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不和谐成因辨

　　内容提要：中国进现代政治不和谐主要是清代末年的政治颓势造成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政治不和谐的次要原因，而政治势力缺乏整合力及其专制化倾向是政治不和谐的核心原因。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政治不和谐；政治整合力

　　作者简介：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院副教授、博士

　　社会和政治和谐是古往今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儒家大同思想的基调，具有普世的政治价值观，“公”、“信”是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更高更广泛的内涵，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没有政治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在高度个人专制、高度中央集权、层层仰仗上级的传统中国，政权的触角无限蔓延，社会依托政权而生存，其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因而和谐政治成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文帝、景帝“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宋太祖赵匡胤宽和对待文人和臣僚，政治比较和谐发展，才有汉、唐 “盛世”与宋代高度繁荣、社会比较和谐发展的局面。在1840－1949年的中国，政权更迭频繁，政治冲突异常激烈，罕见政通人和景象，导致这种政治不和谐局面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仅从朝代兴替、外力冲击、低政治整合能力三个视点解析近现代政治不和谐的成因，以为和谐政治建设的前车之鉴。

一、清王朝中后期乱象的惯性作用

　　中国近代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其时正是清代末期。清王朝在1912年溥仪退位后消亡，中国近代有72年是在清朝度过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只有38年的历史。1840－1949年长达百余年的政治乱局，其实是清代政治衰败的惯性延续。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汉、唐、宋、元、明、清等主要王朝，大致都有先盛后衰的经历。秦、隋这两个大一统帝国由于没有能整合好当时的社会，寿命短暂，魏晋和五代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皆无长治久安的和谐之象。清代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清初诸王朝尚能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曾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但长期用兵也消耗了国力，如同汉武帝的战争使西汉一蹶不振，乾隆帝耗资1.2亿万两白银建立“十全武功”后，清朝也明显衰落了。人口膨胀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清初人口约为1亿，到1800年达到3亿，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十分有限，游离土地的穷人常沦为盗匪，嘉庆朝湖北、河南贫困山区的白莲教起义主要是人口压力增大、生存环境恶劣引起的，嘉庆王朝为镇压白莲教和其它流民的起义，又耗费2亿两白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巨大的军事开支和官场的奢华腐败，使清朝的国库空虚，银价持续上涨，乾隆初年1两银值铜钱700文，嘉庆朝则涨到了1，300－1，400文。[1]百姓一般使用铜钱，而纳税则必须交银两，银贵钱贱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民生凋敝，铤而走险，镇压民叛的资金又最终摊派到百姓头上，经济和社会恶性循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便是这种循环的恶果。

　　社会和经济的颓势影响了政治的健康发展，而统治者高度集权和专制倾向又恶化了政治资源。明清是皇权和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时代，朱元璋在杀胡惟庸后废除宰相，将相权分与皇帝秘书性质的内阁。清承明制，强化专制统治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帝开设的军机处凌驾于内阁之上，而且利用密折制度监视百官，直接干预官员的选任。[2]到乾隆时代规定所有臣僚进见皇帝都必须下跪，都要自称奴才。乾隆以后的帝王虽体魄和才能每况愈下，但威权不减，这导致慈禧太后窃取同治、光绪皇帝的权力后，政敌无与匹敌。后来袁世凯、蒋介石等等中国最高统治者行独裁易如反掌，都是这种专制政治的延续。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十分缓慢，不少独夫在回归专制政治时却快步如飞，这是明清以来恶化的政治环境使然。

　　集权和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不断完备的官僚体制，官僚体制自我完备的同时也逐渐僵化、因循，缺乏政治和行政活力。清代有关官僚制度的典章最为完备，清末的《光绪会典》比历朝历代都要详尽，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3]这些制度的本质是对官僚严密看管使其效忠上级和皇帝，维持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这样官吏的自主能动性就受到压制，一味因循守旧。高度集权又使得监督体制失效，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后，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最终必然是官逼民反。

　　集权和专制统治的重要特点是打击士人，清代的文字狱有甚于明代，明末思想界的活力被抹杀殆尽，文人一味读书应考，或转向考证学，社会批评精神甚少，这是“乾嘉学派”产生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国有庞大的政治而无政治学，对钦定的政治制度只能美化和逢迎，政治良心泯没，这是政治不和谐的莫大悲哀！

二、外力对传统政治的冲击

　　中国近现代承接清帝国的末世，与宋末、明末一样，充满着内忧外患。宋、明时代的“外患”是契丹、蒙古、满人，其文明程度远在华夏文明之下。但晚清面临的外患确是英、美、德、法等西方文明强国，以及受西方影响至深并成功现代化的强邻日本和俄国。

　　魏晋时期被称为“五胡”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后来的蒙古族和满族，在取得政权后都有一个儒化和汉化的过程，今天的满族经二百余年的和平演化之后，竟连满语也不会说了。但近代西方文明则不同，其器物、制度远比中国发达，而满清王朝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将西方人视同蛮夷。明后期和清前期高层统治者对西方还比较包容，但清后期却固步自封了1793年英国公使马嘎尔尼来承德避暑山庄访问时，乾隆帝只是将其当成越南、朝鲜一样的朝贡国看待。嘉庆帝比乾隆帝更不容西方，马嘎尔尼以拜见英王的礼节拜见乾隆，而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欲以同样规格的礼节见嘉庆帝时，竟遭到拒绝，嘉庆坚持他要象中国臣僚一样双膝跪地朝拜。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形式上的外交都断绝了，清朝对西方更是一无所知，鸦片战争时，道光帝居然问英国是否与新疆相邻。直到1873年，光绪帝才以国际通行的礼节接见外宾，这与马嘎尔尼来华已过八十年。

　　现代化强国对内文明和谐，对外野蛮侵略，贫弱而顽固的清朝屡败于列强，中国人被迫走上了接受西方、学习西方的不归路，内心充满彷徨和忧虑。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落后，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运动的主流思想。这种仅仅学习西方现代技术的思想和行为在当时也遭遇极大的挑战，反对洋务的“顽固派”势力强大，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容闳组织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在偌大的中国居然都难以凑足人数，第一个赴英大使郭嵩焘遭到湖南家乡士人的群体排斥，上海的第一条铁道被官方赎回后撤毁……，可见李鸿章、奕祈、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充满着政治不和谐音，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失败，时人认识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迫切性，于是出现了百日维新。维新运动关涉到敏感的高层政权，政治冲突比洋务运动更为激烈，失败也更迅速、更惨烈。戊戌维新之后，本土化与西化的政治冲突更为激烈，其典型表现是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国人的崇洋心理滋生极快。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京城人对外敌充满仇恨，40年后八国联军到北京时，京城的高官焚香跪拜，有些义和团团民则改信基督教，权力核心人物慈禧太后一度也成为全盘西化的人物，她甚至认为要彻底背离中国的典章制度。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从1901年开始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清末新政，教育、军事、官制、经济进行了西化式改革。其中教育和军事改革最有成效，后果也最严重。教育改革培养的新型知识人不满现有制度，发动了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军事改革造就的新军在战胜旧秩序后继续内战，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

　　外力冲击一方面是如上所述的中西方思想、制度的冲击以及学习西方制度的迫切性与中国政治惰性的冲击，另一方面是西方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直接冲击。西方的侵略在传统教科书上所言甚详，其中以日、俄两个强邻的侵略影响最为深远。日、俄对清朝的蔑视早于西方国家，在雍正朝时俄国使节朝觐中国皇帝时不需要象越南、朝鲜使节那样双膝跪地，日本竟将满人建立清朝视为“用夷变夏”，自居为华夏文明的承人，不与清朝通贡。俄国在近代大肆掠夺、蚕食、分裂中国领土，使清朝的版图减少小半，而日本打败清朝的海军，侵占中国核心地带的东部区域，打断了李鸿章和蒋介石所主持的现代化建设，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的恶劣影响最为深远。列强的全方位侵略使中国的国家主权严重丧失，政治独立性难以保障，这是最大的政治不和谐因素。但物极必反，强敌入侵也促成了近代中国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形成，特别是日本的两次侵华尤为如此，抗日战争时国共两党合作，“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在国民政府统领下一致抗敌，出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难得的政治包容环境。

　　在西方列强称雄世界的近代社会，亚洲和落后国家都有以西方为模式进行变革的历程，西方史学界称为冲击－回应模式，日本是典型的成功回应西方冲击的亚洲国家，近代中国则没有成功对应冲击。冲击－回应模式以西方为中心来看待东方，近年来受到质疑，以中国为中心，“在中国发现历史”，即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情境来解释中国成为欧美主流汉学。[4]其实中国本身的内因是决定能否成功应对冲击的主要原因，处在没落时期的清王朝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冲击。整体看来，中国东南部特别是江南地区在回应西方冲击、融合中西时较北方成功，因为这些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可见导致中国近现代政治不和谐，中国本身的原因是主要的，外力冲击是次要的。

二、政治整合能力低下

　　中国近现代政治势力的独裁化倾向和低政治整合能力是政治不和谐的核心原因。政治整合的实质不是政治稳定，而是各政治实力能相互交融、相互妥协，特别是强势政治实体善于妥协，形成聚合力强大的总体政治力量。英国属于资产阶级政治和谐国家，政治整合比较成功。英国代议制民主制自1689年（中国康熙二十八年）的《权利法案》到今天比较广泛的民主自由，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史，期间并没有暴力和重大社会冲突事件，而是在和平改革中完成的。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英国宪政奠定了基础，1701年的《继承法》使主权在议会而不在国王，到18世纪中叶国王“统而不治”，成为虚君，责任内阁制成熟完善，此后工人阶级又通过宪章运动赢得了政治权利，要知道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便是工党的领袖！三百年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变，人们很少怀疑其合法性，但内含和实质大为不同，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度比许多国家的共和制更民主。所以民主不能看意识形态的外表，有些独裁专制的国家在口号上更民主，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合法性的基础。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不象英国那样有很强的原发性，政治协调性和整合力明显逊色，二次大战时期德、日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嚣张一时，即其政治失败的体现。直到今天德国东西部尚未整合协调好，日本的自民党一党执政而无敌手、政治黑幕比欧美国家居多。

　　近代中国承接清朝衰世，政治整合力远不及德、日，中央集权趋于瓦解、地方群雄武力割据，属于“一放就乱”的时代。通观1840－1949百年政治史，实质上是旧的一元化政治体系瓦解和新的一元化政治体系的重建过程。旧的政治体系解构是内因造成的，鸦片战争对王朝政权的影响远不及太平天国。因清朝的国家军队八旗和绿营不敌农民军，地方乡勇蜂拥而起，其中最突出的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些地方武装升格为国家军队，李鸿章成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一批汉人因军功和军事实力分割了满人的权柄，地方大员的权威增加，庚子事变时慈禧太后令义和团攻打外国人，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居然封锁中央关于攻击外国人的政令，结成“东南互保”。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失势后，清末新政中以编练新军起家的袁世凯一时整合了各派政治实力，但在皇帝梦破灭后，军阀混战，总统、内阁、国会如同走马灯更替，蒋介石的军事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内部军阀性质的派系林立。毛泽东将支部建在连队上，确保党指挥枪，培育了一支凝聚力强的人民军队，这是中国走出乱世、重建全国统一政权的重要因素。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努力的失败，都与缺乏政治整合力相关。洋务运动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慈禧太后压制顽固派而支持洋务事业，主要是为了平衡各派政治势力，洋务核心人物李鸿章和奕祈只能在有限的权力限度内主导洋务事业，技术现代化缺乏全局设计和统筹，以至在洋务运动中出现各自为政、争权夺利、互相撤台的现象。在甲午战争中，三洋海军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抗敌，朝鲜陆战也仅有安徽籍的淮军参战，以至有人说甲午战争是“以一省敌一国”、“以一人敌一国”。戊戌变法这一政治现代化本是得到李鸿章、袁世凯、荣禄等朝廷要员支持的，百日内无数变法诏书也是在得到慈禧太后认可后才颁发的，但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并没有整合好这些重要的政治势力，以书生意气刚愎自用，“围园杀后”等冒险计划无异于自毁，倒是光绪帝所坚持的一面要听从太后的领导一面要进行改革的主张能整合包容更多的政治实体。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如扶满抑汉的官制改革激化了满汉矛盾，搜刮民脂民膏的税制改革加重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皇族内阁这一假立宪则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高擎三民主义理想大旗，革命到底，百折不挠，但其内外政治整合力都不强，其与康、梁改革派都有共同的反清政府和制宪的目标而不能联合，中华革命党的建立使黄兴、汪精卫这些革命骨干都分道扬镳，与力主联省自治的同盟会元老陈炯明不惜一战再战。而同时代的“西亚病夫”土耳其革命以“青年土耳其”为中心，则能联合农村、教育、知识、宗教各界人士，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建立宪政体制，其能良性整合的关键因素是无一人一党能独霸社会，重要领袖凯莫尔也是以平等的态度与社会各界合作。[5]

　　近代政治整合能力与和谐度低下，与中国政治的内卷化倾向关系极大。内卷化是与演化相对立的概念，即在事物在原有的框架结构内变化而不能进化和转型。中国近代政治始终以一元化、高度集权的方式变化，难以过渡到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对社会的整合也是以一元化的行政手段控制社会，政治缺乏弹性，社会缺乏张力。政治强人和强政治实体唯我独尊，难以包容另类，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等等莫不如此。在清末和民国时代，由于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权力得到加强，清末新政后各省的议会机构咨议局往往能策动地方政治势力与中央协商解决有关地方发展的大计，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有的也能摆脱中央束缚而造福一方，如阎锡山在山西、韩复榘在山东、陈炯明在广东都取得了可嘉的政绩。在中央集权强化后若还能保持这类地方行政的积极有效性，则是中国政治跳出内卷化模式、中央和地方和谐发展的重要象征。

　　综上所述，中国进现代政治不和谐主要是清代末年的政治颓势造成的，这是中国王朝更替的规律决定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政治不和谐的次要原因。近百年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势力缺乏整合力及其内卷化倾向是政治不和谐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政治的当今时代，据清朝灭亡已近百年，据开国才只有六十年，国力逐渐强盛，这是建设和谐政治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正不断融入世界，世界也日益看好中国，中西政治交流也日益频繁，吸取西方政治的成功经验改革政治体制，是跳出政治内卷化、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政治的重要议题。

注释：

[1] 以上数据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99页。

[2] 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7－105页。

[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4] 参见卜正明等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2005。

[5]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9－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