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史诗考全编
二一章 乐诗传史尝极称盛事，“八音在治，咏以出纳”畅义去疑；因《益稷》且探韵义之原始，由乐谐而声谐而韵谐，史诗谐乐、声则宜遣辞纪实。该篇显然集构多篇，与歌咏义一并自白其史诗本份。雅乐雅言相得益彰，而前导形声造字；歌叙催生甲契，兹事称大
《孔疏》：“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称其二人”云，以《益稷》为篇名，旨称治道、臣德也，非别有人名作益稷。二贤合一辞，有类“放勋”之两誉一名，“木铎”之二物一事，及“烈祖”、“九歌”、“歌叙”之复合构辞也似。复如“和光同尘”辞源《道德经》“和其光，同其尘”，语文习惯亦类。尤如《易经》“元亨利贞”乃出诸爻之抽绎联构，等等多例。由窥三代传学之堂奥。又如后晋人玄学，其“澄照”、“玄鉴”等辞，也多由名句绎构。
《益稷》之题材杂陈，并不以伯益、伯稷为主述，而显著“合多诗为一诗”。窃意夏启、伯益兴替，是故益之事迹遭损于歌传；复周族有天下，其先祖功业归于《颂》《雅》，稷之事遂少见于《书》，而见诸《诗》。遗世之《益稷》似乎名未符实，乃缘历史演变，岂可因之疑为伪撰；若伪撰，反当圆善。《书序》曾误作《弃稷》，则推该《序》久历口传，弃、益音近，错录故，仍非疑柄而因以折该篇。弃与稷为一人，而此文实涉益、稷二人事，《孔传·益稷》乃出正录。《蔡传》：“禹称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近是。今文《尚书》将此篇并入《皋陶谟》，可谓不明就里，亦《孔序》所指“误合”之一例也。
《益稷》言治道，颇及采风观政，而先铺垫以制乐，见下列节选舜之言禹：
原文 意译
予欲闻 我意愿听闻
六律五声 律吕正宫商
八音在治 诸方乐和平
咏以出纳 诗咏遍万邦
五言汝听 采风你听政
予违汝弼 我勿失你辅
其言“八音在治”，乃基于《舜典》之“八音克谐”。诗言托喻，“八音”旨意深远，非止金石革木云云。“在治”二字《夏本纪·索隐》引作“采政”，亦通义。
“咏以出纳”，古文本“咏”作“忽”字，《汉书·律历志》引作“咏”。参观刘氏《释论》引段玉裁《撰异》：“‘咏’字形讹为‘训’，再音讹为‘滑’、‘华’、‘忽’”。“忽”有解作“乱政”者，转折可通。“训”，潮汕话作希永切，韵通咏，歌咏与教训原本一事。“忽”，《史记》作“滑”，吴音“忽”近“滑”。窃意“训”与“滑”似形讹。《汉熹平石经》之今文则误“咏”之一字。《史记》此处作“来始滑”三字，“来”者“在”之音转，“始”者“治”之形讹。此三字千古疑惑，异文颇众，读为一句，解释难妥。唯以诗列解之，义畅无碍。宜参《汉书》，而作诗句：“八音在治，咏以出纳”。此亦印证前说之汉代传《书》尝多途。“出纳”，《蔡传》：“自上达下谓之出，自下达上谓之纳”，犹吕氏《东莱书说》：“诗有出于上者为出，有出于下者为纳；出纳作之于乐”云。采诗则纳，播诗则出，上古无文，歌叙诗传极称重要，无诗亦便无《书》。歌叙之义，古文、今文并得也。
“五言汝听”。“五言”，《释论》引苏轼《书传》：“五言者诗也，以讽咏之言寄之于五声，盖以声言也，故谓之五言。”甚是。古朴之民善歌不擅言，言难表意，歌则达志，所谓诗言志者，声言也。《释论》又引吴澄《纂言》：“或曰五方之言也”。两说实皆表白《书》自采诗。盖国风体格有异，且方言杂出难统，故听之、采之，以声腔衬辞及乐音谐之集之，遂纳于乐府雅制。前文有及夔制新乐，详情便见于此。而“五言”、“汝听”与以上数小节分别结于“有民汝翼”、“四方汝为”、“作服汝明”，还显见诗言之排比叠唱。参《释论》转引王安石《新经义》：“汝翼，作肱；汝为，作股；汝明，作目；汝听，作耳也。”复《释论》引《顾颉刚读书笔记》：“而纳言之术在于用六律、五声、五音，其为藉歌詠以讽谏明矣。《诗·大雅》中若干史诗即由此而创作而保存者。”其实《书》之形式、功用尤然史诗矣。
《释论》说此篇亦杂凑他篇编造而得，实乃误会，史诗本来便出于采集合编。盖《益稷》集构多诗，包括夔之歌、舜之歌等，非但自白其史诗身份，更透露歌叙韵声之迁变痕迹，以见三言衬声、四言衬声、四言无韵、四言有韵等形态，暨乐谐而声谐而韵谐之诗变。参观下列《益稷》之节选：
原文 意译
夔曰戛击 夔命击节起
鸣球搏拊 鸣磬而搏弦
琴瑟以咏 弦音谐歌诗
祖考来格 祝先圣降灵
虞宾在位 元老居宾位
群后德让 诸酋互敬让
下管鼗鼓 堂下奏箫鼓
合止柷敔 击柷齐八音
笙镛以间 笙与钟交响
鸟兽跄跄 诸图腾舞起
箫韶九成 韶乐奏反复
凤凰来仪 大巫舞凤仪
夔曰於予 夔许其有序
击石拊石 重击轻击磬
百兽率舞 诸酋兽舞盛
庶尹允谐 列官都谐乐
帝庸作歌曰 舜因作歌曰
敕天之命 治正奉天命
惟时惟几 察时机慎微
乃歌曰 又复作歌曰
股肱喜哉 贤臣畅意啊
元首起哉 君王勤奋啊
百工熙哉 官员功广啊
皋陶拜手 皋陶揖手拜
稽首飏言 叩首缓其歌
曰念哉 唱道念帝意
率作兴事 道统百事兴
慎乃宪 慎行依法令
钦哉 敬天命啊
屡省乃成 自省成功德
钦哉 敬天命啊
乃赓载歌曰 更歌舞载颂
元首明哉 天子圣明啊
股肱良哉 臣工贤良啊
庶事康哉 政事安稳啊
又歌曰 复又歌戒之
元首丛脞哉 帝若识短啊
股肱惰哉 诸臣惰怠啊
万事堕哉 万事皆休啊
帝拜曰俞 舜揖谢而慨
往钦哉 愿众臣敬职
题作益稷而续以夔，然而唯统治是论。前文有说《典》记事、《谟》记言，有似左史别右史；《益稷》便记言，属之《谟》。其谋篇既秩于言，是以见殊。
“夔曰戛击”，《释论》引《纂言》：“戛亦击也，戛轻击重”。又江声《音疏》：“鸣球以下数器，谓博拊也：琴也、瑟也。上言戛击，下备目此数者，则是总蒙戛击之文也。”先古之乐，源于节拍，继而统于节拍，而旋律谐于强弱强弱之四拍乐句，其歌遂亦成四言体。“琴瑟以咏”，歌咏谐于弦律也。诗歌初无韵，谐于节奏或旋律，即谓“乐谐”。并且“声谐”，即谐于衬声、衬腔。后来用韵愈显、伴乐居次。诸况每每见于今少数族诗唱。先哲辄言早代：“有乐必有诗”，极是。参《释论》引郑注：“以咏者，谓歌之诗也”。虞夏盛于乐亦必盛于诗，其幸存之篇，乃成《书》。“合止柷敔”，《释论》引郑玄注：“合乐用柷，柷状如漆筩，中有椎，摇之所以节乐。敔状如伏虎，背有刻，以物 之，所以止乐。”其用便如“戛击”、“击石拊石”，节击以指挥乐队。打击乐为主奏，故其诗句节奏齐而弱于韵，尤其朝廷击乐隆盛，俾正史合当此貎。柷节而并起祝颂，故诸本“柷”或作“祝”。
以衬辞衬句为“声谐”之原态，见若金沙江下游珞巴族之史唱，两句一联，每句四言慢四拍，而联句后必继以衬句，读如“甲启将”，亦四拍。如此三句占一旋律，往复无限，长歌叙史。今之遗存，还见如苏南秧歌衬句：“拔根芦菜花”，苏北小调衬句“杨柳叶子青啊啦”复宁夏《花儿》衬句有作“哎哟喜欢”，宁夏裕固族则作“罗罗哎”。等等无数，简单者如北方民歌至今仍以儿化音押韵。乃晓原态声乐将衬尾等用于韵也。
“箫韶九成”，韶乃虞廷之曲，奏以箫，美旋律也。“九成”，则知旋律单纯而重复，设想其一句旋律慢八拍，应合四言之两句歌辞。参观白居易《河满子》有句：“一曲四词歌八叠”。多遍重奏则诗章应、诗篇合。“九成”即“甚多次始竣”之谓。诗歌之初，谐于乐舞，不用韵，而韶乐可能是史诗颂唱之“母歌”，流传久远，孔子亦曾闻。今少数族史唱之母歌可据以推类。《说文》：“韶，虞舜乐也。”“凤凰来仪”，娥皇、女英授舜“鸟工”避灾，因推虞朝鸟图腾，凤凰应是朝廷太师扮相。来仪，神巫臣从于天子，作礼仪朝圣之乐舞也。百兽，当喻诸酋巫各饰本族图腾，谐率于韶乐；其扮相，举良渚玉琮兽面纹而可以三反。“百兽”对言下文“百官”，乃别神权、君权。今之考古，见华夏新石器时代遗迹，分布似“满天星斗”，便与《书》载“百兽”、“万邦”符合，岂言杜撰。百兽之舞逊于文雅，然万邦愿从凤仪而起，渐可收雅驯之效也，夔于是甚慰而主其乐，犹细节真实。
“帝庸作歌曰”，参吴澄《纂言》言此：“凡乐必有歌辞，上章载《韶》乐感应之效验，此章载帝朝君臣之歌诗”云。此节诗句四言无韵或三言加衬辞，都在乐谐、声谐之属。参刘禹锡《纥那曲》有句：“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云。合观上下章，君臣诸酋（百兽）群歌群舞，兼诗兼乐，其社会功用，便在文化一统及其播传、承继。而史诗追述此情此状，亦然诗乐一体。亦乃《书》为史诗之自白。近年发掘所见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每每大房外庭场广阔；或如仰韶文化之西坡遗址，见中心大广场而四周分布公屋；类似之古建，遗存较善者，则如内蒙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合观《书》，便证族人聚歌有处。当时聚礼，非诗乐不成；叙功传史，亦非诗乐不成。今少数族习俗可旁证，如苗族之“古歌”叙史，即演叙于礼奠暨庆典。其“大歌”亦叙世训，而青年对歌，则以叙古之能否一较上下，积赛绩，老而可称“歌师”。他者若山歌、飞歌最为普及，但不登雅堂，亦仿佛颂、雅、风有别。而苗家史诗之传播，向来见典礼之歌赞诵颂及聚会时歌师自弹自唱等多种形式。
“稽首飏言”，参《释论》引《书管见》：“所谓飏言者，乃歌之渐。……盖有韵则为歌，无韵则为言。而两语皆以‘钦哉’系其后，有咏叹歌飏之意，亦歌之类也。”余按“哉”乃衬辞，谐声之用，类同于韵。而“哉”每见于《书》之各篇，可知歌叹之遗迹也。又尝多许“哉”处，册录之时被省略，因衬声无实意，遂传人渐失其诗唱。此节有两言句，此情不乏于《诗》，先学于《诗经》之二言句曾专有研讨与统计。又汉乐府也见长短句不齐。古风尝遗见魏晋，《晋书·乐志》：“魏氏歌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云。
“乃赓载歌曰”，赓解作“继”，无争议。“载歌”，宜从“载歌载舞”讲；往注异之，未自觉史诗之义也。《虞夏书》诸篇尤著于歌叙义（今文古文皆是），亦符文化史进程。唯文化人类学新有，昔贤未得此利器以剖旧学也。
此章有二言、三言或四言皆衬声“哉”，句式尤古。参《楚辞·招魂》之三言或多言衬声“些”，为“巫阳”招魂之歌祝：“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云云；亦伴舞：“二八齐容，起郑舞些”。《招魂》又长短句参差略似《书》，如：“帝告巫阳曰”句等等。见巫统之存古也。
诗句三言衬声进而为四言，则可参朱子曾言：“怕那泛声打失，便连着那泛声也填成实字，遂成长短句”云，是就宋词而言，然与古诗进化之情内里相通。又参王国维《人间词话》：“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云云，则《益稷》之诗言原态乃进化之起点可晓。三言衬声进而四言衬声，衬声略去便为四言。“泛声”与“实字”乃一体两事，合二而一则成韵诗，可脱离乐奏独存。参《文心雕龙·乐府》：“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五言、七言往往有韵，既有韵谐则不赖原态之乐、声，更进而讲究平仄。
史诗纪实，用韵恐妨辞义，故谐于乐、声尤宜，今各民族存世之史诗共此特徵：弹唱而谐于声、腔者居多。唯史诗采编众诗，有韵之诗联也或采入；《书》便间见此情，或隐似陕北信天游之换韵频频。参见后文三○章有及《泰誓下》编入商代军歌一章为韵诗。若《夏书·五子之歌》者，题为歌诗，其韵却时得时失。何况《书》多经换文，义存而声移，实难追究其或有之韵也。例外则有《周书·洪範》，由周官重修，完善传至伏生，而确切用韵。墨子亦曾确称《洪範》为“周诗”。《洪範》集神道玄言，推其出处特殊，故别出修裁，曲调专门。因其内容本不易诗编，故反而整饰其韵以便诗诵口传。事详三三章。
相关《尚书》与诗言音韵，先贤曾多叙述，如阎若璩于此固亦不甘寂寞，但终于归结至“伪作古文者幸其生于魏晋之间，去古未远，尚知此等”云云，便着实牵强可哂。兹摘录如下以供参阅，乃出《尚书古文疏证·卷五·第七十三》。其因《五子之歌》而论《书》之韵而曰：“古无所谓韵，韵即音之相应者，圣主贤臣声出为律，儿童妇女触物成讴，要皆有天籁以行乎其间，非若后世之词人按部寻声韵句惟艰也。”又及：“以《书》论，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扬’之文，五句四韵；左氏引《夏书》，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韵。《太誓》非歌，则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又及：“又按古无平上去入四声，通为一音，故帝舜歌以熙韵喜韵起，其证也。《五子之歌》亦以图韵、下韵、予韵，盖古法也。……伪作古文者幸其生于魏晋之间，去古未远，尚知此等。若浸降而下，并此亦弗识矣。”唯其所谓“古法”之论，有幸言中，亟可为史诗说之镜鉴。
《虞夏书》无论古文、今文篇，皆显著自明歌叙，如上述。参合先学之《虞书》夏修说，可知夏廷之雅乐、雅言相得益彰，诚为商代甲骨文形声字之舖垫。俟盘庚迁都，殷廷安稳，尤方士大集，契文诚已呼之既出。而歌叙催生契文，兹事大矣，即各方之象形、指意、注音之记符集构为用，更循雅言产生大量形声字，遂造字之功告成。殷廷王道，和合万方，一贯于虞夏，始成此功业（岂可指殷商为奴隶制社会，若是，则奴役万方矣）。
二二章 《尚书》属上廷王官之作，“清华简”则归方国百家之学，后者宜印证于《孔传》明其性；《尚书》之古文出王官雅言， “清华简”则为方国语文之俗写，后者当比读典籍正其名。战国古简实证《孔传》则甚力
近年来清华大学得一批战国竹简而藏之，该校研究者则高许以“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云云，并因之多有否定《孔传》。余则期期以为不然。乃清华简中相关《尚书》之遗册，既非真义之《尚书》，又非真义之古文，不过方国流散之俗写抄本而已。然若拔高而以此为典范，而衡准其他，棒杀异己，岂不哀哉。古文《尚书》经典，固非《孔传》莫属，而“清华简”零碎、来历不明，正待援证《孔传》等正其名。如若颠倒行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简何从立足矣。兹请解说如下，旨在误判之纠正，《书》学之澄清。
尚者上也，《尚书》固乃王朝上廷之史书，其内容也足以自证自明此。如商族、周族，皆历史悠久，但其先君未称天子时，则族史不列《尚书》。《商书》始于商朝第一王成汤之事迹，《周书》始由周朝第一帝武王之事迹；而前此，其族各为诸侯，辄事详他书。王充《论衡·正说篇》故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又《须颂篇》：“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此臣子者，上廷师氏、太史也，其所作，后人遂称王官之学。《汉书》谓先代：“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云，帝座之左右也。复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开篇：“《尚书》，《艺文类聚》引《春秋说题辞》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又云：‘《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云云。上世与上廷之两义俱矣，而《史记》早亦此义。
王官之学自成体系，其业则父祖相传，守之积世。《尚书》六体，典、谟纪事纪言，周诰是为直录，等等皆出王官手笔。参《荀子》：“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此言又涉上廷王学因王官下野而遗散于东周之况，此“清华简”《金縢》、《傅说之命》等篇，所以见诸楚册之假设一也。唯三代当时，帝廷与方国也必文化互动，如诸侯之转录上廷之《书》。此“清华简”所以见《书》篇之假设二也。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又谓：“诸侯亦各有国史”。并帝廷王官也见采编方史，如《尚书》之《费誓》《秦誓》，分别出鲁侯伯禽与秦穆公，《尚书》偶采之，乃缘其深湛；但此两篇附录末尾而已，不在央廷王系时序内。今“清华简”中《楚居》等显然诸侯国史者，是不必编入上廷史书者也。参观《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若“清华简”中《金縢》篇，已见教授论文指其较《孔传》之《金縢》削减多许并且不当，致以逻辑凌乱，是为劣本。余设该篇或在西周传楚，併于楚册，而一再传后，品质失守，渐即损失；或在东周因王学散逸而入楚，但未属善本。由此而推，“清华简”非出上廷王官之作，又置于传守正制之外，洵去真义之《尚书》远矣。且假设之推定尚在其次，该简之要紧在于证实其文物为真本，而因“清华简”有些篇幅类于《孔传》，唯其可比较《孔传》以为求证之一法耳。
今本《尚书》，亦即古文《尚书》经典——《孔传》之楷书写本，《书序》与之一体。孔子受商学、周学之正统，孟子故誉之“集大成”。《孔传》来历，《晋书》当时有载，俟后朝房玄龄等修成《晋书》，前书遂皆湮失，但相关《孔传》之言仍幸存他著（该言已详前文）。若今之“清华简”无来历，却有《孔传》可援证比对，实属大幸。先达尝就《孔传》之湟湟精博，知其为真本，盖乃论衡学术以大道者也。自《孔传》出，兴矣，唐朝颁行天下，尊之千余年矣。今以《孔传》比视诸子及《史记》之相关，仍见其凌驾之势。民本仁和、王道德政、天人合一、中庸时宜、三纲八目，等等无不渊源《尚书》。而该书今、古文则连珠合璧，而发生发展脉络清楚，且其时文皆应时势。其中单就古文篇而论，也早有清代庄存与上奏朝廷之名句在：“《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天运大道攸在，乃历史造就，经即史，史即经也。
昔之疑《孔传》者，寻章摘句，谓其与诸经、诸子有相重时，故断为集缀先秦而成，此则应“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之讥。《尚书》作于先，诸子后来引用，故见相重，缘何颠倒说先书袭后作？《书》早已散播远逸，为诸家公有，并各自取用，是《尚书》的确先群书而存（尤其《傅说之命》三篇古简出，合《孔传》古文篇之《说命》，则谈何后世采集？乃大折疑书者话柄）。同理，今之“清华简”面世，其文亦见有相重先秦他著者，犹可参合《尚书》等，是绝无今人剽缀伪作之可能也。
《孔传》与“清华简”参合印证则甚宜，证伪《孔传》者曾言该书载史或欠妥，但随研究之深入，又恰证《孔传》所言乃实。若“清华简”《金縢》篇之研读者，便已指该简：“‘周公宅东三年’与《诗·东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合，证《孔传》以‘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三年）正确”云。若此往返互证，该简亦缘援引《孔传》而得立身。他如《文侯之命》之作于周平王东迁说，是出《书序》，诸家信服，而学者亦尝以《竹书纪年》佐证此。《竹书》尝有真伪辩，今“清华简”中实俱《竹书纪年》之简，又转折互证。复如《洛诰》文末：“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其后字，郑玄注：“告神以周公其宜立为后者，谓将封伯禽也”，是从《孔传》。但他家多歧见。今之古燕国考古得“克盉”，其铭可证成王命召公留宗周镐京辅政，其长子姬克则赴东土撫民，遂立燕国。则封伯禽事正可类比，乃见《孔传》可信。即成王命周公留佐，伯禽代父镇东方，为诸侯而称“后”。又至于《秦誓》之作于秦晋殽之战之后说，便先前阎百诗也不得不从《书序》。等等不胜数，《书序》则古文《尚书》独有。再者，《孔传》每将长篇一分为二或为三，今文《尚书》则自伏生起无此体，故凡证伪者贬《孔传》，辄指其为凑《书序》百篇之数而分篇。然今“清华简”《傅说之命》赫然三篇在目，何故？事参《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云，乃“清华简”之《傅说之命》三篇，又得以援《孔传》体例、百篇《书序》而成立，同时往返互证《孔传》为真本。而分篇之体例既立，复晓东晋《孔传》五十八篇与刘向所见中秘本体制正合，此亦非同寻常：魏石经当循中秘本，遂太炎之《孔传》本自魏石经说犹获凭据（加之《孔序》确言孔子修《书》删简得百篇，若非孔安国亲见鲁壁古简，不得而言也，《孔序》出安国无疑）。
“清华简”中有《诗》《书》逸篇，又宜引证于《孔传·序》（即孔安国序，又称大序）言孔子编《诗》《书》曾删约求精之语。删落之文仍流行于战国，是情理中事。如其序也，孔子：“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试问“清华简”中有思想内容深重于《孔传》之篇幅、文句乎。而其简虽零碎，但有幸由孔安国之序言验明前身，遂可供今人用以参证经学。
先古中原朝廷历代既久，理当约定俗成其语文体系，而上廷之贞人、师氏、太史，祖传其业，犹有助此种语文之传承，所谓“雅言”乃成。读五经，是故宜参《尔雅》、《说文》；读诸侯遗文，则参杨雄《方言》。据文化人类学成果等，可推虞夏朝代，是借助刻符提示而口传历史（详前文）。彼口传经历使王廷语言趋于丰富、有效、稳定、雅顺，遂成商代甲骨文形成之前提之一。甲骨文中形声字居多，声傍必据“雅言”也。而由《方言》可见，诸侯方国辄依方言另写声傍。而商族、周族先曾各为诸侯，称帝后不免将方言带入朝廷，但终不改王官雅言之大体，否则难体现天子之正统又及号令于天下。如《商书》《周书》，仅少数词汇具族言特征，被历代注疏家挑出。概之，王官之学及其语文，曾有别诸侯百家者，今出土之诸侯青铜器铬文亦证此，乃见书未同文时之况也。
《孔传·序》：“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视相关遗迹，该“古文”乃承甲骨、金石文字，而发展向刻录字之高级阶段者，在篆书之属。其笔划辄无书写字常见之方折（横折竖折等），盖方折乃毛笔所宜而刻划所不便者也。而其字以左右括弧之刀划为常，合则为椭圆形“口”，续以垂针竖笔，则状若蝌蚪。又不用长平之横笔，亦因刻划不便，而代之以斜短横。概之则“隶变”前笔划每显刀意。楚国有鸟虫篆，颇与“科斗”异曲同工。
大体而言，刻划字在东周过渡向册牍书写字，后来渐成“秦隶”模样。但“科斗文字”却例外，反将刻划字繁体之、整饬之、雅规之、对称平衡而美化之。探其因由，当是周廷之王官为固守雅言旧统，在文字由刻划转向书写，易生异变之际，特以此“古文”定格旧书，以正名份犹慎重其事，以便世代相守，不生歧义；其中且有特殊字符，亦以避文字之形似杂义而为用。后来儒者沿此正派，遂相尚承袭，虽执毛笔书于简册，但仍描摹“科斗文”之刻划曲屈。事比秦代文字，既见泰山刻石等李斯篆文，又见秦简之俗写隶体；显然篆书为帝廷行文，而隶写则社会流变。唯“古文”气质，正与泰山刻篆者一；而“清华简”多具楚方俗写特征，气质类隶书秦简。是该简去真义之“古文”亦远矣。唯自西汉孔安国始，读古文《尚书》有伏生所传今文本可对照；今之“清华简”释读，又恰有《孔传》可对照，皆学术史之美事。复“清华简”中字体有“结构特殊”者，事比“中古文（隶古定）”也曾此况，又遂互证为真迹。
《孔传·序》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上世帝王遗书”；其中“九丘”，则谓“九州之所聚”。窃意九丘当指央廷案聚之方国史志也。复《左传》言“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遂推侯国史官杰出者能读朝廷“雅言”语文之全档。自周昭王伐楚失败，楚愈强。据此等等，则楚国存古文《尚书》之复本也不无可能。但如上述，“清华简”并非。进一想，楚王史官之正本，可能用鸟篆；如“清华简”之俗写体，既失于严整，又易流变，非宜存档。
复若左丘明作《国语》，因知左氏通晓诸国语文之史存，而换以雅言出《国语》。窃意左氏无非上廷左史传代之职姓，“丘明”义则明达“九丘”方国语文、史志者也。左丘明，当乃王官之后，既为孔子《春秋》作传，则见孔子虽非王官后裔，但承王学之正宗，而诸子尊崇之也。《孔传》精博，在子书之上，焉有作伪者尝高于诸子而齐于夫子家学？至此《孔传》与“清华简”谁为范本经典，不言而谕。
《尧典》正义：“《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颐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处所言《晋书》，《四库总目提要》以其为南齐臧荣绪修。臧荣绪传则见《南齐书》。而郑冲之《书》学受于魏三体石经，则出章太炎之判断，颇中肯。相关古文《尚书》来历，还有种种有力之论证。然尤有力者，在其自明，所谓“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是数千年历史造就者，史即经，经即史也。孔子“述而不作”，无从作也，历史经验及教训，非谁写作能得。但“清华简”无来历，作意辄浅薄，章句、文采又远逊于《孔传》，乏于他证及自证。如所谓《尹诰》之篇，实出于误读，须学者考据为正名，而宜参阅《商书·咸有一德》、《史纪·夏本纪》、《史记·殷本纪》、《吕氏春秋·慎大》、《礼记·缁衣》等等，而可定位在战国百家散文之列（详下章）。
二三章 清华简《尹诰》出于误读：《尚书》固有六体，《尹诰》则违例；《汤誓》始公然伐桀，《尹诰》则违史；《尹至》《君诰》原当一篇，称诰既违文意犹误章句。成语事典叠见宜探因由，持以证伪则否；诸子之文互为取材，等证否证彼此辄无效。句解《尹诰》，知据以否证《孔传》实属无稽
《诰》乃上廷史册《尚书》六体之一，专称，专为天子诰示之体例，此盖《书》学共识。《商书》《周书》载诰。缘尧舜以来，部落联盟议会，及盟主拢聚万邦诸酋，“百兽率舞”之朝会，渐进为天子常设之朝廷，礼制备具，“邦伯师长”在列，遂事紧则王诰诸臣，传达天下。商诰辄赋言联对，警句成篇，朗朗上口；周诰多散句聱读，难于成诵。朱熹以为前者经辞臣编修，后者乃直录王言，而易读难读两分。比盖《书》学一大发明。苏东坡又定义“周初八诰”，并因叹周得天下易，安天下难。由此可进一解：周公平叛，事急诰多，无暇编修，是故直录其言以诰。乃周公摄政，每以成王之名义宣诰也。于周诰之拗口，刘起釪又有王语杂方言之解，亦中肯。由此又可进一说：辞臣编修沿用雅言，故如商诰产生早却是易读宜传诵。较之《周诰》难读，可参《尚书古文疏证》语：“纪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云。
《尚书》诰体之概貌如是，唯《仲虺之诰》稍例外，其实亦出王之授意。即成汤始称王，不便自诩宽仁明德，遂作惭愧之态，示言于大臣仲虺。仲虺便说成汤放逐夏桀合于仁行德政，又兼论成汤之军政大策皆合王道，又诫满朝勿违仁德。汤王遂将此宣诰天下，洵安定大局之要紧也，尤其抚夏胄、旧臣之心。事类《周书·召诰》，参《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云云。又有一说，凡《尚书》告诫朝廷之文亦可称诰，如《仲虺之诰》《酒诰》。总之，《尚书》之体例，天子以明正之言昭示朝廷、百官、万民之制文称《诰》；而所谓《尹诰》者，载事臣下向未来之君王密计取天下而称《诰》，实不可思议。
《夏书》曾有《帝告》，《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孔安国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汤既迁于先祖故都，故作《帝告》以告祭帝喾。《帝告》，今版《史记》或作《帝诰》；《史记》原是从《尚书》说，当是后人误改。今本《尚书》仍作《帝告》。
清华简《尹诰》被认作《尚书》佚篇，理当按《尚书》之既定体例命篇，然其时商族为邦国，如何得制上廷之《诰》，宣于天下。
体例之辨仅及形式耳，犹《尹诰》之命篇有违史实。参《殷本纪》：“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至此成汤方公开伐桀立场，作《汤誓》。凡汤伐夏进程之载籍，明确信实莫过于此。昆吾，己姓，处商、夏之间之许，即今河南许昌县，参《国语·郑》：“昆吾为夏伯矣”注。夏境在晋南豫西，显然汤师灭昆吾，既临夏境，于是宣誓灭夏。前之成汤，行仁政，归民心耳。曾有《汤征》，作兴兵之尝试，理由则“葛伯不祀（《书序》）”。若如《尹诰》，先已公诰尹、汤之密谋，则汤已为乱臣，受敌被动，何得后来之兴师平乱，集诸侯军，乘机伐夏。而《汤誓》载言正与《史记》相吻合。
《尚书》之诰，乃上廷王诰，并其论理则深辟、文体则宏大，辞句则精炼，场景则公开。视清华简《尹诰》，却纪叙小章而已，绝无大诰气象。尤其成汤在臣位，密谋灭夏，怎地昭诰天下；伊尹更无论。该文无甚理论，并简短仅过百字，体裁、体量也均不及诰制。《尚书》六体，唯“誓”体为诸侯所宜，亦果有《汤誓》，公示征桀，以有道伐无道。
《尹诰》甚单薄，与《书》篇不称；据报导，其古简之形体，与《尹至》者一致，遂疑该《诰》原是《至》之续文，误被拆分并各加篇名。《至》讲伊尹去来夏、汤，潜谍谋夏，与汤同盟翦桀云云。而《诰》开篇“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正乃《至》事之总括，意即历险之后，伊尹终归同成汤，君臣始终同志一德。简文“及”有走底，当具“返”义。续之伊尹说夏有亡国之象，而作前事之总结，以为夏失民心，汤得民心，时机将临。汤则自谦何德已取民心。于是君臣谋成，预备大举。该两篇合一，前后呼应，浑然一体，篇幅亦略可观。
唯此伊尹故事（指《至》与《诰》合），情节曲折，富于传奇，强于文学而弱于思想（民本思想《夏书》已多深论）。学者亦将《至》、《诰》两篇对读《吕氏春秋·慎大》，以为俱言《汤誓》之前事，原当一篇。窃意彼乃战国百家之文也，据先载及传说缀集成篇，而其间事理、情理逻辑亦未尚顺达，逊于上廷之《书》远矣。
上文证《尹诰》不成立，然为便行文，以下仍称其《伊诰》。
《尹诰》所载“咸有一德”，原为成语，多可引用，就如“天听自我民听”等语。而《殷本纪》载成汤既称王，“伊尹作《咸有一德》”，显见两篇各自引用该成语，彼此并存（《尹诰》作于汤伐夏之前，且视其文体为他者旁述，非“伊尹作”）。
“咸有”之义，论时间则“始终有”，论空间则涉局之人“都有”；“一德”之义，论性质则纯正德行，论关系则君臣、人神同心一德。上古原态语言具“兼义”之特徵，咸有一德存其遗绪也。而其事每涉伊尹，多见于商书，则推商朝廷君权、神权互制，伊尹曾主祭执神权，故该语又多一层义，即君、神一致，故尤须重申，用为典故。马迁列商朝开国大事数桩，伊尹作《咸有一德》是其一，乃其文蕴义，正适时宜也。
而成汤朝之《咸有一德》，与太甲朝之《咸有一德》亦不龃龉，后者见载《孔传·商书》。篇名重复之例，则可徵之《诗经》，其《柏舟》、《黄鸟》、《东门》等，都尝数首而重复篇名。前之《咸有一德》仅存篇名于《殷本纪》，其文逸；后篇之文存，有“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句。其躬字并无误，正是伊尹回顾与汤王一致其志之躬亲经历，以表明自己纯德忠心于商室。因伊尹放置不胜职任之幼王太甲，摄政代王，不免遭疑；此际还政太甲，所以深论申说“咸有一德”，一来明心迹，二来要求群臣与太甲一致勿二，为新王登基造势。再者，以此政谚隽语诰谕君臣德修、德治。故此，后篇理当较前篇更周全，犹与太甲之意合。
司马迁固知晓后篇，推孔子删选《尚书》着眼于阐论周全，马迁《史记》则着重于开国纪事，故各择其一耳。马迁可从其父司马谈得知前篇，并推马迁兼有多存一说之用意，此太史公一贯之史笔也。如黄帝寿数，《史记》存两说，等等；即伊尹生平，《殷本纪》也备两说。总之，两篇《咸有一德》可彼此并存，而不“非此即彼”，且与《伊诰》都各自引用成语事典，而互不相属。
复《礼记·缁衣》载“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乃引自《尹吉》。《尹吉》有句却与《孔传·咸有一德》同，而郑玄尝言《尹吉》即《尹诰》。孔颖达疏《孔传》，指其《咸有一德》即为《尹诰》，然则近是。伊尹既代王，便有资格制诰，尤其该篇高论堂皇，辞章铿锵，大有诰气，并且亟应当务之急，是契于史实也。但论以判读之周密，《尹吉》与《咸有一德》之即此即彼关系，仅属可然，并非必然。以妥善计，前后篇之《咸有一德》与《尹吉》，又与清华简之所谓《尹诰》，都当视若彼此彼此，互不相等或相属。
唯持《尹诰》说者不然，以《尹诰》之“惟尹既及汤”为衡准，曲言《尹吉》“惟尹躬及汤”之躬字为既字之误（也无视《尹吉》此句与《咸有一德》者一致双证），而判古简之篇即《尹吉》亦即《尹诰》。未料该《尹诰》小头戴不住大帽，如前所说，其既违体例，又违史实，又误章句。但《尹诰》论者仍不罢休，再作此存彼亡之判：《尹诰》既为真，《孔传·咸有一德》必为伪。以贪奇功一桩：古文《尚书》千年疑案得破；其事可休矣。
“清华简”《尹诰》有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
《缁衣》又有引《尹吉》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其天字当为先字之误（见郑玄注）。
而《太甲（上）》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
《咸有一德》则申发其义：“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诸句皆言夏失天命也，都可读通。《太甲》句读如：伊尹曾亲历其事，先践先明，见证夏运。继文大意是夏代诸王善有善终恶有恶报。
上述诸句原旨归一，而表述各自，抑或互为取材，抑或源出同典，皆并列共存。此况在于先秦文献极是普遍，尤《尚书》先有，各家取其言者数最。论以文化传播史，则先代曾无著权限制，互取自用，事源一致，亦称普适。而清华简之面世，诚于此又增信据。
然《尹诰》说者别有理解，仍曲诂《尹吉》句为《尹诰》句之误，仍无视《尹吉》与《太甲》此句之一致双证，目的则在为该文戴《尹诰》帽子。“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平实简明，推《尹诰》此句取材于早期文献，可能自《汝鸠》《汝方》。《书序》：“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该两篇已佚，唯彼时彼景，伊尹想当然可言此句于鸠、方二贤。窃意《尹至》《尹诰》原是一篇载录伊尹传奇之百家之文，曾取材于《尚书》等等。而《尹吉》句则主事商廷后伊尹回顾当初，换一种说法而已。《诗·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躬字之义，躬亲也。伊尹回顾当初亲历也。《太甲》是伊尹训太甲之作，现身说法，训以躬亲经历，长句以作详细具体：“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云，可见对太甲谆谆教导之情。《咸有一德》则将此旨诰布诸臣及天下，故又换以铿锵之言如前述。诸种说法，除区以功能外，还可参朱熹学说 “实录王言”与“辞臣之言”云云。乃朝廷乐府曾专设辞臣，编修赋章以便传诵。
总之，先秦文献之相似语句数数多有，或二三见，或十数见，或数十见（参阎氏《疏证》等），而各适其事，各宜其文，各符其实，各自成立。若因其相似而牵强等证彼此，则误。同理，因之否证其一，是此非彼，尤错。若理路相悖，则任你调书袋，终不通达矣。
清华简《尹至》、《尹诰》纪伊尹谋夏之事，发生于伐夏之前，然则密谋不可诰天下，犹伐夏前商族为诸侯亦无由制王诰，更其《尹诰》之主题、题材、体裁与诰制皆不相干，是该篇诚出于误读矣。推《尹诰》与《尹至》原当一篇，为战国方士集缀先籍之相关段落而成，虽此《尹诰》未曾为后世之读者交待时间地点明确，唯今于字里行间寻迹，亦足得其真相。
清华发布之《尹诰》简文：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翦灭夏，今后曷不监？”
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
以下句解之：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承前《尹至》伊尹谍探夏廷事而言：谓伊尹终归成汤，君臣始终同志一德。较之《孔传·咸有一德》：“惟尹躬及汤“，则前篇之“既及”状即时进行之态，而“躬及”发生于后，回顾躬亲经历也。躬亲之义，复参《商书·说命上》：“惟干戈省厥躬”云。此分别伐夏前后之事于细节也（参《殷本纪》：“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此句交待时间：尹由夏返；地点：亳都；人物：尹与汤。
“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念”谓主观意识，指尹谍夏后意念思考夏将失天命。较之《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则后篇作于灭夏已然，回顾躬亲经历，意即伊尹先践先明，见证夏运。“见”乃实见已然，别以“念”之意念思考未然，盖分别伐夏前后之事又一细节。参《大禹谟》：“念兹在兹”“惟帝念功”，亦思考念及，主观判断。
《礼记·缁衣》引《尹吉》两句，与上述《咸有一德》与《尹训》者同，亦著“躬”与“见”，参郑玄注。而《尹吉》已由郭店楚简与上博简相关文句旁证，即为《尹诰》，然而与清华篇所谓《尹诰》风马牛。除时态之别，真正《尹诰》乃伊尹自作，而清华简文者为旁叙体，又互不相干。
“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大意：夏桀暴政自绝于人民，受虐之民众多。此亦尹潜夏归来之总结汇报（继下文）。
“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大意：民众不愿为其守城邑有因，乃由桀滥权为民所怨，民皆与之离心。参《殷本纪》载汤为诸侯，曾曰：“子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则治不。”当时之汤、尹，殊以民意为鉴。
夫战事胜败本难料，唯尹、汤承古训“天听自我民听”，由民心向背预测伐夏成败耳。若伐夏已然功成，尹与汤何必再言此，倘有他事须急商矣。“民亡与守邑”亦显为预估，后来实情，两军决战于鸣条之野，城邑攻守洵非主战场。乃野战相系士气，非如守城之众志成胜，决于民心。犹野战互攻，有别守邑之互为攻守。前此汤有“征葛”等，想是彼等战事有得“民亡与守邑”之经验。
“我翦灭夏，今后曷不监”。翦灭夏是既定目标，但汤有前瞻之忧，即灭夏后，夏之贵族士夫服不服监管。尹则言（既然民心归）现下君主何虑不监之事。此处之“后”可解为诸侯之尊称，《虞夏书》惯以“群后”称诸酋。而至《汤誓》，称汤已作“王曰（汤尚自嫌称“后”）”，时序甚明。“后”为伐夏前密商时尹尊称汤，“王”则公示讨桀时汤之号称。而商人既有天下，上廷史官追记此事也可追称“王”。此句显然事前之远谋也，俟一旦伐夏逐桀，果有《仲虺之诰》安抚殷胄（该篇固称汤王）。事参《周书》载周公设“三监”之区，管治殷胄及亲殷之邦族。
“后”通“後”，多见于东周文章，而此《尹诰》出战国简，故不排除窜入时语，然既便读作“日后”，亦证战前预谋也。
以上伊尹数语，也可视作征葛之后，尹据夏政现状及征葛经验所作归纳总结。葛伯，夏之封爵也，其行状或似桀，遂致民不为其守邑云。
“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伊尹名挚，此段文直呼其名，显然缀自另种册籍。盖此挚与尹称呼相异，又见方士写册之不周，乃行文多逊于上廷王官之《尚书》也。唯较之清华简《金縢》之逻辑凌乱，此仅属小疵耳。
此句亦旁叙，转述尹告汤之言：我邦向来友协他邦，有仁德，故远邦之族也拥戴向往之。复见伊尹深谋远虑，有及伐夏后之安邦。若诰体则王言诰白，正大堂皇，而绝不旁叙私谋利诱（见下文）。
“汤曰：‘呜呼！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此汤之谦辞也，意即我何德何能，而得诸邦诸族之信任。“朕”在先籍中即如“我”之自称，而大人自谦亦往往称朕，非后世为帝皇专用。虞夏以来，如舜禹等听闻受拥戴，都谦言再三，已成惯例，汤理当这般，不失身份。然此语带双关，伊尹觉之，遂自直白作将来安邦献策。
“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尹觉上述汤言之双关，知汤有预虑。即夏虐政与商仁德并存之际，诸邦宁商勿夏；但一旦商取夏而立，天下又作何想？于是尹直白献策：届时将夏廷敛存之金玉财物大赏于诸侯军，各邦军队所占之夏邑也任由分割，便无忧。果然，后来汤以平乱之由，集诸侯军西征昆吾；昆吾据许，即今之许昌，处商、夏之间；昆吾既灭，商军临夏境，机不可失，《汤誓》便公然讨桀。遂可明军纪赏罚而告诸侯军：“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赉，赏赐也，是伊尹定策在先也。若上引之尹汤对话在伐夏后，则全不必“赉之”之献策，《汤誓》已经实现矣。
夏之境域有限，当时邦国林立，夏则尊为天朝，承自禹功也。禹为天下万邦共推。汤取夏，取天子之尊耳，割舍夏邑些许无甚要紧。据《商书》等，俟商廷稳固，渐有兼并他邦之举。
此文成于战国，“后其赉之”之“后”，既训如“主公”。复若作“日后”，也通，“后”通“後”，其例如《礼·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孟子·万章上》：“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论语》犹有“忽焉在后”等语。解作“日后”，则此言出于《汤誓》前无疑。而作“君主”解，尤明为诸侯尊称也：自《汤誓》始，汤有号称王。如随之《仲虺之诰》，尤“惟王不迩声色”云。
“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前文皆旁叙汤、尹密谋，非礼也，犯险也；桀好武，还曾囚禁汤（《夏本纪》）。谋成，汤则有明正吉言招致众贤众卿于亳都，相对于密谋非礼，故谓吉言。实为备战。
简《尹诰》，载尹、汤密谋于私室，然而信心足满，由推是在征葛等获胜之后。《夏书·汤征》已佚，《书序》：“葛伯不祀，汤始征之。”名义是维护礼法，效力朝廷，其实试探夏桀反应。度葛征后尹复入夏境打探，桀则执迷不悟，朝政则极其不堪，民愤则若火山欲喷，所以汤、尹胜券在握，作翦桀之谋断。
总之，清华简《尹诰》之时间、背景、文意、文体等，都无关于“诰”，该《尹诰》诚莫须有。而以莫须有之《尹诰》去否证古文《尚书》之《咸有一德》，更双重无稽。
二四章 《虞书》著于歌叙，《谟》承《典》之惯体，今文《尚书》却误合《皋陶》、《益稷》。《典》、《谟》藉赋言框定思想，俾史教历远；而虞廷之口训，初萌哲理多许。夏启承禹业，禅让之义虽息，仁道则长存
据《孔传》，虞书凡八：《尧典》、《舜典》、《汩作》、《九共（九篇）》、《稾饫》、《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唯其中《汩作》、《九共》九篇、《稾饫》仅存《序》。《书序》：“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稾饫》。”《汩作》“言其治民之功兴”，《九共》则载各部落之贡献。《稾饫》则言帝舜赏谢各部落。诚已铺垫《禹贡》。
前文已及《尧典》《舜典》《大禹谟》《益稷》，共此章则全概《虞书》。《史记》全录《皋陶谟》，而开篇旁白：“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云。先秦诸子亦已引《皋陶谟》而言。
《谟》体纪言而传人，更见史诗功效：以赋言框定思想，俾史教历远、圣贤之义传代。
由《虞书》诸篇可窥其共性：列为诗体则文义皆畅顺无碍，辄解旧说之疑惑；又往往见“哉”字衬尾，效用等同韵脚；而后世诸子之重要理念亦已初萌于该《书》，除前文已述，《皋陶谟》尚见“德信”、“修齐治平”、“时中”、“天人相应”等要论。若孔子悼子产有赞其行：“古之遗爱也”；乃仁爱者，虞廷之传教也。又“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云，乃《韶》者，尧舜之遗音也；而殷人禀承，故曰孔子之齐学殷礼。事参《孔子世家》等。《虞书》也者，岂虚构耶。并《虞书》之理念，见深化于夏、商、周《书》，亟符思想史演进之规律。虞朝之季，私有财产益增，父权社会成熟，历史理性于是选择权利之父子相传，以期每每换代平稳。如启承禹位，彼禅让之大义遂息，但“天听自我民听”等民权、民本精神仍得继承。一以贯之，此谓仁，有赖经传、德教、内修也。
《虞书》诸篇，章法辄一贯，开篇设颂词，概尧、舜、禹、皋陶毕生。唯《益稷》例外，章法纷歧，推其因缘，盖启兴稷衰也。禹托政于益稷，然而诸邦朝启不朝稷，于是此立彼废。而稷传既遭削损，《益稷》之篇目下就不免填充以他言；然皆铿镪动听，足以宝贵。然该篇结构毕竟失态，今文《尚书》遂将其缀于《皋陶谟》尾，是又一“误合”耳。参前文言《傅说之命》出土，证实《孔序》“伏生误合”说。
《皋陶谟》原文 《皋陶谟》意译
粤若稽古 唷喏，相传
皋陶曰允 皋陶著诚信
迪其德谟 仁道旨谋略
明弼谐禹 明德辅协禹
曰俞如何 然则政略何
皋陶曰都 皋陶言甚善
慎厥身 谨慎其言行
修思永 修德永勿忘
惇叙九族 礼序待族人
庶明励翼 众庶勉力助
迩可远在兹 近及远此理
禹拜昌言 禹拜谢美言
曰俞 说谋政当此
皋陶曰都 皋陶复言政
在知人 在知人善任
在安民 在安民德治
禹曰吁 禹叹不易也
咸若时 如若这般时
[惟帝难之] 帝道何其难
知人则哲 知人者哲慧
能官人 善授人以官职
安民则惠 安民者仁爱
黎民怀之 庶民归其心
能哲而惠 既慧且仁爱
何忧乎驩兜 无忧诸侯叛
何迁乎有苗 无惧异族反
何畏乎巧言 无患小人言
令色孔壬 及亻眉媚颜佞行
皋陶曰都 皋陶进一解
亦行有九德 行且衡以德
亦言其人 以德品评人
有德乃言 德行是依据
曰载采采 见诸其事事
禹曰何 禹问九德何
皋陶曰 皋陶泰然言
宽而栗 宽仁而严正
柔而立 柔和有原则
愿而恭 谨厚并谦恭
乱而敬 治事且敬慎
扰而毅 顺情却果毅
直而温 正直然温良
简而廉 简率又廉洁
刚而塞 刚劲能实干
强而义 强直据道义
彰厥有常 彰诸德有常
吉哉 凡此吉象啊
日宣三德 每日布德广
夙夜浚明 早晚心思明
有家日严 治家邦不懈
祗敬六德 诚敬明大德
亮采有邦 佐事于邦国
翕受敷施 受德而施德
九德咸事 九德能并用
俊乂在官 俊杰当任重
百僚师师 百官相师法
百工惟时 臣工循天时
抚于五辰 抚顺于节律
庶绩其凝 功业具成就
无教逸欲 君臣勿纵欲
有邦兢兢 立国者戒慎
业业一日 终日知危惧
二日万几 日日至万端
无旷庶官 任众官当位
天工人其 君臣担天职
代之天叙 代天行治道
有典勅我 常典匡正我
五典五惇哉 五常厚德哉
天秩有礼 天次序顺礼
自我五礼 合人设之礼
有庸哉 礼接天人哉
同寅协恭 敬天人之事
和衷哉 和合大善哉
天命有德 天彰德高者
五服五章哉 服饰分五等
天讨有罪 天讨有罪者
五刑五用哉 刑法用五等
政事懋哉 政治完美哉
懋哉 美善啊政事
天聪明 天聪明来自
自我民聪明 人民之聪明
天明畏 天明威来自
自我民明威 人民之明威
达于上下 通达天与人
敬哉有土 为君敬天人
皋陶曰朕言 皋陶说我言
惠可厎行 是否定可行
禹曰愈乃 禹答必可行
言厎可绩 当可致功绩
皋陶曰 皋陶谦退言
予未有知 我未曾高明
思曰赞赞 但循尊古道
襄哉 因循之而已
兹篇第四行：“明弼谐禹”，乃眼目。全篇主题，即此“明德辅协禹”一句可笼括。下句“曰俞如何”，则比类“曰若稽古”。此两句读与旧释大出入，唯义训之，足以成立。
又“唯帝难之”，通行本（据《唐石经》）作“唯帝其难之”。刘起釪《释论》：“段玉裁《撰异》举《汉书·五帝纪》及《论衡》之《定贤篇》、《是应篇》、《答佞篇》所引此句皆无‘其’字，作‘惟帝难之’。陈乔枞《经考说》补充《后汉书·虞廷传》所引此句亦无‘其’字。皮锡瑞《考证》遂谓汉代今文本有作‘惟帝难之’者”云云。从之，以合诗体。训诂校勘乃句读之重要依据，如晚清江标《灵鹣阁丛书》有《尚书大传逐字索引》，集小学成就而备句逗之要用。《书》经甲骨、金石、篆、籀、隶、楷几度换文，又兼六国之时“言语易声、文字易形（《说文·序》）”，至汉方以训诂字代古字；又经两千年传播，曲折坎坷，版本校勘固显其重要；先达至力，其成果是为楫航可借。
又篇中“百工惟时”句，农、工、商皆应时，政治遂有“时中”观，所谓“百工惟时”者也，尧舜以来一贯之，也呼应天人相应观念。一花一世界，辞句释义，当贯以大理念，此“义训”要义一欤。
末两行：“思曰赞赞”，诸本或有作“思日赞赞”，因据《益稷》“思日孜孜”句，亦通。“思”，旧注多释为语助，亦或作“思想”解，都通。“赞”辄训“道”。“赞赞”叠用，前者动辞，后者名辞，上古语言惯例也。全句译为“但循遵古道”，事关下句“襄”之训“因”，对看《撰异》引《尔雅》“儴，因也。如羊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