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文化概说

六、真龙天子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大诗人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表上后,新党官员们马上从中嗅出了苏轼的不满情绪,他们决定找一个借口,再给苏轼一点颜色。

  借口很快找到,这就是苏轼的诗。

  诗人的天性是吟颂,无论是欢乐还是愤怒,都可入诗。苏轼的弟弟苏辙知道乃兄的毛病,所以特意告诫他:“北客南来休问讯,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苏轼还是借诗抒发胸臆,宣泄胸中的块垒,于是被人抓到把柄。到任三个月后,即被押回乌台(即御史府,宋代纠弹百官的机构)。

  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这不过是封建社会千百起文字狱中的一起,但原因较为特别,即因“龙”而起,文字中对“龙”的态度有了问题。因为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又是皇帝的代称,皇帝是“真龙天子”。

  那么,龙是怎样与皇帝结下了缘的呢?

  在上古时期,由于龙是通天神兽,是神的助手而被先民们所尊崇。这样就产生了居于一国之尊的国玉或国君有被喻成龙的可能性。春秋时代,龙逐渐被视为君象,如《易经》中就有“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之类的句子。而当五行循环、五相终始的理论与瑞符说产生、龙作为瑞符而起到表明某一统治有合法性的作用时,龙就与君主有了直接的联系,上古时期的统治者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在春秋后形成的文献中都被说成是与龙有关。秦始皇曾被称为“祖龙”。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年),秦的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一块玉璧拦住使者说:“请把这块璧交给缟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想问清楚,但人忽然不见,仅有玉璧放在地上。使者将壁带回,并将经过奏报给秦始皇。秦始皇默然不语良久,才说:“这个妖孽能预知的不过是一年之内的事情。”退朝后他说:“祖龙是指人的祖先。”又谕令御史大夫看那个玉璧,发现是8年前秦始皇渡江时为祈福而沉于江的那块。据后人的解,这是因秦暴虐无道,上天已不再福佑秦的统治,派妖鬼化人形将秦始皇奉献的玉璧退还,以示不庇护之意,要使者将此壁交给如周武王那样的有德者,讨伐暴秦,取而代之。祖龙即指秦始皇。

  后人有诗论及秦始皇焚书:“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困锁祖龙居,坑灰未冷东山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里的祖龙同样指秦始皇。

  龙作为皇帝的代称,换句话说,“真龙天子”出现,是在汉初。汉高祖刘邦首先利用龙来给自己涂上一层神秘色彩。《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父太公,母刘氏。刘氏在大泽坡上休息,梦中与神人相遇。此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大公去看视,见刘氏身上附有一龙。不久刘氏就怀有身孕,生下刘邦。刘邦高鼻梁、龙须,左股上有七十二黑症,未发迹时常向人赊酒喝,醉倒的时候,其身上有龙盘绕,显然这是为神化刘邦而编造的故事,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意图。

  在刘邦始作俑后,历代帝王也深悉了其中的奥秘,都在“龙为君像”上打算盘,神化自己。汉武帝在龙的皇权化方面比刘邦要厉害得多。他特别相信五行之说与方士之术,对龙为帝瑞笃信不移。在武帝一朝,因龙瑞符而发生的折腾有几十次,河溃认为是神龙动怒,建龙渊宫以敬龙;有人献犀牛,以为是麒麟出现;有人献异马,他将其当作龙马。他相信可以乘龙登天派出数千方士去寻找神仙,采制芝药。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的受命之符。唐太宗4岁时。

  有书生称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及冠,必能济世安民”,说完即不见踪影,于是他改名为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以黄袍加身的方式夺得了后周政权,因此更需要神化自己来避免舆论的指责,于是便称他在任宜州王、镇守荆州时,就有黑龙跃上他所乘之船。如此种种,史不绝书。

  龙成了皇帝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一些带龙字的词汇就成了皇帝的专指词汇,如皇帝即位称为“龙飞”,帝王未即位或在民间时(多指开国之君)称“龙潜”,新王朝创立称“龙兴”,皇帝的容貌称“龙颜”,皇帝死亡称“龙驭宾天”,即乘龙升天,此外还有龙椅、龙印、龙裳、龙辇等。一些帝王热衷于以龙为年号,据研究者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以龙字作年号的君主不下20位,但可笑的是,其中多数国势衰微,甚至是国灭身亡。龙并不能为他们帮什么忙。

  帝王对龙的利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龙纹的把持与垄断。

  这主要体现在对带有龙形象的服饰的使用上。东汉时,九卿以下官员已经没有资格穿有龙图案的服装,元代不但不准常人穿用有龙凤图案的服装,市街店铺也不准织造、出售有龙凤图案的布匹,违者除物品没官外,还要把犯禁之人拘捕严惩。但由于龙纹的流行年代久远,统治者一时不能完全禁绝,又采取了变通方法,即将龙分为三六九等,那种双角五爪的龙形象由皇帝专用,其它三爪、四爪的龙纹可以民用。明代模仿前代,禁止民用龙纹,同时对大臣朝服的图案也作了规定。相比之下,倒是清王朝相对宽松一些,它规定文武百官可穿蟒服,但蟒数及颜色各有等差。龙纹器物,除皇帝专用色(明黄)外,一般不禁止。历代皇帝的服装则极尽华丽,滥用龙纹以示帝王的威权。

  以明清帝王的服饰为例,皇帝的衮服为玄衣黄裳,装饰有12种图案,称十二章。衣自上而下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自上而下绣宗彝(本意为一种祭器,上有虎与雉雉两种兽形。

  这里指两种兽的图案)、藻、火、粉米(白色米形花纹)、黼(黑白相同如斧形的花纹)、黻(青黑相间的花纹)。蔽膝与裳同色,绣龙、火和山的图案。十二章中以龙纹最为突出,其他不过是点缀。明代又规定皇帝的朝服除了十二章外,还要有十二团龙。帝王的其它衣服也尽力“龙”气,可称满身皆龙,甚至皇后的朝服也爬满了龙。

  封建帝主垄断龙纹的目的是加强专制统治,使自己的权威不受到挑战。因而,任何时龙的冒犯常常被君主视为对专制皇权的冒犯,都可能招致大祸。韩非子曾说过,龙虽然有时柔顺得可以与它一起嬉戏,但它颈下有逆鳞径尺,碰了逆鳞,龙就会翻脸不认人而杀人。韩非子认为君王应有逆鳞。历代帝王神化自己为真龙天子,也就自然地承继了龙的逆鳞。触犯专制皇权、包括对龙表现出不敬的言行,都可能遭到严惩乃致杀身灭族。所以大诗人李白在《猛龙行》中感叹:“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明清以降,中国封建皇权达于鼎盛,极度膨胀,帝王猜忌心极强,对皇权有意无意的冒犯都是犯龙鳞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血案和文字狱。明代画家盛著善画山水花鸟人物,名重一时,洪武年间供事内廷,为皇帝服务。他奉旨为一寺院画影壁,画了一幅“水母乘龙背”,结果朱元璋以“不称旨”为罪名下令将盛著处死。朱元璋出身卑贱,疑忌心极强,很可能是他认为这幅画中龙被人骑是对他的嘲讽,于是制造了这起冤案。清代乾隆二十年(1756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主持广西学政,出试题取《易经》中“乾之爻不像龙说”一句,结果被控为低毁乾隆。因为隆与龙同音,是暗指乾隆不是真龙天子,因而获罪,收监后又顺蔓摸瓜,查出胡的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类的句子,于是胡中藻被处死。

  由于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的功能与形态、类别又多种多样,更由于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专制帝王们无法对龙实行绝对的垄断。相反,帝王们的恣肆自为激起了人门的反感,出现了对龙的憎恶和否定,产生了毒龙。孽龙之说。毒龙本为佛经语,指一种害人之龙因受戒而顿悟,忍诸般苦,以至命绝,最后终于成佛。但人们用这一概念主要意指害人之龙或害人的邪念。唐诗人王维就有“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的诗句。所谓孽龙,乃是降灾之龙。本来在上古,龙代表天帝表示其赏罚,但降灾之事逐渐被称为“龙蛇之孽”,于是有了妖龙、孽龙的称呼。相传秦李冰任蜀郡守,蜀多水患,并有孽龙食人。李冰及其子二郎降服孽龙,锁于江上,水患遂息。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及梅山七圣即从此而来。孽龙除了指残暴,兴水患害民的龙以外,还指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秦始皇等人。对毒龙、孽龙的指斥,反映了历史上人民群众对专制皇权的不满与反抗。除了这种直接的指斥外,人们还在文学作品中对龙嬉笑怒骂。如在《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都有“哪咤闹海”的章节,作者不但借哪咤之口把龙王称为“老泥鳅”,而且还设计了哪咤将龙太子打死、揭鳞抽筋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向。

  对“真龙天子”的最直接的否定是农民革命的的熊熊烈焰。

  还在龙与帝王结缘不久的东汉未年,黄中军起义就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近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清王朝的皇帝称为“蛇妖”,宣称以农民自己的真龙天子来取代封建阶级的真龙天子。他赋诗言志道: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却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雪鼓舞三千浪,易像飞龙定在天。

  当民主革命凯歌高奏、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作为皇权象征的龙也就走向了未日,变成了一种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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