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史诗考全编
三三章 《金縢》非《诰》然传奇王之言行，缘“史乃册”其散文遂称创辟。《周诰》尤作于周公时代，相关政治繁剧，无暇诗修。《梓材》兼诰兼训，故半散文半诗言，见《周书》不废诗统。“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发凡于《书》之“民本”，其义深远
《周书·金縢》：“史乃册祝”云，“册”异本或作“策”。《鲁世家·集解》引郑玄：“策，周公所作，谓简书也。祝者，读此简书以告二王。”《金縢》虽非诰体之册录王言，唯其周公祷告先圣之事已经册录，而封存于金絲缠绕之匣，故以散文传世。又则，《史记》指“史”为“内史”，盖内廷实录王言者也；周公尝代王，其言行当为后来之内史复录，类似“周诰直录王言（见前文）”，故《金縢》散文，不成诗列，且内容不限于周公之言。周礼见太史太祝分职，册者传世，由太史转录而无虑逸失，亦供太祝诵颂。因无须口传历代，是以册文散句，大改以往之歌叙体，犹不似鼎铭或者具韵律（窃意彝器随葬其主，金铭仍赖子孙诵传攸尔）。
复推周廷之祝诵乃夏商颂唱之演化，而渐弱其音乐。自汉代至今，学家于赋体之乐性强弱纷争不已，余意其各自成理；唯歌赋转祝，次递演变，乐性由强而弱而已。至汉唐宋赋，则辞藻愈趋华丽，美其文，但乏其乐性。
《金縢》叙事、颂德、纪功，有涉人神交往，君臣得失，天人相济，神圣显灵等等。其情节曲折，细节生动，此情为典谟等体曾无，却为《左传》《史记》散文纪史之滥觞。旁徵荷马史诗之文学特徵，则《金縢》酷似之；先前华夏诗体未擅传奇，至此册书散文始能，中外差异一也。散文晓事，此亦唐宋古文运动之理由，而当时之骈赋，数典忘祖，尝不如三代史诗之明晓事理。比照而见《金縢》之文学史地位重要。
《周诰》直录王言，明确纪年，但散文拗口，且往往大篇幅，缘册写之便也。而《金縢》虽非《诰》，唯其亦然直录周公、成王言行，重要等于《诰》。参前文第九章引朱熹言有“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言”云云，故见该篇散文之成熟却胜于《周诰》诸篇。后世润色增益之所以，缘彼纪事之传奇动人，后人重复不疲也。比似《弥勒会见记》之奇事妙说，流传西域殊广并多异变。又今“清华简”中有《金縢》，则实证其流播方国，至有俗写异本见存也。
《金縢》而后，《周书》多诰体，或标题自明为诰，或未题诰而其实类诰，前者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该前三篇出周公，乃见直录摄政王（拟成王诰示）之言。《召诰》则成王授意召公所为，《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云。其时，正当周公还政成王。洛邑既建，聚居殷嗣，遂册诰之，遂又有《洛诰》，详见后文。周公一度代王，实际操政，但仍以成王名义布诰，故如《康诰》既“王若曰”拟成王口吻，又称康叔为“弟”，依周公辈份。参江声《音疏》：“周公代成王诰，故下称‘王若曰’，然仍是周公之命，故又云‘朕其弟’。”
武王功成，尝将殷人居地三分；由纣之子武庚管“邶”；东、西二区则武王封其弟管、蔡各主其一；此所谓“三监”。武王死，成王少，周公代政；管、蔡不满，合武庚一并作乱。周公占卜而以神佑周室诰示天下，遂有《大诰》；而开篇以“王若曰”，乃周公拟成王口吻诰之也，以宜时势。周公旦，管、蔡之弟也，素谙国政，该诰文老成，非年少之成王所能言者。三监之乱既平息，封微子国于宋，领殷裔，有《微子之命》（今文无），此相当于替代武庚也，武庚、微子皆殷胄。又以殷余民封康叔（《书序》），有《康诰》：“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云，此则相当于替代管叔、蔡叔。《史记》：“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皆成王叔辈。《康诰》连篇累牍，不外史警、箴言、德教，是周公拟成王口吻示康叔，同时诰白周臣与殷庶。该篇与《大诰》类者，皆太史册录之言也，散体不作诗修。《酒诰》则《康诰》继篇，乃周公以商亡之经历教康叔戒酒，并以禁酒诰白姬胄、周臣及殷庶。
《书序》则《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合用一序，而《梓材》向惹争议，窃意该篇实半为诰，半为训。其前半“王曰：封”云云乃周公诰示康叔，但不全；后半则蔡沈所言可参：乃周公、召公谏言成王之遗句。窃意周公之谏有先王遗训为凭，洵《训》体也。前文有言《周诰》录王言，为册写散文；《训》则臣仗先圣警句传语以训今王，则诗体云云。此《梓材》便诰、训合编，散、诗分陈也。兹请诗译后半以徵，犹见史诗说与蔡沈之考证暗合。且后半之诗言可能有参口传（蔡沈以为集编自残简）。
《梓材》原文节选 《梓材》节选意译
惟曰若稽田 但如种田计
既勤敷苗 既已勤锄苗
惟其陈修 便加精修治
为厥疆畎 培埂并开沟
若作家室 又如建家室
既勤垣墉 既已力筑墙
惟春涂塈茨 更塗墙盖茅
若作梓材 还如作木器
既勤朴斫 既加工朴料
惟其涂丹雘 还饰以丹青
今王惟曰 今王当思此
先王既勤 先王既勤奋
用明德 德行昭天下
怀为夹 诸侯来为辅
庶邦享作 众邦贡献多
兄弟方来 族辈方国睦
亦既用明德 皆明德之效
后式典集 诸侯使常集
庶邦丕享 邦国贡良多
皇天既付 上天既付与
中国民□ 中原之民庶
越厥疆土 及广其疆土
于先王肆 于先祖显然
王惟德用 今王惟德政
和怿先后 和悦殷与周
迷民用怿 德政感顽民
先王受命 先王受天命
已若兹监 监管责如此
惟曰 但论此天道
欲至于万年 欲亨位万年
惟王 惟在位之王
子子孙孙永保民 历代永保民
以上首段之章句，大见联对排比之诗修，然衡以章法，该《训》尚佚开篇之旁白段落；而《梓材》开篇“王曰封”云残简，内容相属，故被合编而冠之。如《蔡传》已意《梓材》为残简断章之拼合，大略是矣。
第二段以政事之历代递进，对比呼应前章所言农工事务之循序递进，属诗赋之“比”也。
该两段乃历代相传之政治要诀，下段“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则推为周公新咏，以适时政。“先后”，先与周族融合之民，及后被征服之殷民也。“迷民”者，指殷族或未心服，则怀柔使怿（悦）。可知周人并未曾奴役被征服民，殊与“奴隶制”异轨。试想殷商果盛于奴隶制，则该社会制度既定型，周族理所当然奴役战败之殷族，何须“用怿”。
“于先王肆”断句，余与旧读出入甚大。“肆”乃《尚书》多用、多义之字，此处余参《易·系辞下》：“其事肆，而隐”，讲为“显”；意即周室得天命之事显然，而其事又蕴（隐）其深义，特与全文相贯通，又与《易》辞相发明。周王临监殷民，虽属时局，但周公仍将新政托言为先圣之预见，以训今王；亦即所言先王受天命，已注定担此责。复见此篇作于周公还政成王之后。臣禀圣言训君也。
结尾“子子孙孙永保民”，则将一切政策之依据归于民本，此天道也。如刘起釪言此篇之民本思想有见原始氏族社会遗存云云；余意此绝非不自觉之余绪，乃高度认识而所以珍惜、传承、发扬之也。
保民为天道，周人愈明确。先民务农，尤知人亦天物，人当顺天，“天人合一观”滥觞；俟社会形态稍进步，遂知政治亦当顺其规律，民意不可违，当如顺天而顺民，“天人合一”又深一义。继之有阴阳五行说涵括天运与人为之全类，“天人合一”尤具哲学本原义。民本政治自亦托言天命，并逐渐发展向敬天保民，天人感应说，犹期王权与民权之互制（此思想源起又相关巫灵之交通天人）。比较古巴比伦祭师因星运有规则而两河泛滥不定期，遂企图由天象窥政道之规律，此亦“天人合一”之想，唯其乏于民本之内涵尔耳。又则上古之中华与西域皆生“齐物论”，唯前者不辞民本、人本义。后者则虚无之。
周廷之《诰》《训》《命》等都曾一再重申、强调民本思想，其中《训》与《命》更为赋体，宜于心记口传。旁徵《诗·小雅》之君臣互献之篇饶多，亦历代口传延诵，唯思想不如《书》之深刻，但常用于宴乐而已。
《周书》自《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至《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皆纪周公言行。周公与文、武并圣，尤德、功、言三立故尔。且以上诸篇大多册录散体，参《金縢》“史乃册”，可知该时内史热衷于册写，并散文愈趋成熟，如诰体则由全篇纪言进而向叙事夹纪言（如《洛诰》等）。唯《金縢》虽居前，散文之技巧却更可称，遂推其历经润色、增益，因文本传奇动情也。先学于《金縢》成篇之时段多有推议，或言其为后作，或言其为后改举证之立场各异；余则以史诗说为因由，结论与诸说却有不谋而合处。先修又尝言《尚书》之考证不可一概而论，须分篇解析，信如其说。唯其间终有规则可寻，乃宜归类而论。
周公时代“史乃册”之况略如前述，一则文具改进，可供遣用，二则多事之秋，无暇诗修；但不废诗统，除前文曾及之《微子之命》，又《梓材》之后半篇亦可诗列，其他则请待后文。
三四章 《召诰》《洛诰》皆合王义而周知天下，《多士》《多方》亦王命而册诰殷人庶邦；《君奭》功用、体裁均类诰，以勉百官也。《无逸》则训体所以徵援诗传，《蔡仲之命》固命体亦诗、文参半。周公时代文诰大兴，深蕴时义
《召诰》，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周诰本当册录王言，唯此召公言乃合成王意，故称《诰》；《书序》之言则可理解作此篇为成王授意召公而得：“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篇中有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可见周廷之善待殷廷遗臣，乃德政之新策时义；周廷使殷人聚居洛邑，镇抚之也。全篇主题则仁政、史鉴、保天命云，而篇首多许文字，交待事件、地点、时间、人物，显然史官后加之于诰文。
《洛诰》与《召诰》并蒂，强调史训，褒扬德政等等，所纪则成王之言及周公作答。可见还政之初二者之和睦、并重，政见一致，又均可视若王言。于是成王命史官将此番对话“作册逸诰”。《召》《洛》二诰均合其直录王言之本义，作散体；所谓“逸诰”，散播册书也，则据册宣读、传册阅读均可，乃特别相对诗传口播而言。
参刘起釪《释论》言《洛诰》有及：“周起西土，开拓东土，其势甚锐而民心未能尽服，故经营东土为当前最大问题。武王死后，管、蔡、奄等与武庚、淮夷并起叛变，所得东土完全失去，其势岌岌。周公东征三年，削平叛乱，归于一统，其功实在武王之上”云。由《周书》可见，当年之史家亦视周公并重文、武。
《洛诰》文末：“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其“后”字，郑玄注：“告神以周公其宜立为后者，谓将封伯禽也。”《孔传》《孔疏》等同此意，但他家多歧见。今之古燕国考古得“克盉”等青铜器，其铭可证成王命召公留宗周镐京辅政，其长子姬克则赴东土撫民，遂立燕国。则封伯禽之事可类比之，乃古文家之说宜采信，即成王命周公留佐，伯禽代父镇东方，为诸侯而称“后”。唯镐京东郊之洛邑集居昔殷贵胄，事关重大，周公尚不能卸其责任。参《君陈》篇载周公既殁，成王命公之次子、伯禽之弟君陈主政洛邑（参前文一二章）之言。
《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及“作册逸诰”，其“逸”皆逸散分传义；然而可能指二事之各自册传，即成王、周公对话及成王命封伯禽二事。并参《诗·鲁颂》相关言。
《召》《洛》二诰之动机，则在于周知百官及殷胄、殷庶。
《多士》与《多方》复称联篇，前者“周告商王士”，后者“告尔四国多方”（《书序》言此：“诰庶邦”），则告言册录乃称《诰》，遂册逸之。该两篇出周公，亦王意也。周公拟成王口吻而诰之，《书序》故曰：“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因见周公平三监乱后，对殷王族及士人及其庶人及其亲近殷室之邦国，均不作肉体消灭，或有遣送俾散居（见前），或曾“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多方》）”优待之（则《商书》之流播，藉殷士之流散，犹可推也，参前文一○章）。周人非但善待殷人，对先朝德政尤崇尚，见如《康诰》：“绍闻衣（殷）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云云；唯遣纣王失德而已。此亦商、周皆非奴隶制又一证也（商、周墓葬考古有见人殉，也不足以定性奴隶制；直到明代帝殉宫女犹众）。
《周书》所存周公时代之册文还有《君奭》，纪周公言，亦可视作“诰”，文中尝自明此：“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云。蔡沈《书集传》亦视此为诰。参《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实际召公长子姬克就封地，公则留宗周（京都丰、镐）任太保，与周公一并佐成王。然召公欲居封国养老，不悦更担重任，周公遂作《君奭》。该文坦言召公以史训、政法，示愿与公戮力同心于朝政。作文之动机又当“逸册”遍诰百官，用切时政。此可参魏源《书古微》言《康诰》：“故言宏大诰治，非专诫康叔一人也。不但伯禽康叔在其中，即侯甸男邦采卫亦在其中。”《君奭》诚为时局所迫而发，其时周公已还政成王，但政局欠稳，谣言又起，亟待周公、召公精诚合作以辅幼王，为满朝文武之表率。此篇之章节每以“周公曰”启首，不再拟成王口吻，可知已还政也；是以篇目不作《诰》，但功用等于王诰，体裁亦同诰。
《书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刘氏《释论》因引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复尊以师保之任……爵位日隆，任责日重，非召公所乐也。况召公已封于燕，身留相周，不得优遊，而今不悦之旨，盖为此尔。”他家或不之信，唯考古新获克盉等，恰佐证此说。《君奭》见周公自勉，并与召公共勉，而以感召众臣为动机。若仅限于纪言二公义，则不烦史臣载册布诰也。
复参《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及“王拜手稽首曰”云云，见公与王尝互相推重、互受君礼。又及《洛诰》之成王言：“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云，的确共治之意。若此，同期作文之《君奭》，有类于王言册录也，乃周公借唔对召公之机诰百官也，既收实效，又不与归政之事相扞格。
《尚书大传》言周公：“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此盖略数也。还政后，周公以臣位自居，凭先圣警言训诫成王，则有《无逸》。该文之：“古之人犹胥训告”、“人乃训之”则自明“训”体。周公引相传于前朝之赋言警句如下，而发端呜呼吁天，则承巫师啸天示圣灵附体之余绪。
《无逸》原文节选 《无逸》节选意译
周公曰呜呼 周公吁呜呼
我闻曰 遂道我听闻
昔在殷王中宗 昔殷王中宗
严恭寅畏 庄严存敬畏
天命自度 以天道自制
治民祇惧 治民但恭谨
不敢荒宁 不敢图逸安
肆中宗之享国 故其享国久
七十有五年 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 至如殷高宗
时旧劳于外 少时历忧劳
爰暨小人 于是惠爱民
作其即位 武丁既即位
乃或亮阴 遇事或默然
三年不言 三年静思道
其惟不言 惟其慎言之
言乃雍 每言遂中肯
不敢荒宁 不敢图逸安
嘉靖殷邦 治殷邦称嘉
至于小大 庶民与百官
无时或怨 尝无抱怨时
肆高宗之享国 故高宗享国
五十有九年 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 祖甲事曲折
不义惟王 曾行为不端
旧为小人 被伊尹下放
作其即位 俟其复王位
爰知小人之依 乃知民怨苦
能保惠于庶民 遂施惠庶民
不敢侮鳏寡 不敢侮鳏寡
肆祖甲之享国 所以他享国
三十有三年 三十有三年
自时厥后 但自此以后
立王生则逸 王生平安逸
不知稼穑之艰难 不知农作艰
不闻小人之劳 不闻民劳苦
惟耽乐之从 惟贪欢寻乐
自时厥后 而自此以后
亦罔或克寿 王也不长祚
或十年 或在位十年
或七八年 或者七八年
或五六年 或者五六年
或三四年 或者三四年
末节第二行后省“生则逸”三字，因见《释论》引皮锡瑞《考证》：“《中论·夭寿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小人之劳苦……’据此则《今文尚书》不重‘生则逸’三字。”于赋体而言，略其三字甚谐。
此殷商贤王勤勉宽仁之史训也。而周族立国未久，其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之相关史教得未诗修，故于此周公出以散言（文略）。遂于是《无逸》殊成其半篇诗言、半篇散言。周公训成王，既援引殷人旧赋，又稍暇而言加斟酌，故较其伧促间所作诰文通顺易读。学者或因易读而疑为伪作，乃非。
周公时代，与《无逸》之半诗半文相类者，尚有《蔡仲之命》。参前文二○章：《训》以臣承先王之言，《命》辄臣代今王立言，均赋体相属云。周公朝曾未废此，《蔡仲之命》前半叙白事之因由及成王心意，散言；后半命蔡仲行德政，则诗格。想必周公代成王宣命于蔡仲，有相传之诗教可援，故彼言精警，但无涉时政新义。《蔡》篇今文无，则见散言、赋句参半之情，今古文皆具，不得偏疑古文。
《蔡仲之命》原文节选 《蔡仲之命》节选意译
皇天无亲 天道无亲疏
惟德是辅 唯辅助德行
民心无常 民心不恒常
惟惠之怀 但向往善政
为善不同 仁善由多途
同归于治 同归于治平
为恶不同 恶行也多端
同归于乱 但终归乱政
（尔其戒哉） （你警戒啊）
慎厥初 为事慎其初
惟厥终 并预虑结果
终以不困 则不陷困境
不惟厥终 无预警之虑
终以困穷 则终陷困局
懋乃攸绩 勤勉于功业
睦乃四邻 和睦于邻邦
以蕃王室 以屏卫王室
以和兄弟 以谐和亲邦
康济小民 并造福民众
率自中 遵循此中道
无作聪明乱旧章 勿自负以乱旧章
详乃视听 审思所见闻
罔以侧言改厥度 勿偏信以改法度
则予一人汝嘉 如此我将嘉奖
《无逸》乃周公训成王，联缀哲谚，劝勤政，辄援先代遗训。随后又有《立政》，乃周公训成王，劝任人唯贤云云；而皆切时政，却无前训可引，故全篇散文。唯周公每每“呜呼”启讲，此语气示意呼吁先灵，以徵其言攸承，乃渊源先圣意志、前代善政。
苏轼读《周诰》感言，文武尚易，周公尤难。盖此新朝之常情也，初建尤艰困难为也。周公有深谋大略，临事决断；唯事繁而勤政，握发吐哺，无暇修辞（详前文）。且《周诰》散言册书，遂大其篇幅，但言庞杂，较之虞、夏、商书均欠精炼，然而切时政变局之要，此周初所以散言成《诰》又一要义也。歌叙则式微。俟政局稳定，成王亲政，史传则复兴诗赋，此犹详后文。
三五章 《立政》兼训兼诰；散言成篇自有缘由。《书》之语体三分，其二类《雅》似《颂》，而散言尤出《周诰》。成王治安复兴诗修，承雅言遂赋《周官》，而与《立政》互用，乃见册逸与祝诵互补
《立政》，王引之《经义述闻》“政与正同。正，长也。立政，谓建立长官也。篇内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政》名篇。”余则释“正”为正道，篇内所言洵王任百官之正理，百官为政之正德，新朝官制之正体也。周朝政治形态又较夏、商进化，其体制改创乃当务之急，故周公言此以训成王，又诰王孙及百官，成其兼训兼诰之篇。训体本当凭藉先圣遗言，故周公亦附言夏商古训，援其“九德”“三宅”之大义。夏有万国而其王不脱盟主之形质，商则小邦合并而邦伯集廷，俟周有天下而分封诸侯，则新制理应大异于前矣；故周公托言文王而主张自创之官制（文王之周邦，一方诸侯，不当有大规模官制）。是故本文虽训体但不成诗赋者，无旧赋适援，而新策不及诗修也。盖兹事体大，尤待遍诰王孙、百官，故训、诰二而一也。全篇散文载册，经手史宦，逸播而传。文言则仍如周诰之佶屈聱牙，有别史家相传之赋句雅言，缘其直录口语，且周族西人，方言特殊。因此碍于逸播之效也，遂更修《周官》而歌叙之，其广播有效果然。《书序》：“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
唯《立政》篇中间有“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等骈句，则引成语而用，却曾被疑，以为后窜之。盖《书》就语体而言，大致三分，一者四言敷陈叙事，酷类《诗》之《颂》赋，于此前文屡及；二者铿锵警言世训，辄为骈句，四言或杂言不等，但类《诗》之《雅》耳，尤《小雅》常有；三者《诰》文难顺不成诗列，然间中往往也引骈句成语。如上述《立政》篇所引骈句，虽不似虞夏商史赋之句气息隽古，信乃当朝史宦相传之训语雅言。此可比较下列骈句，均出《诗·小雅》者：“神之吊矣，治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天保》）。”“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节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北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鹤鸣》）。”等等甚多，《大雅》亦见此况。皆流播一时者也。而《书》篇中骈句成语又曾被抽离，反复吟诵，益加润色，复还置篇中，固情理中事，遂其语言风格便显参差。此情未白时，由此语言反差，辄遭伪疑（前已言此）。
《周官》今文无，然与《立政》两肩互拥，简繁互补，诚诗修周朝政体官制之大义正道（见《立政》），而诵播之也。其言从容不迫，则窥成王归位后，政局趋安定，遂史官复赋歌之，以传王命。前文二○章言“命体辄臣代今王立言”，《周官》属之。《史记》言“周公作《周官》”，《书序》则言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窃意二说并不牴牾，乃该篇大旨，周公成王同意，遂推周公授意词臣从容修赋，代成王立言，俾王意广播永传之也。并非直录周公或成王之口语，故《周官》修辞有别《立政》，实《立政》之诗传别版也，册祝互用也。此情之端倪尝见诸《泰誓》，前后篇由散言而趋诗言，详前文。兹请诗列《周官》如下，乃见雅言易读，史诗复兴于是大明，而正值限危紧急之周公时代告结。
《周官》原文 《周官》意译
惟周王 周成王率师
抚万邦 抚八方万邦
巡侯甸 巡诸侯各国
四征弗庭 四方征叛军
绥厥兆民 安定亿众民
六服群辟 群雄皆服顺
罔不承德 无不承周德
归于宗周 王遂归宗周
董正治官 理正其官制
王曰若昔大猷 王说先圣贤
制治于未乱 定政于未乱
保邦于未危 保邦于未危
（曰） （传训）
唐虞稽古 尧舜当时事
建官惟百 高官仅百数
内有百揆四岳 四岳领内庭
外有州牧侯伯 侯伯镇四方
庶政惟和 天下政通和
万国咸宁 万国皆安宁
夏商官倍 夏商官倍增
亦克用乂 功用亦治顺
明王立政 圣王之政治
不惟其官 不仅在设官
惟其人 更在于选贤
今予小子 我成王年少
祇勤于德 敬勤于德政
夙夜不逮 仍不及古贤
仰惟前代 仰敬先圣贤
时若训迪 乃从顺承蹈
厥官立太师 官制立太师
太傅太保 及太傅太保
兹惟三公 是三公持政
论道经邦 论道与治国
燮理阴阳 协调其阴阳
官不必备 不固定其职
惟其人少师 唯德选少师
少傅少保 及少傅少保
曰三孤 谓三孤佐治
贰公弘化 辅三公弘道
寅亮天地 敬天道明德
弼予一人 犹弼我君主
冢宰掌邦治 冢宰掌常务
统百官 统领彼百官
均四海 均调其四方
司徒掌邦教 司徒掌教化
敷五典 传典咏史训
扰兆民 安定天下人
宗伯掌邦礼 宗伯掌国礼
治神人 主神人交际
和上下 谐尊卑上下
司马掌邦政 司马掌军政
弘六师 统六师之军
平邦国 平八方之邦
司寇掌邦禁 司寇掌司法
诘奸慝 查奸恶之人
刑暴乱 惩暴乱之徒
司空掌邦土 司空掌国土
居四民 安士农工商
时地利 应时纳赋税
六卿分职 此六卿分职
各率其属 各率其部属
以倡九牧 表率于九州
阜成兆民 安康天下民
六年 每六年为期
五服一朝 公侯一朝觐
又六年 再六年之期
王乃时巡 王应季巡方
考制度于 考查制度于
四岳诸侯 四方诸侯国
各朝于方岳 小邦集公国
大明黜陟 王分明赏罚
王曰呜呼 王吁天而言
凡我有官君子 凡我朝官卿
钦乃攸司 敬职你所事
慎乃出令 慎重你发令
令出惟行 令出则当行
弗惟反 勿朝令夕改
以公灭私 大公而无私
民其允怀 民庶始诚服
学古入官 尊古训为官
议事以制 详议再裁决
政乃不迷 政治不迷惑
其尔典常作之师 以常典为师
无以利口乱厥官 勿随口乱判
蓄疑败谋 多疑则败谋
怠忽荒政 怠忽则荒政
不学墙面 勿如墙呆立
莅事惟烦 临事乱无方
戒尔卿士 戒尔众卿士
功崇惟志 功高在明志
业广惟勤 业广在勤学
惟克果断 临事能果断
乃罔后艰 于是无后患
位不期骄 居官不当骄
禄不期侈 享禄不要侈
恭俭惟德 恭俭惟美德
无载尔伪 勿事彼伪善
作德心逸日体 行德则心逸修好
作伪心劳日拙 作伪则心劳日拙
居宠思危 受宠思艰危
罔不惟畏 凡事宜忧患
弗畏入畏 无忧则陷患
推贤让能 举贤犹谦让
庶官乃和 百官相和睦
不和政庬 否则乱政局
举能其官 举贤当其位
惟尔之能 是举荐者善
称匪其人 被举非其任
惟尔不任 则荐者失责
王曰呜呼 成王慨而吁
三事暨大夫 宰辅与众官
敬尔有官 恭敬你职守
乱尔有政 顺治你政务
以佑乃辟 以辅佑君主
永康兆民 永安亿万民
万邦惟无斁 天下不弃周
上译出入往说少许，与常注无甚违异。古文篇之传真赋体雅言，大体如此。其间“时若训迪”句，缘诗格而读如，大遂通顺。参《孔疏》“若与训俱训为顺也。”迪则训蹈，《孔疏》：“顺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则之”云。
虽然周初“史乃册逸”，但诗传仍有其优势，故自成王时代起，册逸与赋传一并推行。所谓成王时代，起于周公归政成王后也。该时修史官辄相沿雅言以遣，如上篇“民其允怀”句，不妨比之《周颂》“我其夙夜（《我将》）”等；又“举能其官”、“称匪其人”句，可比“时迈其邦《我将》”等；尤《载芟》“千耦其耘”等，有同类句例十二。举一反三，文体句例之似，诚不胜枚举于《诗》《书》之间，是皆雅乐所谐也，三代以来一脉相承。后若《毕命》：“不由古训，于何其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则犹自申明承旧统、修赋辞之三代经史之要义，详下文。
三六章 《顾命》纪事琐细且无须颁布故散文载册，《康王之诰》则依周初成例录王言而逸册，《毕命》似循《君陈》前式而赋句规整
成王之《命》篇尚有《君陈》，其歌叙谐律已详前文。《君陈》与《周官》之相似，格律宜歌传而外，是皆修成于安定岁月，内容又都宜口传广播朝廷内外。后之，有存《顾命》，乃记成王临殁顾命老臣数语，及其丧仪。一者直录王言为尊，二者事且紧忙，三者无须遍告，故此篇散言载册而已，称《命》体之特例。又之《康王之诰》，则依“周初八诰”之成例，散文逸册，直录康王继位成王之言行，而传册逸播也。《顾命》《康王之诰》所记，不辞锁碎，若非文字载册，则不得致此，而迵异歌叙之精警。
康王既登位，政安，曾命辞臣作《毕命》，命毕公继位君陈治成周。而赋辞齐整，是亦循《君陈》之成例。毕公高，周文王之子，封于毕，与召公共辅康王。兹请诗列该篇如下，起首有数语旁白。
《毕命》原文 《毕命》意译
惟十有二年 周康王十二年
六月庚午朏 六月庚午日新月
越三日壬申 三日后壬申日
王朝步自宗周 王于早晨起步
至于丰 自京都东达丰邑
以成周之众 因成周聚众殷民
命毕公保厘东郊 遂命毕公治此地
王若曰 康王如是言
呜呼父师 毕公啊父师
惟文王武王 文王和武王
敷尤德于天下 大德行天下
用克受殷命 代殷受天命
惟周公 而周公辅政
左右先王 在先王左右
绥定厥家 安定我周室
毖殷顽民 告诫殷叛民
迁于洛邑 迁彼于洛邑
式化厥训 感化于正教
既历三纪 历三十余年
世变风移 世变风俗移
四方无虞 四方无忧患
予一人以宁 我甚觉慰宁
道有升降 世道有盛衰
政由俗革 政教随俗变
不臧厥臧 若不褒奖善
民罔攸勤 民无所适从
惟公懋德 毕公德行广
克勤小物 不辞劳锁细
弼亮四世 功辅四代王
正色率下 庄仪率百官
罔不祇师言 众皆从您言
嘉绩多于先王 公嘉绩先朝
予小子 我仗仰您德
垂拱仰成 理朝政从容
（王曰） 康王复尝言
呜呼父师 天鉴啊父师
今予祇命公 今我敬命公
以周公之事 继周公之业
往哉 往洛邑成周
旌别淑慝 分别标善恶
表厥宅里 锦帜其善宅
彰善瘅恶 彰善并责恶
树之风声 树之以风声
弗率训典 不循正教者
殊厥井疆 异帜其所在
俾克畏慕 使人心有适
申画郊圻 申明京畿界
慎固封守 慎洛人渗入
以康四海 以期天下安
政贵有恒 德政贵史训
辞尚体要 辞令尚雅体
不惟好异 不标奇好异
商俗靡靡 商俗坠奢浮
利口惟贤 以巧舌为能
馀风未殄 曲巧犹余风
公其念哉 毕公您留心
我闻曰 我犹闻训教
世禄之家 亨禄世代久
鲜克由礼 其家辄失礼
以荡陵德 放肆欺仁者
实悖天道 实悖逆天道
敞化奢丽 世家坠奢华
万世同流 此情万世同
兹殷庶士 彼等众殷士
席宠惟旧 在宠位已久
怙侈灭义 仗势丧德义
服美于人 却华服美饰
骄淫矜侉 骄淫且矜夸
将由恶终 终将食恶果
虽收放心 虽禁令收敛
闲之惟艰 约束仍不易
资富能训 富而受训教
惟以永年 始可亨永年
惟德惟义 行仁德道义
时乃大训 是乃教之本
不由古训 不凭古训言
于何其训 何言足以训
（王曰） 康王复如言
呜呼父师 天鉴啊父师
邦之安危 周邦之安危
惟兹殷士 事系彼殷士
不刚不柔 刚柔且相济
厥德允修 德政诚可称
惟周公克慎厥始 周公慎其始
惟君陈克和厥中 君陈谐其中
惟公克成厥终 今赖公继承
三后协心 三君共心力
同厎于道 同致力教化
道治政治 道德贯政治
泽润生民 福泽润万民
四夷左衽 四方之异族
罔不咸赖 无不信我朝
予小子永膺多福 我小辈遂幸
公其惟时成周 公治理成周
建无穷之基 建无穷之基
亦有无穷之闻 兼永世美名
子孙训其成式 子孙依法训
惟乂呜呼 治道啊天鉴
罔曰弗克 勿言无所凭
惟既厥心 但尽其仁心
罔曰民寡 勿言不得民
惟慎其事 但慎其政策
钦若先王成烈 敬先王大业
以休于前政 期美于前政
“惟乂呜呼”句，吁叹置后，则参《诗·云汉》“王曰於乎”，《诗·既醉》“其类维何”等例。
《毕命》虽经美辞雅修，然而体现时局与康王心意，如此贴切深刻，乃直录王言之笔竟不能达。犹见赋作者用心良苦，非但完其《命》篇，亦为歌叙之一度失落吁遗憾，并高标重振其诗统；如言“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不由古训，于何其训”云云，皆双关语，蕴言外意也。而“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云，既与周史丝丝入扣，又见诗言排比规整，口播周官殷庶，功效明德自可推度，则该篇岂非真传耶。篇中又反映殷裔之骄贵，足证周人善待战败族团，则何有奴隶制（见前文言此）。以华夏文明之独具，实不可套用西方模式。《周礼》既证礼制社会理性、仁爱，分权（分封）自治，乃殊为西哲羡慕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