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左传》看春秋时期的重民思想
内容摘要：中国西周以前的文化特点是“重鬼尚巫”，经过西周时期“尊天敬德”的转折，重民思想在春秋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和传播，一是对由“近鬼神”到“近人事”的天人关系的认识的变化，二是产生由“德以事神”和“恭行天之罚”到“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春秋时期的重民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将人们的思想一步一步引向充满人文精神的光明大道。
关键词：论语；左传；重民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9
在原始社会，人们崇尚神权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会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于神的原因。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天命鬼神观念，主张“德以事神”宣称自己是“天”的代理人来统治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恭行天之罚”[2]379。
西周时期，神权至上的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他们认为“天命”是有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承受天命，所以强调统治者要敬德保民，“惟天时求民主”[2]614。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2]609孔颖达说：“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佑之。民之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之。”[2]609《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371，“天因民以视听，民所恶者，天诛之”[2]371，统治者应当以民为镜，“民心所向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民意的臧否，就是自己是否有德的标准，也是上帝考察自己是否有德的唯一参考。”[3]这一思想意味着神权的动摇，但是并没有摆脱神权的色彩。
春秋时期，人们的天命意识越来越趋于淡化，总的趋势是由近鬼神转向近人事，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政治家著书立说来阐扬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对社会整体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下面就其《论语》和左丘明的《左传》来看春秋时期重民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重民轻神的天人关系
春秋时期，孔子的天命观和神道观则更突出地体现了神权观念的冲淡。孔子是周代礼制思想的继承者，他一生致力于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重建礼乐制度。作为殷商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承袭了殷商时代的鬼神观念，但经过周代文化的过滤，这种神权至上的观念已经趋于淡薄了。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鬼神已居于次要地位，人的地位已明显上升，他对天神采取的是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的弟子子贡对孔子的观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46，指出孔子的著作多处讲到天和命，但不见有孔子关于天道的言论。《庄子·齐物论》中谈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5]13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一书中说：“‘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4]9。并将“存而不论”解释为：“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4]9存而不论，其前提是承认鬼神的存在，既然存在就要对其存有敬畏之心。正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所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4]177“天命”即天的命令，天的旨意，是一种超于人力之外的意念，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即“主宰或命运之天”[4]10。
为什么孔子既回避神灵但又不否定其存在呢？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思维程度有限，无法解释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发生的事情，只能将其归结为天或神的原因。而孔子正是借此来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要求人的一切活动要合乎伦理道德，对天神怀有敬畏之心，从而借神来制约人的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
人们已不再把天神看做决定人命运的权威，自然就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人和社会上，从而进一步轻视神的地位，形成对天人关系的新的认识，即重民轻神。孔子虽然不否定神的存在，甚至认为人们对神要有敬畏之心，但他并不提倡神灵高于一切，天神主掌人类社会，而是将人的地位置于神灵之上。正如他在《雍也》篇中所言：“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4]61，对于神或天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当子路问及孔子如何服事鬼神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4]113，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比神显然要重要得多。
同样，反映春秋战国之交社会思潮的《左传》也体现着重民轻神的思想，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1604。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民为神主”的主张，认为人是神的主人，人掌控着神，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桓公六年》记载季梁阻止随侯追击楚国，表达了他对人神关系的观点，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6]279的主张，是“民为神主”这一观点的直接表述。
《左传》的作者也极力肯定春秋时期的一些重民的政治家，如邾文公、郑子产、齐晏婴等，极力提倡他们的一些重民轻神的主张。邾文公迁都到绎，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6]788，“命在养民”[6]788，孔颖达说：“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养民，迁则民利，志在必迁，以百姓之命为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长，长短先定，不迁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迁就善居，则民安乐，乃传世无穷也”[6]788。《昭公十八年》记载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6]1956的言论，充分体现了远鬼神，近人事的思想。《昭公十六年》中，晏婴在反对“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6]2106时说：“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6]2106他认为只要统治者不违背道德，国家就会安定，不用担心预兆灾祸的彗星的出现。
此外，《左传》甚至还否定一些鬼神迷信，如“吉凶由人”[6]563，“妖由人兴”[6]375、“妖不自作”[6]375，“祸福无门，唯人所召”[6]1416等观点，都否定了人们对鬼神妖怪的迷信，认为吉凶祸福并不是因为得罪了鬼神才招致的，而是人自己心里有鬼或是由人自己造成的。
《左传》中所体现的重民思想虽然不再把神看得比人重要，但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如《僖公十九年》子鱼反对人祭时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6]570既然民是神的主人，如果用人去祭祀神灵，神灵还会接受吗？可见当时人们还是要祭祀鬼神的，只是不再用人作为祭品了。再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1604的观点，其前提还是承认天的存在，只不过强调了将天的旨意归结为民的意愿，但其重民的指向却是明确的，即人比神重要，人是神之主。
二、“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
“敬德保民”首先是由周公提出的，孔子继承了这种观点并借其大力宣扬自己的“仁政”思想。这个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家认识到君依赖于民，民制约君的君臣关系，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意识到君王自身也要注重道德修养，提倡以“德”治国。从孔子的政治思想来看，其“仁”、“爱”、“礼”、“义”等口号均是指向伦理政治的，其重要对象就是君和民。
“敬德”的前提是“重民”，因为只有认识到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民为邦本”，才会采取措施去“爱民”，“保民”，“惠民”。“敬德”有两层含义，一是统治者自身要敬德，要具备良好的修养；二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使人民也懂得道和礼。“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主要是针对统治者来说的，君王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也才能以自身的言行来影响下层民众，实现德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11，这也是针对统治者来说的，他认为君王以德治国，就会如众星拱月一般得到人民的拥护。“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12则充分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敬德”的政治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81，如果老百姓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去做，就听任他们，如果不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去做，就要教育他们。要让老百姓知礼知德，主张以道德教化人民。再如《左传·僖公五年》中记载宫之奇进谏虞公时，对虞公“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6]497的反驳：
“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6]497
他指出神明所依凭的只是有德行的人，要求君主有德才能得到神明的保佑，从而使民众和睦相处。
“保民”就是要注重民力，保障人民生存的权利。“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保君王，君王只有“爱民”、“保民”、“惠民”、“抚民”才能赢得民心，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巩固君王的统治。已经认识到人民不仅是神要顺从的对象，也是君王要重视的政治因素。孔子说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4]47~48，提到君子为人之道要关心民生，给人民好处。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4，其中提到治理千乘之国，对政事要谨慎专一，讲求信义，节制用度，对人民要仁爱，役使百姓要按照农时，都是强调要为政者要“仁爱民众，理顺民心，赢得民心”。
然而，这种重民和民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以人为本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下的民本，前提是尊君，一切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保民”并不是其最终目的，只是统治的手段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重民轻神”所说的“民”与“敬德保民”的“民”有着很大的区别。“重民轻神”的民应该是指人，是相对于神而言的，而“敬德保民”中的“民”则侧重于人民，是相对于君王或者统治者而言的。[①]
春秋时期的重民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春秋正是处于殷商到战国的过渡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神权至上到重民轻神，将人们的思想一步一步引向充满人文精神的光明大道。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闪烁着“民本”思想的火花。他认为君王只有赢得了民众才能统治天下，把民心向背作为君王统治天下的最重要的因素。孟子甚至还直接反对残酷暴戾的君王，否定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正所谓：“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7]251，孟子有如此鲜明而尖锐的批判，与春秋时期的重民思想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注释：
①参见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论语词典》，他把《论语》中用于指人的“人”字解释为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指一般的人，一个是指狭义的人，并不包括老百姓的“民”在内。借其对“人”和“民”的分别，可以将“重民轻神”的“民”与“敬德保民”的“民”理解为不同的范畴所指。
参考文献：
[1]杨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黄玉顺.周公“德治”思想简论[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5）.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清]王先谦:《诸子集成》（第四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6][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