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史诗考全编
九章 雅言伴生雅乐，思维素材之言辞，曾不亚于文辞；言工传心，歌叙犹得性理；心与文接、册书形质并进，唱诵相兼；事涉“易读难读”，缘辞臣诗编或左史纪言。《书》之发生、发展由史诗说可得真相，朱熹论《书》与此不谋而合，而真伪“三分论”则谬
《汇纂》引薛季宣：“伏羲时但有卦画而无文辞。文辞实始于《书》，故凡言德言圣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诚言善言一之类，诸性理之言多见于《书》。”可见古人所虑，亦有及史传与言辞文辞之相关。但其言下之意，《书》既起于虞朝，该时文辞便即有，则不然。而性理之抽象固与语文照应，唯言语原非一无功能如是也。且文辞并不一时顿起，乃亦孕育有期。而刻木之政、歌传之教，尤不一概绝缘于性理。心、性之事、理，洵渐趋益明耳。夏廷之雅言（伴生夔制雅乐），作为思想素材，尝不亚于文辞，如《大禹谟》言训铿锵，犹胜于文辞也。乃雅言由思维而得，又为文辞概念之基础，进而推进思想也。
言辞之比对文辞，曾多曲奥其形、质，举如《益稷》言有罪“挞以记之，书用识哉”之“书”。《益稷》出《虞书》，而文辞成于殷商，唯句中之“书”却不必为殷人始有。先前之图划是亦称“书”，苏东坡“书为心画”即遥贯此义。甲骨文“书”之形符从手，是从言语之本义，为动手刻划、书划之义；动辞尝转名辞，则“河图洛书”是。乃见语辞也曾由本义而申他义，酷似文辞。故此“书用识哉”，宜当书划标识解，非关文辞书籍也。
参《舜典》“象刑”之杨倞注：“异章服，耻辱其形象，故谓之象刑”。乃原始民刚直自尊，其心损莫大于受耻，有罪攸以“耻辱刑”之。此况为原态社会之人类学调查所普遍见。“书用识哉”，书划恶图于体肤衣服，以标识其可耻，信是虞朝之事、之言，而得传。无疑，儒教“知耻”端于此。孟子尤说仁义礼智肇启于恻隐、辞让、羞耻、是非诸本性。犹见耻之“性”早现，耻之“理”愈趋明。无书籍之时，言语、图划亦曾示其性、理也。俟文言发生，“书”尤多义，不言而谕。概之，文辞进由言语、契符，功能相关，但二者并不一一对等其各自之衍义。
于表意功能论，言辞、文辞诚相去不远，或前者尝有时胜于后者，如《文心雕龙》有言构思易翻空，文辞难落实云云。其云构思之际，实心语之酝酿，去言语近而隔语文有距。犹老子尝谓结绳足以传道，圣人文章不过糟粕；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则同意，而往往以祖训、典故启发觉悟耳。
言、文转换之际，殷册、《周书》思接虞、夏，于是史传大义传承不辍。然史传形式之由诗裁而渐变为散文，则表里并进，唯形表之变化曾大于内质。即文字既生，《书》之辞、句、篇遂渐开生面，由此，《尚书》之后篇于是更有易读难读之分。难读者，实属新生之散文。事又涉《书》之实录、追记说，以及今文、古文学；交错混淆，而释疑解惑则但凭歌叙真相之揭示。
册籍初始，制作非易，适于存档，传播则未闻大用。而《书》之六体典谟训诰誓命，或颁布行政，或立教垂世，兼入礼乐赞颂，仍多凭口传延播，史诗并未一时全废。就现存《商书》之大体言，可见仍近诗格，尤其古文家章句者。或见其篇什有以诗言与散文旁白之段落相间，则趋兼诵兼唱而前也。我国三大游牧族史唱，便常见其诗唱兼益辞诵，暨补以旁白之趋向。但此情见于《书》者，不免又关合文辞之发生。至于《夏书》抑具此情，辄恐后来传诗人所加。如《胤征》开篇：“惟仲康肇任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即显然后补。《书序》：“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得未具体；世代移换，事远易淡忘，后人遂补白以免其详情逸失。该篇续之则诗体工整如前示“告于众曰”云云，庶几歌、白两兼之史诗典型。
特例有难以诗律绳之者如《盘庚》、周诰等。韩愈《进学解》：“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古人因见盘篇聱牙不顺而议辩纷纭，先《语类》：“疑《盘》《诰》之类是一时告语百姓。《盘庚》劝谕百姓迁都之类是出于记录，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或出当时做成底诏诰文字，如后世朝廷词臣所为者”云，余以为大得。出记录者不便润色，出词臣者，赋句而文顺宜传诵，难、易两读之所以然者也。汉之今文经学以《盘庚》为追记，古文则主实录。朱子于此从古文，并受启发而言《书》篇难读易读之由起。并参朱子：“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所及易读诸篇，几乎诗赋原状矣。其中《五子之歌》更为歌诗，较赋体更称雅谐，而并列于《书》。“伏生所传”所以难解，或系传人误读，即误会诗言为散文；又或如周诰者出王言之实录，而王言不全似史宦雅言，是以尤拗口也。周诰辄见上半篇为史官交待事由，散言而易解；后半则实录王言，往往难读。后文于此有详。
朱子辨《尚书》诸篇分难读、易读（承吴棫之说），后儒是以有认《盘庚》为真实，而疑易读之古文诸篇为伪，却忽略朱子尝明其因由：“如后世朝廷词臣所为者”语。按先古遒臣为传史，正欲诗体易读，并相沿成习而得其合乐之雅言；然《盘》篇为实录王言，借用卜辞经验，以散文出之，且受限于方言，新体也，反不如赋诗之通暢，故读而难顺（详情见后文之专讲）。然则典谟之叙史跨年，相比《盘》体之录一时之语，前者类诗（经恢复为歌叙章句），后者类文，不亦朱学之一大验。现代学者有将《尚书》三分，凡古文篇易读者定性为伪造；凡殷盘周诰认作真；而《尧典》等则以为战国人撰文；实烦冗费解。其实，第三类正乃歌叙体而误读如散文者，与古文赋篇别无二致。是“歌叙”悉脱书难矣。
《殷本纪》并《书序》辄载汤、伊尹、周公、成王、巫咸等俱曾作诰誓训等。但不定亲作，抑托于臣工者。此又宜参《语类》：“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又古文《尚书》诸篇，易读者居多，该类之构体便往往具史遒采编特征：择多诗联成赋篇，不亦又与朱说“词臣所为”相合。而疑《书》者每言古文篇出晋人“湊泊”，恐又涉“采编”之误会也。总之，朱熹论《书》每与史诗说不谋而合，而宜解惑《书》学。
周诰有以册书实载王言，其周王之方言惯口（未用雅言），拗口更尔。周诰难读，并非思想剧变，乃体裁生疏耳。散文初起，曾无规范，遂后人读去，艰涩碍于句逗。西周之册牍、篆籀一并曾为大乘之具，载文用行。证见《周书·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又《周书·顾命》：“太史秉书，由宾阶阝齐，御王册命。”此情为虞、夏、商得未曾有。
依文化人类学常律，散文后于诗诵，由见《盘庚》为散文之蛹芽，尚遗诗迹些许；当时恐册写尝幼，实录之法，辄契符兼而口诵而已（矣朝廷稳定，文化繁荣，甲骨文成形，遂据符契追记入册，其契符之解读法，则可参今之纳西东巴释读东巴文）。而周诰略得散文雏形，但文法稍逊，有似金铭之辞。可晓周诰虽违诗统，却反为《尚书》史诗说之力证：进化之必由耳。
然而还可追深一问，《尚书》今文篇中也有后记与实录之分，何以朱子又屡言今文篇俱难读，古文篇都易解？此犹伪《书》者发难之端也。余以史诗说解之则易：但须将今文追记诸篇还原为诗体，如前文《尧典》之例，岂不一概易读如故。此中关捩，乃在古文、今文两家之章句差异。然则又可进一难：何以《孔传》也仍有此难、易两读？曰：孔安国受伏生学在先也，发现古文册在后，传今文篇时便有虑尊其师说。且今文已立为官学，又且安国受武帝命传《书》，须顾大局，不能尽由己意。是以孔壁中《书》与今文重复之诸篇，句读大致从伏生。参《汇纂》引金履祥：“安国虽以伏生之《书》考古文，不能复以古文之《书》订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艰涩。”业已窥奥。事还涉《书》学之延传及官学、私教、巫统之别情，则详于后文。
另如“清华简”，间见类方国所传之《书》篇，因其置于儒学传守正制之外，流变无准，自当别论。如其《金縢》篇比照《孔传·金縢》，非但删损甚多，更显凌乱非逻辑。则方国逸册之雅言耶，方言耶，诗言耶，散言耶，且待论辨耳（详二二、二三章）。
一○章 历经商典放散、周官下移，《书》册虽版别错落但非疑柄； 殷士放散而食于方术，周官下野则演为百家；遂古文《尚书》流播多途、善本存世。科斗文承雅言篆字，隶古定则稽之有本，古文经何必抄撮而得，遂史诗说悉脱书难。
《尚书》为歌叙真传，以“层累”、“倒序”疑《书》皆不成立，如上述。唯《尚书》之古文篇又被“集缀”说所疑，其论尤明清以来颇强势，然而其论虚弱根基矣。一语点破：《书》先存于诸子，犹传播多途，洵不俟集缀而后得。此则见下文。
鼎革之际，金铭辄遭销鎔，殷商册典之学则两途分殊，一转西周官学，另则野逸，蛰存私学与巫教。盖殷士放散复为方巫，无禄而食其术于民间焉。《语类》略同此心：“大抵成周时于王都建学，尽收得上世许多遗书，故其时人得以观览而剽闻其议论。当时诸国想亦有书”云。度诸国之“书”，或分自宗周，又或袭由殷商放士。今之新出“清华简”，恰证此论。由“清华简”可晓《孔序》所言夫子精约《尚书》，删除芜杂，传其要义亦乃实情；所删落者，犹流播方国也。
《周书·多士》：“唯听用德”、“移尔遐逖”云云，因知周廷尚德，据民意视天命，按文王《易》解卦，执周公所制礼，乃得商学精要而提升之，故不能俱留殷廷方士（加之其人或曾参与叛乱），而加遣散，商学固随其往矣。其人则主阴阳卜筮、据典坟。合观《周书·多方》：“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云。尤参后文三○章之三监事。三监辖东地，殷胄则自称东人（参《小雅·大东》）。三监事既息，周公又遣殷士往西，参《多士》“迁居西尔”云。又则《论语》见载之接舆、长沮、桀溺等等散士，称名古僻，复荷蓧丈人务农而训士，抑商士之后欤。复老子之师商容，想亦阴阳逸哲。非仅周廷放逸商士，乃暴纣时商臣已多逃散也。参观《汉书·礼乐志》：“纣作淫声，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于海河”云（比较美洲印加帝国巫师被西班牙人虐杀，其文史故庶几亡佚）。
如《纪年》出战国魏地，属晋之方国遗学（三家分晋），其字古异，其学显然接旧轨。还如《左传》：“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犹涉商廷之遗档。能读者，难能罕有也，当言楚史识殷廷雅文。楚方盛于巫，其国史《梼杌》以神怪名，《庄子》尚言楚人龟卜，屈子《天问》则于神怪疑惑。又《楚世家》言成王封文王近臣后裔熊泽于楚蛮，则楚国之学有自正统，并蓄方邦巫学，乃可推知（“清华简”则实证之，但其书写趋隶变，非楚宫鸟虫篆，乃较宫廷档案等而下之者）。其学亦当影响后之江东之学，楚名士尝颇趋吴越，范蠡、文种乃先例。传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知太王欲传位幼子季历，遂结伴奔荆蛮，从者千余家，立太伯为君。后人以仲雍为吴始祖。诸事之约略涉晚《书》来历，则待见后文。
顾颉刚、刘起釪于周公东征有专题研究，事涉殷文化播散，乃宜参观。其大意：周公东征平叛，将叛族（殷胄及亲殷之族）七分而迁：奄、薄姑族人迁江南；丰国人迁江北；淮夷、徐戎迁淮水、汾水；盈姓（嬴）族迁渭水西戎之地。而姬姓、姜姓则由渭、汉、伊、汝流域东迁进据原殷、东、徐、奄、熊、盈诸族之地，建立燕、齐、鲁、卫及诸姬姓、姜姓小国，而新建之封国内尚留有殷人。
向言周礼因革商礼，其学术也不外此情：周之王官既整理、编选前朝史，且自《金縢》“史乃册”，本朝史之载籍更正规。故疑古者或言《尚书》前半部无稽，自《周书》始可信；实则因后半部之明确、少缺，较胜于前编。然就内质言，如《周书》之天命观、共主论，诚蝉蜕于《虞夏书》，又嬗递于《春秋》，并不独以“真”存，乃见帝道交接王道之实也。而周官之采诗播史布政则仍依旧制，故官学与巫逸方学互补亦然。便上廷之形声造字法，也散播方国，以致诸国之文每每结字各从方言声旁（参观杨雄《方言》）。而周廷官学辄载籍，方学、巫统则兼口传。后文有及古文《尚书》尤近口传诗体，乃关联《孔传》传承及晚《书》之可以取补外学，约与纬学补经相当。
春秋而下位僭越，礼乐趋坏。吕思勉概东周之纷乱：“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盖时局再变，遂西周官学又复下移。史册流散，学者传抄，加之方国册籍，当时泛称“书”。参《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而《书》亦或专指上廷册典，参《汇纂》：“林之奇曰：孔子之前，书之多寡不可得而见，《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唯遗篇之《书》，推已换作篆籀古文，所谓“科斗”者也，笔划弧曲匀称，拟篆刻刀法，属刻录字系统。“删书”事比“删诗”，参观《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
《书》者，可与《尚书》等义，为特称；又可泛称册籍，则侯国之史册亦在内。由“清华简”可见，至少战国时，诸国各自存“书”甚伙，如“清华简”中《楚居》之类。此与孟子所言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云云合。而《书纬》所言三千余篇，自帝魁而至秦穆公者，则上廷之书，非诸侯国史。若今本《尚书》末篇《秦誓》，帝廷史官采自方国之特例也，编排亦在三代帝系年序之外。王充《论衡·正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复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开篇：“《尚书》，《艺文类聚》引《春秋说题辞》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书也。’又云：‘《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云云，上世与上廷之二义俱矣。《书》出上廷王官，而为士子诵学；俟其逸播，则教而无类，学而无类矣，但不必每每正传无歧。
上述殷册之传遗周廷，并且逸散社会；及西周官学又复下移，两番变局，影响《书》学盖多面。如相关古文《书》之奇字，及诸本之异辞等等，唯此不过枝节耳。而尤及古文《书》与诸经之重义，与诸子之叠言，则根本也，晚《书》之动摇因此。兹分别解释于下文，乃见史诗说悉脱《书》难。
依前述，殷人始有册典，则知史诗之首次整理选载，经由殷宦。而比较遗世之商、周金文，见其字形在演化中；想必册典之字，初则摹写刻划符，进而演向篆笔繁雍。二则彼商典与此周册之书体固不必一致无二，而两类册书都曾逸散，遂都埋伏笔于后世。而儒家之“科斗文”，所以意在规范典籍书写，应时而有，尤其秋之际方国文化复兴，书不同文甚矣。
参《宋微子世家》载事：商遗贤微子被周廷封于宋，率商遗民。及《孔子世家》：孔子之宋，学商礼云。是故孔子经手之六经，得雅廷真传，天下学士服膺。殷廷官册，俟其放散，其传抄者，应有趋共其方国文字。又待西周官学下移，情况复类前。儒家正宗，传以科斗古文，篆体也。如“清华简”等，则已然“隶变”，但具楚字特徵。而楚王廷以鸟虫篆为正规，隶变则方士俗写也。于是知世遗之《书》，诸本之文，遂生朝野之别版、地方之特殊、家数之参差，而百家之征援亦遂见同异。
至若孔壁“科斗文”，当源自周官正统尤规范之，参《说文·序》所及之“史籀”；儒家用为典籍书体，近于金文古籀：笔势圆弧与垂针，状似蝌蚪（旁参楚人有“鸟篆”）。自汉而古文《书》出鲁壁，孔安国理为“隶古定”，用隶书笔划改写蝌蚪文（即班固所谓“中古文”者）。古文《尚书》经汉魏之传承，又经江东之流传、集理，于是见今、古诸本文字有差异，并古文本中间见奇字，其成因原关上述经历，实不足伪疑矣（新出之“清华简”，不亦奇异字迭出）。再如清代碑学家搜得历代各地之怪异字体，仍见不可思议处。加之《书》尝不废口传，学派各自约于方言；后来辑修，口、文相传，也必互见错落。凡此而参《方言》，其理尤遂晓白：先秦文字，形声结体，辄从乡音，诸国名物，异声别字比比多。而通假流行，益遗迷猜。殊如“典”字，隶古文有异体加竹头或草头，曾倍受质疑。恰“清华简”正见草头之“ ”，真相大白。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有言可参：“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异，或一字而解多途，或数名而同一实”云云。
再者，因流传之曲折，《书》自古文应已有异本。至伏生将古文移作秦隶，世称今文《尚书》。孔安国又得古册而理为隶古定。今、古文之家数门派于是迭出互竞。据“清华简”而推东周之初，册书已趋俗写隶变，儒家遂用科斗古篆为经籍定本，以求正传。但秦汉间隶写已成定势，故伏生、孔安国不约而同改以隶书为定本（孔安国“隶古”兼古兼隶，详后文）。而至唐代，楷书势成，唐石经终于改隶为楷，唯学者于其择字向有诟病。东晋学者集理前遗，为流传至今之《孔传》。唐石经既改《孔传》之篇作楷书，后世诸版遂皆据此。字体之几度转换，择字则取义舍音，而诗赋之韵法可能因此损缺。《汇纂》甚尔引传说：“晁错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齐音不可晓者，以意属成”云云，类此之事皆相关。中、近之世虽有作音释韵疏，亦已难追古诵矣。唯《五子之歌》例外，因其一向以歌诗传，韵修反当增益之。史诗说犹涉韵读，故此与别字异辞等事并及之（详后文二一章）。
又，《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本对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言今文本“《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廿五字者，脱亦廿五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复参“清华简”《金縢》较之《孔传·金縢》更残损多多。并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过今文：“因陋就寡”，“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未师而非往古”云云。可见古文经学于诸本之异同，取法考证修订，俾臻完善；今文却“抱残守缺（刘歆语）”，甚尔依势强辞，抑官学之不免如是。刘向、刘歆父子为朝廷整理秘阁藏典及民间献书，大得逸学之精要，故能取信学界，显赫一代。
至明清，今文学者以晚《书》（即《孔传》）与诸经及诸子之言有重而诟病之，指为缀集，几令古文废，则大义所系，更不可不辩；既辩，说以史诗唯力，请详下章。而上述错文异字之枝节，亦曾牵动此主干。
一一章 王学两度下放，《书》已然学术公器，故其势必相重诸经、诸子；思想同源而表述各异，亦然文化史常规；以“集缀说”否证古文《尚书》貌似有据，其实无稽。《孔传》之大局、细节俱相契先古实情，乃古文经学考稽深究攸得
伪《书》说攻《孔传》，尤指其古文篇章每见与儒家他经及先秦子学重义叠言，而判其成于拾缀辑联。然余持史诗说，则见彼互文等义乃出当然：口传之坟典索丘既挪至册典，又经商学放逸、周官下移，《书》已然学界公器，各家是故无不徵援；更且“经即史”，诸经又怎须臾离《书》。如“清华简”有《傅说之命》三篇，与古文《尚书》之《说命》三篇合，则大破《孔传》出采集之说：原来战国已有之矣，何待东晋人采诸子言而编集成文。加之三篇分编，正与《书序》一致，亦见今文误而古文正（指伏生之“误合”）。
儒学源出西周史官，古文经学谓六经皆史，则经之滥觞于史，治法得自教训，是其要义。诸经不免远袭册典，近取竹帛，故与《书》辄互见。《礼》《春秋》如是，若《周书·洪范》亦所以与《易》通髓，而见阴阳五行之体用大端。盖文王演《易》有资商册，是以《易》与《书》同其远祖；初合体，既分，又互用。参见《汇纂》引薛季宣：“《洪範》篇造化气数天理人事，皆具《易》之《书》也。”《易》又自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古今盛衰之忧也，《诰》《训》忧患之言切切。更《洪範》在今文，唯其著相重于《诗》、《墨子》，兼且诸子殊多引用（参后文二九章），岂独古文《尚书》相重他著耶。
六经渊源先册，且无疑前孔子而存。参《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治学久然后删修也。夫子犹自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研习，神会，择要转述、精解先籍而已矣。是故诸经与《书》重言，尤不必疑焉。如《春秋》，为史而绍《书》之志，虽数六经之晚成，曾亦先载于孔子。至若《左传》益《春秋》之事，《谷梁》《公羊》阐《春秋》之义，犹涉《书》而言，或援引及《书》，所据当大致为夫子既修之《书》。类似者如《孟子》、《荀子》，则缘其家数门派；但诸子他家未必，而两可于先存之《书》与既修之《书》。
综上所述，先秦儒典与《书》或者交神，或者互辞，事在当然，而今文、古文皆然。经统计，《周书》之《洪範》、《康诰》，分别为先秦文献称引十九次及三十一次，列最多被引徵之篇。而该两篇却都为今文所有。更见《汇纂》引陈第：“《左》、《国》、《礼记》诸书称引二十五篇（指今文《尚书》）彬彬俱在，今谓作古文者采缀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叶作根干矣。”辩甚聪明。阎氏《疏证》者流，假设前提谓古文《尚书》“剥拾”先秦，而将其文对照诸经、诸子，凡见同异，无不用以证伪，纵推说繁密，终难脱枝叶之讥。
较之先秦子学，“书”固亦先存；诸子习“书”而相熏，因于各自著述每见《书》义。《史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见于他说”，有道实情。又参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人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再观《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又孔学未泛时之事。贤者修学、教化而外，习诗书以干人主取爵禄者也不少乏，或以王公、霸主僭越礼制、诗书祝赞。观《荀子》：“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并太史公言商鞅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事则无非尧舜禹汤文武，典坟以降。
诸子学问，无不染“书”，所以孔子之《书》不免与诸子重义迭辞，何颠倒说《书》剽诸子耶。犹如《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原不待后儒充之以道家思想而得。不争，与疏导不堵旨归一揆，老庄遥师禹智显然大可。同理，该篇人心道心十六字训，原本通晓，儒、道、荀诸家各自引述申发，遂精微深邃有加。若黄宗羲《疏证》讲此：“圣人之言，不在文词而在义理。……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其不拘于辞而以义断，学风高标。史诗传代，各家取用，通义比辞固然；其辞或经后来润色，与他句互见参差，未必不然。而诸子援引有存原态，亦在可然也。凡此之况，《书》之考据可资，又怎可妄断而加伪说。
虞廷十六字训公案原委如下：《夏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荀子·解蔽篇》尝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复《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事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据此，阎氏《疏证》便断《大禹谟》四句乃剥《荀子》《论语》而窜成。其说之牵强夺理，实令人咋舌，然而信者众。该十六字训，历经修辞提炼，固在情理中。但其思想，尧舜以来传禹，则孔、荀一辞。思想同源而表述各自，文化史常规也，焉言剥拾。疑《书》者流，洵狭隘浅见。如钱钟书《管锥编》，粹集历代类型思想，不胜枚举其表述各自。俟马王堆汉墓古简出，其辞或与传本异，学者辄少见多怪，钱氏则甚不以为然。今之考古，出土之战国、秦汉简多多矣，更见“各自表述”最是上古常情，何必大惊小怪。
大体而言，史诗转商册、移周官，并且逸放；而周官再散诸子。而如太炎“九流皆出王官”，所言不过链递之后环耳，犹未尽其然。如东周之阴阳术数方技者流，不必尽出周官，却有兼承殷余逸学与巫统，唯其根源仍在商册。以此言之，则学术主流在官、在儒，而逸、巫、子学为支派；唯后者亦本自典坟，接旧轨，有存真言。此节攸关《书经》真伪有多，请再进说。
《周书》载篇尝亟虑殷之遗士为患，如《毕命》：“邦之安危，惟此殷士”云，然则侧窥商学乃非周官所能包笼。先于周官之学下移，商之册典已然矣。但其学不显，或隐于方巫，或一脉私授，姑且谓之“逸学”。该派有擅阴阳，因商士既脱离政治，便愈用力于玄思；若弄蛊惑者，则流品已下。如战国阴阳家所沿袭，乃可推由周官兼而巫逸。较之别派，阴阳家似与治道少干系，也无所谓经史教训；唯其学承渊远，崇古守旧，故考稽宜鉴之。中有高士，尤尚承王道、帝治之宏辞，洵非拘泥之辈可同日语矣。而《商书》所以多古文篇，亟待考究。
《汉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义达哉。方术小巫易犯拘泥，乃逸学之流歧。唯阴阳学渊源致远，故其说相杂旧闻，诚有宜补《书》者。如齐之邹衍，《史记》叙其言：“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果然近是。后学疑《禹贡》，尤诟历其九州，以为战国始具此念。然由邹言当知战国人已困学于先典，衍之大小九州相对论，适为解惑。
并参《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此言九州庶与天地并宽。而《淮南子·地形》：“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并土，西南戎州曰滔土……”云云，九州又一说矣。言袭万邦之代，辞义参差有如是，后之学但考稽通义是宜耳。
儒与阴阳同源典索，《史记》亦将邹衍并传于孟子，且载：“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衤敝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任师之。……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其学固不可小觑。
《书》者代远事古，诗传口诵尔后载册。其教沃泽诸经，其学溉润百家。换言之，《书》乃元初之学，曾为百家共尊，其义是故宣于他经、诸子。如是则谈何古文《尚书》拼缀他著。如章太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之说也精，孔子修《书》不外守要之典，更以《孔传》之集要、精旨、联贯，可证其正宗本自。参《庄存与神道碑铭》载庄氏吁清廷不废古文：“《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固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举皆祖训史教，《书》之原本。又以《孔传》之大局、细节，俱相契先古实况，而推古文经学家曾考稽九流，以补益儒典，尝有优胜于今文经之处（后文屡及此）。而有关《孔传》与纬学关系之载文，待见一三章所引。
一二章 以《君陈》例见《周书》之不泯史诗；且古文优胜今文、存其赋体尤多，却非缀自子书，而具双重自证义。事关古文经学迳接祖师并取补逸学，而毛奇龄信奉《孔传》，高明阎若璩多许。犹明东周之《春秋》替歌叙而兴，时势造就也
由前文大略知《虞夏书》最显诗性及伪古文说之无稽，及《商书》尤赖古文经学之赋言相传，现更选《周书》之《君陈》为例，以见西周之歌叙未泯，及古文之篇善存其诗赋本貌。
《周书·君陈》有“孝恭惟孝”句，阎氏《疏证》以为《君陈》句式本当作三言，因举《公羊传》“贱乎贱”，《尔雅》“微乎微”，杨雄《法言》“习乎习”、“杂乎杂”等，并及汉晋以来各家类者数十言，实不厌烦冗；复比之《论语》“孝乎惟乎”，以谓《君陈》既为四言，则必割裂《论语》凑泊成文无疑。其判之枉也，诚不可思议：盖乃孔门师徒谙《诗》《书》，诵四言，遂换《君陈》而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当然尔耳，晚《书》何豫事而遭窃剽《论语》判。至于汉文，已脱旧巢，句式自不似前，此又与《书》何干。阎文素誉考证精密，但炫毛羽而离脱骨干，时有见耳。当时《疏证》曾为毛奇龄所难，阎不得已删己书弱半。不料后人辄信奉《阎疏》不违，亦怪哉。古人引书往往在大义，不必十足依其言，多见辞小异而意大同，未尝有著权公约时也。阎氏抑周旋小节间，咬定《孔传》“改窜拆裂补缀”而求疵吹毛，何其固执狭想乃尔。而其说居然显世，尤古文几为废黜，世情难喻至此。
旁参皮锡瑞《平议》：“阎若璩作《古文疏证》，攻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作《冤词》。人多是阎非毛，实亦未可概论。阎攻伪《书》、伪《传》极精，而据《蔡传》则误；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实，而一从《孔传》，此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言下之意《阎疏》除“极精”外别无长处，而其“精”，窃意半似“繁”之客辞耳。固然，得其相关资料之排比，后学时可借力。事比中世纪之天文学地心说，其算计曾精密无伦，竭力弥缝。然日心说出，以其真实简明，一扫前者之繁锁，岂不快哉。大道至简。
《君陈》古文有，今文无，而《礼记》尝引其文。郑玄注君陈为周公之子，伯禽弟。又《书序》：“周公既殁，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宗周镐京之东郊洛邑，集居殷嗣，而周监之，欲教化成其周道，故又以“成周”为地名。周公时代，政局艰危，无暇诗修，散文诰体盛于一时，载册逸发传播（详三○至三四章）。周公殁时既归太平，成王之臣复修赋辞，故《君陈》大致呈铺叙赋体，属“六体” 之“命”也。现试列其诗行如下。疑其间有删缺，因其一时一地之政策，未必每适于后世之常治。且后学重理，也或有损益。第三章“我闻曰”三字疑错位，姑且移下八行，以从诗格，顺文意，尤全其第四章我、尔对言之格局。参观《汇纂》引班固：“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史，《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云云，可知旧载并非一律无可违也。而今、古两种文本都难全其原始态。
《君陈》全诗结于立德立名，乃“三立”之晓鸣，见个体与群体关系之最佳社会设计。自我实现以贡献于社会为前提，立德立功立言，必先利他尔后益己。“士”之仁道由此，个人价值同步于邦国利益而实现。一以贯之，则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哲特以“人权之发端”视此矣。
《君陈》原文 《君陈》意译
王若曰 王如此发命
君陈 公子君陈
惟尔令德 你美德孝恭
孝恭惟孝 可承父遗志
友于兄弟 友善于兄弟
克施有政 以此宜参政
命汝尹兹 命你治成周
东郊敬哉 赴东郊敬职
昔周公师 昔周公太师
保万民 保民众利益
民怀其德 民皆感其德
往慎乃司 你去须慎政
兹率厥常 循太师常法
懋昭 光大发扬
周公之训 周公之遗训
惟民其乂 以民为邦本
致治馨香 善政似馨烟
感于神明 升闻达神明
黍稷非馨 黍稷非嘉祭
明德惟馨 明德尤祀献
尔尚式时 你每当崇尚
周公之猷训 周公之教导
惟日孜孜 孜孜无倦怠
无敢逸豫 不要图闲逸
我闻曰 我听说
凡人未见圣 人未见圣明
若不克见 向往而不得
既见圣 既已见圣人
亦不克由圣 却未必尊从
尔其戒哉 你引为戒警
尔惟风 你是风掩草
下民惟草 民众草顺风
图厥政 谋划政事
莫不或艰 经常遇艰困
有废有兴 兴废扬抑间
出入自尔 你把握分寸
师虞庶言 师巫百官言
同列绎尔 一体供斟酌
有嘉谋嘉猷 有佳谋良计
则入告尔 于是禀告你
后于内 事内廷以敬
尔乃顺之 依王意行事
于外曰 向外公布
斯谋斯猷 如此好政策
惟我后之德 出我王大德
呜呼臣人 呜呼臣子啊
咸若时 都如这般时
惟良显哉 邦与臣俱荣
王曰君陈 成王告君陈
尔惟弘 但望你弘扬
周公丕训 周公之政业
无依势作威 不仗势作威
无倚法以削 不枉法苛刻
宽而有制 宽不失原则
从容以和 从容而政和
殷民在辟 殷民触刑律
予曰辟 我说当刑罚
尔惟勿辟 你勿唯是听
予曰宥 我说可赦免
尔惟勿宥 你勿唯是从
惟厥中 但求刑法公
有弗若于 若有违逆
汝政 你之政令
弗化于汝 不从你教化
训辟以止 训与刑以止
辟乃辟 当刑方用刑
狃于奸宄 屡犯奸诈者
败常乱伦 伤风败俗徒
三细不宥 虽细节不饶
尔无忿疾 你克制忿急
于顽无求 对顽民勿求全
备于一夫 备善行一身
必有忍 必忍耐待时
其乃有济 政事遂转机
有容德乃大 容忍德乃大
简厥修 以美行选士
亦简其或不修 也容忍差欠
进厥良 提携优良
以率其或不良 以率其后进
惟民生厚 民本性涥朴
因物有迁 但因事生变
违上所命 或抗违上意
从厥攸好 须从其所好
尔克敬典 你克敬守法
在德时 凡事则于德
乃罔不变 世俗无不移
允升于大猷 信若治道盛
惟于一人 非仅我一人
膺受多福 得宽慰多福
其尔之休终 你也荣于世
有辞于永世 更英名永播
赋体既见如上，设若出东晋人采辑，其人何以不为文却为诗耶。《书》本诗史，《诗》《书》原来互称，说见前。先儒但区其功用、题材以分《诗》、《书》，曾未在意其体载。俟传而再传，晋人早已无视《书》为诗赋，若出该时伪撰，古文《尚书》自当作散文，而其所以存赋体完善，诚续接先轨之故也。是以古文篇之《君陈》既为诗章即为真传，乃双重自证其史诗本目及古文《尚书》非伪。而《周书》古文篇还如《旅獒》（详三○章）等亦此例。
唯先时孔安国曾察觉书、诗之形、质相称，见《孔传》说《费誓》有：“足为世法，故录以备王事，犹《诗》录商鲁之《颂》”云云。然而《书》为上史，宜录上廷王室之颂，有别于邦国之颂。若弃、契之颂所以在《诗》未在《书》，则缘虞朝尝以五帝系为正统，限于正史之体制故（弃、契尝为臣未为君）。而墨子称《颂》为《书》，语亦见前。非但《颂》之赋体类《书》（《鲁颂·閟宫》等尤是），《雅》之铺陈复多其例。如《小雅·雨无正》等等怨刺之篇，题材虽与《君陈》异曲，句法、章法则同工。相较之，则《君陈》“足为世法”，故在《书》；《雨无正》等“可以怨”，所以在《诗》。
《书》、《颂》、《雅》皆赋史，参《语类》：“二典所记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縢》诸篇，其所纪理，或更岁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已具于编年之史，今不复见矣。”显然朱子洞见《尚书》六体都传史，但未料其本身已然史诗乃可据口传联缀，故无似编年史之具体而微，亦非另据载籍也。如《周书》之先，史之纪理原概略，而歌叙又曾有失传或遭损削，故既便将《书》、《颂》、《雅》等相关篇章互联，也不能得如编年史之详。唯自《周书》已然运用册籍，周史实载册与口传两兼，如《君陈》之纪理，未更岁月，以其时序背景，则略似编年史之预演。编年史发生于东周，诚如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即“春秋”替“歌叙”而兴（唯《尚书》之赋言于《春秋》散文仍多影响）。
春秋战国，诸家沿《书》习惯，作文仍颇杂四言；至汉代，学者遂无分先籍之四言体何者为诗，何者为文，亦相关秦火之绝学及《乐经》之已佚。汉人事《尚书》，尝无论真伪，诗、文之分在汉时也无关宏旨，故其人做《尚书》章句得未贯体从诗。一再传后，诗史之流风余韵，尤渐即销沉。而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也曾坏其体格。唯《书》之四言复警语世训，非同寻常散文，先达已然明辨，如张舜徽《爱晚庐随笔》：“今观所存伪《书》数十篇，其中格言名训甚多，必前有所承，非作伪者所能臆造固明甚”云。余少赴滇西“插队”，村人不识丁，唯多能以世训论理，以俗谚喻时事，更以农谚授田艺，原态风情，智慧充沛，每每叹服。吾读《尚书》，是故觉其味，顿生史诗口传之想。而朱熹屡言出孔安国诸篇者平白易晓，出伏生诸篇者则艰涩难读；今衡以史诗说，诚缘前者存赋体原状较善之然也。旁徵近古之朝鲜王国仍设“谚语制诰”之专职辞臣，此当承华夏之旧统而可返证古文《书》学者。
《史记》引用《尚书》也都明白易读，则缘马迁习古文故。《汉书·儒林外传》：“迁书载《尧典》《禹贡》《洪範》《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凡此见古文优胜今文之多许。其所以然，犹因今文《尚书》之经由历代传学，诗格弱化；而“中古文”迳接祖师“科斗文”，晚《书》又直效孔安国；兼且古文家擅考据，并取补逸学、巫统，于是远代之体貌大具。夫事及古文之脉延，则待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