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体用问题”工作坊在清华大学举办

　　2023年6月3日至5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哲学中的体用问题”工作坊在蒙民伟人文楼211室顺利举办。工作坊邀请到了校内外的多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哲学中的体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上午9点，工作坊正式开始。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赵金刚老师作开幕致辞。赵老师指出，人们在理解中国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时都会使用“体用”这一范式，但是进入到具体的实践中时，很多人对此的理解却又都不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哲学研究的影响，人们对于中国本土的体用问题的理解又多了一层“阴影”。而本次工作坊召集的几篇论文就充分地展现了“体用”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也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工作坊上对于体用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我们对于体用问题的理解。

　　上午的第一场会议由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的白辉洪老师作题为《本末与体用》的主题报告，主持人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许家星老师。

　　白老师指出，体用这一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的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汤用彤先生认为其起源于王弼，而张岱年先生则认为体用来源于本用的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末与体用的关系，有两个哲学史案例能够证明二者并非同一回事。首先，在朱子的思想中，本末往往指事物的发展和道德实践而言，而本与体虽然都指向理，但二者的意涵不同，因此需要被区分开来。其次，在南朝佛教中，“本无”被用来理解般若性空，但这种理解在后来却逐渐消失，这意味着用本末来理解性空是不恰当的，因此也就更不能与体用相契合了。白先生进一步援引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对于诸多体用文献的引用，指出其中就有后世所谓体用不即不离、不一不异的命题的出现，而南朝佛教中就已经明确出现了体用的概念，并以此来讨论佛性问题，白老师认为这可以追溯到道生的思想，道生以般若学的诸法实相为体来理解佛以及慧解成佛。

　　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苏杭老师对白辉洪老师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苏老师认为，体用本来就是来源于如来藏的学说，并十分赞同白老师对于本末和体用的区分，认为体用的观念在王弼那里还没有成形。一方面，苏老师认为白老师花了很多工夫讨论佛教中的体用，认为佛性的体和理学家的实体是不同的，并且佛教讲用在很多时候讨论的是解脱的问题，强调断灭烦恼，而理学家的用则一定是指向真实的生理。另一方面，白老师明晰了本末和体用的区别，指出本末是生成的时间先后，而体用在佛教中主要指的是一如的关系，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一种在先的根本的东西。苏老师认为白老师对于体用的研究引入了新的思路，即体用之间的辩证平等关系，它突出的是体用的平等性，这是十分值得思考的。

　　上午的第二场会议由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王帅老师作题为《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的主题报告，主持人是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的吕存凯老师。

　　王老师在梳理了早期佛教的一些译经文本之后指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观念最早源出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将“体”“用”对举，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稍晚一些的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的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整体上处在一个绵延的过程之中，这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廖璨璨老师对王帅老师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廖老师指出，明末清初的方以智认为有“有体之体”和“无体之体”，由此也就有“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这样就把之前的丰富的体用观进行了一个总结。在先秦文献之中，体质或者体段才是体的含义，这只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并非全体。因此体的概念是如何产生转换的？王老师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路，指出南北朝时就已经开始了转换，在6世纪中叶时，体用对举就明确出现在了汉译佛典之中，因此体用的转化也许是回应外来文化刺激而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用的研究可以是一个概念史和谱系学的研究，这就需要回应不同时代的问题，梳理其中意涵的转变。但是另一方面，体用作为一个概念的连续性在哪里？这也是之后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内容。

　　午休之后，下午的第一场会议由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睿超老师作题为《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的主题报告，主持人是来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于超艺老师。

　　陈老师指出，“体用”是朱子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而朱子在《太极解义》中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和基础性的思想框架。朱子思想中的“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取法于邵雍，并且可进一步追溯到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进一步，朱子还借助北宋张咏的“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地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种内涵的对应关系，朱子在《太极图》的诠释中便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与可能性之“用”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这样一来，朱子将阴、阳这对古代宇宙观的基本观念归结为本源太极一理之“体”“用”，将古代哲学对于阴阳之统一性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之上，也为其彻底的“理一元论”哲学建构夯实了根基。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的秦晋楠老师对陈睿超老师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秦老师认为，陈老师区分了两种体用论，一种是本体意义上的，一种是形质论意义上的，并用确定性与可能性的区分统一了二者。陈老师还把朱子思想中的能然与必然的观念统一起来了，因此朱子说的所当然兼具必然和能然。这让我们看到，体用的含义有很多重，其中有相互关联，也有一个基础逻辑，这样就形成了清晰而系统的梳理。这让我们看到了朱熹思想的内在逻辑。秦老师进一步提出，我们需要思考形质与妙用这组范式与阴阳是如何串起来的，并且其中是否存在同时性与历时性的不同？秦老师还提出，人们在使用体用概念时往往会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形式与质料、实体与属性这三组概念有相似之处，这也是需要得到进一步反思的。

　　下午的第二场会议由来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刘沁老师作题为《“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朱熹体用论的辩证思想》的主题报告，主持人是来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安鹏老师。

　　刘老师指出，在朱熹对于“体用”的论述中，“体”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天理而言“本体”，亦可指事物而言“体质”。因此“体用”有从形而上者而言，亦有从形而下者而言。然而朱熹体用论中的双重内涵并非是漠不相关的，二者之间不仅仅可以寻求在诠释上的共通性，同时还具有相互蕴含与内在过渡关系，这揭示出朱熹哲学中本体与存在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具体而言，“本体”之中蕴含着实存，“体质”本身就是“本体”的实存，揭示出朱熹论本体与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在朱熹对于“道体”的论述中，“道体”作为包含了“本体”与“体质”的最高整体性范畴，体现出本体的活动性与真实性。可见，本体与存在之间具有相互蕴含的关系，朱熹哲学中的理本体内在具有过渡为实存的倾向，实存的实有性本然地蕴含在本体之中。“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作为朱熹论“体用”之“体”的双重内涵，揭示出朱熹哲学中本体与存在于差异中统一的辩证关联。

　　来自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李震老师对刘沁老师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李老师指出，朱子的体用论是理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话语。刘老师指出朱子既讲本体之体也讲体质之体，进而将其放在一个德国哲学的结构中来思考，使用了本质与实存、本体与体质这两组概念。刘老师还引出了道体的概念，其中既有形上本体，也有形下体质，最后证成了一个黑格尔版的朱子。文章的关键在于，朱子的道体概念是否明确包含了形上形下两截？道体概念或许更接近于形而下之体，那个大化流行的统体。另外，道体到底是不是本体，太极与道体的关系如何？这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刘老师的文章采用了比较哲学的思路，因此会有中国哲学固有的文本与外来文本之间的张力，但这并不构成问题，反而会带来启发。从魏晋到宋代对于体用的使用是一个逐渐发显的过程，对此需要有一个历史性的区分。例如朱子早晚年对于体用的使用是否有变化，以及宋代的体用与前代是否有区别，这些都还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在四场主题报告结束之后是圆桌讨论环节，由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谷继明老师主持。参会学者就今天的四组主题报告，围绕存在与本质的关系、体用的先后关系、已发未发工夫与体用的关系、太极阴阳动静与体用的关系、理气与体用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参会学者一致认为，之后的研究目标是要把中国传统中的体用问题尽量弄清楚，而我们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还有许多可以努力的空间。

　　至此，“中国哲学中的体用问题”工作坊顺利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