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醉和酒神式的艺术形式——对李煜三首亡国词的再解读
作者简介：胡牧（1981- ），男，重庆市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艺术源于幻想，止于抒发情感，艺术本身就是人对现实人生超越和升华的一种方式。在尼采看来，战胜人生悲剧性境遇唯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审美来完成。尼采的观点无疑适合用来作鉴赏李煜后期词的注脚。李煜的词将亡国的悲剧意识无意识地表现为一种审美现象，他在把悲当作审美对象的基础上从国破家亡的切身经历来抒发内心的巨大悔恨和深切悲哀。尼采的酒神精神不是像叔本华那样对人生的消极逃避，而是在正视人生悲剧性的基础上树立的一个超越“此岸”悲剧性的努力。李煜乃性情中人，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事实，面对宋朝两代皇帝的百般羞辱，面对极不自由的囚徒生活，艺术家的独特气质以及对人生悲剧性的敏感和切身感悟到的人生痛感，使他不得不在囚徒生涯中借词与酒来替代和麻痹现实中的自己。既定的事实已不可改变，而唯一能使自己从痛苦的世界中超脱出来的只有艺术带给自己的“醉”。于是，李煜便在审美领域寻求精神的出路，寻求摆脱痛苦，超越人生悲剧性的途径。笔者试以李煜的《子夜歌》、《浪淘沙》、《乌夜啼》三首词为例，来鉴赏其后期词的悲剧体验和酒神式的艺术形式。
一
李煜首先将悲看作一种审美现象。化之为词，由于把悲当作一种审美现象，我们就不至于在悲中无所事事，徒自哀叹。艺术是艺术家内心的狂欢和深度体验，艺术品其实就是体验“存在”状态的结晶。按照狄尔泰的理解，体验是一种跟生命活动密切关联的经历，它以两个意义方面为依据，即：既是一种直接性，这种直接性是在一切解释、处理或传达之前发生的，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依据，为构成提供材料，又是从直接性中获取的收获，从直接性中留下来的结果。有学者从哲学概念的界定出发，把体验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它是主体和客体的沟通，也是对主体和客体的超越。总之，体验以生命为前提，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1]。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生的意义是不可言说的，存在喜欢隐藏自己，唯有在诸如孤独、绝望、悔恨、烦恼、死之焦虑等特别的心境中，在人生某些稍纵即逝、不可多得的情绪状态中方可领会到人生的意义，与存在相沟通。可以说身处亡国破家大不幸中的李煜在他后期词作中抒写悔恨与悲哀之情，如陈廷焯所说“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王国维也把他的亡国词称作“血写”之作。在亡国后囚居汴京的三年，身陷囹圄的李煜“日夕以泪洗面”（李煜寄金陵旧宫人信中语），亡国之痛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被冲淡和稀释，反而愈加剧烈。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煜是深切领会到人“存在”的痛感和意义的。其《子夜歌》云：“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子夜歌》作为一首词的题目，它隐含着写作主体的存在状态——夜不能眠。实际《子夜歌》的全部文字正是被作者独自的“悔恨与悲哀”以及与之相关的“回忆”和“思索”建构起来的。对于李煜来说，曾经的帝王生活“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是何等的优游自在。尽管词人在现实中已告别“过去”的温柔之乡，但故国的面影乃至往事在李煜的回忆中始终显得影影绰绰，挥之不去，“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浪淘沙》），充满了断点与空白。“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正是这种感受的表现。一旦繁华散尽，便尽显憔悴！这种“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的虚幻之感直接形成了李词的悲态美学色彩。这种悲态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暗指一种生命力的重心转移，即由现实人生转向词（艺术）的世界。李煜身处生而无趣死亦痛苦的极大屈辱中，身处悔恨、孤独、烦闷、恐惧与无助的心境中，他抒发的至为痛苦的文字把他导向了生命的“醉”态，也即是酒神状态。“醉，酒神状态，不仅是一种审美的基本情绪，而且是人生的极境，是使人得以和存在相沟通的一种本体论情绪。”[2]尼采认为艺术是强力意志的充分体现，是生命的强大动力。这样一来，艺术创作便是一种醉的境界（状态）。尼采还认为，“生物所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指力求扩大自身、超越自身旺盛的生命力。李煜正是在用艺术抒发深沉感慨超越失败人生的过程中享受到了生之片刻的欢乐，获得了酒神式的陶醉。“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一种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3]醉提高了词人观照外物，内视心灵的敏感性，其本质是创造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可以说，醉既是对本体世界的体验，又是对客体的直观获取。词人在醉和酒神状态下的写作生成了人生新的价值。正如M·罗斯所说的，审美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提升”，具体表现为“感受力”的发展。李煜的悲态词（亡国词）正提升了他的生命价值。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 难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一语道出了李煜在词史上的杰出贡献：把纯粹用来消遣娱乐的词变为抒发生命真实“存在”体验的词，从而把词引向心灵的向度。
二
再请看李煜抒写囚徒生活的不堪和无限故国之思的《浪淘沙》：
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人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词中那“流水落花”意象“犹如流逝的江河，一切的东西都被置身于其中，席卷而去”（黑格尔语）。读后难道仅是让人想起《橘子红了》的片尾曲，“生活本是——无奈”。 无奈、无奈、无奈吗？酒神精神是“驱向放纵之迫力”[4]在《浪淘沙》里，作者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自弃状态，显现出强烈的悲剧“生命意识”，亦即对繁华逝去而不可再得的种种感喟、哀伤乃至强烈至极的悔恨之情。“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望江南》），“想得玉楼瑶殿日，空照秦淮”（《浪淘沙》）。作者只有“一晌贪欢”，只有以泪洗面，只有“借酒浇愁愁复愁”，个人在情感的暂时放纵和自我的解体中与原始存在合为一体，将“寒”的存在之感写得真切而实在。看吧，“窗外雨潺潺”，春意将尽，雨触动了词人敏感的心灵，雨也导致了词人思念活动的开始，“春意阑珊”对应于失掉的“无限江山”。“独自莫凭栏”，是因为，词人怕担当失去家国的大悲大痛。“流水落花春去也”透露的是不可逆转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和“罗衾不耐五更寒”的切身悲凉。著名词评家吴梅先生在《词学通论》中这样评价李煜的词：“近于伤矣，然其用赋体不用比兴，后人亦不能学者也。”其评价是很中肯的。李煜的亡国词正是在直抒胸臆中让悲伤悔恨之情如滔滔流水奔泻而出。这样，词人在醉的心境中触目伤怀，飘飘然与宇宙大我融为一体，也就是一种超越了人生悲剧的表现。尼采认为，悲剧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是“酒神心境的表现和图解”。笔者认为，李煜的后期词是纯粹的酒神艺术。李煜的后期词可称作悲剧的艺术。尽管历史的帷幕已经降落，但李煜的词却成为永不消逝的生命绝唱！因为他的后期词能在抒发一己哀痛的基础上上升到一种普泛的生命体验，再加上他的抒怀寄情有真实的生命痛感作支撑，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给人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
三
在《乌夜啼》中，词人写道：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王国维《人间词话》十六）生命短促，“林花谢了春红”，使得繁华只是生命的片刻暂驻，无奈“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真是悲凉复悲凉！“春红”、“朝”、“晚”三个表示时间的词，十分艺术地写出了古代文人普遍存在的时间情结。“寒雨”、“风”恰似“罗衾不耐五更寒”之“寒”，让人深切感受到生命酷烈中的醉，表达的是一种与存在相沟通的独特心境。“胭脂泪”写的是词人对过去优游自在帝王生活的追忆。这种生活“留人醉”，又令人心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自古繁华似东流水，让人感到繁华易逝，如朝开夕拾的昙花；流水永恒，像千秋万载的星空。在李后主的亡国词里，在他的血泪泣诉里，当岁月向晚，繁华散尽“空悲切”时，也回荡着人生无奈的低音。但，在情感的另一极，尼采强调的“醉”彰显的却是酒神式的生命欢乐，洋溢着酒神式的乐观气息。李词的悲伤之情正与尼采一样，在接受了人生可悲而无意义这个悲观的大前提下，急于用一种酒神式的“醉”来寻找一点创造和发泄的欢乐，来为人生找寻到新的一种意义，而当艺术家把人生的意义和解脱的途径仅仅寄托在“醉”这样一种倏忽即逝的主观情绪之中而生发出艺术作品时，人生的悲剧意味就越发显现，就越发容易打动人心。
四
尼采所主张用酒神精神来克服人生悲剧性的审美人生在李煜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李煜正是在酒神艺术的酣醉中，通过生命力的转移而直接触摸木已成舟的悲剧现实带来的深哀巨痛，从而达到生命自身的超越和解脱。人生充满矛盾和困境，我们通过酒神精神，通过词人“醉”的情绪状态，来解读他的词有一定创新性和合理性。但我们也要明白，在现实人生中，“醉”仅仅是一时的亢奋，一时的麻醉，一时的逃避，酒神式的快乐不过是含泪的笑，当酒醒梦破，人生不照样“长恨”吗？水不照样“长东”吗？现实中的困境最终还得依靠现实中的努力去克服。这样一来，人生就不会只是一场无奈、伤感、悔恨······
【参考文献】
[1] 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540—541.
[2]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08.
[3]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M].三联书店，1986.319.
[4]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M].三联书店，19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