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撷云上的歌声——记万光治团队对羌族民歌的抢救
在四川岷江的上游，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群山和清澈的江水之间，生活着中国最古老的民族——羌族。羌族的历史文化久远而丰富，当地从来就有“羌老于汉”的说法。在很多民族的血液与文化中，都有古羌族的基因，可以说，羌族是中国的“祖母民族”之一。羌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其余则散居在该州的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的北川、平武和贵州省的石阡县、江口县，也是羌人的生息繁衍之地。
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的相对封闭，羌族仍保留着相当古老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据统计，四川羌族约30万人，有语言无文字，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巫师“释比”及其所主持的原始宗教活动，是氏族公社时期巫文化的遗存。凡日、月、山、川、风、火、木、石等，皆为羌族崇拜对象，其中尤以白石的地位最高。因为据羌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从西北迁徙到岷江上游，以白石战胜了土著的戈基人，才得以移居美丽富饶的“日补坝”(今茂县境内)。“羌戈大战”的传说与羌族的创世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都保存在释比经典之中。这些史诗般的内容以独特的说唱方式流传，所以羌族又是一个离不开歌声的民族。他们用歌唱延续着本民族伟大的历史和文化，维系着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可是，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现代传媒的强大覆盖力，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民歌因其生存空间被挤压、被蚕食而日渐衰落，甚或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空谷绝响。民歌的命运正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严峻挑战。以此而言，万光治及其科研团队历时8年的民歌抢救行动，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原汁原味的田野调查
万光治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研究和传授中国古代文学。他的辞赋研究造诣颇深，对中国民间音乐情有独钟，尤其遗憾于现在的诗经、楚辞、汉乐府有辞无声。所以，当他一卸下文学院院长的重任，就立即倡议学校成立民歌研究所，开始原生态民歌的采集、整理与保护的工作。万光治对记者说：“从辞赋到民歌，从雅文化到俗文化，这个改变的跨度的确很大。但文人赋的源头是说唱艺术，文人诗的源头是民间诗歌，所以我60岁以后的新工作并非改弦易辙，不过是沿着以往的路子进一步探本溯源罢了。”
从2004年至2007年，万光治率领采风团队，多次深入羌族聚居区，采集了221首羌族民歌。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羌族文化遭受重创，当时在北川开会的60多位羌族文化学者也不幸罹难。为了解灾情，慰问歌手，他们履艰涉险，多次深入灾区，补充采录了56首羌族民歌。在汶川地震3周年之际，他把277首民歌结集为《羌山采风录》出版，意在缅怀逝者，告慰生者，也借以昭示灾后的文化重建。
羌族民歌是羌族文化的重要部分，集中呈现出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信仰、伦理、道德、情感等。因此，无论是羌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对其民歌的采集、整理与编撰，其实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音乐及文学的范畴。一部成功的民歌采风录，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民族志，是民族迁衍生息的真实写照，具有难以替代的学术价值。因为有此认识，万光治在采歌的时候，完全秉承“实录”精神，既不相信道听途说，也不盲从前人记载。他和团队成员不顾山高路险和多次往返的艰辛，确保凡所辑录的每一首民歌，都做到亲闻、亲记。
《羌山采风录》的另一价值，在于实现了“文字”与“音像”、“历史”与“现场”的永久性共存。在采集过程中，万光治和他的团队一直遵循田野调查的方式，坚持“有曲必录”的原则。一方面，这是为了羌族民歌的“抢救与保存”——每首民歌的曲词皆据歌手的现场演唱记录，并要求民间歌手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以最自然的心态表现歌曲的原生形态；另一方面，则是摒弃了简单的价值判断，不因其内容而对民歌作粗暴的取舍。但是对于那些已有人为痕迹，甚至带有作秀成分的“民歌”，他们坚决“不录”，让每一首原生态的民歌如其所是地呈现，始终是他们工作的最高原则。而“摄录”和“刻录”技术的运用，又弥补了以往民歌采集的缺憾。如在文化界影响很大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因历史条件的局限，“未能借助音像手段，保存歌手的演唱原貌”(《羌山采风录·序》)。民歌一旦仅以印刷形式出现，就等于让鲜活的生命躺在了纸上。《羌山采风录》集声、像、文、谱于一体，恰恰弥补了这个不足。
对民族音乐一往情深
羌族，被称为是“生活在云上的民族”，羌人之歌，也因产生并歌唱于高山之上，音调高亢清亮、响遏行云，堪称令人震撼的“云上的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歌同样是因人而传，人亡而技绝。尽管汶川大地震以后，羌族的文化重建已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文化重建，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重建，较之经济重建更具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万光治说，尽管我们抢救出了一批羌族民歌，但灾后羌族的文化重建才刚刚开始。抢救羌族民歌之所以有着特别的意义，首先是与它在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目前，羌族文化中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7项，即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羌族瓦尔俄足节、卡斯达温舞、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羊皮鼓舞、羌年、羌族刺绣。这7项除“羌族刺绣”外，全部与羌族民歌有关。毋宁说，剩下的6项，如果离开了羌族民歌就无法进行，也不可能存在。抢救羌族民歌，就是抢救古老羌族的文化遗迹，就是为羌族文化的重建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
民族文化传承中最脆弱的一个链条，应该就是音乐。人们可以统计出每天、每小时地球上有多少动植物消亡，但却无法统计在民间每天有多少种音乐永远消逝。因此，凭借着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一往情深，万光治及其团队无数次地攀上高寒山区，深入地远人稀的羌寨，不放过任何一个采录民歌的机会。尤其是汶川地震后，羌族聚居区处于重灾区，灾后险情不断，道路难行，都没能阻止他们的脚步。在这样的条件下，收集到如此规模和数量的民歌，实属不易。
《羌山采风录》一书后面有4个“附录”，记录了与羌族民歌、采风活动有关的自然与人文的背景，也有万光治对羌族文化的思考，全书因此更具有学术性。其中有一篇是《采风日志》，是万光治采风当晚写下的日记，与全书的“实录”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和互文。这些文字体现了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介入”羌族民歌时的心灵轨迹，而且触及到了当下民歌的生存处境等问题，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羌笛何须怨，春风在人间
万光治曾经开玩笑说，8年时间，足以读完硕士和博士的课程，我现在总算是基本合格的羌族文化研究者了。现在他最为关心的是，他和他的科研团队不仅要继续挖掘羌族民歌，更要呼吁更多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关心其生存状态。他特别提出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弘扬，必须重视和启动民族自身的力量。民族文化的重建，是极其复杂的灵魂工程，民众始终是文化重建的主体。比如羌族民歌，它植根于羌族民众的生产劳动、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是羌族文化的一部分，与羌族民众最具切身性。所以，我们在文化重建中不仅仅是唤醒，更应该尊重其民族性、主体性，以及文化创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那些原生态的民歌，对于祖祖辈辈栖居于云端之上的羌族来说，本身就是链接和舞动乡村社会的血脉，它需要来自广袤大地的滋养。万光治举例说，2004年，北川五龙羌寨的村支书杨华武为发展旅游，带领村民搞羌族艺术团，晚上围着篝火展示的，是村民们的平常歌舞。表演吸引了游客，更传承了羌族的艺术。地震以后，家园倾覆，艺术团辗转到绵阳老龙山，处境虽然艰难，反倒吸引了松潘、茂县的羌族歌手加盟。今年新北川建成，他们迁进新剧院，演的是新编情景剧，舞台上声光画电一应俱全。原先的草根演员已不能适应，逐渐为新招的年轻演员取代。看着比过去好得多的硬件，杨华武觉得自己像是无根的飘蓬，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心里很是茫然。8年来万光治一直关注艺术团的命运，认为他们具有标本的意义。万光治认为，民间艺术与民间艺术舞台化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以政府为主导，调动民间机制的积极性，保护民间艺术的纯粹性，是振兴民族文化这盘棋中的重要一招。正如惟大地方能滋生草木，在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草根机制”的作用不可替代。
据万光治介绍，《羌山采风录》只是他工作的阶段性成果。目前，他正在将8年来走遍四川181个区县采录的4200多首民歌结集为《四川民歌采风录》，期待明年能正式出版。他还将继续关注和采录西部少数民族音乐，继续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探寻沉淀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