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内容摘要：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刘子；刘昼
作者简介：朱文民，男，1948年生，山东莒县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山东莒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研究员。
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笔者前已发表的《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①，认为否定两《唐志》记载《刘子》作者为刘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还有再讨论的必要，今将浅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
一、关于用避讳学判定刘勰著作的问题
有论者认为《刘子》中不避梁讳，有“顺”字和“衍”字，《文心雕龙》避讳“顺”字和“衍”字，以此否定《刘子》为刘勰作，坚持刘昼说。笔者觉得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以往学界也曾有人用避讳法来判断《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认为《文心雕龙》避梁讳，它应成书于梁代。笔者认为这当中有个重要因素没有考虑进去，就是印刷术虽然始创于隋唐，但应用于印书业是中唐以后，隋代以前的文献都是手抄品。学界普遍认为刘勰向沈约献书的时间是在梁初，他决不会把不避“顺”字和“衍”字讳的《文心雕龙》书稿献给与梁武帝关系非同一般的沈约。成书于齐代的《文心雕龙》在刘勰进献的时候，可能做了一番避梁讳的改动。再说，梁代以前的所有文献凡是经过梁代抄录的，必然都要避梁讳，这是常识，但往往被忽视。因此用避讳法来否定《文心雕龙》成书于齐代的研究思路未必成立。同理，用此方法来论证《刘子》为刘昼所作也是行不通的。这一方法，笔者在以前研究《刘子》作者归属时也曾试用过，但是行不通。虽然《刘子》不避梁讳，有“衍”字和“顺”字，但是该书同样不避北齐帝讳，“欢”字两见，“隐”字十九见，“殷”字八见，“纬”字三见。北朝比南朝更保守，更讲究避讳。例如高齐以后的“赵州”原为“殷州”，高齐时为避帝讳而改“赵州”。又如《北齐书·赵彦深传》说赵彦深“本名隐，避齐庙讳，故以字行。”这是因高欢六世祖名“隐“之故。这说明用避讳学来判定《刘子》的作者归属，反而堵死了刘昼说的可能性。相反，《刘子》中的《思顺》篇，在乾隆壬子重刊《子余增订汉魏丛书·新论》和卢文弨校跋明刻本《新论》的版本就是《思慎》，［1］55这可能是《刘子》的原始版录。这说明《刘子》最初是避梁讳的。至于现行本中不避梁讳，当与《昭明文选》中有些文章也不避梁讳一样，正如屈守元先生在《文选导读》所说“大都后人复其旧也”。
二、《刘子》中的法家思想不应成为否定刘勰著的理由
王元化先生在1988年7月9日致张光年的信中说：
刘勰和刘子在思想上还有一些差距，前者不及后者那么兼容并蓄。法家是反对尚贤的（韩非子有大量反对尚贤的言论），而《刘子》在改革问题上却觉得儒不如法，虽然他是竭力主张尚贤的（尚贤是他的人才观的基础），刘勰似无如此“豁达”，他是谨守尊儒反法立场的（虽然有时也对法家某些人、某些事，作了一些肯定），就这一点说我觉得二人有差距。《刘子》在学术思想上可能更开放一些，更符合唯务折中的原则，而刘勰则更表现了儒家的正统观点。说来惭愧，我至今未重读《刘子》（过去也未细读），俟细读后再贡献一些意见参考……此外，我觉的杨明照老人提出的语汇（习惯用语）也值得考虑（这项工作似可用计算机进行）。［2］451
这说明学界对两《唐志》记载《刘子》为刘勰著的真实性存有两点怀疑：一是《刘子》有法家思想，二是习惯用语问题（这一问题笔者以前已经论述过，此不再论）。今笔者不揣浅陋，试解第一个结，以就教于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同好。
笔者认为刘勰《文心雕龙》是不反法的，而且对法家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刘勰是一位佛面儒风道骨的人。现在一部分学者一提到法家，似乎觉得儒与法水火不容。事实是“鬻惟文友，李实孔师”(《文心雕龙·诸子》)，道为法本。一部《老子》五千言，充满了权谋，是一部政治书。司马迁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3］2146章太炎说：老子“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法家所以为根本。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于学术源流最为明了。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然法家者，道家之别子耳”。［4］192这说明道家是法家之母本，法家是从道家派生出来的。道家与儒家在《周易》那里本是一家，表现为乾坤两翼，后来儒家发挥了乾的阳性说，道家发挥了坤的阴性说，两家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纳。骨子里崇道的刘勰有法家思想不足为怪，何况他又是一位曾经在地方上独当一面的政治人物呢！因此，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从社会实践，刘勰有法家思想都是合乎情理和实际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否定刘勰有法家思想的人忽视了每一个学派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和变化，甚至曲解了道家思想，只强调道家“无为”，而忽略了“无不为”，更忽略了道家与法家的渊源关系。没有看到原始道家与后来经过战国齐稷下学子的改造已成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3］3289的黄老道家的区别，也没有看到南北朝道家与黄老道家的不同。战国以后的黄老道家已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了，而到玄风畅扬的刘勰时代，新道家（或称玄学）更是“兼容并蓄”。赵吉惠先生说：“经过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大综合发展起来的黄老道家，最重要的特色是吸取了包括儒、法、名、墨在内的百家之长。从思想内涵上看，它虽然还在道家大系统之中，但是具有了自己的学派特色。”［5］贾树新先生在《〈文心雕龙〉的“道”》一文中，对《文心》之“道”做了分析之后，得出三个结论，其中之一是：“对《文心雕龙》‘道’的实质与归属弄清之后，尚应进一步明确：刘勰所原之道的理论基调是《周易》天道、地道、人道三才之道；同时，杂有佛学、道家、法家、兵家、玄学、方技等思想成分。”［6］且不评论贾先生对“道”的理解是否符合刘勰本意，单说《文心雕龙》中杂有“道家、法家、兵家、玄学、方技等思想成分”却是事实。例如《书记》篇说：“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这里以黄钟定音为比喻，说明法律是处理社会问题的准绳。《序志》篇：“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中的“六典”，其中之一“典”就是刑典。这说明刘勰给法治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法律能“中正”、“克平”、“驭民”；法律能使“君臣炳焕”，“军国昭明”。向以“唯务折中”为方法论的刘勰写一部治国安邦的子书，其中有法家思想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笔者对《文心雕龙》思想倾向的看法是“以道为本，以儒为用”，“儒、道同尊，玄风四扬”，定刘勰思想为杂家（严格说杂家之谓并不妥，刘勰是兼采众家之长而又有所创新）。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仅有极少数人还被《文心雕龙》中的“征圣”、“宗经”等语词所障眼。在老一辈学者中，王达津先生也看出了《文心》所尊之儒与往儒之不同，他说，“就《诸子》篇看，刘勰并非纯儒家，而是经学异端。经本已包括《书》《诗》《左氏》《礼记》等亦多荀学。《诸子》篇首推风后，力牧、伊尹，可以‘悬诸日月’，随后讲‘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经子异流’，这些话却是儒学异端。”［7］再说儒家也并不反对法治，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但孔子的法学实践和法治思想很突出，只是学界鲜有人提及罢了。
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证明，法家虽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3］真正的政治家是“治世以大德，而不以小惠”。［8］131再说，南北朝时期的法家思想与初创时期的法家已大不相同，它吸纳了诸家的优秀成分。年轻时候的刘勰写《文心雕龙》尚能“唯务折中”，认为法律能“中正”、“克平”、“驭民”，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政治漩涡中历炼了几十年后的刘勰，写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刘子》更加“唯务折中”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综核众理发于独虑，猎集群语，成于一己，文已佚丽，义又融贯”［9］的《刘子》正是刘勰经过了宦海的历炼以及学问造诣高超的表现。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刘勰，他早年的《文心雕龙》是专论文章作法的，而对法家思想尚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而晚年成书的政治哲学著作《刘子》设专章论法术，应是正常的发展。再说一个人早年和晚年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前后矛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三、以《刘子》与《文心》文风不同而否定两书出于同一作者说不能服人
杨明照先生曾将《刘子》与《文心雕龙》的习惯用语和文风进行比对，认为两书不一致，［10］以此来否定两《唐志》记载的《刘子》为刘勰所作说。拙作《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曾遵照王元化先生的建议，将《刘子》和刘勰其他没有著作权之争的作品全部输入电脑进行比较检索，其结果与杨先生的结论不同。如果按杨先生判定《刘子》作者的标准去判定刘勰《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铭》的作者，后两文的作者也不可能是刘勰了。因为以上两文所使用的是散句而不是骈文，且两文的习惯用语与《文心雕龙》也大为不同。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作的论据是值得商榷的。近来有论者再次重复杨先生的论据，并径直作出判断，认为《刘子》作者是刘昼，这就使笔者觉得还有把《刘子》文风问题提出来再论的必要。
曹道衡先生在《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一文中说：
刘勰虽然能用骈文来写《文心雕龙》，但他的哲学论文《灭惑论》就使用了大量的散句，因为像这样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用骈文是很难阐明的。［11］45-46
曹先生所言极是。像《刘子》这样的哲学著作，从修身养性到治国安邦，全方位展现作者思想的巨著，如果纯用骈文难以准确传达作者的意图。再说，《刘子》系作者晚年著作，能完整准确表达意图即可，无需费力全用骈文以显才华。通常的情况是学者越到老年，文章越朴实，“庾信文章老更坚”，也是这种情况的概括。杨明照先生曾认为《刘子》的文风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因而认为《刘子》是北朝刘昼的作品。曹先生在上文中也谈到了北朝的这两部书。他说：
关于北朝文风，还有一点应当提到的是关于《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在不少文学著作中，往往把它们作为北朝散文的代表。其实《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作的注释；《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史籍。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11］52
曹先生对南北文风研究得很细，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文风每一朝代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也有不同的特点，每一作家不同内容的作品也往往用不同的文风。他说：
刘宋的骈文和齐梁以后的骈文，其形式有较大的区别。［11］43
南朝是骈文发展的高潮时期，到中、后期，已多以四、六言为主，参以三、五、七言，规整而有错综，疏朗而不板滞。［12］23
《刘子》一书，与《文心雕龙》相比，虽然算不上是标准化的骈文，但骈体化的程度也是很高的。其语言特色比《灭惑论》和《石像碑铭》的水平还要高得多。正是以四、六言为主，参以三、五、七言，其语言特色在南朝的哲学论著中，水平仍然是最高的。晁公武认为《刘子》“辞颇俗薄”，曹学佺批评说《刘子》：“文辞灿然可观，晁公武以浅俗讥之，亦不好文之一证矣。”杨明照先生先是随晁说，后又改口承认“前贤称其‘词采秀倩’，‘丰腴秀整’，‘腴秀逸俊’，并非过誉”，［13］这说明杨先生对《刘子》语言特色的研究始终没有准的。关于《文心》和《刘子》语言特色问题，我以前曾引黄侃的见解为证，认为同一人的作品未必一个模式。今再引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义》第五章《文学·骈散之分》中对此问题上的见解如下：
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为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行，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辞尚体要矣。［4］220
章太炎、黄侃、曹道衡、沈玉成、杨明照等先生都是学界前辈大家，在同一问题上意见如此相左，作为晚学后辈该以谁的意见为是呢？看来以《刘子》的习惯用语和语言特色与《文心雕龙》不一致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重要理由是不能成为定论的。
萧统的年龄虽然小于刘勰，但他俩对文章的写作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是当今学界共识。萧统《文选序》中谈到对子书的要求，他说：子书“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这就是说子书并不必“综缉辞采”、“错比文华”，要在阐述作者的思想、学说为指归。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此看成是刘勰那个时代对子书写作要求的共识。这说明子书和史学著作，与通常的文学著作在文风上要求是不一样的。今人学者如果不顾这些差异，笼统地强调刘勰著作千篇一律，皆以《文心》去判定其它著作，不仅否定了《刘子》，连《灭惑论》和《石像碑》也否定了。
四、从《刘子·贵农》篇看《刘子》的时代特征
任何作品都有时代的影子，《刘子》一书所反映的内容，虽然有历史的共性，但主要是以梁王朝的现实为基础展开论述的，笔者认为《刘子》是一部玄风畅扬的子书，既符合南朝的学术氛围，也符合刘勰的思想，因而相信两《唐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北朝人保守，不具备产生《刘子》的学术氛围，而且也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故不同意刘昼说。今再从《刘子·贵农》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梁代和北齐社会相对比，从其反映的时代特征探讨《刘子》作者的归属问题。《贵农》篇在前半部分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之后，接下来批评社会现实说：
谷之所以不积者，在于游食者多，而农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时为灾，而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为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时，劝课农桑，省游食之人，减徭役之费，则食廪充实，颂声作矣。虽有戎马之兴，水旱之沴，国未尝有忧，民终为无害也。
《贵农》篇的这些话，虽然不全是刘勰原创的（有些句子初见于《商君书·农战》篇），但《刘子》的作者引用于此，则应看成是有针对性的引用，又恰与梁普通初年郭祖深上梁武帝书中所反映的现实相印证。郭祖深上书梁武帝说：
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其非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今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夫农桑者今日济育，功德者将来胜因，岂可坠本勤末，置迩效赊也。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陛下若广兴屯田，贱金贵粟，勤农桑者擢以阶级，惰耕织者告以明刑。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廉让可生。［14］1720
《刘子·贵农》篇所讲的虽然没有郭祖深上梁武帝书所说的那么直白，但现实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在于表现形式不同：一为上书，一为著书立说。再说刘勰深谙韬晦术，故而含蓄。《刘子》所言“游食之人”当指梁王朝的“商旅”和“僧侣”。这一点郭祖深明言曰：“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而刘勰不可能点得那么具体，直犯龙颜。关于梁代建康僧侣的情况郭祖深在上梁武书中直言：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蓄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14］1721-1722
因僧侣“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再加上军队、官员、徭役、商旅，连同建造僧院的工匠合在一起，正可谓《刘子·贵农》篇所言“一人耕而百人食”之现实。梁王朝的通货膨胀在《隋书·食货志》中也有记载：
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
为什么尽罢铜钱改用铁铸钱呢？因梁武崇佛,铜都用来铸佛像而造成铜荒。梁王朝的通货膨胀在《梁书·萧统传》中也有记载。《萧统传》说：“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连太子都降低了衣食标准，可见饥荒之重。
也许有人会说，上面这种情况北朝不是也存在嘛！但笔者在考察北朝时，觉得北朝虽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提倡牧业，改农为牧的人家，是由农民变为牧民，而不是游人，北齐的商业虽有邺下的两大集市，但就全国来看，也不成气候，僧侣寺院也不像南朝已影响到国计民生，因而《刘子·贵农》篇所反映的情况应是萧梁。也许有人说刘勰不可能反佛。是的，刘勰不会反佛，一是以他的韬晦术论之，他决不会跟皇帝唱反调。但他是一个立志从政的人，是一个“达则兼善天下”的人，是一个“树德建言”的人，是一个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重的人。这一点早在《文心雕龙》中就有表现。《文心雕龙》虽是“言为文之用心”，但“利民”、“恤民”和“重民”的思想亦有所体现。如《祝盟》篇说：
昔伊耆始腊，以祭八神。其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困虫无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
刘勰对他们这种“利民”的志向和行动颇为赞赏。称赞他们：“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时序》篇有“金堤制恤民之咏”。刘勰这些“利民”、“恤民”和重民的思想被以往研究者所忽视。被忽视，不等于刘勰没有这方面的思想。所以在《刘子》中专设《贵农》篇和《爱民》篇也就是自然的了。
五、结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刘子》与刘勰更显示出一种摔不开、割不断的关系，总是让研究《刘子》者觉得刘勰的精魂或游荡于脑际，或隐藏于文内。例如，张辰和刘俊英在《刘昼文艺观初探》一文认为《刘子》与《文心雕龙》在“文质论”、“文德论”和“文学批评论”等诸多方面有着相同之处。［15］祁志祥的《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说《刘子》：“其玄学美学的特点，主要通过捏合儒、道体现出来，带有一定的总结性。《刘子》美学最突出的贡献不仅在此，而在《正赏》、《殊好》等篇中对美的主客体差异，或者说审美的客体性和创造性的精湛剖析，它是对梁刘勰文艺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16］再如蔡欣也多次指出“在文学观念上，刘昼与刘勰有暗合之处”。［17］这些原本是给刘昼戴花的人，到头来还是把花戴在了刘勰的头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综上所述，《刘子》与刘昼，除了“刘”字相合之外，其余相合之处不多。就目前情况说，坚持《刘子》刘昼作的学者所提出的论据，还难以否定敦煌遗书、两《唐书》和郑樵《通志》对《刘子》刘勰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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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载《齐鲁文化研究》第5辑，又收录于拙著《刘勰传》（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附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