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史诗考全编
二五章 《夏书》章法异《虞书》而添旁白，《禹贡》宣布赋制，唯其历代更新以致辞义“层累”。《禹贡》构篇错体，释以史诗则在理中
《夏书》存文四篇，依次为《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随后有题无文者凡五：《帝告》、《釐沃》、《汤征》、《汝鸠》、《汝方》。该五篇之概要则见于《书序》，其内容皆与先秦载文可相印证，辄缘商士逸散之也。
《夏书》之章法显然别于《虞书》。《虞书》开篇多以颂唱括圣贤生平功德；《夏书》开篇则换以旁白，以明时事背景。而如《禹贡》篇首旁白简要：“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云。而诸篇首章之说白又皆可作诗唱，此可比之《楚辞·招魂》。《招魂》长诗之四言颇规整，然首章旁白巫祝缘故，又长短句颇参差，但历来句读作诗言，非作散文。
《禹贡》之主体，赋句锵然，后来汉代长赋状地理风貎，排比类别，有效之。唯《禹贡》章首见附言提示如“冀州”、“济河惟兖州”等等，则可比视《五子之歌》之章法：五歌之首皆提示“其一曰”、“其二曰”，至于“其五曰”，似小标题也。
窃意大禹治河，调“万方”物资、人力为用，尤重贡赋。治河之事重大，过于长城、运河，然前者载誉，后者讨咒，由知禹之役民、采贡有道。而夏启立朝，承禹政，更规范献纳，《夏书》遂以《禹贡》开篇。唯《禹贡》言事，传诸各国师巫，以便实行，乃用行之诗传，洵异于“六体”。尤缘其相沿实行，时移政迁，故体例犹在，条款或更改，直至《周礼》取而代之（详井田制）。此所以《禹贡》内容，参差其时代特徵，亦因而向来争议其真伪及产生年代。今解以史诗，则圆通无碍。试看下文选译，见其征赋法大致适应殷商政体，即中央对地方之统管已较有效。殷代生字，但远未足以藉此行文周知天下，而贡赋事关全民，仍凭歌叙诗播耳。
原文 意译
冀州 治河起冀州
既载壶口 整毕河壶口
治梁及歧 治梁山歧山
既修太原 修高原两岸
至于岳阳 进展至岳阳
覃怀厎绩 覃怀又告成
至于衡漳 复进至漳水
厥土惟白壤 冲积土泛白
厥赋惟上上 惟赋贡当多
[错厥田中中] 欠收则赋减
恒卫既从 河原下游顺
大陆既作 遍地可耕作
岛夷皮服 东夷献兽皮
夹右碣石 贡道临碣石
入于河 下海复迴河
济河惟兖州 济河域兖州
九河既道 众河道疏通
雷夏既泽 蓄洪雷夏湖
澭沮会同 澭与沮交汇
桑土既蚕 该地宜桑蚕
是降宅土 民迁居河岸
厥土黑坟 黑土积为丘
厥草惟繇 草深而茂盛
厥木惟条 树高且挺拔
厥田惟中下 田土中下等
厥赋贞作 赋收适田作
十有三载乃同 垦滩十三年
厥贡漆絲 乃贡漆与丝
厥篚织文 漆盒装织锦
浮于济漯 济与漯航运
达于河 达黄河至都
《禹贡》之九州依次为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惟冀州未言所在区域，《孔传》释曰：“尧所都也。”帝都遥领天下，故不言界。学者新解《禹贡》，以九州为自然区域名，非政治区划；且域名、地名均可沿袭而移用，即不同代之相同域名、地名，实际上并非每指某定处，乃时移民迁使然。甚是。亦合人类学通律，人口迁移常携旧地名而命新地。彼疑既释，复有迷惑：该篇贡纳之法不当禹夏时代。确实。余以史诗说解惑，则以为夏、商皆广播《禹贡》，以为赋征之法理依据，故由历朝史宦诗遒精心改编，略换辞句以适当朝之政，如此而已。亦张《禹贡》之大旗取威信耳。由上述翼、兖两章可见诗言既存禹代之原态，又有适殷商之政局。直至井田制立，遂《禹贡》定格，不为实用，仅作古史相传。
以上冀州章“错厥田中中”句，且从《汉志》，于“中中”前少“惟”字，以谐诗律。此小节也，有无“惟”字都无碍大局。而诸本迭出，大同小异，亦通常矣。又，兖州章“厥赋贞作”句，孙星衍断句已如是。而兖州以下七章，都赋体自成。
藉歌诗传令，普见于其相应之上古时代诸文明。而华夏“圣贤史诗”撰由史官诗遒，遂有《禹贡》特例：内容与时俱进。参观邵望平论《禹贡》，彼综观考古新成果而言：“故不排除《禹贡》九州蓝本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追记的可能；另一可能则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再从九州所记的自然条件及物产属于一个较今日温暖的气候期来看，笔者认为《禹贡》中之九州部分的蓝本当出于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其后必经多次加工、修订才成现今所读到的这个样子。”刘起釪《释论》引其文，并称许以“中肯”、“可珍视”云。而“口碑”说乃去史诗说一步之遥耳。非诗言，则不足以碑传；且“多次加工、修订”之特殊，恰于史诗学见例证。
《禹贡》之九州九章就其功效言，略似诰、命，而以下第二部分篇幅，纪颂禹功，即其治河山之谋略，又略如典谟。此部分载禹之治水成功经验，后世农官水工则奉作金律；且此等事历代相袭，故较之前文贡法之历经修改，水利又显然存禹代之原态。而此两部分之章法又不甚一致，故疑《书》者因说是出后儒拼合。其实史诗集诸诗为一篇乃常情，尤此篇前后事诚相关，所以合成，无可疑。学者又有言甲骨文犹无力载《禹贡》之鸿篇杰构，须出后学追述云。惟史诗之容量，岂止千言，百万言犹比比有，口传文化故不当小觑，而古之经师恰盲于此故致疑。学问本该崇古，却不必泥古。
第二部分之诸章分载各山系大势，及导山疏水之大布局；乃见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之大规划，及顺应自然、疏导不堵之总设计。兹选译前两章如次：
原文 意译
导岍及岐 岍岐二山疏川
至于荆山 开路随至荆山
愈于河 川水越阻入河
壶口雷首 壶口雷首并治
至于太岳 砍树路通太岳
厎柱析城 厎柱与析城山
至于王屋 疏川通王屋山
太行恒山 太行恒山两脉
至于碣石 疏治东流碣石
入于海 经碣石入大海
西倾 西倾山脉导向
朱圉鸟鼠 朱圉山鸟鼠山
至于太华 川流至太华山
熊耳 熊耳山系疏川
外方桐柏 经外方桐柏山
至于陪尾 汇流于陪尾山
导嶓冢 导嶓冢山川流
至于荆山 至荆山入江湖
内方 大别山于内方
至于大别 诸川汇于大江
岷山之阳 岷山南又大川
至衡山 流经衡山诸脉
过九江 分流而汇下游
至于敷浅原 冲积成敷浅原
《禹贡》第三部分则总结禹治水之效功远义，颂体而经常唱叙，故嘉言精炼、锵铿齐律。其中“成赋中邦”要紧，乃谓赋制宜于“中邦（中土诸侯）”，不及于“万国（边远诸邦）”也。
原文 意译
九州攸同 九州同治功成
四隩既宅 水降陆成可居
九山刊旅 诸山水陆交通
九川涤源 江河纳汇百川
九泽既陂 沼泽蓄洪有堤
四海会同 四面八方政平
六府孔修 官府职分修齐
庶土交正 土地互较量税
厎慎财赋 谨慎制定财赋
咸则三壤 都依地力准则
成赋中邦 限在统治所及
锡土姓 赐婚氏族贵胄
祇台德先 敬守祖传德教
不距朕行 勿违我持德行
至此全篇既毕，却末尾又添辞几许，内容则反映殷商朝廷、侯邦等“五服”征纳常规。对比周礼“九服”（见《夏官》），则二者正相衔接。此文为后加，乃学者共识。但论说却大分歧，尤伪《书》说又持之为柄。而解以史诗，皆无怪矣，后朝添辞，一并歌传，以自重当朝税法之权威也。禹夏时代万邦共盟，社会形态有异于五服、六服、九服、九畿之况；当时之贡制初起，其制为部落馈赠、礼尚往来之自然法、习惯法之演进。久之，《禹贡》之法典威权自立，后朝遂攀附。
《夏书》之《禹贡》说如上，明其歌叙义而已。其次之《甘誓》，前文已及。又《五子之歌》古文有今文无，其诗义则不言而喻。又《胤征》亦古文有今文无，说亦见前，且此古文篇之句读大体存赋辞原态，无用赘言。然则仅《五子之歌》题作《歌》者何？曰：类“风”也，可以怨讽。蔡沈《书集传》则曰：“《小弁》之诗，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书》他篇之“六体”则类颂雅。而“歌”之章句大类于六体，皆诗篇也。且古文篇《五子之歌》、《胤征》，其篇首都布旁白，特徵与今文篇《禹贡》《甘誓》别无二致，亟证今、古文同源，尤皆具史诗说唱之鲜明特徵。
有一相关考古成果新出，于《禹贡》等解读大有补益，即河南禹州之具茨山石刻岩画、岩符之发现。其图案多有石凿圆孔呈直线排列者，绝类陈抟《太极图》（参前文十三章）；又其符记大似柳湾彩陶者；还有线条图案，专家皆认同为大禹治水规划图。若此，则“禹是神话人物”说可以休矣。
二六章 析《商书》之章法，说白兼诗，则《汤诰》与《史记》出入之疑因可揭。《太甲》之“伊尹作书”，属符记之进步，而歌叙仍盛；该“书”影响史诗无多，唯重大事件自此符录纪实
《商书》之今文本仅存《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古文则篇目三十二（存文十七篇，存序者十五）。依次如下列：《汤誓》《夏社·序》《疑至·序》《臣扈·序》《典宝·序》《仲虺之诰》《汤诰》《明居·序》《伊训》《肆命·序》《徂后·序》《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沃丁·序》《咸乂四篇·序》《伊陟·序》《原命·序》《仲丁·序》《河亶甲·序》《祖乙·序》《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序》《西伯戡黎》《微子》。参前文商学散逸及古文《尚书》取补外学云云。
上章尝说《夏书》章法，开篇布说白，异于《虞书》。而《商书》又异于《夏书》，其说白辄启首同篇之各章，亦即史诗传播愈趋兼唱兼白，所谓说唱也。此乃成熟史诗一大特徵，其例不能枚举，如今之蒙古族、藏族等史诗说唱犹流行如是。故《商书》之结构，长篇者多有分上中下，也相应说唱形式。而如《汤诰》，之其内容与《史记》所载不同，窃意乃缘同篇之两章，却分载于此两书也。《商书·汤诰》以旁白：“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启其章，《史记·殷本纪》则存《汤诰》另章，引首说白：“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以令诸侯”云。两者都不出《书序》之概括：“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以史诗说《汤诰》，该篇非但无疑，反可将二事互援而证其真。
上述之说白特徵尚明显于《太甲》上、中篇之各章。如上篇首章启于“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云云；次章则：“王惟庸罔念闻，伊尹乃言曰”云云；又次章则“王未克变，伊尹曰”云云。又如中篇之首章启于“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云云；次章则“王拜手稽首曰”云云；又次则“伊尹拜手稽首曰”云云；又似《五子之歌》其一曰、其二曰等等之演展。而《太甲下》全篇，引首“伊尹申诰于王曰”以下，警言凝炼，无疑赋传世训，推其往往选作奠礼颂唱，故特音声铿锵耳：
原文 意译
呜呼 啊神灵明鉴
惟天无亲 天运非无故
克敬惟亲 敬道则天亲
民罔常怀 民不无故归
怀于有仁 归顺于仁君
鬼神无常享 鬼神不常祐
享于克诚 保祐诚信者
天位艰哉 天子艰难啊
德惟治 仁德天下治
否德乱 无德天下乱
与治同道 遵道与仁政
罔不兴 天下无不兴
与乱同事 为政于败行
罔不亡 天下无不亡
终始慎厥与 始终慎记取
惟明明后 昌明由明君
先王惟时 先王汤所为
懋敬厥德 惟敬修己德
克配上帝 是以应天运
今王嗣 今王嗣太甲
有令绪 有大好基业
尚监兹哉 望加省悟啊
若升高必自下 如升高必自下
若陟遐必自迩 如行远必由近
无轻民事惟难 毋轻视民力艰
无安厥位惟危 毋逸忘君位危
慎终于始 谨慎于始终
有言逆于汝心 有言不顺你心
必求诸道 以天道衡此言
有言逊于汝志 有言迎合你志
必求诸非道 惕此言违道否
呜呼 啊神灵明鉴
弗虑胡获 不深思何获
弗为胡成 不德行何成
一人元良 君王仁而能
万邦以贞 万邦得正道
君罔以辩言乱旧政 君勿诡辩乱传统
臣罔以宠利居成功 臣勿邀宠图功利
邦其永孚于休 国葆美好无限
下篇史训诰体如此，然上、中两篇叙事纪言，却未及下篇之工于对仗联句，且渐疏于典谟体裁；显然，乃相关“伊尹作书曰”也。彼“书”，前于甲骨文，而后继远古字符；窃意大致相当“坡芽歌书”进而“东巴文”之阶段，表意功能渐强，但尚未一字应一言，而以一“书”表一短句，一情节。如东巴文羊皮书《创史纪》图符连篇，今人有喻“连环画”，而纳西“东巴”可据此串连成史诗或传说，亦乃书、言并传之雏型。盖商族先人贩货经营，相传始于“王亥”（商有天下后追记先祖则冠以“王”，追称也）。既营商，想当然长于符记盈亏，推其符号多象形、指意如东巴文之类。俟形声字大成，遂有甲契。今出土之陶文、甲骨文可相印证。缘此，《太甲》之上、中篇大体仍为赋言，唯结构稍趋散。且为尊者讳，是其内容不宜四橎，非为礼颂乐诗也。如《太甲上》开篇“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以下，虽可赋句而诵，但应律齐口略逊于下篇：
原文 意译
先王顾諟 汤王顾念此
天之明命 天赐人好运
以承 所以奉承
上下神祇 天地之神灵
社稷宗庙 及社稷宗庙
罔不祇肃 无不敬肃穆
天监厥德 天鉴汤王德
用集大命 降彼于大命
抚绥万方 安抚万方民
惟尹躬克 伊尹能躬身
左右厥辟 辅佐我汤王
宅师肆嗣王 安民使太甲
丕承基绪 乃继承王业
惟尹躬先见 伊尹我亲历
于西邑夏 见夏朝先祖
自周有终 仁德有善终
相亦惟终 贤臣也善终
其后嗣王 但夏末之君
罔克有终 败德无善终
相亦罔终 臣辅亦名裂
嗣王戒哉 新王警戒啊
祇尔厥辟 敬慎居其位
辟不辟 王不行王道
忝厥祖 羞辱其祖宗
如《汤诰》、《太甲》、《咸有一德》等篇之说白，不必定为商师原话，因散句无定格，可存其意而稍易其辞，其言于是与时俱进。而后来《盘庚》之旁白、正文却全出于实录，故较之《商书》他篇甚拗口，下文详此事。
二七章 《咸有一德》诗存完整，亦可据歌叙说释其歧疑。《盘庚》载册则呼应殷墟契文，其语辞特殊、篇章倒错也皆可理喻，宜参《史记》之小辛朝修《盘》说。《盘》篇成文相应歌叙雅乐之伴生雅言，乃雅言促成形声造字之由渐变而突变
《咸有一德》，虽亦伊尹陈戒太甲，然尤集多史训，齐诗律而宜诵传。或《史记》另说该篇由伊尹作于成汤灭夏之后，窃意伊尹既为王师而主祠，则司诗叙之职，其训辞固源渊有自，是既可奉诗汤王，复可申戒太甲也；《史记》《孔传》乃各有所据，都非虚言，参前文二二、二三章。
《咸有一德》启于“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云。以下自“曰鸣呼，天难谌，命靡常”至“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便赋言完体，亦奉辞汤王或陈戒太甲皆可。继之篇章由“今嗣王，新服厥命”导出，但唯此一句为应景时语，其他则无不祖传嘉言，历代君王都应听取。
《咸有一德》易读，诚缘其存真诗言，联对整义，隽语朗朗，显然歌叙说之又一力证。设若伪作，则必从《殷本纪》以弥缝，何必另起炉灶，说为太甲戒。该篇真伪向无定论，今释以史诗，则白真相；其本体传承有绪，而两朝都可传唱，史官遂授事于后代，后继者则以旁白作分晓。
《太甲》与《咸有一德》同代，前者稍涉散记，后者诗体更完整，由知史事仍凭口传。太甲，成汤之孙；盘庚，则成汤十世孙。自《盘庚》成文，知殷人之文字大有进展，始见散文载史。《盘庚》之事关重大，尤过于《太甲》也，书载，郑重之也。余推盘庚时文字尚不敷应用，成文唯艰，因之读来晦涩。又推《盘庚上》：“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言迁后事却置于前，乃缘迁后始安定，而可斟酌推敲作文，故成篇在前。中篇：“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未迁时也；下篇：“盘庚既迁，奠厥攸居”，刚迁时也；当时草案中、下篇而已，且事紧无暇修辞。正式符记编文则依次在迁都安居之后，故其篇章倒错却有来由。王懋竑《读书记疑》：“三篇皆既迁后追记”近是。犹见古文篇目存其真，唯伏生及大小夏侯之今文将上中下三篇合一，则武断，大碍释读。事参“清华简”《傅说之命》之三分其篇。《殷本纪》又存一说：“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云。小辛乃盘庚弟，既立，史宦修订旧文，亟在理中，因文字创造又复进展也。窃意先朝之《盘庚》可能凭符记提示而叙传，俟小辛朝则近于逐字书写成篇。太史公记事多有并存几说之处，便于后人追索耳。窃意商周之人随甲骨文、金文及典册愈趋成熟，可能多次修载《盘庚》。盖散句无定格，初时反不如诗言稳定。唯《盘庚》文本显示，历代史官尚极力保持其原貎（唯诰体直录王言，故不似歌叙雅言之易读）。
至于殷人之书何介质，愚意甲骨牍片而外，羊皮树皮也在可能，虽然无确证，但见牛、羊皮书为诸多民族先民所用。但此类易朽，已无可寻迹耳。《孔传》：“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云，《书序》、《史记》大体同此说；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考古，饶见甲骨文，遂认此处为盘庚迁至纣亡三百七十三年之都城，事与《盘庚》改叙传为史牍散文亦相呼应。而《史记》攸存小辛说，则提示文字足堪遣用并著于册牍，可能近小辛朝，然则必由盘庚盛世肇端也。参前文言夏廷之雅乐歌叙伴生雅言，至盘庚迁都后诸邦师长集于朝廷，雅言一统万邦方言，遂有形声造字之盛事，于是甲骨文告成云云（甲骨文大多为形声字）。
商迁之由，纷纭诸说，余则别有政治形态进展论；乃因商廷统治力加强与方国联系渐趋密切，“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愈多聚朝，旧京不堪装容，故须另辟新都。所谓“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江声：“以喻国邑圮毁，当徏新邑也”近是。虞夏朝廷“百兽率舞”是一时之盛会，商廷则邦伯方士常在。此亦甲骨文发生之由，即大集方国符记造字，说已见前，又参《微子》“卿士师师”，汉唐晋宋经师辄释此为“卿士互为师效”。邦卿愈多集朝廷，而此政治形态进展中，各集团之意识及利益冲突必起，迁都故难，实况辄见诸《盘庚》。
《盘庚》固不能诗列，《咸有一德》之章句则如下，二者互较，颇起星移物换之慨。
《咸有一德》乃臣代先君作训诫，精集警世成语而歌之，乃史诗恒有者也。如今布朗族便有原态“训导歌”。
《咸有一德》原文 《咸有一德》意译
伊尹既复政厥辟 伊尹还君权于太甲
将告归 将告老归
乃陈戒于德 于是陈戒仁德于君
曰呜呼 呜呼神灵
天难谌 天变不测
命靡常 命运无常
常厥德 守常其德
保厥位 方保其位
厥德匪常 不守恒德
九有以亡 必亡天下
夏王弗克庸德 夏桀不遵德
慢神虐民 侮神并虐民
皇天弗保 天弃保其位
监于万方 临鉴于万邦
启迪有命 启迪天之子
眷求一德 诚待恒德者
俾作神主 令其主神祭
惟尹躬暨汤 尹伊与汤王
咸有一德 都具纯一德
克享天心 能承担天意
受天明命 受天之福命
以有九有之师 拥九州众庶
爰革夏正 遂革命夏政
非天私我有商 天无偏爱商
惟天佑于一德 天佑大仁德
非商求于下民 商不求于民
惟民归于一德 民心归仁德
德惟一 德政守仁道
动罔不吉 行政无不吉
德二三 不守一仁德
动罔不凶 动辄有凶险
惟吉凶 大凡吉与凶
不僭在人 对应人所为
惟天降 大凡天意旨
灾祥在德 灾祥应德否
今嗣王 今王嗣继位
新服厥命 重新事天命
惟新厥德 德政新气象
终始惟一 始终遵仁道
时乃日新 乃与时更新
任官惟贤才 任官惟选贤
左右惟其人 辅政惟良臣
臣为上为德 臣忠君推仁
为下为民 施政则为民
其难其慎 难为啊慎重
惟和惟一 政和德专一
德无常师 德行无固态
主善为师 仁善为常态
善无常主 仁善无定则
协于克一 谐和乃可嘉
俾百姓咸曰 谐而百姓称
大哉王言 伟大啊王言
又曰一哉王心 大仁啊王心
克绥先王之禄 承先王福命
永厎烝民之生 永致民安生
呜呼 呜呼神明鉴
七世之庙 庙奉七世祖
可以观德 可见功德广
万夫之长 主政者德行
可以观政 可观仁之治
后非民罔使 君非民无使遣
民非后罔事 民非君无事业
无自广以狭人 勿自大而狭人
匹夫匹妇 庶民匹夫匹妇
不获自尽 不得尽力自图
民主罔与成厥功 君主则无从成其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贯尹伊警训也。
二八章 推《说命》出契文盛代，兼以说唱与书录；其上、中两篇尚合诗格，下篇实录君臣对答而文句趋散。该篇之真传歌叙则由“清华简”实证。合观《高宗肜日》，见傅说，祖己司祭，而仗王命与祖训制王权，由窥商代神权之奥义
前文尝言，《虞书》诗唱以颂歌开篇，《夏书》则以简述事由之旁白为前导。复《商书》之说白愈多，愈趋兼唱兼说；并又辅以书记，重要者如《盘庚》则全篇载册。至《商书》之《说命》三篇创作，已至武丁时代，推乃造字盛时也；唯《说命》仍未废歌叙，犹说、唱、书三者兼用之。如《说命上》之前两大章，旁白事由，其间提及武丁作书以诰。然此两大章易读，去赋言不远，可推仍乐府修撰，以口诵传代。旁微古印度佛经，曾以梵文载之贝叶，但仍赖口传广播。而逢明王在世，辄集结高僧会诵，以决正统。大部佛经可达数百万言，而经卷启首“如是我闻”，乃明听闻受学也。
前文亦曾道《命》体辄臣代今王立言，合参《说命上》首章“王言惟作命”及“其代予言”云云。犹《说命上》之第三大章（共五节）“命之曰”以下，乃帝室相承之警教诗言，联对亦工，当为王师代武丁宣命；非“王命之曰”而宜作散言者。《说命中》，则傅说已任王师、司神职，于是倚仗神道“进于王曰”云云，乃代先圣传命，有似《训》，故有“惟天聪明，惟圣时宪”之大气，其赋篇整一，显然精心编修尔后进言，由见虞夏以来之成法，及贤臣之用心良苦。而古简《傅说之命》出，亟证《尚书》赋言易读乃真相，歌叙为真传。
《说命下》“王曰来，汝说”之章，则王亲言也。继章则傅说对答，再继又“王曰呜呼”云云，再录王言。下篇既即兴对答，章句遂稍散，得实录王言之概貌。但仍易读不碍诵传，并参《诗·云汉》：“王曰於乎”语例。由文风推之，约乃周臣经修载册者。复推周史宦署于寺而修《书》，因其内容不甚宜比兴，此略异于《诗》也，然章句大似之。换言之，《书》即《诗》，但二者修辞略差耳（乐府在寺，寺通诗）。
以下选译《说命上》、《说命中》联对、排比显著之章节（且见其不乏比兴），则知《商书》之风貌自具，并其兼诵、兼唱、兼书之趋变，一致于史诗、文字之发生发展过程。盖联对及排比为诗唱之显著特徵，今若广西隆林壮族之歌师唱史（曲调“嘀啰嘀啰”），专称“排歌”，每联重唱两遍，加以明确（若“排不顺”则不能为继）。而排歌之优劣不以声乐论，却以辞义胜。
《说命上》原文节选 《说命上》节选意译
命之曰 传王命于傅
朝夕纳诲 朝夕进善言
以辅台德 辅我之德政
若金 有如持刀兵
用汝作砺 用你为磨砺
若济巨川 有如渡大河
用汝作舟楫 用你作舟楫
若岁大旱 有如遇大旱
用汝作霖雨 盼你如霖雨
启乃心 修启你慧思
沃朕心 润溉我之心
若药弗瞑眩 如药不显效
厥疾弗瘳 病疾不致愈
若跣弗视地 赤脚盲目行
厥足用伤 其足须致伤
惟暨乃僚 但率你僚属
罔不同心 都同心同德
以匡乃辟 以匡扶王君
俾率先王 使王遵先圣
迪我高后 蹈成汤之道
以康兆民 致兆民康富
呜呼 王慨叹而言
钦予时命 恭听我命义
其惟有终 愿将有善终
说复于王曰 傅说答复王
惟木从绳则正 墨线修直木
后从谏则圣 王从谏则圣
后克圣 君王为圣明
臣不命其承 臣自承命教
畴敢不祗 谁敢不敬顺
若王之休命 明君之正教
《说命中》原文 《说命中》意译
惟说命总百官 傅说任王师
乃进于王曰 向王进训言
呜呼明王 啊我王明哲
奉若天道 奉天命承道
建邦设都 建王国设都
树后王君公 立诸侯君公
承以大夫师长 备大夫师长
不惟逸豫 不图安逸乐
惟以乱民 但思民安治
惟天聪明 惟上帝聪明
惟圣时宪 圣君效天道
惟臣钦若 臣工则敬谨
惟民从乂 庶民则安顺
惟口起羞 勿言语招辱
惟甲胄起戎 勿率意兵甲
惟衣裳在笥 勿轻授官服
惟干戈省厥躬 干戈事亲察
王惟戒兹 君王尤戒慎
允兹克明 诚奉公能明
乃罔不休 乃无所不修
惟治乱在庶官 政谐凭百官
官不及私昵 授官不唯亲
惟其能 但视其贤能
爵罔及恶德 爵勿赐恶人
惟其贤 须选其贤明
虑善以动 谋定而后动
动惟厥时 动则宜时机
有其善 好以善自居
丧厥善 人辄否其善
矜其能 好以能自夸
丧厥功 人辄否其功
惟事事 凡事虑周全
乃其有备 面面俱有备
有备无患 有备则无患
无启宠纳侮 别滥宠而招侮
无耻过作非 别饰非致加错
惟厥攸居 惟王道居正
政事惟醇 则政事妥善
黩于祭祀 率漫祭祀
时谓弗钦 是谓失敬
礼烦则乱 礼烦琐则乱
事神则难 事神须谨严
王曰旨哉 武丁叹美哉
说乃言惟服 傅说言可行
乃不良于言 若尔不善言
予罔闻于行 我无可遵行
说拜稽首曰 傅说拜稽答
非知之艰 知天道非艰
行之惟艰 行天道惟艰
王忱不艰 王忱道则行
允协于 实行于仁道
先王成德 先圣德益盛
惟说不言 我知而不言
有厥咎 则难咎其失
《说命中》前两大章（共六节）排比、联对甚伙，辞美而义隽，显出诗修；所示则君臣政谚。第三小章仅一节，四句，言事神，似非此篇主题，实乃有所指，盖乃商朝不乏滥祭之王。随后以武丁与傅说之对答做结，而实录廷对现况，想当借助书录，然亦可并用口传。此种形态乃《商书》之惯常，其间似亦记言与记事一而二又二而一；旁白事由及廷对实况都属记事，推其率先书录而遂渐趋散言。继篇《高宗肜日》言天人之事，乃见祖己主祭，传圣灵之训，则全篇诗言完整，是亦在情理中也。参观《书序》：“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云。乃人事与神事又区而别之也。
《说命》合观《高宗肜日》，见傅说，祖己之任宰职、总百官、为帝师，司祭祀，乃执神权也。而由其仗天命、祖训制王权，乃可窥商代神权之奥义。
《说命》三篇，古文有、今文无，疑《书》者照例指为后撰。未料“清华简”出，三篇《傅说之命》赫然在目，顿长古文《书》学志气：非但灭“后撰说”，并因其三分篇幅而确证《孔序》所指伏生章句之“误合”矣；而《孔传》之为真本，亦因此更具考古证例。而古文篇之赋言章句既证于《傅说之命》，则“歌叙”又添力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