袈裟点点疑樱，半是脂痕半是泪痕——浅析《断鸿零雁记》

　　手捧木鱼，身披袈裟，带着幽怨与惆怅，苏曼殊就这样向我们走来。

　　才子佳人小说，古而有之，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洗涤，经久不息。才子佳人小说就像是处在风口浪尖的前辈，总会不时的被文学批评家拿来谴责，它耽于幻想，不切实际，然而生命轮回，一代代少女情怀初开，爱不释手。自唐朝元稹《莺莺传》以来，传奇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中都少不了悱恻缠绵的才子佳人式爱情，旨趣不同，然蔚为大宗，内容却基本一致。

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

　　以往的才子们，无论张生抑或梁鸿孟光，无一不是风流倜傥，儒雅博学的世家子弟，他们都痴迷于科举仕途。然而在《断鸿零雁记》中，我们发现了别具一格的三郎。

　　诚然，三郎也是博览群书，否则也无法称之为才子。但他却无心仕途，最令人跌破眼镜的是三郎的身份——和尚。“余遂披袈裟，随同戒者三十六人，双手捧鱼贯而行。”作者在开篇就指出了主人公的身份，扩充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人物群像。

　　若要了解三郎，还需从作者和作品入手，知人论世。《断鸿零雁记》是一部自传体抒情小说，“自述其历史，自悲其身世”。因此，《断鸿零雁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曼殊自我写真，柳亚子还据此为苏曼殊写过传记。

　　曼殊是个极富感情的人，可偏偏一生中飘忽不定，四海为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因此才削发为僧遁迹空门。“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或许三郎幽怨惆怅的性格就是曼殊的缩影。然而曼殊又不可能真的断迹红尘，他依然与现实社会中的亲友往来密切。在他的诗作中，爱情诗占了一半左右。这些诗生动地记叙了他一生中太多的感情波澜，接触了太多的妙龄女子。人们一直称曼殊为“情僧”。而三郎与雪梅、静子的感情纠葛也就不足为奇。

　　三郎的爱情悲剧归结于他僧人的身份，作为皈依佛门的人，三郎有着他不得不遵守的“世外法”——斩断情丝。然而三郎对于静子、雪梅又不得不为其所动。“瞬息，即见玉人翩若惊鸿，至余前，肃然为礼。而此际玉人虚发密寰，丰姿愈见娟媚。余不敢回眸正视，惟心绪飘然，如风吹叶落，不知何为止。”霎那间，三郎和静子结下不解之缘。然而，限于佛门戒律三郎又不能接受她的爱情。作为僧人，排解心中苦闷与矛盾的办法也只剩下佛法了。“余固是水zhuo离胎，遭世有难言之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生哀乐耶？今兹手持寒锡，做远头陀矣。”这种痛苦的抉择，三郎难以承担，只能留下书信一走了之，连见面道别都成了奢望。这也决定了三郎回归中土后愁肠百结，难有解脱之日。“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

千岩万壑无人迹，独自飞行明月中

　　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沉积了太多的谬论，文学作品却是它们最好的宣传工具。《莺莺传》中的张生认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与莺莺恩断义绝。在众多的谬论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是独占鳌头。佳人，只是男子的附庸。

　　《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却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学识，“从来好读陈后山诗，亦爱陆放翁，惟是古国西风，泪痕满纸，令人侧耳。比来读《庄子》及陶诗，颇自觉徜徉世外，可见以关于性情之学不少。”由此可见，静子的学问堪称女中状元，与三郎不差上下。相比较以往只会舞针弄线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来说，静子身上闪烁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气质与魅力。

　　李甲之于杜十娘、张生之于莺莺，他们的爱情，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情欲。佳人过于耀眼的美貌遮掩了她们其他气质。这种基于肉欲的爱情在名利面前不堪一击。静子与三郎的爱情却是精神的交流——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爱情不会因为名利的腐蚀而枯萎。在小说的第十四章中，三郎于桌前作画，静子对画的评价是“昔人谓画水能终夜有声，余今观三郎此画，果证其言不谬。三郎此幅，较诸近代名手，固有瓦砾明珠之别。”不仅如此，静子还将自己的画作《花燕》拿来与三郎切磋。可能作者认为这样还不具说服力，于是曼殊笔下的静子“平素喜谈佛理，以是因缘好涉猎梵章”。静子不仅兴趣爱好与三郎相同，就是志趣也相似，这样的红颜知己真是“其旷劫难逢也”。静子这份独特的气质与魅力，在众多佳人里，真的是“千岩万壑无人迹，独自飞行明月中”。

　　其实，曼殊小说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于新意上俯首即是：它为抒情体小说之嚆矢，完全摆脱了章回体小说的窠臼。他的浪漫气质，他所开创的第一人称抒情小说以及落叶哀蝉的格调，无疑影响了“五四”一代作家。

　　口念佛语，心寄红尘，带着矛盾与哀情，苏曼殊就这样渐行渐远。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