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古今人表》考论

　　《汉书·古今人表》一向是研究《汉书》的学者所注意的篇章。有学者认为〈古今人表〉并非班固（32-92）所撰，而是其妹班昭（约49-约120）之作；对〈古今人表〉不列汉人，又被人评为体例不纯；不书汉人而称为《古今人表》又认为是名实不乎。中国史学史上的断代史始祖《汉书》，其〈古今人表〉是否确有上述问题？本文欲一一探讨。

一

　　《汉书·古今人表》受学者批评，是史学史上已经讨论很久的问题。〈古今人表〉的作者是否班固其人，多被学者质疑。学者赵连稳认为《汉书》的八表是班昭所创。[1]宋衍申亦持此论，认为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由班昭续写。[2]学者多持此论，大抵因《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传》中认为班固作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3]若考〈古今人表〉的作者是谁，当从两大途径分析：一是从八表中对比其他《汉书》篇章的用词有否不同；二是从八表的撰述动机入手。八表中，可见出作者用词的其实只有序言，而序言的篇幅亦不算长，难分是否出自班固之手。再考其撰述动机，八表都是配合整本《汉书》而成的，是道出了西汉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后汉书》中，我们找出班固撰《汉书》篇章的两个不同版本，先是《后汉书·班彪列传》中记载班固写《汉书》乃撰“纪、表、志、传凡百篇”，[4]这句肯定与班昭及马续（70？-141）续写《汉书》有出入，但却说明了班固时已有志于写成此体例，后人应是增补其内容。另考《后汉书·列女传》，当中就只记载了班固死时未书八表及〈天文志〉。

　　再考郑鹤声（1901-1989）编的《班固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我们找不出班固在何时写成《汉书》那些篇章，我们只好找寻最原始的《汉书》史料。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已云其作《汉书》之志乃在四体例：

　　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5]
　　颜师古的注认为，班固在此文之下的叙传，“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6]说明了其实此四体例在班固之时已经确定，虽然未考出是否出自班固之手，但班昭创〈人表〉之说，大抵不确。从班固入狱而死（时为汉和帝﹝刘肇，79-105；88-105在位﹞永元四年，92年），《汉书》既然没有表及〈天文志〉，而和帝命班昭续写一事，再证明了那时在《汉书》的基础上是有表的概念，只是未能成事而已。

　　我们不能否认班昭和马续对续写《汉书》的功劳，但亦不能否定表的创始是起于班固。事实上，〈古今人表〉的作者是谁，在整个史学史上并非重要一环，更要讨论的是〈古今人表〉在《汉书》的地位上的重要。《汉书》被奉为中国史学史的断年史始祖，是因为《汉书》以整个朝代（西汉）为史，刘知几（661-721）赞誉为“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7]说明了刘氏认为《汉书》当以断代为史。所以他对《汉书》有不从“断代”而成的篇章大有批评。

二

　　刘知几认为《汉书》当为断代为史，面对〈古今人表〉时，刘氏不禁说：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8]
　　又说：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羸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9]
　　刘知几强把当时的断代观念加在未有断代的汉朝。班固写《汉书》时，有否说明定当以整个西汉历史写入书中？非西汉历史的人或事就不能入《汉书》？要知道《汉书》成书之际，断代概念含糊，我们把《汉书》列为断代史始祖，盖后人判断的断代概念，“断代”一词，亦非班固所创（但他肯定有断代概念[10]），至唐代，断代概念成熟时，刘知几批评《汉书》此病，实乃以今非古，无视《汉书》寓通于断的伟大史观。[11]班固应不会想到他的《汉书》会被后人奉为断代史的始祖。〈古今人表〉的撰述，亦不会因这个“断代”概念而荒废。

　　《汉书·古今人表》并非以断代为史，班固别出心裁地把通于古今的概念来说明他撰〈古今人表〉的动机。班固先没有说《汉书》只能书汉朝人事，即可以上至黄炎两帝，下至东汉，都在《汉书》的范围，事实上，〈古今人表〉的范围已打破断代为史的局限。不只〈古今人表〉，再考《汉书》的志，都是通史性质，班固深明历史发展的演变是有前后关系相连的，在志的有关制度及社会生活的记载中，班固定当述说上下古今的情况，“为了说明汉代何以是这种情况，还必须向上追溯其来源”，[12]这种通古今的史学精神，在《汉书》其他篇章也适当地流露出来，这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清人马骕（1621-1673）对〈古今人表〉都有相类似的批评。马骕于《绎史》中认为后人对〈古今人表〉有三点主要的批评：“一曰甲乙纷错；二曰记载不悉；三曰前代人物，无关汉事也。”[13]主要批评〈古今人表〉的学者都是认为〈古今人表〉的体例不纯。其实，表自《史记》首创，至《汉书》时只有此两本史书有表。若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前135-前90）认为表的创立是因为“并时异世，年差不明”，[14]即反映表可以纵横上下，对史事有始末的列出。表同样是时间先后为其排序。观乎《史记》十表，都是贯通了“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15]
　　《汉书》的八表中，前五表是从《史记》演变而来，[16]后三表包括〈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与〈古今人表〉都是班氏所创。笔者愚见认为，八表中都是反映了贯通的思想，一如〈百官公卿表〉是因为“汉迪于秦，有革有因。”[17]而作，而〈百官公卿表〉亦有载汉以前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秦汉时官制系统的面貌。班固对表的体例是合符《史记》司马迁所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思想，《汉书》的表同样是贯通上下，写出古今之变，只是后人对班固欠缺了解，不明班固的心意。

三

　　〈古今人表〉从宓牺氏开始，写到秦嬴之际，被后人诟病在于他不列汉人，有古无今。作为一本以汉代为核心的史书，不列汉人的主因在那里呢？历代学者作了不同的总结。颜师古认为是“其书未毕故也”，[18]徐朔方即认为颜氏之说，“未免过于天真”，[19]〈古今人表〉未列汉人，如果真是未完成的话，其后人班昭和马续大可续成，假若此表是班昭首创的话，班昭就是有意让此表止于秦嬴之际？故更不应理解为“未毕故也”。清人梁玉绳（1744-1819）认为：“若表今人，则高祖诸帝悉在优劣之中，岂孟坚所敢出哉”，[20]梁氏从政治角度分析班固未列汉人之故。班固自汉明帝（刘庄，28-75；57-75在位）元年（58年）开始私撰《汉书》起，至永平（汉明帝年号）五年（62年）被人告发下狱，翌年才被明帝批准可继写《汉书》，我们不能考证此短短五年，班固写了那些篇章，但“明哲保身”作为他不表汉人之由，未尝不可。清人钱大昕（1728-1804）亦认为〈古今人表〉已经完成，他说：“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着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犹荣，后有作者，继此而表之，虽百世亦可知也。班序但云究极经传，不云褒贬当代，则知此表首尾完具，颜盖未喻班旨。”[21]钱氏考虑到〈古今人表〉是借古人为今人作为借镜，使今人从人表中得悉贵贱黜荣之理。其实，几位学者都是向颜师古之说提出更正。要有效了解〈古今人表〉不表今人之由，先从班固的撰表动机说起。

　　先从〈古今人表〉的序言来看，班固认为〈古今人表〉是：

　　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22]
　　认为要考究经并要籍，并按次排序。若再考《汉书·叙传》，班氏云：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23]
　　在其〈叙传〉中的“通于上下”一句，最为可圈可点。“上”、“下”是上下至何时呢？不论其确实时间，至少可以肯定，班固认为〈古今人表〉的撰写，并非为断代而设，而是刻意会通上下，说班固此表体例不纯，倒不如说班固有“通古今之变”的精神。问题在于，班固亲说是“通于上下”，而在〈古今人表〉中不表“今人”，是自坏其言，已非“通于上下”，但再考其序言，班固有这样说法：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24]
　　班固写〈古今人表〉是要记载曾出现在经书上的人物，都一一按时间排序，并加以品第。明显，他的目的是要彰显所表之人的“善”“恶”，以“劝戒后人”。所谓“后人”应当是指自东汉人及成书之后的所有读者了。班氏借所表的人，评定他们的善恶标准，给予不同的品第，要完成上古至今世的人物，就必须“博采”了。

　　班固在《汉书》的〈古今人表〉和〈叙传〉中，均有说明他撰〈古今人表〉的原因。若比较两文，其原因是一致的。〈叙传〉中所谓“篇章博举”与〈古今人表〉中的“自书契之作”和“究极经传”是同一意思；〈叙传〉的“通于上下”与〈古今人表〉的“总备古今之略要云”又是相同。简单而言，班氏撰作的动机，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经典中，表出人物，来让后人借鉴。

　　班固是有意写至秦嬴之际就完表的。何焯（1661-1722）认为〈古今人表〉已道出了今人，“今人则褒贬具于书中，虽云总备古今之略要，实欲因古以知今也。”[25]〈古今人表〉就是借古以寓今。此说颇得学者认同。既然〈古今人表〉之名有“今”，但其内容连西汉人也不表，表面上是名实不乎，但暗藏玄机的是，班固有意借表的“古人”，来寄寓“今人”。综观《汉书》，西汉人物多有纪和列传，但各方因素，难以直书，[26]虽然《汉书》有揭露汉朝黑暗一面，不失史家直书的精神，但对于一个曾坐牢之人来说，留下命来续写具“弦外之音”的〈古今人表〉，更能暗示作者的史学思想。班固如果要美化汉室，要对汉朝大力宣扬的话，他不妨把西汉人也列于表中，甚至东汉的人也可以。班固没有这样做，明显是有意把品评的工作，放在“古人”身上，以“古人”来对比“今人”的品第。

　　班固在〈古今人表〉所列之人，分为九等，他本身并无指出哪类人该入何等。对“圣人”、“仁人”、“智人”、“愚人”也毫无定义，纯粹由读者猜测。《汉书》最后乃官修史书，但班固不无有“贬春秋，退诸侯，讨大夫”[27]之思想，《汉书》“宣汉”思想之余，中国史学的传统他也不敢忘记。学者认为〈古今人表〉品评之法，以德、智、功为依据，未有表于表中的“今人”，就以同类的古人为准，暗示出“今人”该列何等。[28]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前246-前210在位）是一个颇难品评的人物，他统一六国，结束战乱，是其“功”，但在位施行暴政，民怨载道，班固把他列于第六品，相对汉朝的皇帝，同样功过参半的，在〈古今人表〉中就可以暗示出来，反映班固把这（些）皇帝列于何等。这种撰述方法，既表达了褒贬人物，微言大义的精神，同时避免政治上的压力。

　　〈古今人表〉表面上是名实不乎，但综观全表，他不但经济地以表的形式，述说上古以来的人物，同时对今人的褒贬亦寄寓其中，“通于上下”是班固始终贯通的精神。〈古今人表〉始终是《汉书》的一部份，亦是我们研究《汉书》及班固史学思想的重要一章，从〈古今人表〉的结构、内容，反映出汉代社会对价值观、善恶智愚的看法，对汉代思想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1] 赵连稳：〈班昭与《汉书》〉，《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17卷第6期(2005年12月)，页87。

[2] 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48。

[3] 范晔（398-445）撰，李贤（651-684）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84，〈列女传〉，页2784。

[4] 同上，卷40，〈班彪列传〉，页1334。

[5] 班固撰，颜师古（581-645）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卷100，〈叙传〉，页3107。

[6] 同上。

[7] 刘知几撰，赵吕甫注：《史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六家第一〉，页59。

[8] 同上，〈题目十一〉，页221-222。

[9] 同上，〈表历第七〉，页124。

[10] 刘知几认为，班固撰《汉书》，实因《史记》对西汉历史未完全记毕，续作又未令人满意，有必要对西汉历史作一次完整的记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后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语出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页692。）由此可见，班固目的是对西汉历史有较系统的记录，确有断代观念。

[11] 班固撰《汉书》，用意乃“以缀续前记。”(《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页417。)据徐复观先生的意见，断限的观念，是后人所加上。详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页505。

[12] 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54。

[13] 马骕：《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卷160，〈外录第十〉，页4245。

[14]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100，〈太史公自序〉，页3319。另索隐注：“并时则年历差殊，亦略言，难以明辩，故作表也”，页3320。

[15] 《史记》十表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是上古史的内容；〈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是近古史的内容；〈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史记》的现当代史。从中可反映司马迁“古今之变”的思想。详参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页24。

[16] 此五表从《史记》的〈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功臣侯者年表〉分为《汉书》的〈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详参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238。

[17] 同注5，页3111。

[18] 《汉书》，卷20，〈古今人表〉，页737。

[19] 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44。

[20]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一，页15。

[2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六，页112。

[22] 同注18。

[23] 同注17。

[24] 同上，卷20，〈古今人表〉，页737。

[25] 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十六卷，〈前汉书·表志〉，页258。

[26] 即《汉书》已有西汉人物的本纪、列传，故无需要在〈古今人表〉中所提及。也就是说，〈古今人表〉的“今人”已在其余部分写了，无需在〈人表〉中再书。

[27]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之言。参《史记》，卷100，〈太史公自序〉，页3297。

[28] 丁毅华：〈《汉书·古今人表》识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6卷第5期(1987年9月)，页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