袈裟点点疑樱,半是脂痕半是泪痕——浅析《断鸿零雁记》

  手捧木鱼,身披袈裟,带着幽怨与惆怅,苏曼殊就这样向我们走来。

  才子佳人小说,古而有之,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洗涤,经久不息。才子佳人小说就像是处在风口浪尖的前辈,总会不时的被文学批评家拿来谴责,它耽于幻想,不切实际,然而生命轮回,一代代少女情怀初开,爱不释手。自唐朝元稹《莺莺传》以来,传奇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中都少不了悱恻缠绵的才子佳人式爱情,旨趣不同,然蔚为大宗,内容却基本一致。

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

  以往的才子们,无论张生抑或梁鸿孟光,无一不是风流倜傥,儒雅博学的世家子弟,他们都痴迷于科举仕途。然而在《断鸿零雁记》中,我们发现了别具一格的三郎。

  诚然,三郎也是博览群书,否则也无法称之为才子。但他却无心仕途,最令人跌破眼镜的是三郎的身份——和尚。“余遂披袈裟,随同戒者三十六人,双手捧鱼贯而行。”作者在开篇就指出了主人公的身份,扩充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人物群像。

  若要了解三郎,还需从作者和作品入手,知人论世。《断鸿零雁记》是一部自传体抒情小说,“自述其历史,自悲其身世”。因此,《断鸿零雁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曼殊自我写真,柳亚子还据此为苏曼殊写过传记。

  曼殊是个极富感情的人,可偏偏一生中飘忽不定,四海为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因此才削发为僧遁迹空门。“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或许三郎幽怨惆怅的性格就是曼殊的缩影。然而曼殊又不可能真的断迹红尘,他依然与现实社会中的亲友往来密切。在他的诗作中,爱情诗占了一半左右。这些诗生动地记叙了他一生中太多的感情波澜,接触了太多的妙龄女子。人们一直称曼殊为“情僧”。而三郎与雪梅、静子的感情纠葛也就不足为奇。

  三郎的爱情悲剧归结于他僧人的身份,作为皈依佛门的人,三郎有着他不得不遵守的“世外法”——斩断情丝。然而三郎对于静子、雪梅又不得不为其所动。“瞬息,即见玉人翩若惊鸿,至余前,肃然为礼。而此际玉人虚发密寰,丰姿愈见娟媚。余不敢回眸正视,惟心绪飘然,如风吹叶落,不知何为止。”霎那间,三郎和静子结下不解之缘。然而,限于佛门戒律三郎又不能接受她的爱情。作为僧人,排解心中苦闷与矛盾的办法也只剩下佛法了。“余固是水zhuo离胎,遭世有难言之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生哀乐耶?今兹手持寒锡,做远头陀矣。”这种痛苦的抉择,三郎难以承担,只能留下书信一走了之,连见面道别都成了奢望。这也决定了三郎回归中土后愁肠百结,难有解脱之日。“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

千岩万壑无人迹,独自飞行明月中

  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沉积了太多的谬论,文学作品却是它们最好的宣传工具。《莺莺传》中的张生认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与莺莺恩断义绝。在众多的谬论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是独占鳌头。佳人,只是男子的附庸。

  《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却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学识,“从来好读陈后山诗,亦爱陆放翁,惟是古国西风,泪痕满纸,令人侧耳。比来读《庄子》及陶诗,颇自觉徜徉世外,可见以关于性情之学不少。”由此可见,静子的学问堪称女中状元,与三郎不差上下。相比较以往只会舞针弄线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来说,静子身上闪烁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气质与魅力。

  李甲之于杜十娘、张生之于莺莺,他们的爱情,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情欲。佳人过于耀眼的美貌遮掩了她们其他气质。这种基于肉欲的爱情在名利面前不堪一击。静子与三郎的爱情却是精神的交流——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爱情不会因为名利的腐蚀而枯萎。在小说的第十四章中,三郎于桌前作画,静子对画的评价是“昔人谓画水能终夜有声,余今观三郎此画,果证其言不谬。三郎此幅,较诸近代名手,固有瓦砾明珠之别。”不仅如此,静子还将自己的画作《花燕》拿来与三郎切磋。可能作者认为这样还不具说服力,于是曼殊笔下的静子“平素喜谈佛理,以是因缘好涉猎梵章”。静子不仅兴趣爱好与三郎相同,就是志趣也相似,这样的红颜知己真是“其旷劫难逢也”。静子这份独特的气质与魅力,在众多佳人里,真的是“千岩万壑无人迹,独自飞行明月中”。

  其实,曼殊小说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于新意上俯首即是:它为抒情体小说之嚆矢,完全摆脱了章回体小说的窠臼。他的浪漫气质,他所开创的第一人称抒情小说以及落叶哀蝉的格调,无疑影响了“五四”一代作家。

  口念佛语,心寄红尘,带着矛盾与哀情,苏曼殊就这样渐行渐远。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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