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里的不逍遥——粗读《庄子》印象

　　题记：穷困潦倒死不休，蓬蒿丛中乜群囚。奇崛险峭孤峰在，东南西北任啾啾。

（一）引题或庄子的生存困境

　　在那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里，庄子无疑是最清醒的。清醒之处就在于他对那个时代看得太深刻、太透彻，同时又对那个时代感到太痛苦、太绝望。

　　要想理解庄子，我们先得从他生存的困境说起，因为生命的经验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生命的感受与思考。在历史上，我们并不能知道庄子的家世背景、师承渊源、平生阅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天空中，他就象一片云，悄然飘来，又悄然飘去，只留下那部叫《庄子》的书印在文明的深处。但我们还是能从这部伟大作品一鳞半爪的记载里大体知道庄子的生活，这有两个故事能够说明：

　　庄子家境贫困，所以他到监河侯那里借米。监河侯说：“好的，我就要收到封地里的租税了，到时我会借给你三百金，可以吗？”庄子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说：“我昨天来的时候，中途听到有呼唤的声音。我回头一看，车辙里有一条鲫鱼，我就问它说：‘鲫鱼呀，你为什么在这里啊？’它回答说：‘我本是东海的水族小官。你难道没有少量的水让我活下去吗？’我说：‘好吧，等我到南方游说吴越的国王，把西江的水引来迎接你，行吗？’鲫鱼听了面带怒色，生气地说：‘我离开了水，失去了安身之所。我只要少量水就可以活下去，而你却这样说，还不如早早到干鱼市上去找我呢！’”（《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庄子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上穿着用麻绳绑着的破鞋子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你为什么这样穷困呢？”庄子回答说：“这是贫困，不是穷困。士人具备了道德却不能施行，这叫穷困；衣服旧了鞋子破了，这叫贫困，而不是穷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生不逢时。”（《庄子·山木》第二十）

　　生不逢时的庄子大概一生都过着这种既贫又穷的生活——“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列御寇》），象孔子的学生颜回一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志。然而，他并不是没有显达的机会，若他要功名富贵，那简直是唾手可得：

　　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位大夫前来表达心意：“希望把国内的政事委托给您！”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把它盛在盒里，用巾布盖着，藏在庙堂之中。请问：这只龟，是宁愿死后留下尸骨受人尊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行而活着呢！”两位大夫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庄子说：“那么，请回吧。我希望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庄子·秋水》）

　　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才干，派了两位使者，带着贵重的礼物，聘请他做楚国的宰相。庄子哂笑地对楚国的使者说：“千两黄金确是很重的聘礼，宰相也确是很尊贵的职位。可是你们没有看见过祭祀天地时供神用的肥牛吗？；养了好几年，养肥之后宰了，给它披上文彩的锦绣，抬到大庙里去，在这时候，即使它想做一头孤单的小牛犊，办得到吗？你们赶快走开，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泥巴时里游戏，终身不做官，只图个逍遥自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面对穷与达，庄子断然拒绝了显达而选择了贫和穷。这样的选择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世界之中，有几个真能做到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呢？又有几个能禁得住权势金钱的诱惑呢？庄子的拒绝凸显了巨大的人格力量，凸显了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从而使他成为烛照众生的一面镜子。庄子之所以做如此选择，并不是甘心穷困，更重要的是基于他对现实的清醒观照和深刻洞察。

　　庄子看到，在那个君昏臣乱、人民倒悬的年代，整个官僚阶层是如此的伪仁伪善、虚情假义，他一把撕下他们仁义道德的假面具，直斥他们是一群假面大盗。庄子无情地掲露他们“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庄子·人间世》），并进一步批判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堆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在这里，庄子清醒地指出当时“窃钩者铢，窃国者为诸侯”（《在宥》）的黑暗现实，并自觉地以实际行动来同那个时代划清界线。

　　庄子看到，在那个物欲横流、人心迷乱的时代，人们“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秋水》），变得越来越势利浅薄，一切行为指向功利化，无穷的欲望驱使人们抛弃了自己（本性或自然），成为了“心为欲役”的奴隶；无穷的欲望驱使人们放弃了自由而陷入痛苦之中。人们在功利化的目标面前扛枷带锁，对欲望的追求永无餍足之时。

　　庄子面对人类迷乱的心灵，清醒的发出了他的醒世恒言：

　　庄子到雕陵的栗园中游玩，看到一只怪异的鹊鸟从南方飞来，翅膀有七尺宽，眼睛的直径有一寸长，碰着庄子的额头飞过去，落在栗园里面。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那么大却飞不远，眼睛那么大却目光迟钝。”于是他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拿着弹弓等待机会。这时，他看到一只蝉，正躲在浓密的树荫下面，而忘记了自身的危险，一只螳螂正借着树叶的掩蔽准备捕蝉，螳螂注视着蝉，见有所得也忘记了自身处在险境之中，这只奇怪的鹊鸟见有利可图，想着捕食螳螂，它也没有感到自己性命的危险。庄子见了内心惊惧地说：“唉！物和物之间相互为利所累，这是两类之间为贪利相互招引所致啊！”想到这，他赶紧扔下弹弓，回头就跑，恰在这时候，看守果园的人追赶他并责骂他。（《山木》）

　　庄子的警世恒言还在书里，但尘世中的人们似乎不太在意，他们手中提着若大的口袋，把于己有利的一切通通装入，然后等待换取一张可以随意提取的支票。殊不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沉迷于物欲而不知返的人们怎么会理解到庄子的苦心呢？这一切都是人心向利造成的危害啊，庄子的话是要人们少些贪欲，洁身自好。

　　庄子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面对着混乱的时世、血腥的空气、残酷的现实、迷乱的心灵。他感到极端的不满，他也感到极端的愤懑；他想解除人民的倒悬之苦，他也想解除人类心灵的困惫，他更想使人民获得身心自由的幸福。但现实的肮脏及污浊使他看不到一丝希望。现实既然是无望的，他只好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相比之下，同样的环境，其他诸子都积极的入世，去推销自己的学说，以期展开自己的理想。但庄子早就清醒的认识到，那简直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庄子从历史及现实中深刻洞察了这一点，他认为各家各派为了实现自家的理想而寄希望于君主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在那个“窃国者侯”的现实中，各国统治者都是蒙面的盗跖之流，所以，为了实现自家的学说而去向大盗游说，那只能成为大盗的帮凶，会更有利于统治者做恶。积于此，愤激的庄子说：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假如借重圣人来治理天下，就会更加有利于盗跖。为他们制造斗斛来量东西，那么他们就会连斗斛一并偷去；为他们制造衡器来称东西，那么他们就连衡器一并偷去；为他们制造印章来相互取信，那么他们就连印章一并偷去；为他们制定仁义来矫正人们的行为，那们他们就会把仁义也会偷去。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盗窃衣带钩的人被杀掉了，而盗窃国家的人却反成了诸侯；诸侯的门里，就有了仁义的旗号。这不正是盗窃仁义以及圣人智慧的证明吗？所以，追逐着做大盗，夺取诸侯的权位，盗窃仁义的旗号以及斗斛权衡符玺利益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禄也不能鼓励他们做好事，即使有斧铖的刑罚也不能制止他们做坏事。这种大为有利于盗跖使他们为非作歹而不能禁止的状况正是圣人的过错造成的啊。”（《胠箧》）

　　所以庄子得出的结论是：“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胠箧》）

　　另外，庄子也看到，那些所谓的忠贞才德之士为了大盗的“财产”而落得头断身戮的下场：

　　“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俯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人间世》）

　　“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胠箧》）

　　庄子认为，这些所谓的匡时之士只能成为昏君乱臣的牺牲品，所以庄子告诫说“山木自寇也，壹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其实这等于告诉我们，在那样的年代里，即使你有再大的才德，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庄子也借此告诫那些欲急于功利、以才干君、建功立业之徒，不要去为那些打着正义大旗的强盗们去做无谓的牺牲。这一点庄子在书中曾多次以比喻指出。

　　庄子的清醒注定了他的选择是拒绝入世，也就注定了庄子“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涉世之道——无用之用。这也使得后世不少人把没落消极、犬儒哲学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但若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最起码是片面的。，因为只有当你弄明白了庄子的生存困境之后，你才会理解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只有当你了解了他的生存困境之后，你才会理解他“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个性；只有当你了解了庄子的生存困境之后，你才能理解他站在时代之外看时代的独立性。而正是这种人格与思想的双重独立，才孕育了庄子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批判的态度。庄子的独立性使他生存在一个时代里头，却对所生存的时代表示拒绝，这就是庄子生存的困境，它是我们走进庄子心灵之门的钥匙。

（二）承题或庄子的涉世之道

　　庄子冷眼向洋看世界，他密切关注着时代的困境、人生的困境、心灵的困境。在种种困境面前，庄子提出“无用之用”、“自然无为”和“逍遥”。其中庄子“无用之用”的涉世之道，历来被多数人认为是消极避世的保身之道，也历来为众多的人所批判。但我们不能忽略，正是他以“无用之用”的冷眼来旁观，才使得种种荒唐与罪恶大白于天下。他象毒蛇一样冷血无情地啮咬这个世界，又象天使一样给众生带来爱的温暖和心灵的福音。他憎恶黑暗有如憎恶魔鬼，他悲悯众生如同悲悯自己。胡文英曾这样说庄子：“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庄子独见·庄子论略》）

　　庄子既拒绝时代、绝望于时代，又痛苦这个时代、悲悯这个时代，庄子的拒绝与选择都是无奈的，也是自觉的，其中包含了太深的痛苦，这才是庄子采取“无用之用”涉世之道的深层原因。为了便于说明，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庄子的“无用之用”：

　　“有个叫石的木匠到齐国去，走到曲辕这个地方，看到庙社旁边有一棵栎树，这棵树大到可以为几千头牛遮荫，用绳子量一量树干，有百尺粗，树身高出山头好几丈以上才有树枝，如果用这棵树来造船的话，可以造几十条船，四方来观赏的人象集市上的人一样多，匠石却看也不看，径直向前走。

　　他的徒弟站在那把树看了个够，然后跑着追赶上匠石，说：“自从我们拿了斧头跟随先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美好的木材，先生却不肯看一眼，直向前走，为什么呢？”匠石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那是一棵什么用处也没有的‘散木’，用它来做船，这船一定会沉没；用它来做棺椁，这棺椁一定会很快地朽烂；用它做器具，这器具也会很快毁掉；用它做门，它的脂液就会流出来；用它做柱子，这柱子就会为虫所蛀。这是没有什么用的树木，因为没有一点用处，所以能有这么长的寿命。”

　　匠石回来后，社树托梦说：“你为什么这样比我啊？你拿我和有用的树木比吗？比如柤梨橘柚及瓜果之类，果实熟了就遭剥落，剥落就遭到毁辱。大枝折断了，小枝被拉下来。这都是因为它们的‘才能’而遭到痛苦，所以不能过完它们应得的寿命中途死掉了。像这样的打击都是存有世俗思想的人自找的啊！世上的事物没有不是这样的。何况我寻求‘无用’已经很久了，然而好几次还是几乎被砍死，直到今天我才得到它，‘无用’便是我的‘大用’。假如我有用，我还会长得这么大吗？”（《人间世》）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都把它叫做樗。这棵大树的树干上长着许多疙瘩，不能打上墨线，它的小枝又都弯弯曲曲，不能合乎规矩。它立在大路上，经过的木匠连看也不看。你说的那些话，大而无用，所以大家都离开了你。’

　　庄子说：‘你不曾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把身子伏在地上，等待捕捉那些出游的小动物；一会儿跳到东，一会儿跳到西，不管高低，结果掉到猎人所设的机关里，死在猎人的网内。再看那牦牛，它的身躯很大，像遮天的云彩；这头牛算是大了吧，然而它并不会捉老鼠。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却忧虑它没有什么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以及那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然后往来徘徊在树旁，自由自在地睡在树下。这树就遭不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会侵害它。它没有什么用处，又会有什么祸害呢！”（《逍遥游》）

　　从庄子的寓言中可以看出，世俗世界中的人们往往以实用主义立场来做为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准，进而区分有用与无用的区别，就象人类给自然界的昆虫贴上“益虫”与“害虫”的标签一样。一般人看问题往往是以自己的智识经验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因而极容易范片面的错误，更何况多数人看问题大多注重功利性。这也许就是人们认为庄子的“无用之用”、“自然无为”消极、颓废的原因，殊不知庄子正是借了这样的态度来拒绝时代的功利化。在一个功利化的时代里，人人急功近利，争取有用于世，庄子提出“无用之用”应该是审视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尤其是对急于功利的知识分子的审视，他们并不握有权柄，但都把治世的理想寄托在君主身上，这在庄子看来简直是做白日梦，但急于仕君的知识分子却从此树立起了一个忠君的传统，丧失了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立性。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庄子提出了他的“无用之用”，这或许是面对功利所能选择的最好的拒绝方式。在这一点上，和庄子相似的，似乎只有东晋的陶渊明，对于屈原们功利化的抗挣方式，庄子认为那同“怒其臂以当车辙”的螳螂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会白白的牺牲，无补于世，庄子并不欣赏。面对满世界的污云浊雾，庄子没有走上人们所希望的忠君爱国、谏诤之臣的有为之路，也没有象儒墨两家一样鼓舌摇尾乞求圣君贤主来谋求实现治世之道。这成了人们用功利化的眼光来批判庄子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庄子并不理会这些，他冷静地面对天下污浊，直面淋漓的鲜血、功利的陷阱、浑沌的人间，他选择了“无用之用”，“无用”即为拒绝，拒绝权势媒聘，拒绝沽名钓誉，拒绝功利引诱，说穿了就是拒绝同时代同流合污，拒绝同时代合作。这一点，在诸子当中只有特立独行的庄子能够做到。所以他的“无用之用”实意乃为“无用于世”，这样就保证了庄子的独立性，保全了他“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批判的态度”。

　　这对后世许多有着类似生存困境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庄子树立了一个不屈从权势，不屈从黑暗、不屈从功利的孤标傲立的传统，这使得后世许多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一路傲岸走来，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对抗世俗的精神，更缓解了知识分子“有用而不得”的精神危机，他们的“无用”得以使我们能够深入历史的真相。

　　同时，庄子的“无用之用”实乃为大用，它的“用”是指向自身，指向灵魂深处的。他的“用”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里处处照见人们迷乱的心灵。诸侯们的剑寸寸封喉，庄子的笔笔笔直刺要害，天下能污浊到极致，庄子就能荒唐到极致。无所用于世的庄子正是通过对“有用”的解构，保持了同那个时代的距离。若人们真的把庄子的“无用之用”用在“自然无为”上，世界到未必不是一个纯净的世界。没有什么用处到是最大的用处，我想庄子的意思是要人们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独立吧，或许这才是“无用之用”的真谛所在。

（三）破题或庄子的理想境界

　　人人希望躲蔽痛苦与恐惧，庄子面对巨大的环境压力，通过“无用之用”提出了自己的拒绝方式。于是许多不明真义的人们把庄子理解为逃避现实的人，并把他的“遁世”看成是没落阶级的消极情绪。这就注定了庄子是孤独的，他孤独的象天上的月亮，永远就那么一轮，虽然它有阴晴圆缺之时，但它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本性，保持着澄明的心灵。我并不想夸大庄子的作用，但也不愿把他归入哪一门、哪一派，我只想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看。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不是属于阶级的、门派的，他是属于人类的，即使他的思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迷惘与困境。退一步说，即使把他归入某个阶级、门派，但只要他的伟大作品一经产生，便不再只属于他自己，这些作品（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之所以能“不废江河万古流”，就在于它关照的是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状态，这才是伟大的经典的作品。

　　庄子和《庄子》就是这样，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正视人类的不幸际遇，作为一个自觉独立的知识分子，庄子悲悯众生成为一切主子的奴才，并试图开出一张拯救人间世的药方。庄子的药方是“自然无为”。说到“自然无为”人们仍是习惯于按既定思维把它归入消极遁世之流，那我们就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庄子这药方的真实含义。我想这里面应该包含了庄子理想境界的三个层面：社会境界、人生境界、精神境界。

　　庄子把理想的社会称为“至德之世”，这样的社会“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马蹄》），其特点是“无为而治”。庄子的话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确实说得很过头，但要从“无知”、“无欲”的角度来理解庄子所面对的那个“恣欲妄为”的社会现实，也就容易理解庄子矫枉过正的说法了。

　　首先，庄子提出“无为”的目的在于抨击时政。在那个纷然淆乱的时代，当权者以一己之私而役天下之民，诚如孟子的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在庄子看来，治人的“劳心者”的“恣欲”是造成民不聊生、社会不安的主要因素。庄子说：“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应帝王》），基于这个原因，当权者为了保有私权（即独霸公权以为私用），用仁义道德来愚民，用功名利禄来诱民，用严刑峻法来害民。纷繁的法令多于牛毛，被役使的百姓尸骨遍地，庄子对此深恶痛绝。庄子认为统治者繁苛的法令制度只会摧残迫害百姓，他对此有很形象的说法：

　　“马蹄可以践踩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吃草喝水，奋蹄跳跃，这就是马的本性。即便有高台、大殿，对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到了伯乐，他说：‘我善长驯马。’用铁器灼炙它，用剪刀剪去马毛，用刀子刻削马蹄，用烙铁打上印记，然后用络头和绳子把马连在一起，编排在马厩里，马因此而死掉的有十分之二、三；饿它、渴它、让它快跑，跑时要步伐整齐划一，前边有络头、勒口的祸害，后头又有鞭子的威胁，马因此而死掉的超过一半。”（《马蹄》）

　　乱世之下，百姓已被摧残迫害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堆，刑戮者相望”。种种牧民之术，使得百姓前有“橛饰之患”，后有“鞭策之威”，百姓们只有象马一样任人宰割凌辱，怎么能活的下去呢？由此庄子指出，掌握民众生死的统治者们的“有为”给人类带来了多少忧患与痛苦。历史也证明，人类的非自然的灾难大多数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庄子用“无为”来警世，告诫当权者勿以己之欲而施之于民。这是庄子提倡“无为”的直接目的，当然庄子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庄子指出，当权者应审慎地发布政令措施，不要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厢情愿地去管理百姓。因为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项法令的颁布，每一项制度的施行，都会给民生带来极大的影响，一旦有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有一只海鸟落在鲁国的郊外，鲁侯隆重地把这只鸟迎进太庙，送酒给它喝，并演奏《九韶》的音乐使它高兴，还用太牢的礼宴来喂养它。这只鸟头晕眼花忧愁悲苦，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酒也不敢喝，三天就死了。这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养鸟，而不是用养鸟的生活方式来养鸟。”（《至乐》）

　　当权者不顾及民意，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去治理百姓，危害就是这样的大啊。在《应帝王》里有一个含义更为深远的寓言：

　　“南海的帝王叫做倏，北海的帝王叫做忽，中央的帝王叫做浑沌。倏和忽经常在浑沌的国境里会面，浑沌待他们很好。倏和忽就在一起商量报答浑沌的美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成七窍。’一天凿成一窍，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这则寓言对人类巨大的生存困境与危机而言，无疑是一面最澄明的镜子，照见人类盲目的急功近利的改造世界的欲望，它直接告诉我们：“恣欲的人类将走到哪里去呢？

　　到这，我们也就明白了庄子为什么用这种极端的话来反衬现实了：“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胠箧》）庄子说这话的意思，不见得就是说庄子对上古的社会迷信，也不见得说就表明了庄子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庄子看来，社会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一切都会“应时而变”，他的意思无非是要表明，只有“无为”（勿恣欲、勿扰民）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即“无为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这样百姓才能在平等、自由的环境里生活下去。

　　其次，庄子提倡“无为”是为了抨击仁义。庄子之所以大力抨击仁义，原因之一是仁义已经被大盗所窃，成了他们掩盖肮脏面目的面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他们打着仁义的旗号四处做恶，还要把自己说成是解民倒悬的“道德君子”，所以庄子就撕下他们的面具，批判他们。

　　其二，仁义已转化为当权者役民的有效工具，它能起到“撄人心”的作用。当权者把它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来规范社会，并使之成为一种权力机制，从而封闭囚锁人心，并使之走向既定的规范，以达到摧残生命扼杀人性的目的。即庄子所说：“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性与？”用“钩绳规矩”使人心向“正”，正是当权者所需要的，至于什么是“正”，只能是掌控社会主流意识的当权者们制定出来的，于是“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在宥》）。

　　第三，“仁义”扰乱了世风。当权者以之作为道德规范来规范社会，开启了利名的争端：“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马蹄》），它所造成的世风混乱的结果，庄子有形象的说法：“夫弓驽、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胠箧》）所以“劳心者”们的“智识”带来的是世风日下、思想混乱的结局，即“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至之民”（《缮性》）。

　　第四，在那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知识分子“蒿目而忧世之患”（《骈拇》），于是“蹩躠为仁，踶跂为义”，用“钩绳规矩而正”“绳约胶漆而固”当时的社会。殊不知，知识分子匡时救世的药方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他们在社会上大力提倡他们的仁义道德，欲使之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希望把那个时代安抚下来。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并不断地向他们推销自己的学说，这反而为当权者所利用，成为助他们行恶的帮凶，其后果则是使后来的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标准从仁义出发，衡量事物的价值也从仁义出发，甚至为了“功利社会，舍生取义”，丧失了知识分子所应保有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及批判的态度，庄子对此明显的批判，这在庄子所多次提到的比干等剖心而死的例证中可以得到证明。

　　庄子对上述社会现实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说：“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以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骈拇》）庄子虽说自己“愧乎道德”，但他并不是反对仁义本身，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庄子所反对与批判的是借“仁义”为外衣的“伪道德”，而他赞成的是“大仁不仁”“至仁无亲”的“真道德”，即无偏私无邪行的“公道德”。这种“道德”讲究的是和谐、自由、平等，即“齐物为一”。庄子为了说明这样的道德，在《德充符》里写了六个至丑至残的人——三个跛子、一个丑貌的人、一个拐脚驼背而缺嘴的人和一个颈项长着大如盆的瘤瘿者。这些人“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他们讲求的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即通过自身的道德力量起到净化社会的作用。庄子认为只有以内在道德来感化他人，才能使人心向真、向淳，这就叫自然。庄子是叫人们认识到，真正的道德就是叫人们保持人性的自然、淳真与善良。

　　其实，庄子提倡“自然无为”无非是希望人们生活在一个纯净、淳真、质朴的社会环境里。然而这样的社会境界只会停留在庄子的理想里。

　　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个性与心灵的自由。生活本是多彩的，但大多数人却宁愿过着苍白的生活，因为一般人总是把生活的美放在物质的享受上面，如饮食男女、起居物用等一切感官上的快乐。他们总以为乐在身外，不断地向外寻求，如鼠一般东奔西窜，如虫一般爬来爬去，庄子对这种“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的恣欲享乐人生最不能接受；同样，他对于“其寐也神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烦恼人生也极为厌弃，这样的人生整天计较人生的荣辱得失、穷达进退，扛着精神的枷锁而为物所累，庄子对这种物欲得失的人生态度是很不以为然的。另外，庄子看到人类生活的被动性，他们总是身不由己的被牵引、被引诱、被胁迫、被强制，无一刻自主，总是由生活和命运做着被动的安排，以至于盲目的生，盲目的死，这种不能自主的“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被动人生，庄子也极反感。庄子把不能自由生活而引起的种种人生困境称为“天刑”，庄子的人生主张是“乘物以游心”，达到“逍遥游”之境，即“无己”、“无功”、“无名”。

　　在这“三无”之中，最重要的是“无己”，只有做到“无己”，才能不以物喜不以物悲，才能淡泊名利，才能参透生死，才能真正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就等于告诉我们，在接受、面对真实的生活时，要忘掉“心”、“欲”“物”，才能调整身心，超赿世俗，解脱烦恼，从“有心”之境进入“无心”之境，以从有限进入无限之境。在这里，庄子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寓言说明了这个问题：“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齐物论》）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两种喂猴的方法，从本质上说名与实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猴子的快乐与否却不相同。所以庄子说明，主观上对事物的看法，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只有不汲汲于“物“才能够进入“无心”之境，方可忘掉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能解决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生死。“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大宗师》）“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庄子首先肯定了生命的存在价值，然后才把死亡当做一个可供休息的假日，所以人生应顺应自然规律，保持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样就能进入庄子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至人”的境界。

　　庄子有时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称为“至人”，有时称为“神人”，有时称为“真人”。庄子把这种理想人物，运用浪漫的笔法描绘的有声有色：“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这说明只有在不受外物束缚的条件下，才能做到神游万里。庄子在《齐物论》中继续写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无非是要告诉人们，人生是不应受外在环境影响的，要能因任自然，随时而化，不执著于“物”，又不为“心”所累。到了《大宗师》里，庄子又具体描写了“真人”的心态、生活、容貌、性情等各方面，这种真人“虽超世而未尝越世，虽同人而不群于人”，其根本特点在于能把握自我而不为物所累，他们无忧无虑，无悲无喜，不计较利害，不在乎得失，并已达忘生忘死之境。这样的胸怀，确实需要有真知，正所谓“有真人，然后有真知”。

　　综上，庄子的“自然无为”乃是说人生的快乐在于身心的自由，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制与束缚；也不要汲汲于外物，不要内心多欲，这样才能使人格得以健全的发展，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做到真实的存在，能够把握自我。这对于现代这个粉雕玉饰的世界确是一个很好的药方。因为我们反观现代人的生存，世风的颓废如同一个大酱缸，对于上层的人们来说，名利的纷争嚣嚣日上，恣欲的人士多如牛毛，虚伪的表白欺世盗名；对于下层的人们来说，生活在相互牵制、相互搅扰的社会里，被文明的机器压缩成物质的奴隶。这个扭曲的时代不得不使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个含义丰富的寓言说明了人类的不能自主，说明了人类独立能力的丧失。庄子鉴于此，给我们开出一张保持独立与自由的药方，这确是很好的济世良药。

（四）解题或庄子的痛苦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王国维语），庄子确实是悲其心于万里之外、九霄之上的，所以他的文章才“寄沉痛于悠闲”，他确实是要给“欲”的人类开拓一个精神家园的，他希望“久在樊笼里”（陶渊明语）的人们能真正的回归那个生己、养己、息己的自然，然后能够身心自由地生活，进入心无挂碍的逍遥之境以求得一个生命的真实存在。然而世界的“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特点，也使人类本身因情意的驱使而在万物的变化中不停地竞逐追走，直到形体耗损殆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庄子的药很好，但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他这种很人性化的理想太理想了，试问自人类有文明以来，有几个人真能达到庄子所设想的“至人”高度呢？而且庄子把希望寄托在做为生命的人的自身，希望人们向内去寻求精神的富足，那就得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即人“性本善”，否则他的这种理想就只能停留在庄子自己的理想里了。正因为庄子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所以也注定了他的不为人理解，至于说同时代人，喜欢他的人应是很少的。好在庄子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理想同现实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就好象天与地的平行，永远没有相交的可能。庄子眼里的世界是灰色的，他看不到社会的亮色，也看不到人生的亮色。“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愤世嫉俗的庄子冷眼旁观，一腔济世之情无从着落，他把一切的不满与思考写入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一生独立于世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他内心的这种痛苦我们是能从他的这些痛苦的思考中发掘出来的。

　　在《齐物论》里有一个最著名的故事，那就是“庄周化蝶”。人们多是从“齐物为一”的角度来解说这个故事的，但我们可否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再来对这个故事做一个新的解说呢？首先说，这是庄子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梦”与“觉”相对，“蝴蝶”与“庄周”相对，庄子重点写出了他们的区别，即在梦中他们二者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实现了物化或叫齐万物、齐物我；然而回归现实，他面对的还是“与物相刃相靡，其形尽如驰”的世俗人生。

　　我们来看这个梦：“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个梦的中心意象（姑且如此说）是蝴蝶。蝴蝶在大自然中能翩翩飞舞、四处翱翔，它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的展翅飞舞，既没有世俗礼法的约束，也没有必须尊循的陈规陋习，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可以享受阳光的温暖、空气的清新、美丽的花朵，它因自然而生，也因自然而息，它是真正的“逍遥游”。庄子把自己变成蝴蝶，充分展示了他内心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所以庄子的感觉是“自喻适志”。我们也能看出，庄子化蝶表达出的是庄子对个性自由的选择，是希望回归质朴与纯真的选择，这对于在重重束缚中带着镣铐跳舞的人类来说确实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但我们不要忘了，庄子化蝶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梦”，也就是说，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庄子所设想的这种美好的生活，也就是庄子的“齐物”只在他的理想里面，也只有庄子自己才能做到。但他自己能做到，不等于其他人也能做到，这才是庄子痛苦的，因为“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虚幻性，当“梦”醒来时，一切还是老样子，即梦境消失后，必须回到现实。我们说过，相对于“梦”的，是“觉”，庄子“觉”后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蝴蝶，而又成了庄周，所以有“蘧蘧然”之感。“梦”和“觉”的对立，照见了庄子所生活的依然是那个充满欲望与利害冲突的社会，人们不可能去想象蝴蝶的生活，也不可能去追求这种生活。庄子说“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则一个是理想的自由的，一个是现实的痛苦的。也即说“周”与“蝶”的相对，一个是现实中的怀揣痛苦的，一个是理想中的自由的。然而人们并不因为“梦”的虚幻性而放弃了对“梦”的憧憬与向往，“梦”的产生不正是源于改变现实的希望与渴求吗？庄子正是借助“梦”的成功来说明他对自由、和谐、平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与众生自由平等和谐的共同发展。

　　李商隐说“庄生晓梦迷蝴蝶”，一个“迷”字正好写出了庄子思考的痛苦。因为他感到自己虽然处于“材与不材”的现实之间，却仍“未免乎累”，我们看庄子的表述：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各为量，浮游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吸可得而累邪！”（《山木》）

　　我们在前面已说过“材”之“有用”不足免患，而这里庄子又说“不材”“无用”同样不能免患，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似乎能够远祸全身。但庄子接着一转，明确指出处于中间非“道”所在，所以只有超然三者之外，浮游于道德之乡，与时俱化，物我两忘，才能真正做到“无用之用”，但这又是庄子假设中的超然物外、顺应自然。所有这些表明庄子面对那个残酷到极点的时代，虽言出世之语终不能忘情于世的心理，这才是庄子深层的痛苦，这也是庄子在书中借助大量的想象与假设来表达自己的理想的原因，这种种美好的想象正是现实的一种反衬。

　　庄子对痛苦的感受，有时他也会直接地说出来，那就是“生不逢时”：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也夫！”（《山木》）

　　这个故事有这么几层明显的含义：一、庄子乃有“道德”之人，即庄子如比干等一样，身具大材；二、虽有大材却不遭其时；三、庄子把所处的时代比喻为带刺的灌木丛，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犹如在灌木丛中小心行走，会无所用于世；四、庄子把大材得用的环境通过腾猿的比喻写出，喻指自己的“处世不便”；五、比干剖心的事例说明了庄子的清醒，宁愿身体贫困，也要保持人格的独立。

　　庄子的态度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受时代欢迎的人，而世俗的世界往往又是有眼无珠，不识大材大用的，并且世俗也不会给大材以用世的环境。在《逍遥游》中，庄子通过大知与小知的对比，写出了世俗的拙于用大：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我一颗大葫芦的种子，我将它种植起来长大后，结出的果实足有五石的容积；用它来盛水，可它坚固的程度却不够；把它剖开做瓢也太大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得下。这个葫芦不是不大，但我认为它没什么用，所以把它砸烂了。”庄子说：“先生实在是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啊！宋国有个人，善于调制一种不皲手的药物，他家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业。有个游客听说了这个药方，愿意用百金的高价买他的药方。宋人把全家人集合到一起商量：‘我家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业，所得不过数金，如今卖掉这个药方，一下子就可得到百金，还是把药方卖了吧。’游客得到药方，便去游说吴王，正赶上越国发难，吴王就派他率领军队，冬天和越国在水上交战，结果大败越国，吴王于是就割地封赏他。药方是相同的，有人的用它来获得封赏，有的人却只能靠它来漂洗丝絮，这就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的缘故。现在你有五石容积的大葫芦，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制成腰舟，而浮游于江湖之上，却反而担忧它无处可用呢？看来先生还是心窍不通啊！”

　　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使用它，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庄子正是通过这样的故事来说明世俗世界所执迷的小知小巧及见识的短浅。我们把庄子的“无用之用”及“拙于用大”前后联系起来，就可看出这些故事里是道出了庄子悲慨与愤激的内心情感的。面对现实的无望，庄子转向了理想的言说，它借助理想的“逍遥游”来表达自己对时代的不满以及对美好的渴望，里面的“大鹏”正是庄子自己的形象，它“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理想直指“南冥”。这个形象真可谓横空出世，纵横宇宙，必当惊世骇俗。然而这样的雄心壮志得待九万里风才能起飞，故需要等待时机。

　　然而庄子看到现实的环境与他的想法相去甚远，他只能去想象他的“逍遥游”了，所以他又借“蜩”与“学鸠”及“斥鷃”之口，写出了世俗世界的浅见与无知：“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这是典型的不理解，所以庄子感慨地说：“小知不及大知……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世俗的无知之辈确实如《秋水》里的河伯一样“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虽整日忙碌不止，但有几个真正懂得在世的意义呢？《逍遥游》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开启了庄子比照于现实的理想言说之门，这个门里其实尽是庄子的不逍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作者单位：河北献县职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