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幽兰——古琴的文化内涵与《红楼梦》中黛玉琴心之探微
【内容摘要】琴是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之王,也是中国文人风雅文化的精粹与载体。琴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文化,诗意地栖居于《红楼梦》的审美天地,且遍观红楼幽梦,善操《幽兰》雅韵者,唯“以兰为心”之“世外仙姝”、风华绝代的旷世才女林黛玉。并借黛玉情殇琴心之解读还可洞悉琴文化能够激活生命的乐魂情操,永远感动着无情世界中有情的梦中人。
【关键词】古琴;文化;琴材;琴道;琴情
【作者简介】祁冰,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中文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在人类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之中,音乐有其无法抗拒的人文魅力,音乐史乃人类以其音乐艺术实践建构人文世界的历史。从古至今,音乐的华彩使人产生回响与共鸣,使生活的途程不再枯寂,使生命的感悟更为丰繁富丽。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礼乐之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①,形成了个人修养最终完善于“乐”的道德精神。儒家礼乐思想的教化,道家逍遥哲学的追崇,加之“琴棋书画”的传统风雅,使古琴成为修身、正心、言志、抒情的精英文化载体,而中国古典音乐中的琴乐文化已成为历代文人缘情体物所必备的审美修养。
《红楼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通体涵蕴着无比深厚的文化信息,描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事象,展示了中华文化之美,而中国传统风雅文化亦通过美人雅事遍被其中,必然成为《红楼梦》不可缺失的审美亮点。古琴“冷、清、幽、静、远、古”,宛如空谷幽兰,离群索居,孤高岑寂,而遍观《红楼》,善操传世名曲《幽兰》者,唯“以兰为心”、“合古今灵秀之气”,兼备文士奇才与女性魅力的潇湘妃子林黛玉。幽人幽情幽梦,诗魂琴魂花魂。古琴所代表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与人文精神,体现了中国音乐的至高境界。
一、琴材
甲骨文中,音乐之“乐”字,乃丝弦张附于木器上的象形。
“古琴”源远流长,本名一单字“琴”,是中国本土独有的无码弹拨古乐器,在“八音”中与瑟、筑、筝、琵琶、箜篌等同属“丝”类,以丝为弦,且由于古代多以桐木作琴身,故又有“丝桐”之名。“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②(《新论·琴道》)黄帝的“清角”,楚庄王的“绕梁”,蔡邕的“焦尾”,司马相如的“绿绮”,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名琴”。至今传世最早所能见到的古琴,多为唐宋以后的宗室“官琴”和民间“野斫”。
一张传世的名琴乃艺术珍品,从外观、断纹、形制、铭文与篆刻可见其工艺美与沧桑感,由独特的取声手法、音域、音量、音色及出音的回环可知古代音乐人在声学领域里的科学奇迹。古琴之五声音节“宫、商、角、徵、羽”,恰与中国人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相契合。古琴最终被赋予超越其乐器本身的和谐文化内涵,映照出“天地合和”、“天人同一”、人与自然和谐相亲的完美而又温暖的命题。“琴材”耶?“琴才”也。
琴为“君子雅业”,“古琴无俗韵”,在众多乐器中一直是一个不落凡尘、雅致极端的存在,成为士和贵族上层精英社会的专有乐器。出身古琴音乐世家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与古琴相知相随。古琴伴随这位才华横溢、雄视千载却坎坷一生的“坡仙”走过人生的大起大落、风风雨雨,克服了生存的荒谬与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在“求物之妙”的审美满足中使疲惫的身心获得片刻的小憩,恢复生命的自然和自由。“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听武道士弹琴》)他既拓展了琴论,丰富了古典音乐美学思想体系,又将古琴音乐审美的抽象思理以文学的感性语言平静而有声有色地阐发出来,音乐已成为超越自身的超越者,换来的是他高蹈太虚般的审美与艺术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文人生活。一位西方汉学家曾用“彬彬有礼”一词来比喻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风格,而这种“彬彬有礼”的气质正与中国古代文人“温润有度”的琴者风范一脉相承。所以,“古琴的存在与至尊至贵的地位,是中国文人审美倾向的选择,也是中国文化审美倾向的选择”③。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融入崭新的美学理想而铸就的飘然出尘、卓异别致的艺术形象,正如脂砚斋所云:“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④作为红楼唯一操琴之“世外仙姝”,黛玉旷世奇才的风流、冰清玉洁的节操、孤标傲然的品格、纯真执著的灵魂,在其才与情的强化中,得到由衷的升华与彰显。“以兰为心”、“逸才仙品”的林潇湘,与雅若幽兰的古韵琴操相得益彰,既演绎了古琴的人文内涵,又突出了小说“使闺阁昭传”的意旨,永远是《红楼梦》中一道最美的风景。
琴若芗兰,幽然植根于文人雅士的精神深谷,并诗意地栖居下来,再也没有离去……
二、琴道
“琴者,禁也”,是儒家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
“琴者,心也”,是道家古琴文化的主要命题。
中国古琴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由“器”逐步归结到“道”的文化路途上,堪为大道流行的最佳载体。“琴并不简单地是一门乐器而已,而是某种文化之‘道’的转换策略”⑤。古琴出现功能上的历史位移。
《红楼梦》第八十六回“寄闲情淑女解琴书”中,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黛玉这番话集中体现了古琴文化内涵之一的正统琴道——儒家的“乐教”思想,蕴涵了以乐成教的人文精神,以音乐的教化作用实现人生意义与人格完善的终极目标。
黛玉所称之古琴言“禁”,始自东汉桓谭的《新论·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⑥,后被《白虎通》加以发展、深化,演变为教化、修身和正心的传统琴道,且由于儒家在中国古琴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成为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之一。在古代,琴被称为“圣人”之作,“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⑦(《新论·琴道》)“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心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⑧。强调古琴的礼乐思想和修身之用这些经世致用的功能成为儒家古琴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如果格外注重音乐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将之视为音乐的创作之本而忽视其艺术审美价值,就必然导致重德轻艺就会使音乐异化,沦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汉代《白虎通》以后,琴人、琴论大多言琴必禁,且范围不断演变扩大。儒家“琴之言禁”的命题,正是以突出古琴的非艺术功能为目的,于音乐审美中划出诸多禁区,“禁”逐渐成为束缚古琴艺术发展的桎梏,并形成古琴美学中的非美倾向。古琴从战国时家喻户晓的民间乐器到明清时知音者稀的变化,“禁”在其中起到极大的消极作用。
《红楼梦》中黛玉谈琴除强调儒家“中和之道”、君子之质的人格完善,又深得其邃地描述了道家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人格修炼。“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天地清和”、“风清月朗”,“心不外想,气血和平”,可谓“与神合灵,与道合妙”(八十六回),如《庄周梦蝶》,“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古人抚琴,追求的是“操高山流水之音于曲中,得松风夜月之趣于指下”,林木扶苏,清风入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四言十八首赠史秀才入军》),从而产生心凝形释、包容天地、与万化冥合的心灵体验和空间感受。“琴者,心也”,“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舒缓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清人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诠释的琴乐演奏与审美物证中的二十四个命题——二十四况,即为儒道互补,兼容并蓄,承前代众琴家之长,共同化育为自成一家的“淡和”的精神气象。“发乎情,止乎礼”,入世与出世,道德风范与艺术品格,古琴为儒道两家“琴道”的二元弥合构筑起更为和谐的支点,完成了物质与精神、心理与生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高度整合,以近于完美的“和谐”的存在,超越了一切时空和因果,走向艺术、人生的永恒与不朽。
三、琴情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情为心籁,音从心生,心乃情之源,心为音之本。如果说黛玉谈琴所持论调过于正统,而黛玉弹琴才真正体现了琴文化非主流精华之所在——琴者,情也。音乐作为心灵的动感符号,已摆脱秩序、功利和教化,成为人们道情写心的精神的宣寄。
琴文化沉积的历史表明,无论历代琴家如何将观风教、正天下置于琴道之首,但自魏晋以来,随着审美精神的升华和生命意识的自我觉醒,琴以情为美、言志寄心的功能更为文人们所重视。当人们向外发现了自然与生命,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本真与深情,“人当道情”,便成为魏晋时代个体觉醒的呐喊与呼号。琴艺高超、“性烈而才俊”的嵇康,其《琴赋》“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临刑东市前以一曲《广陵散》为生命之绝响,以极为个性化的激情演绎,直抒悲愤不平及与黑暗政治的彻底决绝。王维的诗歌《送元二使安西》问世不久即被谱成琴曲《阳关三叠》,成为人们送别之际表达离思别情的抒情名曲。古琴文化中言志抒情的情文化,注重个人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立,推崇和高扬直抒人生体验的独至之情,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下,它可以突破一切禁忌,在封建社会后期,甚至可以道出叛逆性异端文化的心声。惊世骇俗、颇具异端思想的李贽作为晚明人文思潮的一面旗帜,其《焚书·琴赋》更是从传统教化与审美模式中叛离出来,启发琴人摆脱“琴者,禁也”之禁锢,大胆而自由地表达了琴文化数千年孕育的非主流思想,振聋发聩,新人耳目,进而形成明清文艺狂飙般的“情潮”,显示出一种启蒙的新质文化的勃兴。而同时代的《牡丹亭》亦再现人之“情”如厉风狂涛,“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牡丹亭题词》),无论圣贤经传、名门礼数、生关死劫,都无法将其遏制,也直接波及到《红楼梦》中林黛玉对“情”九死不悔的执著追求。黛玉为情而生,亦为情而活。“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二十三回),林黛玉听到杜丽娘的伤春曲时那种“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的强烈共鸣,正是其心脉相通的表露与映现。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
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辍,素心如何天上月。
冷节清秋,“风露清愁”的黛玉怆然伤怀,遂赋琴辞四叠,并借《猗兰》、《思贤》两操合成音韵,唯望借弹琴来宣泄、释放郁积于心的忧伤和愁苦。抚琴之下,音调清切,又忽作变徵之声,在哀音中倾诉情的落寞、凄凉和决绝。
黛玉惜兰以自况,哀兰而自伤,“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其音悲戚悠扬”,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乃至“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丰厚的物质享受,难抵精神上的孤独哀苦;创生与报恩,奠定了现实人生中夙世情缘的情感基石。警幻情榜称黛玉“情情”。潇湘妃子独特的人生体验使其自伤失意、感遇知己的意识流程得以潜递。这位生活的沉思者早已超越了个体境遇的不幸,将之理性地升华为一种有其文化渊源的审美上的感动,经典地诠释了《红楼梦》“大旨谈情”的主题,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理念及其相互激荡而生发出的审美情怀,缓解了其生命内在的冲突、紧张和痛苦,从而把魏晋以来中国士大夫文人的艺术化人格及其遭遇推向一种极致。琴歌四叠,成为黛玉寄托生命情结的咏叹调,集中而全面地袒露了黛玉的情感世界以及这种情感追求与现实相冲突的悲剧心理,并于感伤、忧愤、寻求的融合中无法掩饰地显现出积极用世的主体精神,更为悲情的最后勃发积蕴了力量。
黛玉抚琴,“声声见心”。诗词为心、风华绝代的林黛玉,尽管在她身上无疑也保留了部分封建社会强加于人、进而内化为当时贵族女性自觉意识的“淑女”气质,但她性情率真,情志高远,坚守理想,放声歌唱,敢于追寻独立人格和与传统礼教背道而驰的爱情,承袭了屈子“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的人文精神和实现自我的入世情怀,具有复杂的精神向度。林黛玉继承的正是古琴文化中进步而鲜活的情文化,即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背叛和超越的个性文化,以其文化性格中非凡的琴才、张扬的琴心守护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从生命的开头怨到生命的终结,表现出一种与污浊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悲剧性的反抗,女性的自我意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生命如歌,一往情深;生命无常,一恸情殇。死亡是永无休止的自然流程,当绛珠还泪、泪尽夭亡、魂归离恨天还原了情之至清、至贞、至柔、至悲,兰心蕙质的黛玉便“质本洁来还洁去”,以生命的多声复义实现了儿女“至情”的返璞归真,完成了写实与神话的互动,获得了传奇与传记的永生!琴弦崩断,“响一绝而不还兮”(曹植《九愁赋》),然深情的回音却穿越“厚地高天”,在真情构筑的审美天地间对抗着万方流逝,在音乐的忘川中发出永恒的“天问”,永远感动着无情世界中有情的梦中人。
参考文献:
① 四书五经[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79,550,53.
②⑥⑦ 张岱年,石翔.中国法家文化名著[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612.
③ 钱茸.古国乐魂[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43.
④ 郑红枫,郑庆山.红楼梦脂评辑校[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16.
⑤ 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3.
⑧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0,322-323.
原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