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代表琴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列国纷争的局面,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接着,汉代又继承了秦代的制度,继续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努力。汉高祖刘邦为此转战南北,在征途中路过故乡沛地,见到了昔日的乡亲父老。这时,他得意地创作了著名的《大风歌》。歌中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歌运用当地的楚声,唱出了叱咤风云的战斗风格,唱出了对统一大业的关切。当时,由刘邦“击筑自歌”来领唱,有一百二十人跟着唱和。以后这首歌被列入宫廷音乐,并编为琴歌。武帝时,汉代处于鼎盛时期,他扩大了乐府的编制,派人到各地采集民歌,其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汉书·艺文志》中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统治阶级通过民歌了解下情,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但客观上对集中和推广民间音乐,起到积极作用。所收集的不少民歌,作为相和歌曲,丰富了琴曲曲目。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以辞赋见称。他是为汉武帝的乐府作歌的著名作者。早年他“家徒四壁”,比较贫困。有一次,他在富豪卓王孙家作客,即席弹奏琴曲,引起卓王孙的女儿文君的爱慕。卓文君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和司马相如私奔(《史记·司马相如传》)。琴界根据这段故事,创作了《文君曲》、《凤求凰》等作品,来赞扬他们的爱情。传说司马相如富贵之后,又打算“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非常气债,演唱了琴曲《白头吟》来表示决绝和抗议,从而制止了司马相如娶妾的企图(《西京杂记》)。这些爱情歌曲和传说,多出现在封建社会初期。防着地主阶级地位的转化和儒家思想控制的加强,这类题材在琴曲中就较少见到了。

  司马相如因为弹琴,博得卓文君的爱情,说明他的琴声是很有魅力的。在他的《美人赋》中,就提到《幽兰》、《白雪》这些琴曲。在《长门赋》中,更进一步描绘了古琴演奏时的具体情况:“授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运用左手的“案”(按)指和右手“却转”的指法,奏出乐音“流徽”,音乐由弱变强,从“奏愁思”到“意慷溉”,情绪逐步发展变化。陈皇后被汉武帝冷落之后,独处在长门宫内,求司马相如作《长门赋》来感动汉武帝,这就是《长门赋》的来历。后人运用这一题材创作了琴曲《长门怨》。司马相如是汉代最早对琴界产生影响的文人之一,他所用的一张琴名叫“绿绮”,也因此而出名。

  师中、赵定、龙德,他们是西汉中叶宫廷中的鼓琴待诏。当时的统治者在征集民歌的同时,也从各地选拔一些民间的优秀艺人,这些人来自民间,和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的演奏在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师中是汉武帝时期,东海下邳(今江苏宿迁)地方的名琴手。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有不少人喜好弹琴,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刘向还在他的《别录》中写道:“至今邳俗犹多好琴”。赵定是渤海人,龙德是梁国人。汉宣帝年间,皇帝“欲兴协律之事”,由丞相把他们从民间选拔出来,待诏于宫廷。据记载:赵定这人不大爱讲话,是个很安静的人,可是奏起琴来,却能使听众“多为之涕泣”(《后汉书·刘昆传注》)。听琴而被感动得“涕泣”,可见演奏者水平之高。同时,也说明听者是有相应的鉴赏能力的。师中、赵定和龙德都有著述、作品,以龙德的最多。《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师氏七篇、赵氏十篇、龙氏九十九篇。,没有记载篇名,但由于刘向说过:“雅琴之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才知道龙氏著作中有《诸琴杂事》这样一个名称。这个《诸琴杂事》很可能是集大成的巨著,可惜原书早已不存,连转述的片断也难以见到了。

  刘向(公元前79—前8)字子政,他在元帝、成帝时代,多次上书弹劾宦官、外戚,被两度下到狱中。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从汉武帝发动民间献书,到了成帝时“百年之间,书集如山。”刘向负责校书二十多年,他对琴也颇多论述。明代《琴书大全》中载有他的《琴说》,原文是:“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据理解,前三条讲琴的作用:第一是思想内容,第二是艺术感染力,第三是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后四条讲创作过程:首先以“妙心”体察客观情状,其次创造声调加以反映,接着对它加工润色,最后通过完善的演奏表达出来。这七例扼要地概括出琴曲的演奏目的和创作方法。由于没有释文,对上述原文,在理解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总之,对于产生于两千年前的琴论,我们是应该重视的。

  王政君、赵飞燕她俩是汉代会弹琴的皇后。王政君(公元前71—前13)是汉元帝的皇后。他的父亲王禁,为实现其女儿“当大贵”的预言,从小就教她“学鼓琴”,使之适应贵族的条件。十八岁把她献入宫廷,后来,果然当上了皇后。她是王莽的姑母,历经四代皇帝,直至王莽篡位,对政局颇有影响(《汉书·元后传》)。赵飞燕是汉成帝(公元前32—前7)的皇后。她出身“微贱”,原是乐工的女儿,因长于歌舞,被皇帝看中。她善奏《归风送远之操》。她和皇帝还宠幸一个十五岁名为庆安世的侍郎,此人善奏《双凤离鸾之曲》,这一记载见于《西京杂记》。该书还载有齐人刘道强演奏《单鹄寡凫之曲》,很能感动人。这三首琴曲属于同一类型,看来都是表现爱情或离别而具有一定艺术水平。

  元帝和成帝处于西汉末期。当时汉代的统治已走向衰退,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废弃了“王霸杂用”的治国之道,专用“纯儒”。在音乐方面则宜扬所谓“先王雅乐”,排斥民间的“郑卫之声”,汉哀帝还对乐府大加砍削。在这种形势下,民间音乐固然受到了打击,统治阶层中主张“新乐”的人,也同样受到了打击。音乐家桓谭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后50年)他父亲是成帝时的太乐令。他从小就受到音乐教育,他自己也做过掌乐大夫,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曾说:“我志乐听音终日而心不足。”一天到晚听音乐还嫌不足,可见其对音乐之酷爱。他对音乐是内行,因而对于那些徒具形式的“雅乐”很不满意,主张在音乐中有新的创造。他公开承认:“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叹《新论》)。这在当时的保守势力看来,显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特别是他的演奏竟然取得了光武帝的欣赏,这就更加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攻击。大司空宋弘凭着他的权势,把桓谭叫到自己的官邸,也不请他坐下,就板起面孔严加训斥:“让你做官是‘辅国家以道德’,而你却‘数进郑声以乱雅颂’,这还了得,你是否想要受惩办?”受到了这样的高压和威胁,桓谭的处境非常困难。光武帝再一次请他弹琴时,他显得很不自然,连光武帝也感到他颇失常态。于是宋弘乘机大讲了一通雅颂之道,并取消了桓谭在宫中“给事中”的官职(《艺文类聚》引《东观汉记》)。桓谭在哲学思想上能坚持唯物主义,敢于反对皇帝所热衷的谶绰神学,因而被加上“非圣无法”的罪名,贬官流放,死于途中。

  桓谭著有《新论》一书,针对儒家的天命观进行了批驳。其中有《琴道篇》,是专门写琴的。原书已不存,从后人辑录的不完全材料看来,《琴道篇》包括有琴论、琴史和琴曲介绍几个方面。据《后汉书》说:桓谭的《琴道篇》没有写完,是后来肃宗命班固续成的。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很多地方反映了儒家的音乐思想,和历史记载中桓谭的观点颇有抵触。特别是在琴论方面,基本上是复述《乐记》中的有关言论,如说:琴可以通万物,可以禁止邪心,因而它是“八音”之首等等。文中“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两句的意思是说琴声强弱都不要过分,由于颇有道理,因而常为人所引用。琴史方面介绍了师旷和雍门周等琴人的传说、事迹。在探讨琴的首创者时,认为:是神农还是伏羲“诸家所说,莫能详定。”在介绍“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的说法时,指出:“说有不同”。对于上述向题的论述和介绍,采取了客观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琴道篇》中的琴曲介绍,一共讲了七首作品:《尧畅》、《舜操》、《禹操》、《文主操》、《微子操》、《箕子操》、《伯夷操》。从题目看,很清楚,都是以周代以前的人物为题材的。为什么没有晚近一些的题材?很可能和班固续成、班固崇尚“先王雅乐”的思想有关。这些琴曲曲目仍可见于后代的著作中,如:《箕子操》可见于《琴操》,《微子操》又见于嵇康《琴赋》等等。在《琴道篇》中;每首作品除介绍其主题思想之外,还分别指出了它们在音乐上的特点,如:《文王操》中表现封主无道,“其声纷以扰,骇角震商”;又如《禹操》中,赞扬禹治洪水,“其声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由于表现正、反两种不同的人物,于是琴曲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一个是“纷以扰”,一个是“清以溢”。在《微子操》中表现微子的心情是:“伤殷将亡,终不奈何,见鸿鹄高飞”“操似鸿雁之声”。鸿鹄与微子,本来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里是借用鸿鹄的远走高飞,来象征微子的离开殷纣。“鸿雁之声”是微子心情的写照,借雁声来抒发作者的感情。这和《禹操》中借助于“潺潺”的流水抒情一样。后世琴曲中有许多雁声、流水声的描写,这种借景抒情的音乐表现手法,不能不说是有着极为悠久的渊源。

  到了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更趋尖锐。著名琴家蔡邕,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

  蔡邕(公元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祀县)人,年轻时就以善弹琴而知名。朝中权贵向桓帝推荐他出来做官,并通过陈留太守把他调赴京都洛阳。但蔡邕不满宦官专权,从家乡出发,走到半路就称病返回故乡。回来时,写了一首《述行赋》,通过沿途所见,讽刺当局的荒淫奢侈。通过对于“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的凄凉景象的描写,表达他“心愤此事”的感情。以后,他虽做了郎中、议郎一类官,也因为弹劾宦官权贵,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归来时,又对当地宦官势力五原太守很不客气,因而再度受到迫害。从此他“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流亡避祸达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著名琴曲《蔡氏五弄》。

  《蔡氏五弄》包括五首作品,即:《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据说这五首琴曲是他去山中访问鬼谷先生后,用了三年时间写成的。这五首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历经各代,一直到唐代都享有盛名。嵇康在《琴赋》中,把它列为当时流行的“谣俗”作品一类。隋代的《琴历》,唐代的文字谱《幽兰》卷子中,都列有这五首曲目。诗人李白、李贺、王维等都曾借这些题目作诗。宋人朱长文说:“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盖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 认为是借写景来寄托他的哀思,这是很有道理的。现存明代琴谱中的《蔡氏五弄》,并非当时的原作,其歌词都是出自《乐府诗集》,曲调也平庸,是后人的拟作,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神奇秘谱》中有《秋月照茅亭》和《山中思友人》两首琴曲。据解题说是蔡邕的作品,但也另有左思所作的说法。这两曲风格相似,它们的谱式古老,结构短小精悍,风格恬静隽永,显然是出于同一作者。

  蔡琶所写的《琴赋》,颇有史料价值,特别其中这样一段:

  “仲尼思归,鹿鸣三章。
  梁甫悲吟,周公越赏。
  青雀西飞,别鹤东翔。
  饮马长城,楚曲明光。
  楚姬遗叹,鸡鸣高桑。
  走兽率舞,飞鸟下翔。
  感激弦歌,一低一昂。”

  除最后四句是形容歌声的艺术感染力之外,前十句中,每句都提出了一首琴歌的名字,其中大多是汉代流行的民间歌曲,不少是知名的相和歌曲。这些曲目,有力地证实了琴歌和民歌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反映出蔡邕这样一个有名的琴家,他之所以具有影响,是由于他曾经广泛吸取了民间音乐的丰富营养。

  蔡邕在琴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汉魏之际,在他的故乡陈留,就先后出现了阮瑀、阮籍、阮咸等以琴见称的名士。做过吴国丞相的顾雍,也是蔡邕旅居吴地时的得意门生。蔡邕的女儿蔡琰,深受其父的教诲,以诗词、音律驰名琴坛。民间流传有不少关于蔡邕的故事。《蔡邕别传》中说:吴人烧饭时,木材爆裂的声音被蔡邕听到后,立即辨认出是做琴的良材。用它来造成琴以后,果然音响极好。由于尾部已被炊火烧焦,于是有“焦尾”琴之称。至今琴的尾部仍称作“焦尾”,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来的。又如:蔡邕弹琴,偶而断了一根弦,他的女儿根据声音,指出是断了第几根弦,父亲又故意试断其它弦,她也能辨别出来,等等。这些故事,不仅说明了蔡邕父女具有锐敏的听音能力,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对他们高超的音乐修养的敬佩。

  有一部重要的琴学文献,名为《琴操》,据传也是蔡邕所撰。它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作品最为丰富而详尽的专著。原书已佚,经后人辑录成书。包括有:诗歌五首、九引、十二操和河间杂歌二十多首。书中对每首作品的有关故事内容都作了介绍,这些故事带有浓厚的民间传奇的色彩,往往和史书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乐府解题》说:“《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其实,不拘泥于史实,根据人们的愿望加工创造,正是民间创作的特点之一。看来,本书是汇集了民间传说而成。全书汇集的五十多首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先秦的题材,只有两、三首是西汉题材,因而成书的时间应不迟于汉代。同时,书中作品大多附有歌辞,或释之为“歌”,这也是早期作品的特点。关于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是有分歧意见的。主要是因为《汉志》中未曾将《琴操》列入,而隋、唐的《艺文志》中记载是晋代孔衍所撰。史书记载,并不是绝对可信而没有谬误之处。六朝人刘昆注《后汉书》,唐人李善注《文选》时,都曾明确肯定《琴操》为蔡邕所撰。清代人马瑞辰认为它是蔡邕的《叙乐》中的一部分,而孔衍只不过是传述者。从该书主要采用大量汉代以前的题材看来,说是和当时琴界具有广泛联系的蔡邕所撰,比较可信。

文章来源:华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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