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城与《早发白帝城》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二十三

  《早发白帝城》是李白写的一首有名的七绝。自问世以来,一方面以它那轻快的笔调和秀美的诗句激起了无数唐诗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写作时间、地点的不明引起了一些研究者持续的争论。

  一、白帝城的历史变迁

  船过奉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可遥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三峡的著名游览胜地白帝城。白帝城位于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距奉节城东8公里。它一面靠山,三面环水,背倚高峡,前临长江,气势十分雄伟壮观,是个风景绝佳之地。历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都曾登白帝,游夔门,留下大量诗篇,因此白帝城又有“诗城”之美誉。

  白帝城原名子阳城,为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所建。王莽篡汉时,公孙述割据了四川。见瞿塘峡口子阳城一代地势险要,难攻易守,便扩修城垒,屯兵严防。后来公孙述听说城中有口白鹤井,井中常冒出一股白色的雾气,其形状宛如一条龙,直冲九宵。传说是“白龙出井”,是他日后必然登基成龙的征兆。于是,他在公元25年自称白帝,所建城池取名“白帝城”,此山亦改名“白帝山”。公元37年,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发兵攻蜀,公孙述不敌,战死。蜀人为纪念为位“白帝”,特地在白帝山上修建了一座庙宇,并供奉“白帝像”,这就是现在的白帝庙。三国时,刘备兵败退至白帝城,无颜会见群臣,于是在白帝城修建了永安宫安居,不久郁闷而死,临死前刘备把政权和儿子刘禅托付给丞相诸葛亮,史称“刘备托孤”。明正德七年(1512年)四川巡抚认为公孙述称帝系僭越,不应祭祀,毁公孙述像,改祀江神、土神和马援像,改称“三功祠”。明嘉靖二十年(1533年)又改祀刘备、诸葛亮像,名“正义祠”,以后又添供关羽、张飞像,逐形成“白帝城内无白帝,白帝庙祭刘先帝”的格局,但“白帝庙”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现白帝城内的白帝庙中塑有刘备托孤的彩色群像,其艺术再现了当时刘备托孤之情景。白帝庙内,历代的诗文、碑刻甚多,展出的文物及工艺品就有1000余件。其中有著名的春秋战国之交的巴蜀铜剑,其形如柳叶,工艺精湛,游人观赏之际,深深在心底赞美古代巴人的智慧及手艺。东、西两处碑林,陈列着70多块完好的石碑,其中隋代碑刻距今已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在东碑林,《凤凰碑》和《竹叶碑》最引人注目。

  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峙,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秀丽。从山脚下拾级而上,要攀登近千级石阶,才到达山顶的白帝端门前。在这里可观赏夔门的雄壮气势。绕至庙后,可见蜿蜒秀丽的草堂河从白帝山下入江。三峡工水利工程竣工后,水位抬高。白帝城将四面为湖水环绕,成为天然的小岛,游船可直驶城中,完全改变了一面靠山、三面环水、背倚高峡、前临长江的气势和风貌。

  二、《早发白帝城》的写作时间

  (一)是认为写于开元十三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蜀途中离开白帝城到江陵时作”。【1】

  (二)是认为写于开元十五或十六年,此时李白在湖北安陆娶了许圉师的孙女并以安陆为中心开始第一次漫游时。如杨慎《升庵诗话》云:“太白娶江陵许氏,以江陵为还,盖家室所在”。唐怀远在《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一文中,还进一步推测大概是二十六、七岁时李白出外漫游,从白帝城返回江陵许宅时所作。【2】

  (三)是认为写于乾元二年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退赦,从白帝城返回江陵时所作。专家学者持此观点者甚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选的《李白诗选注》:“这首有名的七绝,是李白在白帝城遇赦回江陵时作。”葛杰《绝句三百首》;“公元七五九年春,李白在流放途中到达白帝城时遇赦,便乘船回到江陵一带。”

  我以为这首诗应写于开元十三年,李白首次离蜀,辞亲远游之时。具体的写作地点则应是舟达江陵之后,反过来回味从白帝城乘舟东下的情形。下面试对这一看法作些阐述:

  (一)、从诗的感情色彩来看,不可能是作于长流夜郎、中途遇赦之时。

  《早发白帝城》这首诗节奏轻快流畅,调子悠扬开阔,感情乐观向上,充满一种青春的莲蓬勃勃的朝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中间没有历尽世途艰难、尝够人生苦果的那种精神刨伤,也看不出遇赦后绝处逢生的伤感和喟叹。而这种精神创伤,在李白的后期诗歌中,即使是遇赦后的诗作中也是处处可见其痕迹的。

  肃宗至德元年,李白从永王李磷“东巡”,尽管各家对此举的评价不同,但就李白自己来说,确是怀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报国平乱目的的。所以李璘一但败绩,李白也顿时成了“世人皆欲杀”的罪人,又是下狱,又是流放。这时他的心情是异常悲愤而且哀伤的。悲愤的是自己一片志诚却遭此不白之冤,所谓“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吴”【3】。哀伤的是不但自己受缧绁,被流放,而且也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灾难,所谓“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4】。这时的诗作,以《万愤词投魏郎中》、《上崔相百忧草》为代表,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悲愤哀伤之感,不但表现于下狱时、流放中,也一直残留在遇赦以后的诗作之中。如在流放路上,突遇恩赦放还时写的《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黄口为人罗,自龙乃鱼服。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鲸未翦灭,豺狼屡翻复。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尽管是中途遇到金鸡报赦的好消息,又加上洛阳克复的大喜讯,但诗人的白怨自艾情绪,对忠而遭逐的不公正待遇仍耿歇于怀。诗的开头说自已由于幼稚、愚蠢而陷网目,这当中是有微词的。一个“陷”字就说明了自己的无辜,所以“得罪岂怨天”也就成了一句带抱怨语意的反语。而“悲作楚地因”以下四旬更是直接表白自己对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不平。这首词结尾的调子,也是既低沉又愤慨:“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意思是我要学冥鸿,避居深山修真养性了,这下你们的网罗够不着了吧!

  还必须指出的是,不但在归途中是如此,而且在离开荆楚一带,盘桓于当涂、南陵之后,仍对长流夜郎耿耿于怀,时常提及。我们在《怀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江上赠窦长史》、《江夏赠韦南陵冰》、《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都可以听到“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夜郎迁客带霜寒”这类愤慨而又低沉的调子。如果拿这些诗同《早发白帝城》一比,可明显看到属于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感情色彩。当然,也只能是不同时期的作品。

  与此相反,《早发白帝城》的感情色彩与李白初次离蜀、辞家远游时的心境和胸怀倒是很相类的。开元十三年(725)【5】,二十五岁的太白怀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四方之志”,【6】从家乡东下辞亲远游。此时的李白豪迈而自信,认为自己可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在他看来,夔门以东似乎有一个锦绣前程正在等着他的来临。我们从他当时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韩荆州书》、《安州应城玉女汤》等诗文中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意气豪宕、慷慨激昂的情怀,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浪漫主义诗人形象。而在《早发白帝城》一诗中那清晨白帝城瑰丽的五彩云霞,那“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锐不可挡的气势,也都映照出了这一形象的影子。至于巴东三峡凄厉的猿啼,本来是很容易使离家远游的游子“沮沾裳”的,结果诗人却用“轻舟已过万重山”作答,不仅毫无哀戚之感,反倒充满轻松愉悦之情,这也只有洋溢着青春豪气、准备鹏途大展的青年李白才能具有这样的心境。因此从诗的感情色彩上来看,这诗似应写于李白初次离蜀之际,不应是长流遇赦之时。

  (二)、从诗中江陵这个地名来看,也不应是乾元二年(759)间的作品。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清《一统志》记载,江陵是在汉代置县,为南郡的治所。唐天宝元年,改为江陵郡,乾元元年三月改为荆州大都督府。虽说古人诗文中的地名有时沿用旧称,但查李太白全集,乾元元年以后所写的诗文,凡涉及江陵者皆称荆州而不称江陵。因江陵在乾元初改为荆州大都督府,在平叛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白对这点也是很敏感的,所以凡涉及江陵,在乾元后皆用新称,不用旧名。如乾元二年,李白投诗赠被贬为荆州长史的宰相张镐,诗题为《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诗题中称江陵为荆州;又: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的序中,亦称江陵为荆州。由此可见,假如《早发白帝城》一诗是写于乾元二年,这时江陵已改称荆州,诗句就不会再写成“千里江陵一日还”了。

  (三)、从乾元二年秋荆州动乱的形势来看,李白也不可能于此时回到江陵(荆州)。

  据《唐大诏令集》载:乾元二年三月,因关内大旱,肃宗下令赦“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7】。因此,赦免李白应在三月之后。那李白什么时候接到诏令,返归巴东的呢?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提到赦免的消息:“五色云间鹤,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还。”也提到当时的季节是秋天:“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在《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中也指出返归的季节是秋天:“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那末,秋天的荆州社会状况如何呢?《资治通鉴》曾有记载: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九月,甲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醴、朗、郢、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十一月,甲子,康楚元等众至万余人,商州刺史充荆襄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之…..生擒楚元,其众遂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万缗,荆、襄皆平。”【8】从上可知,从八月到十一月,荆州一带皆在战乱之中,荆州亦为叛军所据,在这种形势下如说李白返归的地点是江陵,而且还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返回,恐与事理有悖。事实上,我们从李白长流夜郎遇赦返归的诸诗作来看,地点多为江夏、岳州、潇湘一带,稍后则是豫章、历阳、宣城等地,根本没有一首点明是写于荆州的。可见说李白遇赦后从白帝乘舟往江陵,证据恐不充分。

  (四)、从李白的行踪来看,此诗也不可能是开元十五、六年,李白从白帝城返回江陵许氏家室时所作。

  从诗的感情色彩来看,可以说是开元十三年离蜀东下时所作,也可以说是以安陆为中心四出漫游时所作。因这段时期,李白对功名事业都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心,诗歌的调子也都是昂扬向上的。但如从李白的游踪来看,就不可能是在娶了许氏之后。因为从开元十三年李白离蜀到天宝元年应诏去长安,这十五、六年中,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剡中,北到龙门、太原、嵩山,又游历了齐鲁一带,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半个中国【9】,唯独没有再入夔门,重返四川。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功名未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吧!李白当时写的一些文章可作佐证,如《与韩荆州书》云:“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文中提及的游踪是洞庭,潇湘以及江浙一带,未涉足归、夔等州。在安州写的《上安州李长史书》云:“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徒莫从,北游失路。远客汝海,近还郧城。”也只提到他南徙北游,到过汝海(河南南阳汝水一带),又回到郧城(即安州安陆县城),却没有提到他游历白帝城所在的夔州(当时的奉节为夔州州治所在,属山南东道)。由此可知,说《早发白帝城》是写于娶许氏之后,从白帝城返回江陵许宅之时,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而从诗的感情色彩、江陵地名的沿革来看,似应写于李白首次离蜀东游之时。也许有人认为,如果此诗是写于首次离蜀东下之际,那末“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还”字就解释不通,因“还”是返回之意,既说成是首次离蜀,又怎么谈得上是“还”呢?其实,这种看法未免有些片面。因“还”固然可以解释成“复”、“返回”之意,但也可以解释成“速”“立刻”之意。《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有“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还至”即应解为速至,这与“千里江陵一日还”中的“还”意思很相似,都是“速”或“立刻”之意,是说千里之遥的江陵一日即可速至,并非一定要解释“返回江陵家室所在”【10】

  三、关于《早发白帝城》写作地点

  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在准备返回江陵前,写于白帝城:“这首诗大约是乾元二年春,李白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遇赦,将还江陵时所作”;

  二是认为江行途中写的:“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李白长流夜郎,行至白帝城,遇赦,乘舟东返。这诗是在江行途中所作”;【11】

  三是认为写于到达江陵之后;这首诗“明明是遇赦东下,过了三峡,回到了荆州时作的”。【12】

  我认为是在舟达江陵之后所作,但却不是“明明是遇赦东下”之时。时间上的问题,上面已作考析,下面专谈是在舟达江陵之后所作的理由:

  首先,它不可能是“将还江陵时作”,因为诗中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一句。也许有人会说,这旬诗并不是实写,而只是根据郦道元《水经注》所产生的夸张和联想。但请注意,下面还有“已过万重山”五字,这五字不但描绘出小舟在惊涛骇浪中向前急驰的情形,而且还明确告诉了人们小船驶离白帝城的距离,这时再说是写于“将还江陵”之时,就扦格难通了。

  另外,此诗也不是写于“江行途中”,而是描写一日之间(当然是夸张),从白帝城到江陵沿途所见的江景和诗人的兴奋心情。这从《水经注》的“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的描述中可以得到佐证。诗人李白所写的情况也正是如此:早发白帝——“朝辞白帝彩云间”,暮至江陵——“千里江菠一日还”。大概诗人在到达江陵之后,回想起乘船急下的情形,那“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的江水,那波涛之上疾若乘奔御风的轻舟,那从耳旁掠过的凄厉的猿啼,深深激荡着诗人的情怀,与他当时愉悦的心境,阔大的胸襟和蓬勃的朝气融为一体,终于化为豪宕的诗情,写下了这首有名的《早发白帝城》,作为对这段难忘生活的怀念和总结。


白帝城地理位置(西北方即是瞿塘峡和夔门,过江对岸山坡即是杜甫在夔州故宅)


白帝城最高处

注释:

【1】王瑶《李白》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

【2】唐怀远《“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4期。

【3】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567页(下面引李白诗文均出于此书,不再注明)。

【4】 《万愤词投魏郎中》,见王琦《李太白全集》。

【5】 一说开元十四年,这里从王琦《李太白年谱》。

【6】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见王琦《李太白全集》。

【7】 见《唐大诏令集》,卷84。

【8】 《资治通鉴》卷221,《唐纪三十七》,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三册,922页。

【9】王琦《李太白年谱》,见王琦《李太白全集·附录》

【10】唐怀远《“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4期。

【11】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121页。

【12】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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