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府兵制与兵募新探

　　唐代的武功强盛，府兵制是重要的因素，唐代衰微之时，其原因亦是府兵制度的松弛。一众治史的前辈对唐代兵制已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研究与探讨。[1]然而，不少教科书对府兵制度的解释却混淆不清，有说府兵兵力强盛，乃对外武功之主力。但考府兵制的原则，乃宿卫京师为主，加上府兵有寓兵于农的特性，战斗力有多大能打胜对外战争？本文欲考府兵制在传统说法上的问题，并论证唐初对外战争与府兵及兵募的关系。

　　府兵制度，乃指西魏、北周、隋、唐的一种兵制，在隋代灭亡时，府兵组织也随之解体。李渊、李世民据太原一带时，虽然控制部份地区的军府，但起兵时就临时召募一万人，进军途中又招降和收编不少军队，共达二十万。[2]李渊得国后，初置十二军，乃承袭隋制。《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唐纪〉三载高祖武德二年云：

　　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道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铖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范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3]

　　十二军是唐代最基本的军队，也是唐室基本禁卫的部队。及至唐太宗登位，需要进一步中央集权，政权的巩固有赖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府兵制进入全盛时期。太宗于贞观十年（636年），确定军府专名为折冲府，分布于全国各地，军人不脱离乡土及其本业和家庭生活。[4]府兵制的卫士基本是农民，平时务农，遇有战事出征，这似乎是传统教科书上的说法。府兵出外征伐，朝廷临时命将帅指挥，任务完成将领还朝，府兵归府，[5]照理上府兵是兵农合一。

　　学术界对府兵制是否兵农合一，说法不一。以《邺侯家传》、《资治通鉴》、《新唐书》为资料的，认为府兵为兵农合一制。[6]以《北史》者为资料的，则认为府兵乃兵农分离制。但至少可以肯定，唐代时的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唐代户籍中有以下资料：[7]

　　1.户主郭玄昉年五十六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2.妻李年五十岁，丁妻

　　3.男思宗年二十二岁，卫士

　　4.男思楚年一十七岁，中男

　　5.女伏力年一十九岁，中女

　　6.女无上年九岁，小女

　　7.女小小年一十四岁，小女

　　8.女娘娘，年九岁，小女

　　9.廿亩永业

　　10.二十亩永业已受

　　11.合应受田二顷一亩

　　12.一顷八十一亩未受

　　从上可知，户主郭玄昉之子思宗身为卫士，即府兵；而此户应受田二顷一亩，即二百一亩。再考《新唐书·食货志》的授田制度：

　　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8]

　　此户户主郭玄昉五十六岁，白丁，即丁男，其子思宗当府兵时二十二岁，亦是丁男，两位丁男应受田二百亩，郭思宗本身又可受田一百亩，证明唐代府兵是兵农合一之制。[9]再举一例说明：[10]

　　1.户主杨法子年三十八岁，卫士，下下户，课户见不输

　　2.母，王年七十三岁，寡

　　3.一十四亩永业

　　4.一十五亩已受

　　5.合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一亩居住园宅

　　杨法子本身是卫士，也是丁男，即属府兵，应受田一百亩。其母寡应受田三十亩，园宅一亩，总计就是一百三十一亩。府兵本质是兵农合一，但实行时如何做到所谓的「寓兵于农」？丁男一身兼兵及农二业，假设没有战事，一年四季就只有在农闲之时，亦当在农历十月中，集中于折冲府进行军事战争训练，至翌年正月，农家再度修整田亩，则返回本乡。府兵只有集中在冬季时的三个月进行训练，府兵的军事能力可以有多强？三个月府兵之间相聚于折冲府，卫士彼此能有多大的团结？

　　府兵制本身的任务是如何？主要是宿卫和出征作战。《新唐书·兵志》对府兵制有以下的描述：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11]

　　府兵制度的特点是内重外轻，没有战事的时候在田野耕作。轮番上值的，亦只是宿卫京师，四方有事才出征，这说明了府兵制主要是宿卫京师，出征并非主要任务。盖关中一带，文化较高，人民体质不及边疆强壮，故府兵以防御为主。[12]折冲都尉和果毅都无调兵之权，只负责练兵。出外征战时，由朝廷命统帅指挥，任务完毕将归于朝，兵归于府，府兵就只能对国家效忠，不会长期受将军控制，更不会有私人军队的情况出现。府兵既要宿卫，又要作战，作用会有多大呢？

　　府兵制兵额是有限，能够用于出征的数量不会太多。府兵从二十一岁到五十九岁，都在兵籍上，本身免除租庸调和杂徭。府兵数量过多的话，就会影响政府收入。「若次男以上，并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13]」因此，府兵的兵额必须控制。[14]对外战争和防边，往往还得用临时性募行的兵募。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征高丽一役，所用的兵种就包括了兵募：

　　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15]

　　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16]

　　是役唐太宗说是接受了隋炀帝的教训，但更重要的是，府兵在的兵额根本不足。《资治通鉴》有记载了尉迟敬德的上疏云：

　　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17]

　　长安、洛阳的守兵显得不足，可见府兵数量与实际需要有很大距离，更令唐室需要兵募来满足当时的战争。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再出征高丽，主力仍是兵募。《册府元龟》有以下的记载：

　　遣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18]

　　《旧唐书》则以房玄龄反对这次战争的疏文中可得证明：

　　罢应募之士。[19]

　　高宗朝的对外战争，包括百济、高丽仍有兵募的情况。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旧唐书·刘仁轨传》云：

　　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厚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20]

　　唐灭百济之后，再图进攻朝鲜。《旧唐书·高宗本纪》载显庆六年（661年）正月乙卯：

　　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坏带方道行营。[21]

　　由此可见，唐代前期的军事战争，府兵固然是其中一部份，但兵募亦有其作用。唐代每逢对外战争，都必须征兵，[22]对外作战就不可能只是府兵。历来对府兵为唐代军事战斗立下功劳的说法，恐怕过誉。

　　唐代为何要实行兵募？如前所述，府兵是以宿卫为主，其次才是出征，兵募与府兵不同在于兵募不需要宿卫，它的责任只是应付临时性的征行。突然性的战争和大规模化令朝廷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动员兵员应付。府兵在数额有限及宿卫为主的原因上，临时的兵募就可以满足对外战争的兵员需求。[23]府兵是一种制度，兵募则是临时召募之兵，平时没有固定的兵员和编制，有事征募。兵募是自愿性质，应募者少，就采用强制手段征发。[24]兵募的选取原则，在《唐六典》卷五的〈兵部郎中〉中写得十分清楚：

　　凡天下诸州差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才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强明堪统摄者，节级权补主帅以领之。其义生者，别为行伍，不入募人之营。[25]

　　很明显，「户殷、丁多、人才骁勇」者是选取原则的关键。富户首先当兵、多丁，都是为了照顾单丁户在唯一男丁当兵募的情况下，离乡别井会影响农业生产。身材强壮的去当兵，自然更可理解了。兵募是取「天下诸州」，说明了兵募的范围比府兵要广，[26]府兵亦不是全国性征兵，由于府兵不会离开乡里，是地着的兵，只是每年上番，才往京师。在府兵制普遍推行下，设府甚多的的道，许多八等、九等的户，也需要被征发；江南折冲府却寥若晨星。[27]相反，兵募的征发，实际上包括了唐境所有州府，并就近征发，例如西州戍兵来自陇右道，西南府兵出自剑南道，又或者在特定地区征发，如水军来自江淮，对抗吐蕃入侵，则在关内道、河东道、河南道、河北道征发。[28]这种征发灵活，可视需要而定，而唐代边防重点在西北、东北两面，征募也就此原则就地选取「人才骁勇」之士，盖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陇右道位处边陲，当地人口众多，以所募之士多是胡人，有尚武传统。[29]事实上，唐初战争，尤其是胜利之役，都有胡人，如征高丽、回纥、突厥等。[30]战突厥时，曾就有数万回纥兵及十万铁勒兵。[31]由于兵募不同于府兵，其服役方式，是征行与镇防。一般情况下，兵募需要直接为某次军事行动而出击，战还即罢，但亦有战争结束后不立即遣还，而由行军转为留镇的；镇防则以防秋为主，是指每年秋季派兵镇守要塞，以防西北少数民族兵马侵犯。[32]

　　唐代的军事兵制史研究中，学者大多集中府兵而忽略兵募，人们甚至认为唐前期的兵制只有府兵一种，始作俑者的是李繁的《邺侯家传》。《资治通鉴》、《新唐书》等书，往往把唐代前期的「兵募」改写成「兵」，以致不能与其他兵员来源区别，甚至夸大府兵作用，忽略了兵募。[33]总结全文，我们发现府兵的任务当以宿卫为主；而府兵短时期的军事训练可以创造出唐代前期的军事成就一说，是应受到质疑的；兵募从中参与战争，得出战争实府兵与兵募二者结合。我们把唐代前期的对外战争成就纯粹归功府兵是对兵募的不公平，愚竟以为应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之上，重新审视唐代初期对外战争上府兵的功劳与兵募的重要性。

　　附记：本文是在业师谭劲勤先生的鼓励下完成的。去年（2008），谭师要我研究唐初对外战争所用府兵的数量，以此证明府兵与对外战争没太大关系，打破传统说法。我本身不是从事军事兵制史的研究，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论文漏洞百出，但在谭师的支持和引领下，我竟不识浅陋，抛砖引玉。在今年（2009）年初，初稿完成后，谭师在多方面作出指点与修正，但因锁事繁多，无瑕整理，至年中才定稿完成。事实上，本文仍有很多发挥空间，特别是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但始终学力尚浅，只待来日再作有关讨论。

　　按：本文承蒙谭师劲勤指导及修正，仅此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1]学界对府兵制度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学界除陈寅恪发轫外，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载氏着：《谷霁光史学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卷，页1-287。】、唐长孺的《唐书兵制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及数篇论文最为深入，讨论面最广。岑氏认为唐承隋制，府兵统帅权为十二卫和太子卫率，但其著作自1957年出版至今，时日已久，资料与见解有必要再补述。谷氏则主张西魏、北周是府兵形成期，论定了府兵制是一种以汉代封建制为主、鲜卑部族为辅的具有新的特点的兵制，揭示了唐代府兵制对宋代兵制的影响，又校正了府名、地域。唐长孺的《唐书兵制笺正》自文书印证卫士需承担上番宿卫和征镇防戍任务，将兵志整理笺正。日本学界方面，贺泽保规的《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东京：同朋舍，1999年】，可说是精辟之作，由贺泽保规的整理中可知，滨口重国的〈府兵制度より新兵制ヘ〉【载氏着：《秦汉隋唐の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页3-83。】透过兵役和百姓租调力役的负担及授田关系，解释府兵从西魏开始的发展过程。菊池英夫则对府兵制度历史从西魏开始作出全面论述。【〈府兵制度の展开〉，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五》（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第十一章，页407-439。】而谷川道雄的〈武川镇军阀の形成〉【缺出版地：缺出版社，1982年】（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府兵国家と府兵制〉【载氏着：《增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东京：竺摩书房，1998年），页409-429。】则论述府兵制源流，具寻根作用。而近代的劳经原、劳格的《唐折冲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罗振玉的〈唐折冲府考补〉【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台北：开明书店，民48年），第六册，页7631-7659。】及谷霁光的〈唐折冲府考校补〉【载氏着：《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一卷，页299-342。】等考证了军府之府名及所在地，是以石刻资料补充军府之先河。

[2]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一卷，页115。

[3] 司马光着，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台北：文化图书公司，民63年），卷187，〈唐纪〉3，页1280。

[4]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一卷，页122-125。

[5] 古怡青：《唐代府兵制度兴衰研究──从卫士负担谈起》（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页41。

[6] 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开元十年（590年）以前乃兵农合一制。

[7] 唐开元十年沙洲敦煌县悬泉乡籍。参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页55-56。

[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台北：开明书店铸版，缺年份），卷51，〈食货志〉第41，页3753。

[9] 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页56。

[10] 唐开元四年沙州敦煌县兹惠乡籍。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0，〈兵志〉第40，页3751。

[12] 林天蔚：《隋唐史新论》（台北：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67年），页293。

[13] 王溥：《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85，〈杂录〉，页1556。

[14]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历史研究》1981年4期（1981年8月），页163。

[15] 刘昫：《旧唐书》（台北：开明书店铸版，缺年份），卷3，〈本纪〉第3，〈太宗〉下，页3070。

[1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13，页1324。

[1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13，页1325。

[18] 王钦若：《册府元龟》（台北，中华书局，民56年），卷135，〈帝王部·好边功〉，页723。

[19] 刘昫：《旧唐书》，卷66，〈列传〉第16，〈房玄龄〉，页3311。

[20] 刘昫：《旧唐书》，卷84，〈列传〉第34，〈刘仁轨〉，页3346。

[21] 刘昫：《旧唐书》，卷4，〈本纪〉第4，〈高宗〉上，页3072。

[22] 林天蔚：《隋唐史新论》，页293。

[23]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84年），页103。

[24]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页160。

[25]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卷五，〈兵部郎中〉，页157。

[26] 府兵仅限于有折冲府的州，主要在京师周围和边境沿线地区。由于折冲府的数目在不同史籍有不同记载，甚至出现同一作者，有两种不同军府数字的情况。岑仲勉把若干数字分为两组，分别以574-594为一组、630-634为一组。【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页54。】但并无加以说明，后被毛汉光认为前者可能有讹，则可分为593-595一组及630-634一组。毛氏认为593-595一组代表府兵衰微时期（尤其是玄宗时期）之数额；630-634一组当为唐初府兵盛世之军府额。【毛汉光：〈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五卷第一期（民83年），页115。】古怡青按各家之言把数字按年份排序，颇能纠正前人学者之误。【古怡青：《唐代府兵制度兴衰研究──从卫士负担谈起》，页11-19。】谷霁光亦有把唐十道的折冲府加以比较：

道名	关内	河东	河南	河北	陇右	山南	剑南	淮南	岭南	江南	合计
军府数	288	164	74	46	37	14	13	10	6	5	657
占军府总数的百分比	43.9	24.9	11.2	7	5.6	2.13	1.98	1.52	0.91	0.76	100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一卷，页137。】由上表可见，折冲府最集中之地，当为关内道，其次为河东道与河南道。而后二者之总数和也不及关内道。虽然折冲府各道皆有，但分布并不平均当为事实。（统计数据引自古怡青：《唐代府兵制度兴衰研究──从卫士负担谈起》，页529-543。）

[27] 陈高华、钱海皓总主篇：《中国军事制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王晓卫编：《兵役制度卷》，页206。

[28]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頁161。

[29] 章群：《唐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民67年），页68。

[30] 林天蔚：《隋唐史新论》，页158。

[31] 林天蔚：《隋唐史新论》，页293-294。

[32] 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氏着：《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民83年），页36-37。

[33] 唐耕耦、张国刚均持此见。见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页166；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