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内容摘要：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关键词：炎帝；黄帝；五帝；华夏民族；龙；龙德

　　作者简介：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自认为炎黄世胄，有着血浓于水的无限亲情和认同感。而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有着无限活力的龙，既能升天，又能潜渊。变幻无穷神奇的龙，是智慧、力量、追求、成功的化身，也是幸运、美德、和平、长寿的象征。千百年来，炎黄子孙尊奉龙、崇敬龙。中华民族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因而，龙被世界各国人民誉为中国龙，并成为中国人的吉祥物和社会和谐的象征。

一、龙与中国古代文明

　　龙之所以受到炎黄子孙的尊崇，是因为与华夏文明的形成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明国家形成的前夜，即我国古史传说的“五帝”时期，那些推动文明因素积聚的“英雄们”——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等，无一不与龙有着这样那样的纠葛。请看下列史料：“五帝”之首帝黄帝，不仅长得“龙颜有圣德”（《易·系辞下》正义引《世纪》），还“令应龙攻蚩尤”（《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山海经》）。统帅龙在与东夷部族的大战中，实现了东西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黄帝不仅平时“乘龙扆云”（《大戴礼记·五帝德》），就是在他辞世升天时，也是“有龙垂胡髯而下，迎黄帝”（《御览》卷九二九引《帝王世纪》）的。“五帝”之二的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巡行天下，无比威严；“五帝”之三的帝喾，“春夏乘龙”（《大戴礼记·五帝德》），也是离不开龙的；“五帝”之四的帝尧，把华夏部落联盟议事会改造成与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利”，而他的出生与龙有着直接的关系，即其母庆都“出以观河，遇赤龙”，一阵“唵然阴风，而感庆都”（《易·系辞》下引《帝王世纪》）以致孕的。尧在唐地还曾“梦御龙以登天，而有天下。”（《路史·后记》中引《帝王世纪》）后来居然梦想成真，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第四任盟主；“五帝”之五的帝舜，也是生成一副“龙颜大口黑毛”（《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开筮》）的模样，他对龙的十分钟爱，，赐姓善于驯养龙的人为“董氏”，专设畜龙之官，并在联盟议事会的“九官”、“十二牧”中封龙为“纳言”之职。

　　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夏代（BC21～ BC16世纪）的奠基者帝禹，则与龙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禹是其父鲧死后，“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开筮》）的，即“大副（即剖）之吴刀，是用出禹”，鲧所化之黄龙即是禹。人们所熟知的“大禹治水”，也充分利用了龙。“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注之也”（《楚辞·天问》王逸注）。“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禹对龙的脾性十分熟悉，有一次“禹省南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但禹镇定自若，说：“余何忧于龙焉?”结果是“龙俯首低尾而逃。”（《吕氏春秋·知分》）就是做为“夏民族的祖先大禹的禹字，是一条富有生命力的运动中的蛇。”（王宇信：《史记》鲧禹的失统与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而蛇正是构成龙的原始素材，也可以说蛇也是龙的一种。如此等等。

　　这一条影响着华夏文明进程的龙，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时有发现。在中原大地上，1987年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六千多年前用蚌壳摆的龙。此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在长城以北的内蒙东部和辽宁西部地区，1984年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了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玉猪龙。此龙环首似猪，圆睛有皱，造型生动。此前1971年于内蒙翁牛特旗征集的另一件“C”形碧绿色嘴紧闭，双眼突起、背脊有长鬃，但无足、爪、角、鳞的不知名玉件，也由于受到牛河梁玉猪龙的启示，应成为“中华第一玉雕龙”。此后又在该旗出土了另一件“C”形玉龙。不仅如此，2003年还在赤峰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的用石块、陶片摆成的“S”形龙图案，如此等等。红山文化的首现地赤峰市，也被誉为“龙城”。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历史源头以龙的出现为标志，学者撰写了《龙出辽河源》的专著。

　　1978—1980年，在相当于“五帝”第四帝陶唐氏帝尧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座大墓中出了一件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制蟠龙图案的珍贵龙盘。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内城、外城遗迹，被学者推断为帝尧的“龙都”；而襄汾也成为举世闻名的“龙乡”；在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夏王朝都城遗址地河南偃师二里头，也在一件残陶器上发现了巨眼、利爪、周身有鳞的龙纹……自商周阶级社会以后，龙的形象更是屡有出土，不胜枚举了。

二、炎黄部落联盟的大融合与龙

　　虽然龙与传说中推动华夏文明进程的“五帝”英雄们密切相关，但只有推动文明进程剧烈变革的帝尧、帝禹才是直接遇龙“感生”或“所化”的真正龙子，帝尧、帝禹才是大有作为的“成龙”。那么，考古发掘不断有五千年前的濮阳龙、红山文化玉龙的面世又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五帝”第一帝的黄帝之前，还有一位在位120年，传位8世，共历530多年的“神农氏世”时期。炎帝神农氏生活在早于“五帝”时期的“三皇”时期末世。炎帝神农氏部族在发展过程中，曾与黄帝部族发生了碰撞、冲突与融合，后来结成了更大的以黄帝为首的炎黄部落联盟。而这位略早于黄帝时代的“神农氏，姜姓也”，正是其母“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的。炎帝的降生，比黄帝母“感大电”而孕与龙的关系更直接。而炎帝神农氏长得“弘身而牛颠，龙颜而大唇”。也比黄帝“日角龙颜”的形象与龙更为形似些。直到“五帝”时代的后期，诸帝与龙的关系才更为亲近，逐步由前期诸帝“感大电”或“虹”（《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舆地志》案）而孕，到后期尧母的“遇赤龙”而孕和禹的“化为黄龙”而生，正是“有神龙首，感生炎帝”的神农氏部族与黄帝部族结成炎黄部落联盟以后，两部族不断互相影响又互相融合过程的反映。做为龙子的炎帝神农氏，深刻地影响了炎黄部落联盟的文明进程，这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濮阳蚌壳龙和红山文化玉猪龙的时代要早于龙山时代的陶寺龙以及夏代陶器上的龙纹，是相一致的。炎帝和黄帝成为华夏子孙的共祖。而自炎帝开始，一直与古代文明进程相伴的龙，就成了炎黄世胄的象征，早于“五帝”之首黄帝的炎帝神农氏才是真正的华夏第一龙！

　　如此等等。上面所述龙与传说时代“五帝”英雄们的关系愈益密切和直接，应是炎、黄部族融合为一后，又进一步实现了与东方夷人部族集团、南方苗蛮部族集团碰撞、交流、冲突、融合、矛盾、联合，逐渐形成早期华夏部落联盟的反映。

　　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西方的炎、黄部族集团、东方的夷人部族集团、南方的苗蛮部族集团，繁衍生息在神州大地上。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本是一对兄弟。“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炎帝、黄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异德之故也”（《国语·晋语四》）。炎帝和黄帝部族集团在沿不同方向向中原发展过程中，在现在的北京以北和长城以南的燕山地区发生了接触和利害冲突，这就是传说时代的著名的阪泉大战。《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炎、黄部族集团经阪泉之战以后，实现了两个有着一定血缘关系的更大地域的炎黄部落联盟。而在炎、黄两部族“三战”的过程中，黄帝动用以凶猛动物为名的部族，应就是早已融入黄帝部族的军事部族的图腾符号。炎黄部落联盟又与东方夷族部族集团的“最为暴”的蚩尤部落联盟在从东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接触和冲突。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所载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经过一场打的“九隅无遗”的惨烈战斗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逸周书·尝麦》）。从此以后，不仅以蚩尤为首的81个军事部落融入了炎黄部落联盟，甚至整个东夷族团与炎黄部落联盟结成了更大的超血缘、跨地域的更大部落联盟。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为早期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后，炎黄早期华夏部落联盟经过颛顼、帝喾时期的发展，到帝尧时期以后，又与南方苗蛮集团发生了利害冲突。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舜以后，《左传》昭公元年时又“舜有三苗”，禹时又发生了“以征有苗”的长期战争。《墨子·非攻下》“昔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槛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有三苗。”从此以后，中国古史进入了“夏传子，家天下”的文明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自炎帝及其后“五帝”时期的中华民族文明的进程，是和炎黄部族、东夷部族、苗蛮部族大融合为早期华夏族的进程相一致的。而在融汇为华夏民族的进程中，炎帝族的龙图腾对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影响愈来愈明晰，并进一步与东夷族团、苗蛮族团的崇拜信仰相互借鉴和融汇、丰富，龙的形象也进一步文明化和完善起来，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中国龙的形象：

　　美角似麟鹿，迤身似蛇蟒，披鳞似鱼，健爪似鹰隼的“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能潜渊”（《说文》卷十一下鱼部）的神奇动物。

　　因此，我们说，中国龙形象的完成，不仅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上古先民，即炎黄、东夷、苗蛮部族集团大融合的产物和大融合的象征。

三、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在逆境时的龙能“潜渊”，无怨无悔的“潜龙勿用”。但龙仍不屈不挠，聚集力量，准备时时有所作为，或“见龙在田”（《易·乾卦》九二），“或跃在渊”（《易·乾卦》九四），在努力而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价值。经过一番奋斗，终于“龙飞在天”（《易·乾卦》九五），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因此，古人从龙的变幻无穷的外部形象，进一步概括出龙深层次的精神境界——龙德。所谓“龙德”，即《易·乾卦》九二爻辞的《文言》中所说的“龙德而隐者，不易乎世。”《疏》阐释说，“世俗虽逢险难，不易本志也”，就是不畏艰难险阻，追求并一定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易·乾卦》九四《文言》又说：“龙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疏》阐释说，“庸”就是中庸，“庸，常也”，就是自始至终常言之信，自始自终做事要谨慎，遇到闲邪不正之人自己也要保持诚信，为世上做了好事而不自我夸奖，这样就能“德能广博而变化于世俗也”，即以自己高尚广博的德行感化世风并移风易俗，从而达到社会和谐。总而言之，龙的灵魂——“龙德”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即一是矢志不移的追求精神，二是以诚信厚德，移风易俗，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共谋发展。

　　已如前述，有着无限活力的龙，炎黄子孙象征的龙，既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又是在古代先民，即东方夷族、西方炎黄、南方苗蛮部族碰撞、冲突、融合，从而化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象征，而龙的灵魂——“龙德”，应就是炎黄子孙追求实现不同部族的大融合，实现和谐发展的民族精神的凝粹和升华。

　　炎黄部落联盟，是以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开始的。黄帝“修德振兵”，抱着必胜的决心，“三战，然后得其志”，炎黄部族从而结盟，为其后的华夏部落联盟打下了基础；而在其后炎黄部族集团与东夷部族的蚩尤集团“战于涿鹿之野”的冲突中，黄炎族团不畏“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的强悍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正义》引《鱼龙河图》），即八十一个部落联盟的攻击，不怕失败，经过反复较量，连上天都受到了感动，“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史记·五帝本纪》引《鱼龙河图》）炎黄部落联盟与东夷部落联盟统一联合后，形成了“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史记·五帝本纪》）的和谐局面。在超血缘、跨地域早期华夏部落联盟里，一派“万国和”的气象，与“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扑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的教化有关。因此，哲人孔子赞颂黄帝的影响和教化时说：黄帝教民“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

　　早期华夏部落联盟在第二任盟主颛顼时，曾“平九黎之乱”，并通过“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于是神民不杂，万物有序”（《御览》卷七十九引《帝王世纪》），实现了社会和谐；而第三任盟主帝喾时期，虽然没有与外部族的冲突，但能“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并严格要求自己，“修身而天下服”。治理部落联盟本着“溉执中而犏天下”。所以“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华夏部落联盟各部族在和谐发展着。

　　而其母“遇赤龙，唵然阴风”（《易·系辞下》引《帝王世纪》）所感生的华夏部落联盟第四任盟主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为加强管理，他还“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社会在安定和谐的环境下，有了很大发展，这就为抚御尧时发生的“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自然灾害打下了基础，也为与南方苗蛮部族的碰撞、融合增强了实力。对“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三苗族团，帝尧采纳舜建议的“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的措施，不仅使他们与北狄、南蛮、三危、东夷族团的融合加速，还收到了“四{白辛}而又下咸服”的社会影响，使华夏部落联盟进一步和谐稳定。

　　尧的继任者帝舜，继承了前任务盟主的传统，“舜能和谐”。他“年二十以孝闻”，“内行皆谨”，品质高尚，并能使人受其教化。他耕历山，“历山人皆让畔”。他在雷泽打渔，雷泽人“皆让居”。他在河滨从事陶艺，“河滨器皆不苦窳”。他主政以后，少时继承的和谐传统得以贯彻。“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又“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他还对部落联盟的管理者“九官十二牧”，“三岁一考绩，三考绌陟”，从而使“远近众功皆兴”，并进一步“北分三苗”，推动华夏部落联盟内外部族融合与交流。

　　夏朝的始祖帝禹，也是一位“为人敏给克勤”、“亹亹穆穆”的品德高尚之人，得以教化影响联盟内民众“为纲为纪”。帝禹也颇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一心治好浩浩荡荡的洪水，以为民解难。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一心勤奋治水，以至于“劳身涉勤，不重经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手足胼肱”。为招纳治水贤材，他“纳礼贤人，一沐三握发，一食三起”（《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在帝禹的带领下，古代先民终于“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治水取得了成功。“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声教讫于四海”（《史记·夏本纪》），一片繁荣发展景象。帝禹还最终实现了北方炎黄、东方夷族与南方苗蛮族团的大统一和南方苗蛮族团的大融合，这就是《墨子·非攻下》所说的“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如此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从炎帝、黄帝开始的历任华夏部落联盟的那些首领——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无一不是品德高尚，并充满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们为了完成西方、东方和南方不同族团的大融合、大联合，矢志不移，经过短暂的冲突、碰撞，终于在统一的华夏部落联盟内和谐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率领民众和大自然进行斗争，并通过他们的表率，即“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实现了“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凤鸟来翔”的欢乐和谐气象。“舜能和谐”，舜自小就继承了炎黄部落联盟形成的传统理念，并在主政时加以贯彻，“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因此，舜时倡行的和谐观念，就是自炎黄时期就开始构建族团融合、民众社会生产和生活和谐发展传统的实践和继承的结果。

　　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诸如炎帝、黄帝等“五帝”们，既是部落联盟的“英雄”，又是一个个部落联盟群体的化身和象征。他们的各种高尚品德和和谐治世精神，是早期华夏族在发展过程中，西方、东方、南方各部族的部族精神，在融合和交流过程中，百川汇海，精凝和升华的结果。

　　中华龙与华夏民族的文明进程密切相关，而龙的形象也正是在融入早期华夏部落联盟的各部族图腾形象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充实的结果。而龙的灵魂——“龙德”，应就是早期华夏民族在融合发展中形成的民族精神的浓缩和升华。因此，中国龙成为中国人民事业成功的吉祥物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象征，是有其悠久的传统和深厚历史底蕴的。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使祖国政治、经济、文化再复兴的伟大时代。胡锦涛同志在这重要时期，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促进社会生产加快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成果的保障。与此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中华龙在腾飞。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应进一步弘扬龙的精神，让“龙德”泽化全中国，传遍全世界，为实现和谐中国，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作出贡献！

原载《殷都学刊》（安阳），2008．1．35～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