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竹简《吴问》考辨
摘 要：多年来学界在“春秋末年肯定有孙武存在”的惯性思维下，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吴问》，一直缺乏透彻的考证。如果以大量的先秦史料为依据，对《吴问》进行全面考证，足以证明《吴问》是一件战国最末年才出现的赝品。
关键词：先秦；赵氏；田制；商鞅；秦国
作者简介：河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缘起
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九枚《吴问》残简，内容是“吴王”问晋国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原因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婉（畹），以百六十步为畛，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是（氏）制田，以九十步为婉（畹），以百八十步为畛，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巍（魏）置田，以百步为婉（畹），二百步为畛，而伍税〔之〕。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婉（畹），以二百卌步为畛，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1]。
这样的分析与“将军孙武”的身份完全不符合，而且，《孙子兵法》文本里也没有以田制分析战争的思路。如果我们把“孙武”当作“圣人”，把司马迁的“孙武传奇”当作不可讨论的“绝对存在”，《吴问》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是，当我们把先秦史料都“嚼碎”时，就会发现战国最末年“编造”《吴问》的作者，对历史一知半解，却“创造”了一个误导了我们几十年的“伪劣赝品”。
（二）对先秦时期田制的考察
在此首先应回顾一下先秦田制的变化，而先秦田制的变化又多与赋税制度合在一起。如：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首先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税法；公元前645年《左传》载晋国“作爰田”，《国语·晋语三》记之为“作辕田”，可知“爰”“辕”乃一音之转；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90年鲁国又“作丘甲”；公元前563年郑国“为田洫”；公元前548年楚国“书土田”；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作丘赋”；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在这些平淡的记载下，表述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里非常重要的土地、赋税变革的过程。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土地变革，却缺失了最基础的史料：“地”“田”“亩”“丘”的面积单位是多少——平方“步”？
离先秦最近的两汉人物的记载如下：西汉中期的《盐铁论·未通》有：“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有：“孝公用商君，制爰田。”《食货志》有：“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许慎《说文解字》有：“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离先秦稍远的唐代，《一行算法》有：“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通阡陌；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杜佑《通典》有：“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
请注意：一亩地的面积是多少平方步，就成了判别史料的关键环节。
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了几支极为宝贵的秦简——《更修田律》，也称《为田律》，简文道：“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民臂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高尺，下厚二尺。”[2]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得到的先秦时期关于田亩面积的第一手史料，的确无比宝贵。再参考湖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田律》有：“田广一步，袤二百卌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3]。青川秦简所载的是秦武王初年之事，张家山汉简是西汉初年的法律，按“汉承秦制”来分析，秦武王时期定下的田制，西汉初年仍在一些地区实行。
当今学界对青川秦简所表示的田亩面积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依据大多数史料的记载，认为秦国的田亩面积从商鞅以后就是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畛”是田间的小道，而不是半亩的代称，每亩地必须修出两条田间小道。第二种观点认为秦国的田亩面积是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半亩——“畛”，“畛”就是半亩的代称，一亩地等于二“畛”。
我们相信大多数史料的记载：商鞅推行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土地改革确有历史依据；我们更相信青川秦简记录了秦武王时期真实的土地制度，其价值无可估量；我们尤其相信张家山汉简做为出土文物，可以和青川秦简相互印证。剩下的就是今人如何分析研究这些史料，以及能得出什么结论的问题了。
我认为必须把所有出土的有关田亩面积的先秦简文，进行综合研究，单从“畛”的本意——“田间小道”的角度，来孤立地看待青川秦简、来理解“畛”，思路有些狭窄。青川秦简的“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畝二畛。”的意思应该是：“宽一步，长八则（每则等于三十步）为半亩——‘畛’，每亩地等于两个半亩。”张家山汉简的“田广一步，袤二百卌步为畛”的“畛”，就是把“畛”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来使用，《吴问》竹简里也是把“畛”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来使用。这三件先秦简牍史料证明，在先秦时期“畛”的确曾经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被使用过。其它先秦文献也可以证明“畛”曾经是田亩面积的计算单位，如：《战国策·楚策一·二十》有：“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楚辞·大招》有：“田邑千畛。”
而且，青川秦简里的“畛”如果是田间小道，那么，简文里主要说的就是“田广一步，袤八则”要修一条小路，每亩地必须要修两条小路，而不是规定每亩地到底有多少平方步。然而，每亩地是多少平方步是青川秦简全文的基础，否则，修建“畛”“百（陌）道”“千（阡）道”“封”“捋”就缺少了基准。也就是说按照“畛”是田间小道来理解，“田广一步，袤八则”和“亩”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缺乏语言方面的逻辑性。因为，做为国家的法令、法规而颁布的这两件秦、汉简牍的语言必须非常清晰，逻辑性必须非常明确，不能使用含混的语言，从而造成基层实际操作方面的歧义。所以，如果“畛”是田间小道，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畝，畝二畛。”这样表述既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每亩地的面积，又把每亩地必须修两条小路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因此，“畛”在这里不应该做为田间小道来理解。
如果我们的学者们把自己当作土地丈量人员来执行青川秦简，就可以发现，尽管秦国的法律极其严酷，但是，由于每块地的形状、所处的地势不同，国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硬性规定：不论地块的形状和地势如何，每亩地必须修两条田间小道。更何况商鞅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面积，计算下来大约是边长为二十一米多一点儿的正方形，在那么小的一亩地里，国家硬性规定必须修两条田间小道，实在不合情理，也没有生产方面的必要。再说，实际生活中许多地块是狭窄的长条状，这叫如何修两条田间小道呢？尤其是，秦国的关中地区和四川青川地区，多为丘陵山地，地块多为不规则的梯田，在实际操作中，田间小路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自然形成，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强行规定。“袤八则为畛”的“畛”，本意既然是田间小道，那么，由它所引申出来的的“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的面积与“畝”的关系，就必须有明确的规定：“畝二畛”。
这样理解下来，在每亩地都是“宽一步”的条件下，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所规定的每亩地的面积是历史文献记载的“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的两倍，对这种矛盾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杨宽先生经过对《后汉书·南蛮传》和《华阳国志·巴志》的研究，认为：“从秦国这样宽待西南少数部族的办法，可以看到秦国对待本土农民是既要征收田租，又要征收口赋的。”[4]按照杨宽先生的提示，应该这样看待秦国田亩面积的变化：先秦的田亩面积必然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商鞅以前是以宽一步，长百步为亩。商鞅变法后，在秦国本土扩大为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能力；二是给农民让利，使农民拥护变法。在商鞅以后的秦国新占领区，也即秦武王前后，在秦国统治的中心区域，仍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在急剧扩张的人少地多的新占领区，如：包括四川青川县在内的巴蜀地区，为了减少反抗的力量，就以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畝”。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地域——现今湖北一带，在秦昭王时期被秦国占领，也开始推行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畝”的土地制度。汉朝建立后，在现今的湖北一带继承秦朝的土地制度，一如既往，这就是张家山汉简记录下的实况。
秦始皇统治时期，仅出现了少数六国贵族如张良一类的个人行刺活动，却不见成规模的农民反抗，尤其是向新占领区大量地、长距离地迁徙人口——犯法的贫民和富豪也不见有反抗活动，可见和六国相比，秦国在新占领区的土地政策，对农民还是有许多宽松之处。
我们把青川秦简、张家山汉简和《吴问》竹简以后的《盐铁论·未通》、《汉书·地理志》、《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的有关记载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后，可以说，如果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就已经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了，如此大的“动静”，也就根本轮不到商鞅在历史上独领土地改革的“风骚”了。西汉以后的史料无一例外地证明：春秋时期晋国“爰田”的改革精神，由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商鞅，由商鞅而秦国，一脉相承。没有一件正规史料提及“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说法，与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有关，证明《吴问》的可靠性需要推敲。而且，更改田制——扩大田亩面积，涉及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会引起较大的社会震动，如果没有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机遇，春秋末年的赵氏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就改革了田制，商鞅综合性的变法可以为证。
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是国家的法律文书，远比《吴问》这样仅有的一件、漏洞百出的孤证可靠得多。赵氏在春秋末年就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观点，只有《吴问》这个孤证，缺乏旁证，难以成立，不可做为立论的依据。
（三）为什么说《吴问》是赝品
《吴问》的作者显然是个只认得几个字，却缺乏土地实际操作常识便来造假的“新手”。因为，按照《吴问》作者提供的数据，无法计算出六卿的田亩面积是大是小，如“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长度是八十步就等于半亩吗？长度是一百六十步就等于一亩吗？不给提供宽度，也只有“鬼”才知道这面积是多少。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是能够进行准确操作的严肃的国家法律文书，它们讲的“田广一步”的“广”，就是宽度，“袤”是长度，有了长度和宽度，才能计算、比较面积的大小。若不然，你说句“一百米是半亩，二百米是一亩”的话，让一百个农民听到后，就会有一百个农民笑你是“神经病”。只有迂腐的书生，才会把有长度没宽度的“书生史料”当宝贝。
和青川秦简相一致的是，众多可靠的先秦文献里的史料不会如此“粗糙”，例如：战国初期成书的《论语·先进》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再如：战国中期的张仪欺骗楚怀王，说：楚国只要和齐国断交“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当楚国正式和齐国断交后，张仪却说“从某至某，广从（纵）六里”[5]。战国晚期才成书的《商君书·徕民》有“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方”和“广从（纵）”，再加上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里的“广”“袤”才是先秦时期生活里谈到土地面积时真实的语言状况。
以《论语·先进》、张仪、青川秦简、张家山汉简，乃至众多可靠的先秦文献里谈及土地面积时的语言习惯为标准，从《吴问》竹简以后的《盐铁论·未通》、《汉书·地理志》、《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等文献里不给提供宽度，只有长度的“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的语言格式，就应该理解为西周时期是“方”（边长）一百步为一亩，商鞅在秦国是以“方”（边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只要认真计算一下，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根据出土文物可知，秦国每尺的长度约等于当今的0.23米，每步等于1.38米。据此计算如下：
A.西周时期每亩地的面积:
a.按“百步”（边长）为亩=1.38米×100（步）=138米（边长）×138米（边长）=19044㎡（每亩）.
b.若按1.38米（宽一步）×138米（长百步）=190.44㎡（每亩）.
B.秦国每亩地的面积：
a.若按“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边长）的说法，就是：1.38米×240（步）=331.2米（边长）×331.2米（边长）=109693.44㎡（每亩）.
b.若按商鞅是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说法，就是：1.38米（宽一步）×1.38米×240（长二百四十步）=457.056㎡（每亩）.
c.按青川秦简规定的1.38米×240步＝331.2米（“袤八则”）×1.38米（宽一步）=457.056㎡（半亩或“畛”）×2（“畝二畛”）=914.112㎡（每亩）.
经过计算可以确定，按照先秦人士的用语习惯，从《吴问》和《盐铁论》以后的文献里，对秦国田亩面积的记载，如果只有一个长度数据，就应该理解为“方”或“广纵”——即：这个长度数据（边长）乘这个长度数据（边长）。这样计算下来的田亩面积，远非一个家庭的人力和畜力所能耕种，这样的一亩地的面积比“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或半亩”的面积要大得多。这并不是在“抬杠”，因为，在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出土之前，还从来没有人把《吴问》、《盐铁论·未通》、《汉书·地理志》、《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等文献里提供的田亩面积，理解为“宽一步，长……步”的。也从没有人对《吴问》竹简缺少宽度，只有长度的“以百廿步为婉（畹），以二百卌步为畛”的说法提出过质疑。“田广一步”就成了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田亩面积时，基础里的基础，关键里的关键。
青川秦简、张家山汉简、《论语》、张仪的话，以及众多先秦文献里“田广”的“广”，“袤八则”的“袤”，“方六七十”的“方”，“广从（纵）六里”的“广从（纵）”是最可靠最直接的先秦史料，以这些史料为基准，可以看出从《吴问》《盐铁论》以后，众多文献谈及先秦田亩面积时，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语言格式是一种脱离土地操作的实际状况，闭门著书的书生们的共同缺陷，它们在表述习惯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吴问》的这个缺陷，再加上它比比皆是的错误，危害更甚。而这种有缺陷的表示方法，至今为止，《吴问》是始作俑者，确实应当“其无后乎”。
（四）商鞅扩大田亩面积背后的历史信息
对先秦时期的田亩面积考证清楚了，我们再来研究为什么说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不可能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战国策·赵策一·十一》载：长平大战（公元前262年——260年）之前，赵国的赵豹分析秦国的优势时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可知到长平大战时，秦国早已经普及用牛耕田了，而赵国在这一点上远远比不上秦国。孔夫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他的弟子中有位叫冉耕，字伯牛的；还有一位弟子叫司马耕，字子牛，孔安国注曰：“牛，宋人，弟子司马犁。”这表现出春秋末年，夫子门下的这些年轻的知识精英们，以满腔热情对待用牛拉犁耕地这一新生事物。也说明用牛拉犁耕地是春秋末年刚产生不久的新技术，还没有普及。
对比商鞅时期和西周时期的农夫所能耕种的田亩面积，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1）西周时期的农夫力气太小了，商鞅时期秦国的农夫力气就大了许多。（2）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太愚蠢，压制生产力，竟然看不透“一夫力余，地利不尽”的现象。从周武王开始，直到大约五六百年后，才出现了商鞅这么个“聪明人”。（3）用牛耕田这一项新技术操作难度似乎太大了，这项新技术从春秋末年产生直到二百多年后的长平大战之前，赵国还没有普及“以牛田”，只能眼巴巴地羡慕秦国“以牛田”。
事实是：渭河流域的周、秦故人，古往今来，个人力气变化并不大；也不是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太愚蠢；更不是牛耕技术太复杂。历史掩盖的秘密应该是：商鞅在秦国推广了牛耕技术，所以，秦国的农夫耕种的土地面积，才能比西周时期的农夫耕种的土地面积成倍地增加。商鞅推行的小农经济，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农业体制。可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如果还是单凭人力去耕种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就绝非人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必须利用畜力。在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中，马和牛无疑最为贵重，而马和牛又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拥有。于是，商鞅在扩大农民耕种面积的同时，一定要解决耕地用的马和牛这一大问题，否则，“尽地力之教”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在“‘弩’‘机’考”一文里认为：《周礼》一书是战国晚期秦国的儒者所为。从国家饲养马和牛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证明我的观点。如：《周礼·地官司徒》有：“牛人：掌养国之公牛。”这些“公牛”——国家的牛，除了用于祭祀、犒饷外，还用在“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徬，以载公任器。”牛可以用来拉车，搞运输。《周礼·夏官司马》有：“马质：掌质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弩马。”“凡受马于有司者，书其齿毛与其贾（价）。马死，则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这里已经把养马的机构、管理者的职责、马的分类、使用马匹时的手续交割、使用过程中马匹死掉后的赔偿与否等许多问题，规定得非常清楚。其中的“田马”一类，就是国家用来耕地的马。《夏官司马》里还有：“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田马一物……”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有：“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禀大田而毋（无）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禀之，勿深致。”“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而杂买（卖）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及索入其贾（价）钱。钱少律者，令其人备之而告官，官告马牛县出之。”[6]《周礼》中的“田马”是耕地的马；云梦秦简《厩苑律》中的“公马牛”是国家所有的借给农民耕地的马牛。《尚书·盘庚上》有：“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服田”者，耕作、耕田也。
战国末年的《韩非子·解老》有：“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远淫通物，所积力唯田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韩非的至理名言，对于战国最末年的山东六国的统治者来说，为时已晚。举国的马牛，应付秦军的进攻还顾不过来，哪能顾及耕田呢？反过来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二》记载：“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秦昭王知道后，马上命令惩罚杀牛的人，他说：“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可知秦国有不许乱杀牛的法令。而且，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田律》里也规定：“杀伤马牛，与盗同法。”[7]西汉继承秦朝的法律，对盗杀牛马也要处以重罪。
现在可以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商鞅推行的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新田制；以及秦国在新占领区推行的以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一亩的新田制，必然以推广马牛耕田为前提。在国家制度的设计方面，有专门的饲养马牛的机构；还有严格的法律与之配套。如果农民买不起马牛，农忙时就可以到政府机构——“厩苑”领取“公马牛”“公牛”“田马”来耕田。这样做在管理方面增加了许多麻烦，然而，就扩大耕种面积、增加收获来说还是值得的。秦国的这些举措并不是什么秘密，赵国之所以在长平大战之前还没有普及“以牛田”，原因是缺乏配套的国家机构和法律。
经过上述论证，“赵氏”在春秋末年没有先推广“以牛田”，没有技术进步，仍然单凭人的力气来耕田，就率先推广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大亩田制，这也只能是“梦话”了，讲这样“梦话”的《吴问》竹简，毫无疑问是一件“假冒伪劣”的所谓“史料”了。
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把史料当作没有生命的死东西，那么，我们就只能被动地、感性地、孤立地接受史料；如果我们把史料当作历史上曾经活生生的事物而加以复原，那么，我们就能主动地、理性地、综合性地加以鉴别、研究。正如西周时期的农夫，用耒、耜之类的手工农具凭人力种田，也就是能耕种(宽一步、长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地。可是，到了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仍然用耒、耜之类的手工农具凭人力种田，却可以让他领地里的农夫耕种着是西周时期农夫耕种面积的2.4倍的土地，难道赵氏对农夫施加了什么“法术”吗？
不能把扩大耕种面积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推广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其结果就是让《吴问》之类的“赝品”鱼目混珠。
（五）春秋战国时期君臣称谓方面的常识
《吴问》里描述六卿里的前五卿是：“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赵氏是：“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春秋以前，整个天下都归周王所有，故称为“天子”；各诸侯国的首领从周天子那里受领土地，建立“国”，首领被称为“君”“公”；各诸侯国的卿大夫们从“国君”那里受领土地和臣民，建立自己的“家”，“家里”的臣民们称自己的这些卿大夫们为“主”。所以，“主骄臣奢”“主佥臣收”的“主”，一定是指六卿。但是，“公家富”“公无税焉”“公家贫”的“公”，《吴问》也用来指六卿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错误。
“公”在春秋时期特指国君及其代表的国家，如《左传·昭公三年》载齐国的晏婴和晋国的叔向的对话，晏婴说：“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叔向回答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公”“公室”“公命”的“公”都指代齐国、晋国的国君。再如《国语·晋语》载：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之军。”也是把国君的“公室”，与郤至这位卿大夫的“家”对举。再以《仪礼》《礼记》《论语》等文献里的君臣称谓证之，可知《吴问》的作者在此的确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说二》载：“鲁孟孙、叔孙、季孙相戮力劫昭公，遂夺其国而擅其制。鲁三桓逼公，昭公攻季孙氏……叔孙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外储说左下·说五》载：晋国的赵武给晋平公推荐了“数十”位贤士，叔向称这些人“公家甚赖之。”《外储说右上·经一》载：齐景公通过访问晋国，明白了他的两个弟弟“家富贵而民说之，拟于公室，此危吾位者也。”韩非做为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饱学之士，非常尊重历史的真实状况，上述史料里的“公”“公家”“国”“公室”都是指代鲁国、晋国、齐国的国君，相对应的是卿大夫们的“家”，“家臣”则是属于卿大夫们的私属，不受国君指挥。这也可以证明，和韩非相比，《吴问》的作者是一位蹩脚的“浅学之士”，也只能“制造”些粗陋的赝品。
卿大夫们的领地是属于自己的“家”，只是晋国的一部分，那么，赵氏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治理好自己的“家”,只能说是“故曰固家”，而不能说是“故曰固国”。因为，这时的“国”是晋国国君的，由六卿共同来掌管。《吴问》的作者缺乏春秋时期典章制度方面的常识，把“公”“国”“公家”“公室”和“主”“家”混同起来，都用来指六卿。无论今人怎样为粗陋的《吴问》辩护，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却无法遮掩。顾德融、朱顺龙二位先生总结道：“大夫有宗亲和家臣为他们管理封邑及族内事务。族内的人则称其为‘主’或‘宗’。”[8]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章制度——君臣称谓有了一些了解，对比《吴问》里的君臣称谓，再加上银雀山竹简《见吴王》残简部分里的“……人主也。若夫发令而从，不听者诛□□□……”的“人主’等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说《见吴王》《吴问》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战国中晚期的君臣称谓提前到春秋末年就“一勺烩”了，如此神话，哄谁呢？
我们以《仪礼》《论语》《左传》《国语》《孟子》《礼记》《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众多先秦文献里君臣称谓的演变为基准，就可以确信，《见吴王》《吴问》是在用战国最末年的君臣称谓，冒充春秋末年的君臣称谓。如此拙劣的骗术，竟然能堂而皇之这么多年，实在有一种令人恶心的羞愧。其它暂且不论，先读一下《韩非子》，里面的“上”“主”“人主”“明主”“贤主”“惛主”“惑主”“君主”“主上”“君上”“明君”“人君”“亡君”等称谓比比皆是。这种战国末年的君臣称谓方面的色彩，无论如何也无法为之辩护。
（六）《吴问》里的其它漏洞
（1）到了春秋末年，各国的赋税、劳役制度已经很完善了。若要管理国家，管理自己的领地，就要有财政收入，无论怎样爱民的“领导”，也不能“公无税焉”。不然，没有财力，怎样供养管理国家的官吏？怎样养活军队？怎样对外扩张领土？“无税”的社会，是春秋末年“赵氏”的独创？还是后人假造的“乌托邦”？而且，收税权、收租权和对领地上的人们的劳役占有权，标志着对领地的所有权。放弃收税权、收租权或对领地上的人们的劳役占有权，在古代松散的社会体制下，怎么体现对领地的所有权？《吴问》给后人“开辟”出一个极有想象空间的“研究课题”。
《吴问》对赵氏凭空捏造了无税的管理模式，美化到了不合逻辑的地步，然而今人却对《吴问》奉若圭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赵简主（赵鞅）出税者，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赵鞅对自己领地的税收政策是，税不要收得太多，收得多上缴给晋国国君的就多；也不能收得太少，收得少就便宜了百姓。也就是说，春秋末年的赵简子并不想让“公家”富起来，也不想推广“王者之道”，更不想“厚爱其民”，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如果《吴问》里“孙武”讲的是春秋末年的事实，如果《吴问》早已经就流传开了，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林林总总的文献里不见一个字的记载？直到战国最末年博学的韩非仍然尊重历史事实，在他的著作里仍然大谈特谈赵氏收税云云，今人怎么就相信起“无税”的“乌托邦”了呢？这也证明，《吴问》极有可能成文于韩非之后
（2）《吴问》最后对“赵氏”称赞道“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赵氏只是周天子下属的诸侯国——晋国的六卿之一，即使赵氏最后能够得到整个晋国，也不过是公、侯一级的诸侯。赵氏在六卿相互牵制时，就“提前”打出自己的“王者之道”的大旗，真是“目无王法”，野心勃勃，并且让千里之外的“孙武”知晓，稍微有一点儿先秦文化常识，也不会被这“史料”“眯”了眼。
如果你仍然坚持《吴问》的“王者之道”是春秋末年真实的史料，那么，晚于《吴问》的黄池争霸时，晋国统帅赵简子派使者要求吴王夫差：“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9]这时的华夏诸侯只承认周天子为“王”，别说各国的卿大夫们，就连华夏各诸侯国的国君们，也只敢称“霸”，不敢称“王”。春秋末年“正统”的“赵氏”——赵简子也只敢推行“霸道”，维护周天子的权威。“王道”是战国时期的儒家推行的治国理念，切不可把这样的历史概念超前化。
（3）《吴问》要表现的时代，晋国六卿主要的对手是晋国国君，六卿们还不至于“富”到了“主骄臣奢”，忘记了国君是他们的主要威胁的地步。叔向的话反而证明了晋国国君骄奢淫逸，以至于忘记了六卿是他的主要威胁。“主骄臣奢”这句话，应该是从《吴子·料敌》里学来的，文中分析齐国时说：“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在“齐国‘尚武’辨”一文里，我对齐国之“富”多有论证。
（七）《吴问》透漏出的其它历史信息
《吴问》的上述漏洞，都是作者不愿意“漏”的。作者愿意“漏”的是对韩、魏、赵三家灭亡顺序的预测。这样的预测在《左传》里有许多，只要大致预测对了，留下些许错误的预测，反而增加了预测的真实性。然而，在《吴问》的表象下所透漏出的历史信息，却是我们的研究必须注意的要点。
（1）《吴问》预测韩、魏必然先灭亡，赵氏尽有晋国。这并非是由三国的田亩面积和税收政策所决定，而是战国末年的形势使然。秦始皇亲政后，韩国最弱小，挡在秦军东进的必由之路上，必然是秦国最后的统一战争打击的第一个对象。魏国离韩国很近，地处大平原，四面受敌，秦军经常攻至首都大梁城下，魏国紧随韩国灭亡顺理成章。赵国虽然在长平大战中受到重创，可是，赵国有关山之险，面积大，人口多，军队善战。王翦灭赵时，被李牧多次打败就是明证。所以，赵国理应最后灭亡。事实是，秦国灭亡韩国后，根据形势转而攻灭赵国，顺势灭燕，然后才灭魏国。说明《吴问》成书于秦始皇亲政以后，韩国灭亡之前。
（2）今人高友谦先生在《孙子新传》[10]一书里，对《吴问》一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多有发微之处，他认为《吴问》乃模仿、改编自《左传》吴公子季扎在齐国和晏子的谈话、在晋国和叔向的谈话。此说确有见地。
在此还应补充一点：《吕氏春秋·先识》有：“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曰:‘孰次之？’………曰：‘孰次之？’……”这种写法对《见吴王》一文是否也有些影响呢？
（3）《吴问》里面对田亩面积称做“婉（畹）”和“畛”，《离骚》里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战国策·楚策一·二十》有：“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楚辞·大招》有：“田邑千畛。”另外，所有的正规史料所记载的“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说法，都与秦国有关。把这些史料综合起来分析，《吴问》的作者和秦国、楚国必定有些内在的联系。
（4）由于晋国的赵氏田亩面积比其它几家都大许多，所以，“孙子”说赵氏：“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问》要告诉人们的历史发展逻辑是：谁制定的田亩面积大，谁就能最后取得天下。前面我们已经对《吴问》进行了彻底的剖析，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绝对不可能率先进行了“土地改革”——推行“以百廿步为婉（畹），以二百卌步为畛”的大亩田制。所有的正规史料都证明了是商鞅的变法，才使秦国首先推广了“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田制。秦国不仅对此田亩制度执行的非常彻底，而且，在新占领区还对田亩面积进行了扩大。秦国的田亩制度在战国时期，是人所尽知的事情，因此，“故曰固国，晋国归焉。”的潜台词是：由于秦国率先推行了“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田制，所以，秦国理应“故曰固国，天下归焉。”如果品味不出《吴问》这句话的含义，岂不遗憾？也就是说，《吴问》的写作目的之一，是要为“天下归秦”的趋势张目。
经过上述考辨，证明在对出土的简牍文献的研究中，任何简牍文献都必须先接受理性的检验。在疯狂的丧失理性的年代，政治不让学者们对史料进行独立的检验，难道几十年后的新世纪，学者们还不能具有独立思考的现代理性吗？
注释：
[1]《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2]《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号秦墓木牍》.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3]《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第166页
[4]《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8页.
[5]《战国策·秦策二·一》
[6]《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厩苑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7]《文物》1985年.第1期.
[8]《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89页.
[9]《国语·吴语》
[10]高友谦《孙子新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