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儒雅的“中国”文人——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
——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六

　　20世纪的汉学家中，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尤为引人瞩目。它具有多重身份和多种爱好：外交官、汉学家、收藏家、诗人、小说家、音乐家等等，而且每种身份都做得很出色：作为外交官，通晓荷、英、法、印、德、中、阿拉伯、日、藏文、梵文等十五种语言文字，在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海牙、东京、重庆、南京、大马士革等多国领事馆任职；作为汉学家，终生痴迷中国传统文化，写了《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两本奇书，竟成为中国性学的开山之作。他一生情牵中国　娶了位中国的大家闺秀作为妻子，养成中国文人的生活习惯：平时在家经常穿宽松的袍子，喝中国茶，弹古琴；他会写文言文，时与中国朋友写诗酬唱，互赠书法；像中国文人一样，有字、号。字为“笑忘”，寓“笑忘百虑”之意；号“芝台”是书斋曰“中和琴室”。娶了位中国妻子后，又把书斋改名为“吟月庵”。这些渗透着儒文化的字号、书斋名称，体现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倾心向往；他甚至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祖国，说话、写文章，经常说“吾华”，“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如何如何。以至他的夫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作为作家，他写过二十多本狄仁杰侦探小说，使公元八世纪这位中国断案高手，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闻名于欧美，至今仍在畅销，并多次拍成影视剧；作为音乐家，师从古琴大师叶诗梦，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名流组成“天风琴社”，并撰写《琴道》，把各种琴学著述、古琴乐谱等中国古琴艺术介绍给西方。他欣赏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在家养了长臂猿，甚至还写过一本《长臂猿考》，更为特别的是在书末还附有一张唱片，录有猿啼声，可谓是“有声书”。如此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使许多海外汉学家乃至中国的国学专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对高罗佩这位儒雅、多才能的荷兰汉学家有个精当的概括：“作为个人，高氏最特异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洋人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高罗佩是他到中国后起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于荷兰祖芬，幼年时曾随父亲在荷属东印度住了9年，1923年回到荷兰。小时候，家中有个中国花瓶，上面的中国文字使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16岁时，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1929年，他进入当时荷兰的汉学中心莱顿大学学习中文与法律，同时系统地学习中文。1933年，他进入乌得勒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东方历史文化。25岁时他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此时已初露端倪。

　　1935年，高罗佩从乌得勒支大学毕业后，到荷兰外交界供职。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等的领事机构。抗战期间，他来到中国的重庆，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那时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中国学者、名流荟萃之地，于右任、冯玉祥、徐悲鸿、郭沫若、沈尹默等中外文化人云集，外交官的身份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触这些名流，与他们共书丹青或宴饮酬唱，为他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重庆，他与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结为终生伴侣。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沉迷，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任一秘时，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生于1912年，祖籍苏北阜宁，在北京长大中学在北京慕贞女子中学就读，这是京城一所知名的女校。从慕贞毕业时正逢中日战争，所以水世芳先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在齐鲁大学修完历史社会学学位。1943年，高罗佩与水世芳在重庆结为终生伴侣，一生共育有三子一女。有趣的是两人一共结了“两次”婚。一次是按中国的传统举行，一次是按西方的传统举行。这在当时也成为一种美谈。婚礼期间，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学路相近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1967年，高罗佩身罹癌症病逝于海牙，年仅五十七岁。高罗佩病逝后，水世芳仍保持中国人习性，一次与国内友人接触时，这位中国友人惊奇地发现：这位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女士中国口音居然几十年没变，仍保留着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国语”语法和极软的一种标准音调。这位搞语言学的朋友甚至要求录下几卷带子保存。他们的子女中长子威廉也继承其父的中国情结，现任荷兰莱顿博物馆馆长，该馆专门收藏如南京马桶之类的中国民俗文物。

　　高罗佩的中国文人式儒雅和才华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他精通中国琴艺。他曾说自己“癖嗜音乐，雅好古琴”。他聘请中国琴师叶诗梦首先指导自己弹奏古琴曲《高山流水》，因为他认为“贵国琴理渊静，欲抚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和奥秘。”可见他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领悟，演奏时也很投入：弹琴时，神情专注，摇头晃脑，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样。他还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琴艺研究。1943年年中秋节，高罗佩与美国东方学者艾维廉博士等社会名流聚会，在嘉陵江边鼓琴弄瑟，引吭高歌，当时新闻报道称：“此次雅集，堪称抗战时期华夏文化绚丽异彩的一次弘扬，是文人的盛会。”高罗佩在操弄琴艺的同时，还认真研究中国琴文化。高罗佩在追寻中国琴学东传日本的踪迹时，发现明末清初有一位旅日僧人，法号东皋，在日本琴史上很有影响，也许是把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第一人，而其名字却绝少出现在中国史籍中。随后他用了整整7年时间遍访名刹古寺、博物馆院，共获得禅师遗著遗物300余件，辑成《东皋新越禅师全集》，原拟于1941年付梓，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流产。1944年，他在重庆出版了《东皋禅师集刊》，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1940年，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一书，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此书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

　　高罗佩从20岁开始练习中国书法，而且终生不辍。据他的夫人水世芳女士回忆：“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中断过练习中国书法。”到重庆后，他更是将这种爱好发挥到了极致，笔力雄健，功底深厚，并偏爱行书与草书，友人戏称为“高体”。他的“高体”字独成一格，在西方人中，他的书法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中国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等常是他的座上客。他还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下面的一首七律是赠给友人徐文镜的，如果不说，很难辨别出是外国人的手笔：“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沧浪万里长”。

　　高罗佩的汉学成就更表现在历史小说《狄公案》创作上。在重庆但外交官时，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颇为赞赏。当时欧美等国兴起所谓“福尔摩斯热”，他也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也喜欢读这类西方侦探小说。他认为这些小说水平很低，翻译成中文后水平就更低。高罗佩对中国人没有看到自己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而遗憾。这也激发了高罗佩要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挖掘出中国人自己大侦探的创作冲动。他索性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沿用主人公狄仁杰，又用英文写了《铜钟案》。1949年，他准备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中国出版界根本不关注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嫌，因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出版后大获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高罗佩又续写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的《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敦促，只能再接再厉。1952年，高罗佩奉调到荷兰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参事，他以《狄仁杰奇案》为书名，用中文把《中国迷宫命案》改写成章回体小说，于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共有52回。西方人写中文章回体小说，高罗佩是绝无仅有的。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一位宰相，《旧唐书》中说他在担任大理寺丞时，一年判了1.7万个积压的案子，没有一起上诉。高罗佩就是依据这句话，再加上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素材，演绎出了一部传奇小说。从1954年至1967年，他又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潮中案》、《漆屏风》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组成了130万字的宏篇巨制———《狄公案》。《狄公案》的英文名字是《JudgeDee》，可直译为《狄法官》，出版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读者，发行1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欧洲风行一时。“JudgeDee”（狄公）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现在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并有好几次拍成电影。高罗佩的多才多艺在出版《狄公案》时得到全面体现。为了完善书的内容和形式，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图，都是由他亲自精心设计，亲手绘制而成的。他对中国古代木刻插图艺术也模仿得惟妙惟肖，简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经他亲手绘制的插图，如果不认真辨别，你一定会认为是出自中国古代画家之手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他在每幅插图上都署上“H·R·H”的签名。这3个字母是“荷兰·罗伯特·汉斯”的缩写。他在精心绘制的一幅中国画上用汉字题款：“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

　　高罗佩还是中国性文化研究的发轫者。1950年，高罗佩的小说《迷宫案》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高罗佩认为这种做法绝非中国传统，于是拒绝了。但随后高罗佩意外地发现，性问题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便开始研究中国春宫，经过长期努力辑成《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此为中国性学研究的现代开山之作。1961年，高罗佩又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全世界系统整理中国房中术书籍的第一人。一位美国女学者这样评论道：“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都是无价之宝。”在性学研究中，高罗佩也同样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从反面说就是强烈的亲华色彩。在研究中国古代房中术时，他认为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2000多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证明以为中国古代画家拙于描画人体，完全是西方偏见”。

　　高罗佩的著述，有人做过统计，涉及语言、宗教、民俗、美术、文学、音乐等众多门类，以多种文字出版的专著有：《琴道》、《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长臂猿考》《大唐狄公案》、《断狱大观》等。其生平传记有严晓星编的《高罗佩事辑》，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版。其中汇集了目前所见的涉及高罗佩的第一手中文资料，有高罗佩生前好友写的回忆文章，有报刊对他家人的采访报道，还有一些高罗佩写的书法、诗词作品。陈之迈所写的长文《荷兰高罗佩》，1968年11、12月，1969年1月连载于台北《传记文学》总第78、79、80期，对高佩罗一生记载最为详尽。陈之迈亦是外交官，又是高罗佩的友人，他的这份记录堪称全面而权威。40年来，几乎所有介绍高罗佩的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取材，甚至改写倒卖。

　　2010年是高罗佩百年诞辰，两岸清华大学在北京清华大学联合主办“高罗佩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从事高罗佩研究及著作翻译的数位学者参加会议,他们分别就高罗佩的主要代表作《长臂猿考》、《悉昙学》、《中国古代房内考》、《秘戏图考》、《书画鉴赏汇编》、《琴道》等,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专题性发言与讨论。此次会议主要发起人,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陈玨介绍说：高罗佩的著述,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收藏中国”。殖民时代的殖民者,一方面掠夺东方的“落后”民族,另一方面又要将其生活方式现代化,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埃及文化、中国文化等这些几千年古老物质文化的“样本”如何保存?高罗佩这些书是一个非常好的“纸上博物馆”,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方人如何研究中国消失中的物质文化。（《光明日报 》2010年11月1日）

　　
高佩罗在欧洲出版的《大唐狄公案》 

       

高佩罗在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房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