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与朝圣——从《圣经》看中国古典神学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艾青

　　我们今生的价值是什么？保尔·柯察金说：当我回首往事的的时候，能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但是，当我走进象牙塔，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时候，我犹豫了，我彷徨了。这难道就是我要做的事业——文凭、财富、权力，车子、房子、老婆……

　　也许我太天真了，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理想和信仰。但我又为什么而活着呢？我不知道去问谁，没有人跟你讨论这些问题，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忙碌着；我举目无亲，我只有泡在图书馆里，从死人那里找答案。

　　我从东方看到西方，从西方回到东方；从汉字学会英文，从英文学德文，从德文又学繁体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看美国，从美国看到春秋战国；从胡适看到卢梭，从卢梭看亚理斯多德，从亚理斯多德看到孔孟；从耶稣看穆罕默德，从穆罕默德看屈原……我每天都在和死人对话，我不停的问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活这一生？得到的答案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而对于古典的认识，我是从西方发现的东方。没有卢梭，我看不出中国国古典里的人文，没有耶稣，我看不出中国古典里的神学。

上帝

　　在没有接触中国的经典以前，我以为“上帝”是西方的特产，而在读《诗经》时，才发现原来中国的上帝在沉睡。

　　在用《圣经》神学发掘中国古典神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犹太人的文化传统还是比较相似的。犹太人有一部《旧约》，中国有《五经》——两者基本都是介绍各自民族的渊源；犹太人还有一部《塔木德》，中国还有一部《四书》——两者都是在介绍和发挥自己民族那两部经典。所以在比较《圣经》神学和中国神学的时候，拿犹太文化和华夏文化进行比较应该直接些。而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犹太文化和华夏文化的直接碰撞，那就是开封犹太人。

　　开封犹太人留下了几块古碑：

　　“重建清真寺碑”（1489年）：“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迺(乃)盘古阿躭（亚当）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於形像，不谄於神鬼，不信於邪术。其时神鬼无济，像态无祐，邪术无益。……祖师忽地醒然，悟其幽玄，实求正教，参赞真天，一心侍奉，敬谨精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乜摄（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奈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

　　“尊崇道经寺碑”（1512年）：“道经相传，有自来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躭（亚当），传之女娲（挪亚）。女娲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以撒），哈 传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乜摄（摩西），乜摄传之阿呵联（亚伦），呵联传之月束窝（约书亚），束窝传之蔼子喇，于是祖师之教，燦然而复明。故凡业是教者，其惟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朝夕警惕，诚意修身，斋戒节日，饮食可叵于经，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则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称，家家遂俯育之乐。”[1]

　　“重建清真寺记碑”（1663年）：“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源，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2]

　　开封犹太人对其《摩西五经》或《托拉》（即《旧约》）研究有多深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来源非常慎重，就像中国人动辄称自己“炎黄子孙”一样，所以宋朝皇帝赞赏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1不过中国人应该再往上寻到一个祖宗，就是伏羲。就像摩西[3]在西奈山上领受上帝诫命，成就《摩西五经》一样，伏羲成就了《周易》的雏形。不过《周易》比较起《旧约》来，要难得多了：《旧约》是用记叙题材写成，就像小说一样，即使你看不懂里面的神学含义，你也在看“小说”中潜移默化了；而《周易》却不然，是用说明和议论题材写成，即使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没几个能把《易经》看下来的。不过在上古，中国有专业人士来解读这些经典，领受上帝的指示，比如《楚辞》里的“太卜”郑詹尹。屈原在迷茫得不知所从时，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让郑詹尹给自己算一卦，该何去何从。这位“半仙”在屈原这位“大神”面前老老实实地说：龟策诚不能知事。

　　我们再看开封犹太人的教碑里所阐述的教义：“不塑於形像，不谄於神鬼，不信於邪术”，“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源，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这简直就是中国经典的翻版：

　　孔子曾怒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不语怪、力、乱、神”。

　　“敬鬼神而远之”。[4]

　　“天人合一”就是《中庸》里面的神学精髓了：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莫显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之各得其所也”。3

　　即使说开封犹太人有献馋于“世俗”之嫌，但可以看出其《旧约》的神学传统跟中国的神学传统是一致的，即相信有一位上帝。我们考察中国的经典，就会看到所有的礼、乐、道、德一直在用这个至高的力量在支撑。

　　这里说的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犹太人同化过程，而世界上大部分犹太人在“去国怀乡”时，并没有被同化。这令人想起从上个世纪的出现的“海外华人”现象。在对中国古典的发掘上，出现了“内衰外昌”的局面：港台、韩日、南洋、美国出现了一个个“国学”精英，而在大陆却几乎看不到。[5]整个华人世界就像“去国怀乡”的犹太人一样在追问：我的故园圣地在哪里？国土虽在，却已看不见神州的守护神。

　　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但肯定的是有“教”，是“无宗之教”，这样就产生了对宗教的包容性。

　　提到犹太人，让我想起几个犹太人对中国的影响：达尔文和马克思。这两个人可谓对中国影响甚大：一个提出了进化论，另一个提出了唯物主义，并且直到现在他们的学说都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圭臬。

神学

　　《圣经》中有几个神学主题概念：上帝、神、耶和华；在中国古典里，有神、上帝、天。对于这几个的对等性，很难界定，一方面是语言方面的难度，另一方面就是与语言相关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不过还是可以进行大致比较，比如，“耶和华”这个概念应该跟中国古典里的“上帝”相当，两个都是至高无上的代表；《圣经》中的“神”一般相当于中国古典里的“天”，这两个概念一般各代表的是“耶和华”和中国古典里的“上帝”。而《圣经》中的“上帝”在英语中跟“神”是一个词“god”，只是“上帝”大写为“God”；而在中国古典中，一般很少用“神”来指称“上帝”，中国古典中的“神”的含义比较泛化，主要指先祖等。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主要单位是词，而上古时代的语言的单位是字，一个字所包含的信息量比现代一个词的都要大得多，比如：仁、政、德、道、礼、乐，等等，这些字在上古时代的意义是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查不到的，或者说不完整的。对这一个字阐述，就可以写上一本书。

　　黄帝的史官仓颉按象形指事和会意的方式造了汉字，一个字就像一幅画、一件事或一个寓言。我们先来看甲骨文中的“上帝”以及“天”。甲骨文的“上”是一短画在上，一长画在下，即“二”，下面的长画表示中线，上面的短画表示空间的上。甲骨文的“天”是 ，其构造是“二”在上， 在下，即人形在下。所以甲骨文的“天”有“人之上”的意思。而甲骨文的“帝”有几种写法，这也说明了“帝”的人神共通性，也就是“帝”并不是指人或神，只有“上天”才是最高主宰。而之所以出现“上帝”这个概念，也是把“上天”的形象化和人化。[6]还有一些字《六书》难以归类，根据上古《圣经》故事，就能够迎刃而解。当初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知识树，夏娃受蛇的诱骗，见知识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又给人智慧，一时贪婪心起，就摘下来吃了。祖先们显然记得这个故事，用二木之下一女择果这幅图画作“贪婪”的“婪”字。“禁”字也相仿。当初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大洪水之后，诺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中国先祖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義（义）”字，竟惟妙惟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精义见证了出来。这一类非得在天光下不能破译的汉字还有不少。难怪民间传说，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奥妙，天上降栗，夜里鬼哭。[7]

　　古老民族的文字，就可以将这个民族的文化来源讲解清楚了。上面我们是从汉字的起源将中国的相关神学进行了初步探索，下面我们再从汉字的引申来看下中国的神学，我们就拿“礼”和“乐”来举例。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个词叫“礼崩乐坏”，专门形容春秋战国时中国文明的颓废。那么到底什么是“礼”，什么是“乐”？“礼”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礼貌”，“乐”就是现在所谓的“音乐”？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就拿音乐来作比方。一曲音乐本是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声音配合起来的，音乐和谐与不和谐，就看这配合有无条理秩序。这个“秩序”就是“礼”，这个“和谐”就是“乐”。“乐”的许多属性都可以用“和”字来统摄，“礼”的许多属性都可以用“序”字来统摄。“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发展的一种胜景，而达到这个胜景的路径是“序”。看到繁复中的“序”只要有科学的精神就行，而要看到变动中的“和”却不止是科学的事，必须有一番体验，或则说，有一股宗教的精神（在这种宗教的精神上，西方偏重追求“自由”，而中国偏重“和谐”）。

中国

　　我们看《圣经》，知道《旧约》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张家谱；《新约》主要介绍耶稣的事迹。虽然说耶稣牺牲了自己来拯救世人，但整部《圣经》好像没有提到过中国。但是，既然我们人类都是出自上帝之手，作为上帝的子民，《圣经》里应该有中国祖先的痕迹。我们看《圣经》第十章：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

　　雅弗的后裔

　　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雅完、土巴、米设、提拉。歌蔑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迦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单。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含的后裔

　　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迦。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的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位，和尼尼微、迦拉中间的利鲜，这就是那大城。
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帐斯鲁细人、希未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洗玛利人、哈巴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迦萨；又向所多玛、蛾摩拉、押玛、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沙。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

　　闪的后裔

　　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帖、玛施。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注：“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坍。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萨玛非、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腓拉、约巴，这都是约坍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在大洪水之前，从《圣经》看不出人类种族差异，一切都是人类的原初形态，生活在亚当所建立的王朝中；而在大洪水之后，人类就明显出现了种族差异。诺亚有三个后裔：闪（Shem）、含（Ham）、雅弗（Japheth），这三个人分别开辟了独立的王朝。在犹太人世界观中，世界由亚、非、欧三洲组成，诺亚三个儿子即为白、黄、黑三色人种祖先，[8]《圣经》以后部分几乎讲的都是闪族（Semite）的历史。那么中国人是来自哪一个种族？整部《圣经》对闪族的论述基本排除了中国人来自闪族的可能性。来自雅弗族（Japhethite）也不太可能，欧洲人将雅弗族的历史阐明的非常清楚了——雅弗是雅利安人（Aryan）的祖先，即主要为印欧人种的祖先。那么中国人在《圣经》里的来源应该从含族（Hamite）里发掘。

　　在没有文物考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语言进行考证；而在语言的演变中，千差万别，尤其是语种之间书面差别非常大，但在语音上却可以进行顺藤摸瓜，比如“约翰”和“Johan”，“马克”和“Mark”。

　　首先我们看这段经文里出现的两个词：含（Ham）和示拿（Shinar）。我们先来看“含”这个词。我们回想下东亚文化圈里的几个“含”的谐音字：汉、汗、韩。“汉”的文化意义很明显了，有汉族；“汗”这个词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一般通称其首领（Khan。注意：尽管有K，但在这里不发音，虽然汉人在翻译时习惯于翻译成“可汗”。）[9]；而“韩”有现在的韩国，尤其是近来有韩国学者将“韩”与“汗”相结合，将其民族渊源进行扩张，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这样，不光中国人，整个东亚黄种人都和含（Ham）这位《圣经》人物联系了起来。

　　我们再来看“示拿（Shinar）”。中国在国外一般称为China或支那，这两个词跟“示拿”的发音又是这样的相似，尤其是在罗曼语系中，China的发音比在英语中更接近“示拿”。真是无巧不成书。[10]

　　这样从词源上，我们大体上就可以看出中国和《圣经》的渊源。虽然在《圣经·创世纪·10》之后，含的后代基本上没有在《圣经》里出现，但并不表示上帝抛弃了这个部落。这就需要中国人自己从自己的家谱里寻找上帝的足迹，毕竟《圣经》是闪的后裔写的，闪和含分家已经很久了。

　　并且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这个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指天下（世界）的首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简称。无论我们说“中国”时指的哪一种，都可以看出一个夜郎自大的情节。

智慧

　　我们在《旧约》里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偷吃禁果”的问题：

　　“有一天，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食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并不一定死的。因为神知道，你们摘食的那天，眼睛更加明亮，并且能辩善恶。”

　　　　“女人听了，觉得那树上的果子能使人悦目，增加智慧，是好的，就摘下来自己吃了，也给了丈夫吃了。

　　　　“食下之后，两人的眼睛果然明亮了，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上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裙子。”

　　在《圣经》中，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人就可以睁开眼睛，看到世上的东西，增加智慧，而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这是《圣经》的神学逻辑。而中国经典却将这两者进行了中庸处理，在对上帝的虔诚和对智慧的聪明之间进行了中和，这就是中国神学在对人文方面与基督教神学的不同之处。

　　在《中庸》对上帝（天）的关系上，提到了两个字“诚”和“明”，也就相当于这里“对上帝的虔诚”和“对智慧的聪明”。人在跟上帝的交流上，有两条互动的线路：“诚”和“明”。人可以没有知识，但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直接的启示，这就是“诚”的路子；人可以有博学的知识，但你越博学，你不知道的也越多，就像犹太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以最终你从博学的知识里认识上帝，这就是“明”的路子。这样通过“诚”的神学和“明”的人文这两条相辅相成的道路，人和上帝进行良好的沟通。“诚”是宗教范畴的概念，不是通过理智所能实现的，需要生活经验和用心感悟。“明”属于人文范畴的概念，就是通过知识的学习，来了解这个世界，通过了解这个世界来发现上帝。

　　这样通过“诚”和“明”相辅相成的作用，在人和上帝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你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从心所欲，不逾矩。[11]

　　每个人通过知识的理性学习来把握世界的能力非常有限，也不可能完全通过理性知识来生活，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容的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上帝的直接启示来生活。而作为一个遵循中国传统神学的人来说，其背负的十字架将是非比寻常的沉重，因为他不仅仅是依靠“诚”来接近上帝，他还要通过“明”来积极入世。

　　对上帝的“诚”说明人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对世界的“明”说明人追随上帝的行动。现在罗马教皇本人也宣布相信进化论，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时候，英国主教专程来到达尔文墓，为这个“异教徒”献上一大捧花。而可悲的是，现在的中国人只追求“明”，而忽略了“诚”。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演化”来表达达尔文“Evolution”的概念，为了防止误解，他还特意在注解里说明，这个词不仅有“进化”，也有“退化”的意思。这就是说，除了“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还有“从复杂变简单”、“变单一”的可能。

　　我记得看达尔文的传记，达尔文后半生很不幸，一方面是近亲结婚导致子女生理缺陷，另一方面是《物种起源》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所带来的心理纠缠。不管达尔文是否基督徒，他对科学的勇气无可厚非。不过好像达尔文进化论对生物学的影响好像远远小于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尤其在中国的唯物主义氛围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乎占垄断地位。这让我想起了孔子的原则：不语怪、力、乱、神。因为有些天机一旦说出来，就可能成为始作俑者。不过在对真理的道路上，敢于提出质疑的勇气，这本身就需要宗教虔诚的支撑。

　　中国神学和上帝的概念比较《圣经》难懂，因为圣经把上帝直接人化了。故古今中外，多人读圣经而直接了解上帝。四书五经不是宗教神学的经典，并没有专门或直接讨论上帝。在中国经典里，上帝是和历史、国家、民生、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经典里的上帝不是孤立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和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所以经典里的上帝是中和的，即天人地之道。圣经里的上帝比较直接而容易了解。就是因为这个直接和容易，西方的神学家们很容易把上帝直接化了。现在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家们，不是把上帝直接孤立为一位属天属灵的上帝，就是把上帝孤立成一位属地专为地上福利服务的上帝。更有很多人把上帝专利为个人主义的上帝。这些都失去了中和性的天人地概念。

　　中国经典虽然难读，但不容易被断章取义的造成教条神学，并可以一直保持天人地中和性的上帝概念。[12]

牺牲

　　在圣经里，耶稣为了拯救世人，将自己献祭，以为世人赎罪。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只有上帝的独生子的牺牲才能为世人赎罪。

　　在中国经典里，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的上帝，就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上帝。所有的老百姓也都是“天生”的“烝民”，也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天子是上帝的首子，有天命，是众民的代表，也是上帝的代表。商汤在讨伐夏桀时，发表过：“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13]周武王在尚书的泰誓发表过：“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既然是受天命，众民有罪过就应该由天子一人来承担。有罪是君王责任，他一人应该受惩罚。因此天子应该替众民受处罚。天子是众民的牺牲。上帝只肯接纳他儿子的牺牲。这个牺牲就是祭祀。

　　既然上帝只肯接纳天子的牺牲，那么很自然的，只有天子才配得祭祀天地，类乎上帝。但是天子并没有被杀来献祭给上帝，天子用一只牛来代替自己，这头牛就被牺牲了。《礼记·曲礼》篇说“天子以牲牛”。天子就是这样，以牲牛来祭祀天地，类乎上帝。

　　我们先来看天子的象征物：牲牛。在《圣经》里，祭祀用的是羔羊；而在中国，天子祭天时只用一只特别的牛——牲牛，就是不能怀孕的牛。礼以稀为贵，数以一为贵，所以祭天时只能用一直特别的牲牛。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概念，就是敬拜上帝时要专诚，单诚，还要贵诚。12

　　然后我们来看具体怎样的祭祀。《礼记·郊特牲》里有：“郊血，大饗腥，三献烤，一献熟，至敬不饗味而贵气臭也。”就是说：祭天（上帝）用血，大祭祖庙用生肉，祭地用烤肉，小祭祀用熟肉，乃因至诚至敬的祭祀不是要尝味道，而是要嗅到其香气。这里就提到了祭祀的最高峰：血祭。祭祀上帝要用血，血是祭祀上帝的本质。血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烤肉和熟肉。中国一开始就已经将祭祀上帝和血液联合起来，这是神学上一种至高峰的启示。12

　　在这整个牺牲过程中，一直有一个概念躲在后面，就是“配”。天子配天，耶稣配天，牲牛配天，等等。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故有的独到概念。配是什么意思呢？配是相合，天和地要相和，有标准的相和，相辅相成的相合相和。天和人的相合，首先人要够得上和天相合。所以配还有够得上的意思。简单的说，人要配得上天，配有价值的概念。这人值不值得配的上天呢？这是看这人本身的一切。当我们孝敬祖宗时，我们才配得与上帝亲近。（在战争暴力中“牺牲”的人最多，是不是“配”的上“牺牲”这个概念，在这里就显而易见了。）

　　通过这个“配”，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和中国神学的异同。在这三个神学里，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但在接近上帝的途径上有所不同：在《旧约》神学里没有中间体，在《新约》神学里是通过对耶稣的信仰来接近上帝，而在中国神学里通过了天子或祖宗来接近上帝。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赦令列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自由传教。在《生命之宝》一文中康熙明确表示：“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但在十八世纪初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康熙立即将他逐出国门。[14]

　　基督徒到中国传教，劝人放弃崇拜祖先，他们似误解耶稣的“弃父母兄弟妻子去求天国”一句话。其实基督徒之崇拜耶稣，是因为耶稣本是天父爱子，能体贴天父的意思，降世受刑，为人类赎“原始罪恶”，免他们陷于永劫，这就是他对于天父的孝敬和对于天父的儿女们的仁慈。耶稣是慈孝的象征，基督教仍是“报本反始”的意味。[15]当然最根本的是上帝，孝之大，莫大乎孝天。

　　在这里就要提一下屈原的神学意义。屈原生活在孔子、孟子之后。从孔子到孟子，到屈原，他们三人都一直在呼吁遏制社会的沉沦，而他们一直受到犬儒们的挖苦和奚落，到了屈原，终于自杀了。到现在，我们有所谓的端午节来纪念屈原，而没有纪念孔子和孟子的节日，为什么？为什么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都没有赢得一个节日，而郁郁而终的屈原却受到了这样的尊崇？因为屈原为了呼吁上帝的慈悲而献祭了自己，把自己作为了牺牲而献给了上帝。因此在神学上，屈原的意义比孔子和孟子都要大。上帝最需要的是宝血，屈原可以说真真切切地让世人和上帝看了看自己的心和血，因此受到上帝、受到民众的拥戴。孔子和孟子在人文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神学上，屈原做出了血的献祭。

和谐

　　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圣经》经文，而我对中间的一个转折非常感兴趣：

　　“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的毒酒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在那样一个关头，金没有利用民众，而是在疏导民众，他没有让民众一劳永逸地去夺取政权，而是让大家将自己的解放投身于生活中去。这样，美国的黑人运动有条不紊的进行。我们看到，美国黑人一直都在游行示威，但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暴动。这就是爱的力量。

　　而纵观我国的政治运动，总是有太多的铁和血。被压迫者总是想将统治者打倒，统治者总是用武力来平息暴乱。相互之间没有信任，没有一个共同的追求，或者说信仰。没有这个共同的信仰，就不可能有宽容和博爱，不可能有信任和对话，不可能有真诚和接纳。

　　远的不说，就拿新中国来说，从解放战争到文革，从文革到八九学生运动，一次次事件在人们心中埋下了太多的怨恨，这些怨恨该怎样化解？一部分人通过这些事件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另一部分人因为这些事件而被边缘化。这里面的矛盾该怎样平息？莫非“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是真理？如果“适者生存”，为什么还有“天择”？到底什么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现在我们提出了“和谐”的概念，赢得了广大的认同，胡主席也因为这个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但是口号归口号，民主的概念从五四一直唱到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大家还是被“民主专政”着。

　　一个国家的根本风俗在农村。现在农村有很多节日都要祭祀祖先，如清明、春节等。而春节最为隆重，因为这时不光要祭祀祖先，还要祭祀上帝（不过我们现在很少提上帝这个词）。在过年时，家里正中央一般会放上“天地全神之位”的牌位，而祖先的家谱挂放在侧墙上（这是传统中国人的一般做法）。如果说孟子只是提出了宗教改革，那么现在这个宗教改革已经被人民自发地实现了，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信仰上帝的，只是这种信仰是自发的，没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尤其是形成了与上古时代完全相反的局面：上古时代是官方在祭祀上帝；而现在是平民在做所有这些责任，而官方却一概不管了。这是一个比较滑稽的局面。如果国民信仰不能受到官方的首肯，那么这个国家的正义性来自何处？

　　自从江泽民执政后期，到现在的胡锦涛政权，都表现出了很强的传统回归特点，如江泽民提出来的：以德治国、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到现在胡锦涛明确提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口号。“和谐”概念可以说将中国政治神学的最精髓部分提了出来。中国神学历来重视天地人的和谐、和而不同。但是具体怎样将政治与民间草根神学相认可，仍然任重而道远，否则君民同心的局面仍然很难形成，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之间的信任危机仍将继续存在。

　　历代以来统治者都会拿中国经典来为自己的政权作粉饰，不过与各代皇朝不同的是，现在统治者不再占据“天子”的位置了，不过平民心中仍有一个“天子”，就像“上访”、“上书”，大家都幻想着京城里有绝对的正义和真理。可是官方明确表示坚持唯物主义的信仰，在这个信仰之上绝对的“正义”和“真理”就等于是最有实力的金钱。那么，幻想着京城里有绝对的“正义”和“真理”的人心中已经没有了正义和真理，因为正义和真理就你身边。道不远人，人自远之。上帝不在京城，就在你家中。要知道我们国庆上向上帝展示的不是牺牲，是导弹。

　　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近来又出现了把毛泽东供奉了起来：为毛泽东建庙，给毛泽东烧香，把毛泽东放在“天地全神之位”的位置。

　　我在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看过专业的神学书籍，就想查下神学是个什么概念，后来还是放弃了——现在中国人写文字太喜欢下定义了，还是少一个定义为好。

　　现在的所谓“国学”班很多了，而唯独看不到“国学”里的一个核心东西，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在没有信仰的基础上讲所谓的“国学”，无非是教人学武，却不教道义。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了道，就是荒淫无道。因此，在发掘中国经典时，不要忽略了里面的核心：对上天的敬畏，对上帝的负责。

　　在信仰方面，我对基督教的认可大于对所谓的国学研究者的认可。而怎样阐述中国古典里的神学，一直是我头疼的问题：许多基督徒不认可中国古典里的上帝，而许多国学研究者又认为中国古典里的神学是迷信。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无神论泛滥的时代，国内还没有明确提出“神学”这个科目。国内现在有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唯独没有神学。这一个科目的缺失将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凋萎和民族信仰的迷失：端午节被韩国注册了，龙图腾被日本占有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恐怕要像古埃及文明一样，放在博物馆里了。就像《神州》里所说，一次次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寻觅和文化自救变成了文化痉挛和文化嚎哭。痛哭不要紧，但愿我们能哭回我们的守护神，让我们华夏子孙有朝圣之所就行。

附：祖国

　　我曾经如此的爱你/我可爱的祖国/但随着自己的成长/发现你复杂的令我彷徨/历经苦难/你倔强的成长/支撑你的/是怎样的脊梁/虚荣的国民/说你有五千的辉煌/而你深沉的内心/有几人进行了思量/一次次/你就要走向死亡/力挽狂澜的人啊/有几个能够捉住你的目光/爱你？恨你？/生我养我的祖国/为了你/我有太多的惆怅/你沉重的历史/我无从考量/但我千真万确地看到/你憔悴的面庞/是迷惘？是放荡？/你的眼神令我忧伤/几十年的涤荡/你又有怎样的感想？/你不仅属于我/还属于十三亿人/但我对你的感情/非比寻常/你的外表/是那样的令人痴狂/而又有多少人/把你当成了妓娼/每个人都需要呵护/每个人都需要庇护/而对你/有些人是那样的狂妄/十三亿又一的人/追求着你/我的祖国的啊/你将走向何方？/有的人霸占着你/有的人暗恋着你/你是想当婊子/还是幸福的新娘？/擦亮你的眼睛/重整你的荣光/让我们这些追随者/有一个美丽的女王/在你的庇护下/我们会幸福的成长/你的子民/将不再流浪/五十年？/五千年？/有了皓皓之民/你将有五万年的光芒！

注释：

[1] 从犹太教到儒教：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内在因素之研究，张倩红：《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2] 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夷夏之变”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刘纯，《法国汉学研究》第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3] 有人将摩西和伏羲进行了比较。

[4]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中华书局，2005

[5] 叩问华运——从犹太人看中国文化及其变体的前景，陈奎德，普林斯顿大学，http://rjs.xzds.gov.cn/gghy.asp?id=001511

[6] 共同的上帝——上帝在《圣经》和中国四书五经、附汉书与耶稣，陈慰中，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学院出版社，1994

[7] 《神州》福音精华版，远志明

[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BC%97

[9] http://hi.baidu.com/debbiechen/blog/item/d3179d351cd76d8ca61e123a.html

[10] 在这里，要提到一个中国学者宫玉海。他提出来过“示拿”与中国的关系，近来还提出来“耶稣”和“颛顼”的关系。有这样丰富的联想，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偏偏犯最低级的错误——时间错乱：将亚当夏娃安排到了大洪水后，耶稣一下子早生了三千年！

[11]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12] 共同的上帝——上帝在《圣经》和中国四书五经、附汉书与耶稣，陈慰中，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学院出版社，1994

[13]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中华书局，2005

[14] 《神州》福音精华版，远志明

[15] 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思想与时代》第七期，1942；本文参看《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民人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