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代表琴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列国纷争的局面，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接着，汉代又继承了秦代的制度，继续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努力。汉高祖刘邦为此转战南北，在征途中路过故乡沛地，见到了昔日的乡亲父老。这时，他得意地创作了著名的《大风歌》。歌中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歌运用当地的楚声，唱出了叱咤风云的战斗风格，唱出了对统一大业的关切。当时，由刘邦“击筑自歌”来领唱，有一百二十人跟着唱和。以后这首歌被列入宫廷音乐，并编为琴歌。武帝时，汉代处于鼎盛时期，他扩大了乐府的编制，派人到各地采集民歌，其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汉书·艺文志》中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统治阶级通过民歌了解下情，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但客观上对集中和推广民间音乐，起到积极作用。所收集的不少民歌，作为相和歌曲，丰富了琴曲曲目。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以辞赋见称。他是为汉武帝的乐府作歌的著名作者。早年他“家徒四壁”，比较贫困。有一次，他在富豪卓王孙家作客，即席弹奏琴曲，引起卓王孙的女儿文君的爱慕。卓文君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和司马相如私奔（《史记·司马相如传》）。琴界根据这段故事，创作了《文君曲》、《凤求凰》等作品，来赞扬他们的爱情。传说司马相如富贵之后，又打算“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非常气债，演唱了琴曲《白头吟》来表示决绝和抗议，从而制止了司马相如娶妾的企图（《西京杂记》）。这些爱情歌曲和传说，多出现在封建社会初期。防着地主阶级地位的转化和儒家思想控制的加强，这类题材在琴曲中就较少见到了。
司马相如因为弹琴，博得卓文君的爱情，说明他的琴声是很有魅力的。在他的《美人赋》中，就提到《幽兰》、《白雪》这些琴曲。在《长门赋》中，更进一步描绘了古琴演奏时的具体情况：“授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运用左手的“案”（按）指和右手“却转”的指法，奏出乐音“流徽”，音乐由弱变强，从“奏愁思”到“意慷溉”，情绪逐步发展变化。陈皇后被汉武帝冷落之后，独处在长门宫内，求司马相如作《长门赋》来感动汉武帝，这就是《长门赋》的来历。后人运用这一题材创作了琴曲《长门怨》。司马相如是汉代最早对琴界产生影响的文人之一，他所用的一张琴名叫“绿绮”，也因此而出名。
师中、赵定、龙德，他们是西汉中叶宫廷中的鼓琴待诏。当时的统治者在征集民歌的同时，也从各地选拔一些民间的优秀艺人，这些人来自民间，和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的演奏在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师中是汉武帝时期，东海下邳（今江苏宿迁）地方的名琴手。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有不少人喜好弹琴，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刘向还在他的《别录》中写道：“至今邳俗犹多好琴”。赵定是渤海人，龙德是梁国人。汉宣帝年间，皇帝“欲兴协律之事”，由丞相把他们从民间选拔出来，待诏于宫廷。据记载：赵定这人不大爱讲话，是个很安静的人，可是奏起琴来，却能使听众“多为之涕泣”（《后汉书·刘昆传注》）。听琴而被感动得“涕泣”，可见演奏者水平之高。同时，也说明听者是有相应的鉴赏能力的。师中、赵定和龙德都有著述、作品，以龙德的最多。《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师氏七篇、赵氏十篇、龙氏九十九篇。，没有记载篇名，但由于刘向说过：“雅琴之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才知道龙氏著作中有《诸琴杂事》这样一个名称。这个《诸琴杂事》很可能是集大成的巨著，可惜原书早已不存，连转述的片断也难以见到了。
刘向（公元前79—前8）字子政，他在元帝、成帝时代，多次上书弹劾宦官、外戚，被两度下到狱中。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从汉武帝发动民间献书，到了成帝时“百年之间，书集如山。”刘向负责校书二十多年，他对琴也颇多论述。明代《琴书大全》中载有他的《琴说》，原文是：“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据理解，前三条讲琴的作用：第一是思想内容，第二是艺术感染力，第三是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后四条讲创作过程：首先以“妙心”体察客观情状，其次创造声调加以反映，接着对它加工润色，最后通过完善的演奏表达出来。这七例扼要地概括出琴曲的演奏目的和创作方法。由于没有释文，对上述原文，在理解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总之，对于产生于两千年前的琴论，我们是应该重视的。
王政君、赵飞燕她俩是汉代会弹琴的皇后。王政君（公元前71—前13）是汉元帝的皇后。他的父亲王禁，为实现其女儿“当大贵”的预言，从小就教她“学鼓琴”，使之适应贵族的条件。十八岁把她献入宫廷，后来，果然当上了皇后。她是王莽的姑母，历经四代皇帝，直至王莽篡位，对政局颇有影响（《汉书·元后传》）。赵飞燕是汉成帝（公元前32—前7）的皇后。她出身“微贱”，原是乐工的女儿，因长于歌舞，被皇帝看中。她善奏《归风送远之操》。她和皇帝还宠幸一个十五岁名为庆安世的侍郎，此人善奏《双凤离鸾之曲》，这一记载见于《西京杂记》。该书还载有齐人刘道强演奏《单鹄寡凫之曲》，很能感动人。这三首琴曲属于同一类型，看来都是表现爱情或离别而具有一定艺术水平。
元帝和成帝处于西汉末期。当时汉代的统治已走向衰退，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废弃了“王霸杂用”的治国之道，专用“纯儒”。在音乐方面则宜扬所谓“先王雅乐”，排斥民间的“郑卫之声”，汉哀帝还对乐府大加砍削。在这种形势下，民间音乐固然受到了打击，统治阶层中主张“新乐”的人，也同样受到了打击。音乐家桓谭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后50年）他父亲是成帝时的太乐令。他从小就受到音乐教育，他自己也做过掌乐大夫，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曾说：“我志乐听音终日而心不足。”一天到晚听音乐还嫌不足，可见其对音乐之酷爱。他对音乐是内行，因而对于那些徒具形式的“雅乐”很不满意，主张在音乐中有新的创造。他公开承认：“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叹《新论》）。这在当时的保守势力看来，显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特别是他的演奏竟然取得了光武帝的欣赏，这就更加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攻击。大司空宋弘凭着他的权势，把桓谭叫到自己的官邸，也不请他坐下，就板起面孔严加训斥：“让你做官是‘辅国家以道德’，而你却‘数进郑声以乱雅颂’，这还了得，你是否想要受惩办？”受到了这样的高压和威胁，桓谭的处境非常困难。光武帝再一次请他弹琴时，他显得很不自然，连光武帝也感到他颇失常态。于是宋弘乘机大讲了一通雅颂之道，并取消了桓谭在宫中“给事中”的官职（《艺文类聚》引《东观汉记》）。桓谭在哲学思想上能坚持唯物主义，敢于反对皇帝所热衷的谶绰神学，因而被加上“非圣无法”的罪名，贬官流放，死于途中。
桓谭著有《新论》一书，针对儒家的天命观进行了批驳。其中有《琴道篇》，是专门写琴的。原书已不存，从后人辑录的不完全材料看来，《琴道篇》包括有琴论、琴史和琴曲介绍几个方面。据《后汉书》说：桓谭的《琴道篇》没有写完，是后来肃宗命班固续成的。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很多地方反映了儒家的音乐思想，和历史记载中桓谭的观点颇有抵触。特别是在琴论方面，基本上是复述《乐记》中的有关言论，如说：琴可以通万物，可以禁止邪心，因而它是“八音”之首等等。文中“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两句的意思是说琴声强弱都不要过分，由于颇有道理，因而常为人所引用。琴史方面介绍了师旷和雍门周等琴人的传说、事迹。在探讨琴的首创者时，认为：是神农还是伏羲“诸家所说，莫能详定。”在介绍“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的说法时，指出：“说有不同”。对于上述向题的论述和介绍，采取了客观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琴道篇》中的琴曲介绍，一共讲了七首作品：《尧畅》、《舜操》、《禹操》、《文主操》、《微子操》、《箕子操》、《伯夷操》。从题目看，很清楚，都是以周代以前的人物为题材的。为什么没有晚近一些的题材？很可能和班固续成、班固崇尚“先王雅乐”的思想有关。这些琴曲曲目仍可见于后代的著作中，如：《箕子操》可见于《琴操》，《微子操》又见于嵇康《琴赋》等等。在《琴道篇》中；每首作品除介绍其主题思想之外，还分别指出了它们在音乐上的特点，如：《文王操》中表现封主无道，“其声纷以扰，骇角震商”；又如《禹操》中，赞扬禹治洪水，“其声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由于表现正、反两种不同的人物，于是琴曲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一个是“纷以扰”，一个是“清以溢”。在《微子操》中表现微子的心情是：“伤殷将亡，终不奈何，见鸿鹄高飞”“操似鸿雁之声”。鸿鹄与微子，本来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里是借用鸿鹄的远走高飞，来象征微子的离开殷纣。“鸿雁之声”是微子心情的写照，借雁声来抒发作者的感情。这和《禹操》中借助于“潺潺”的流水抒情一样。后世琴曲中有许多雁声、流水声的描写，这种借景抒情的音乐表现手法，不能不说是有着极为悠久的渊源。
到了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更趋尖锐。著名琴家蔡邕，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
蔡邕（公元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祀县）人，年轻时就以善弹琴而知名。朝中权贵向桓帝推荐他出来做官，并通过陈留太守把他调赴京都洛阳。但蔡邕不满宦官专权，从家乡出发，走到半路就称病返回故乡。回来时，写了一首《述行赋》，通过沿途所见，讽刺当局的荒淫奢侈。通过对于“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的凄凉景象的描写，表达他“心愤此事”的感情。以后，他虽做了郎中、议郎一类官，也因为弹劾宦官权贵，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归来时，又对当地宦官势力五原太守很不客气，因而再度受到迫害。从此他“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流亡避祸达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著名琴曲《蔡氏五弄》。
《蔡氏五弄》包括五首作品，即：《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据说这五首琴曲是他去山中访问鬼谷先生后，用了三年时间写成的。这五首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历经各代，一直到唐代都享有盛名。嵇康在《琴赋》中，把它列为当时流行的“谣俗”作品一类。隋代的《琴历》，唐代的文字谱《幽兰》卷子中，都列有这五首曲目。诗人李白、李贺、王维等都曾借这些题目作诗。宋人朱长文说：“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盖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 认为是借写景来寄托他的哀思，这是很有道理的。现存明代琴谱中的《蔡氏五弄》，并非当时的原作，其歌词都是出自《乐府诗集》，曲调也平庸，是后人的拟作，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神奇秘谱》中有《秋月照茅亭》和《山中思友人》两首琴曲。据解题说是蔡邕的作品，但也另有左思所作的说法。这两曲风格相似，它们的谱式古老，结构短小精悍，风格恬静隽永，显然是出于同一作者。
蔡琶所写的《琴赋》，颇有史料价值，特别其中这样一段：
“仲尼思归，鹿鸣三章。
梁甫悲吟，周公越赏。
青雀西飞，别鹤东翔。
饮马长城，楚曲明光。
楚姬遗叹，鸡鸣高桑。
走兽率舞，飞鸟下翔。
感激弦歌，一低一昂。”
除最后四句是形容歌声的艺术感染力之外，前十句中，每句都提出了一首琴歌的名字，其中大多是汉代流行的民间歌曲，不少是知名的相和歌曲。这些曲目，有力地证实了琴歌和民歌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反映出蔡邕这样一个有名的琴家，他之所以具有影响，是由于他曾经广泛吸取了民间音乐的丰富营养。
蔡邕在琴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汉魏之际，在他的故乡陈留，就先后出现了阮瑀、阮籍、阮咸等以琴见称的名士。做过吴国丞相的顾雍，也是蔡邕旅居吴地时的得意门生。蔡邕的女儿蔡琰，深受其父的教诲，以诗词、音律驰名琴坛。民间流传有不少关于蔡邕的故事。《蔡邕别传》中说：吴人烧饭时，木材爆裂的声音被蔡邕听到后，立即辨认出是做琴的良材。用它来造成琴以后，果然音响极好。由于尾部已被炊火烧焦，于是有“焦尾”琴之称。至今琴的尾部仍称作“焦尾”，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来的。又如：蔡邕弹琴，偶而断了一根弦，他的女儿根据声音，指出是断了第几根弦，父亲又故意试断其它弦，她也能辨别出来，等等。这些故事，不仅说明了蔡邕父女具有锐敏的听音能力，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对他们高超的音乐修养的敬佩。
有一部重要的琴学文献，名为《琴操》，据传也是蔡邕所撰。它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作品最为丰富而详尽的专著。原书已佚，经后人辑录成书。包括有：诗歌五首、九引、十二操和河间杂歌二十多首。书中对每首作品的有关故事内容都作了介绍，这些故事带有浓厚的民间传奇的色彩，往往和史书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乐府解题》说：“《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其实，不拘泥于史实，根据人们的愿望加工创造，正是民间创作的特点之一。看来，本书是汇集了民间传说而成。全书汇集的五十多首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先秦的题材，只有两、三首是西汉题材，因而成书的时间应不迟于汉代。同时，书中作品大多附有歌辞，或释之为“歌”，这也是早期作品的特点。关于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是有分歧意见的。主要是因为《汉志》中未曾将《琴操》列入，而隋、唐的《艺文志》中记载是晋代孔衍所撰。史书记载，并不是绝对可信而没有谬误之处。六朝人刘昆注《后汉书》，唐人李善注《文选》时，都曾明确肯定《琴操》为蔡邕所撰。清代人马瑞辰认为它是蔡邕的《叙乐》中的一部分，而孔衍只不过是传述者。从该书主要采用大量汉代以前的题材看来，说是和当时琴界具有广泛联系的蔡邕所撰，比较可信。
文章来源：华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