论,因此相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龙门阵的舞台是茶馆,茶馆的环境和茶客就决定了龙门阵叙事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由此可见,龙门阵的叙事文本大多是源于民众的生活、风俗的,也有关于国家大事的,并将其做了无意识的,或是有意识的口头加工。但成都人摆国家大事不像北京人。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成都人谈新闻时事是为了摆龙门阵。所以,龙门阵作为成都民间的一种叙事方式,展现了当地的民俗与文化。成都除了小吃、时装,就属报纸最多了,成都的报业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这与龙门阵的火热不无关系。那么,看报纸,泡茶馆,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成都市民普遍的、日常的、自发的一种民众行为。
二、龙门阵的叙事空间——老茶馆
成都茶馆的魅力在于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是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摆的人也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做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地利”;茶客多位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但这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仅限于老茶馆。“老茶馆”既是老字号茶馆,也有茶客们经常惠顾的街头老巷的茶馆。那么茶馆环境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一言蔽之:环境人性,场地简单,茶客随意。三教九流汇聚一堂,不降等级,无须礼仪,大家各得其所,乐得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不妨满地乱吐。在老茶馆喝茶,不仅是哪里的环境让茶客们感到很安逸,而且还能欣赏到功夫老道,根底深厚的茶博士上茶表演。然而,这还不是成都人爱泡茶馆的全部原因。成都人之所以泡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龙门阵,茶馆便成为龙门阵的表演前台。那么成都茶馆是如何为龙门阵布置好前台的呢?这便是经济文化的色彩与公共空间的形成共同造就而成的。
经济文化的色彩。成都茶馆的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过去的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5]当然,成都茶馆的兴盛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茶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应运而生。
公共空间的造成。茶馆,其实是民众的“自由世界”。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i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茶馆在社区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有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另外,成都茶馆男性居多。“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要理发,理发匠可以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相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6]
成都茶馆中的龙门阵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叙事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叙事空间是较为固定的,所以它具有文本信息的集散性,这也是它保持叙事文本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要因素。
三、龙门阵的叙述者——茶客
日本民俗学家野村纯一说:“故事本身并不重要,讲故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谁是茶馆的常客呢?一般来说,有两类人:“有闲阶层”与“有忙阶层”。“有忙”和“有闲”的划分并不十分严格,他们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摆龙门阵。那么也就是说,凡是来到茶馆的,不管你说什么人,龙门阵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龙门阵火热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龙门阵是非单一的叙述源。
“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外部事物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同感’或‘同构’审美快感由此而生。”[7]龙门阵若要得以进行,茶客们应是互动的。在龙门阵民间叙事的空间中,第二讲述者与第一讲述者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刺激讲述者的叙事欲望;决定讲述者的叙事内容;带给讲述者精神上的满足。同时,生活环境及文化氛围对讲述者们的叙事活动也有影响,并且这是角色转换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讲述情景的背景中,叙事的内容、讲述的方式、听众的构成,乃至作为一种习俗,都会有其原有的社会功用。那么这种角色是如何进行转换的,又是如何完成互动的?既然角色是不稳定的、相对的,笔者不将其绝对的分为讲述者与听众,而是相对的分为第一讲述者与第二讲述者。
第一讲述者。如果说“文化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8]的话,那么每一位讲述者所编织的“故事之网”都是独特。其的特性表现在,由于讲述者的生活环境及文化氛围的不同,造成了他知识构架的相异性。在面对渠道不一的故事文本时,每一位讲述者都不是“有文必录”的照本宣科,或者是人云亦云,而是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增删改造。增的是讲述者知识结构中能掌握的东西,往往会加些所谓的“料”或“包袱”;删的是在他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缺少的,或是不能掌握的东西。故而,摆龙门阵的人很会扬长避短,其实也只有这样才会给第二讲述者创造出可延续的话语空间。
第二讲述者。在龙门阵的民间叙事空间中,第二讲述者使龙门阵的叙事功能成为可能。作为信息接受者时,他们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选择,再(第二次)表述故事时,便会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处理。也就是说,每一位讲述者都是有特定的文化结构作内在支持。龙门阵作为一种民间叙事,其基本特点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可以说,第二讲述者是龙门阵叙事的初次完结者,而只能是初次完结,因为讲述者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个人资质相异,在讲故事时,必然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每一个讲述者的知识构架都是通过故事展开和伸张的,每一个讲述者提供的都是一个建议性观点的范本。“龙门阵”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广泛流传和使用的大众词汇,“龙门阵”的叙事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限于成都的茶馆和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现代媒体,电视、互联网的出现,使得“龙门阵”的内涵得到了延展和丰富。互联网中的论坛便是一个虚拟的“茶馆”,在遵守网络规则的前提下,网友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大摆、特摆,各抒己见。随着电视传媒的发展,一些电视评论节目的制作也非常具有“龙门阵”的特色,比较著名的节目如像“铿锵三人行”、“文涛拍案”等。
综上所述, “龙门阵”的叙事特点有如下四点:一是它坚持了口头叙事。这种叙事迥异与书面公文、新闻报道、小说描写、散文抒情,它生动传神,具有亲和力;二是它体现了民间文学的风格,这种风格往往被所谓庙堂文学所忽视,而多为平民百姓乃至“引车卖浆者流”所喜闻乐见,正是土得可爱,俗得美,具有顽健的生命力;三是它也兼容了现代“大话”的特色,别具眼光,领取视角,虽不一定能使糊涂的历史清楚起来,但是一定能使枯燥的历史生动起来;四是它有别于虚构的小说作品,葆有浓厚的现实生活味道,从而找到它自己的独特位置,发挥其所长。龙门阵之所以让一代代讲述者乐此不疲,调动着一代代听众欣然参与,津津乐道的原因在于龙门阵民间叙事的真正魅力并不只限于文本,更在于其叙事的过程。
参考书目:
①江帆《民间口承叙事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②林文询《成都人》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55页。
③英·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注释:
[1]江帆《民间口承叙事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第3页。
[2]江帆《民间口承叙事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第5页。
[3]林文询《成都人》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55页。
[4]江帆《民间口承叙事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页。
[5]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
[6]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一版,第340页。
[7]江帆《民间口承叙事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第28页。
[8]英·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