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后期行止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八

　　祖国秀美的山川中有两处遗址，与南宋著名的词家和政治家辛弃疾晚年乃至一生关系极大：一是带湖，辛弃疾落职在此闲居了二十二年，辛活了六十六岁，正好占去一生的三分之一，大量的精美诗词皆产生在这一带；另一是京口北固亭。辛弃疾六十五岁时被任命为镇江知府，筹备北伐。京口之命是诗人一生的最后一次振起；围绕北固亭的怀古感慨，则是辛词最后达到的创作高峰。

带湖投闲与壮心不已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在隆兴知府兼兼江西安抚使任上的辛弃疾突然被罢免全部职务，而且不容上辩。中书舍人崔敦诗起草的《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公布的主要罪状是化公为私、草菅人命、藐视上级、交接党羽、施行贿赂等。历代学者多以为这是诬陷，今天的文学史家更将此与投降派打击排挤抗战派联系起来。我倒是以为，这当中有的罪状是出于捏造或歪曲，如草菅人命、施行贿赂等；有的则可能是夸大其词或观察角度不同，如交接党羽。辛弃疾曾率一万义军南归，后又担任建康通判、滁州知府，这两地皆是抗金前线，在血与火的考验下，辛弃疾一定有许多生死相随的战友和袍泽，你可以贬义地称之为“结交党羽”，也可以褒义地夸之为患难弟兄。至于化公为私之说，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但从今日我在考察中所见的辛弃疾落职后购置的带湖一带田地、房产、家山和瓢泉一带的别墅来看，是需要相当资金的。况且，辛弃疾故乡沦陷，他又是在突袭张安国大营后率轻骑星夜南归，不可能携带大量资产南归，何况在带湖又无薪俸闲居了二十二年，此间又有大量宴饮、酬祚、祝寿、偕游之类应酬，这又需要多少资金来维持？面对“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我以为化公为私之类指责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在有些人的眼里，英雄皆是完人，如有缺憾也要“为贤者讳”：如此齐国的管仲、北宋的晏殊皆很靡费：每进饮，皆是钟鸣鼎食，宾朋满座，按今天的说法是“过度铺张浪费”，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著名的军事家、文学家和一代名相；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在静江府任上被弹劾落职，罪状是“脏滥”。宋高宗问及此事时，张孝祥的回答是：“‘滥’或有之，‘脏’不敢奉诏”，也就是说，并非全是诬陷歪曲，但我们在文学史上关于张孝祥的介绍中，却看不到连自己也承认的缺陷。

　　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被革职到宁宗嘉泰三年（1203）夏被启用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其间除了在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抚使任上任职两年外，辛弃疾在上饶带湖和瓢泉落职闲居了整整二十年。

　　带湖在当时信州上饶郡（今江西省上饶市）城北郊，是一条狭长如带的湖泊，故得名带湖。它的北面是大茅山，东北是有名的风景区怀玉山，其主峰玉琊峰海拔900多米，上有悬崖峭壁、悬泉飞瀑，下有玉琊溪穿林越谷，形成有名的怀玉山十八涧。带湖的东面则与三清湖相连，实际上带湖即是三清湖的一个支汊。大概在明末，带湖便已淤塞，改造成一片水田，今日已夷成一片开阔地，据说上饶市政府已将这片土地卖给开发商，准备建造商品楼——“带湖花园别墅”了。辛弃疾爱上这依山傍水的秀美山川，在带湖东边购置了170多亩土地，建造了上百间厅堂、房舍和亭阁，其中见诸文字，为后人所知的有稼轩、植杖亭、集山楼（后改名雪楼）、婆娑堂、信步亭等。他又在湖边筑堤，造一个“偃湖”新的景区；更凿“新开池”，作为自己的赏玩之所；又买下山峦，遍种松柏，作为自己的啸傲之处。在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抚使任上罢职归来后，他又爱上铅山瓢泉一带风景，又在铅山瓢泉下的期思渡营造别墅。他在筑偃湖堤时，写过一首《沁园春》，从中可以窥探他新居的园林规模和心情：“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叫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蒙蒙”。众山回旋，有瀑布、有小桥，有遍山的松林，松林之外，便是诗人的新居。诗人终日盘桓其间，吟诗作赋之际，还在想着“偃湖”新堤何日筑成，形成烟水蒙蒙的新景。至于说“吾庐小”恐是谦词。如果说170亩的庄园还是小庐的话，我辈的居处就是蚂蚁窝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曾私下到过“稼轩”，感叹其厅堂建筑“为耳目所未曾睹”，于是也为拜见便拂袖而去，可见其奢华宏丽。我在上饶一带考察时曾专门到过期思渡和瓢泉。期思渡是信江边的一个渡口，在上饶市东南约12公里处今已不存。据老年人回忆，渡口民国初年犹存，渡口西面是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面曾有成片屋宇，据说就是辛弃疾瓢泉别墅的遗址。瓢泉今仍在，位于上饶东南10公里，通往武夷山市（即崇安）的公路边。此处叫薛家洞乡横坊村，是辛氏故里，其祠堂已坍塌芜漫，仅剩一石头横梁和几个巨大的石础，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横坊村的背后就是沿山，这是一座不高的山坡，瓢泉就在朝东的山坡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清代学者方苞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山吟留别》，非常神往这座神山的高峻和险阻，但等见到了天姥山，却大失所望：“天姥山者，一小丘耳”（《游天姥山记》）。我到了瓢泉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个泉又小又浅，似嵌在一块大石头上，水很清冽，入口也有甘甜之感，但水深不到一尺，名曰“瓢泉”，不仅如历代注家所云“其形似瓢”，也兼有水少之意。当然也可能蕴含佛理：“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靠着这个辛弃疾喜爱的小泉，横坊村办了个矿泉水公司，出售“瓢泉”牌矿泉水。陪同我们的公司总经理给我们每人送了两瓶，喝一口，似没有刚喝的瓢泉水味甘甜，说不定是从沿山下那个溪水中取的，因为瓢泉太小太浅，根本无法开个矿泉水公司。

　　瓢泉下、带湖边，辛弃疾就在其间过着寄情山水、交游赋诗的优游生活。写下不少咏歌带湖、瓢泉的绝妙诗章。例如小小的瓢泉，在词人的笔下是：“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繞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水龙吟·题瓢泉》）。泉水清冽如冰霜，香甜似芳乳，泉中映着浮云，为陪伴词人而不肯流下山去。词人有瓢泉为伴，也忘了轻裘肥马。对带湖也是如此：“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水调歌头·盟鸥》），可以说是他带湖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当他在福建短暂任职期间，还不时回忆带湖生活：“鸡豚旧日渔樵社，问先生：带湖春涨，几时归也？为爱琉璃三万顷，正卧水亭烟榭”（《贺新郎》）。当然，作为一个爱国词人和胸有大志的政治家，他也并未忘却抗金大业和北伐之志：“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去建功立业、收复中原：“却笑将军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

　　隐居中的辛弃疾，除了吟咏山水、优游岁月以及抒发胸中磊落不平爱国之志外，就是酬祚唱和、交接友朋，他不像上文曾提到的刘禹锡，被贬之中清心寡欲、散居闲处，不与人交。他在22年隐居生活中，与许多要人贤达多有往来，如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汤朝美，曾任吏部尚书的韩元吉、曾任福建转运副使的傅安道、江西安抚使施与点、象州教授丁怀忠、信州太守王桂发、郑汝谐，三山（今福州市）太守徐衡仲，名流陈亮、杨民瞻、范开等，或酬祚，或祝寿，或迎来送往，或赠答等，这类诗文多是应酬文字，价值不大，但也有的值得大书一笔，这就是与韩元吉的交往以及与陈亮的鹅湖之会。韩元吉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词人，黄升在《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中称他“文献、政事、文学皆为一代之冠冕”。他是开封人，南渡后寄居上饶南涧，生平著作即命名为《南涧甲乙稿》。韩元吉官至吏部尚书，晋封颖川郡公。主张抗金收复失地，与抗战派词人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交谊甚厚，唱和中亦多故国之思和北伐之愿，如《水调歌头·寄陆务观》“中原何在，极目千里暮云重”，与辛弃疾唱和中的“梦绕神州归路”并多次提到“闻鸡起舞”、“勒石燕然”等。辛弃疾在带湖与韩有数首唱和，称赞韩是文武全才：“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荫，满庭清昼”，并希望他东山再起，“整顿乾坤”（《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看公从试熏风手”、“金印明年如斗”（《水龙吟·再和以寿南涧》）。辛弃疾在带湖赋闲十年后突然启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抚使，我怀疑与这位前吏部尚书有关，韩元吉在给辛弃疾的一首和词中有这样几句：“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明年看取，毒旗南下，六赢西走。功画凌烟，万钉宝带，百壶清酒”。词中除称赞辛弃疾的文学才华和军事才干外，主要是勉励辛不要“卧占湖山”、“袖平戎手”，并预期他明年能建树功业，画图凌烟阁，取得高官宝带。看似酬祚套话，个中也透露出一些消息。

　　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更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陈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在哲学上和诗词创作上皆有建树，更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多次上书孝宗，陈述中兴方略，与辛弃疾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辛弃疾闲居带湖的第二年，陈亮就托人带信，准备前往探望，后因事未果。直到淳熙十五年冬（1188），陈亮才从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市）来访。两人冒着大雪寒风同游鹅湖，共饮瓢泉， “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在瓢泉别墅住了十日，方“飘然东归”。在陈亮别后的第二天，辛弃疾觉得余兴未尽，又追去挽留。走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行，只得怏怏折回，当晚写了首《贺新郎》寄给陈亮，词中赞美陈亮的人品，诉说相思之情，也抨击了当政者苟安误国，抒发了自己的悲愤：“要破帽，多添华发。剩山残水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陈亮接到信后，立即依原韵和了一首词，词中就辛的抨击和悲愤大加发挥，有些成为流传后世的名句，如“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辛弃疾接到和词后，又用原韵酬答，后一首更加振聋发聩，词的最后写道：“汗血盐车无人问，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词中虽有有志难伸、有才难用的浩叹，但结尾处突然振起，表示自己决不妥协，一定要收复中原、统一神州。所以比起陈亮一味叹息愤慨的和词，要高出一筹。

　　鹅湖之会的地点在鹅湖寺。鹅湖寺在鹅湖山的北麓，据《铅山县志》：“山顶有湖，多生荷，故名‘荷湖’。东晋时隐士龚民在荷湖边养鹅，其双鹅育子数百，故又得名‘鹅湖’”。唐代宗大历年间，高僧大义禅师在鹅湖边建寺，朝廷赐名“鹅湖寺”。宋初，为方便香客，寺庙移至此地山下驿道边，在辛弃疾铅山住宅东约十里左右。历史上有两个“鹅湖之会”，不明当地实况者往往将此混为一谈。一是哲学史、教育史上的鹅湖之会是指朱熹与二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鹅湖寺的一次哲学辩论。朱熹与二陆皆为南宋理学名家，但其主张各有不同，朱熹主张通过读书博览来提高道德修养；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按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同为理学名家的吕祖谦同朱熹、二陆皆相友善，想调和两者之间矛盾，于淳熙二年（1175）约朱熹、二陆同聚鹅湖寺，“相与讲其所闻之学”。在相聚的十多天后，两派各不相让，论辩相当激烈。矛盾虽未调和，但学派主张却让天下人更加明晰，并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开会讲（研讨会）之先例，因此在中国哲学史和教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台湾有本哲学杂志就取名《鹅湖》。鹅湖寺在此之后亦改为书院，历宋、元、明、清八百多年久盛不衰，成为祖国东南与白麓洞书院齐名的两大书院之一。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比朱、陆之会要迟十三年。辛弃疾为什么要与陈亮同游鹅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鹅湖山风景佳丽，鹅湖寺久负盛名。鹅湖山是铅山境内名山，现在是“鹅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体绵延四十多里，青山突兀，秀岭相连，清泉茔澈，飞瀑如练，山下又有唐代古寺，离自己居处又不远，在此招待一位熟喜名山秀水、人文素养深厚的高士，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更重要的是，游览地点设在鹅湖寺亦与朱熹有关。朱熹和辛弃疾虽同为名流，但理念上并不合，文学史家多解释为误会，实际上可能像我在前面提及的那样，朱对辛的操守可能有看法。朱是位理学家，一生主张正心诚意，为人又特别古板道学，对辛的革职以及在带湖、瓢泉的做派可能有微词。而陈亮则与朱熹、辛弃疾皆是好友，陈想学当年的吕祖谦，将朱、辛邀到当年朱、陆相会过的鹅湖寺相聚。投书朱熹后朱也说了一些客气话，但并没有赴会。陈亮在鹅湖等了十多天，不见朱熹前来相会，方“飘然东归”。辛弃疾在给陈亮的《贺新郎》词下小注中亦提及此事：“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但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因为朱熹未至而有所逊色，两人的相聚成为文坛佳话，其间的唱和，更成为词史上的丰碑。

京口北固亭与稼轩词章

　　镇江，古称京口，位于南京之东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犹如出穴之虎，所以每当南北分治之时，他就成为拱卫金陵的要塞和北伐进击的理想之所。三国时孙权在此建都，并在甘露寺前与刘备结成军事联盟，共抗强曹；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北府大将军刘裕在此渡江北伐，一直打到长安渭桥边。十四年后，其子刘义隆又学乃父北伐，结果却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直追到与京口一江之隔的瓜洲；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金将兀术又从瓜洲渡江，与南宋名将韩世忠鏖战于镇江一带江面 ，韩妻梁红玉亲冒如猬箭矢，在船头擂鼓助战，这就是后世传为佳话的“擂鼓战金山”；宋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宰相韩侂胄又雄心勃勃，准备北伐，重新启用已在上饶闲居了二十年的主战派词人辛弃疾。先是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半年不到，调任抗金前线的镇江任知府，筹备北伐事宜。辛弃疾在任镇江知府前后，写过七篇有关京口风物和抒发抗金之志的词章，这还不包括他知镇江府时所上的奏章和写给政要及友人的书信，其中至少有五首与北固山有关，其中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更是传诵千古。

　　北固山系著名的京口三山之一。秦汉时叫“土山”，大概因为当时山上荒凉、黄土裸露而得此名，此名一直沿用到唐宋，大概因为土山在北面拱卫着铁瓮城，又固若金汤，所以宋以后多称山为北固山，一直沿用至今。它的东面是焦山，西面是传说中“白娘子水淹金山寺”的金山，北固山雄踞其中。此山高58米，长200米，宛如一条巨龙，昂首、拱背、翘尾，由南向北饮于大江之中。山体拔地而起，巨石悬空，原东、西、北三面皆临大江，惊涛拍岸，声震数里没，古人曾有“此山镇京口，回出沧海潮”之句。后因江水改道，山东西两侧的江水退去，才形成今日“三面连岗、如虎出穴”之势。

　　北固山是一狭长的山体，由南向北，分为前、中、后三峰，之间有条山脊相连，山脊名龙埂，又名甘露岭。古时龙埂东西两侧皆为大江，浩荡的江水极力要撞开龙埂东去而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只得易道北去，镇江今日仍能屹立江滨，亦是此岭之功。前峰又称鼓楼岗，唐以前所说的北固山即指此。三国时吴国在镇江建都，在此峰下筑铁瓮城，东吴官员的府第亦多建于此。峰西南有鲁肃墓，明清以来均有修茸，墓前曾有巨大碑铭，“文革”中被击毁。前峰下有一牌楼，上书清人所撰楹联：“峰巅片石雷三国，槛外长江咽六朝”，此处为游北固山的登山道起点。中峰，又名百果山，它和前峰间原有山脊相连。明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突袭镇江，地方官仓促应战，为了便于防守，遂将两峰间的山脊凿断，切断处现为东吴路的便道。山麓西面有凤凰池，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此议事。山上有东吴大将太史慈墓，还有一座中山造林纪念塔，塔四周嵌有孙中山先生的造林遗训。山上原有柳永墓，今已湮没无存。后峰，又称北峰，是北固山的最高峰，因其断崖绝壁高悬于江上，故又名别岭，这里既是北固山风景绝佳之处，又是名胜古迹集中之地。天下第一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第一亭、试剑石、遛马涧北宋铁塔、甘露寺、以及三国时孙刘联盟的有关遗迹，如狠石、遛马涧、试剑石等。铁塔位于后峰山门处的清晖亭旁，是我国仅存的六座铁塔之一，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此塔原为石塔，为唐朝宰相李德裕为润州刺史时，于宝历元年（公元825）所建，约在唐僖宗干符年间（874——888）倒塌。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16）由甘露寺住持募缘在原塔基上再建铁塔，为七层。至明万历十一年（1583），因“海啸塔颓”，又由僧人性成、功琪重建。1842年鸦片战争时，英军炮击镇江，铁塔又被击毁。现今的铁塔为1960年重修，仅四层，其须弥座和一、二层为宋代铁塔。从铁塔向左，有一山门通向甘露寺，寺下坡壁上嵌有一块石刻，曰“天下第一江山”，原为大同十年梁武帝萧衍登北固山时所题，现为宋代书法家吴琚所书，清代镇江府通判程康庄临摹刻石。北固山被称为“天下第一江山”即由此而得名。相传甘露寺建于东吴甘露年间（公元265—266），寺因年号而得名。刘备到东吴招亲，这里是吴国太相亲的地方。其实，这个传说并不可靠。椐《三国志》：刘备为荆州牧，“（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事在建安十四年，而吴国太死于建安七年，乔玄更是已死去二十六年，怎能去相亲呢？况且此时还没有甘露寺。甘露寺的修建，是在公元六世纪左右，南朝的萧梁时代，原在山下，唐代宗宝历年间，润州刺史李德裕为求福佑，在建铁塔的同时，将甘露寺由山下迁到了山上，同时迁来的还有三国时孙刘结盟的一些传说和遗迹，以此作为寺庙周围的景点，甘露寺成为刘备招亲之处和吴国太相亲之所，即由此敷衍而来。今天甘露寺周围仍存有“狠石”、“遛马涧”、“试剑石”等遗迹。“狠石”今在甘露寺后，是一只无角石羊，大小与真羊相似，左侧腹部刻有“狠石“二字，传说孙权曾坐在狠石上与刘备共商破曹大计。晚唐诗人罗隐有首诗曰《题狠石》：“紫髯桑盖此沉吟，狠石犹存事可寻。汉鼎未安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时难问，苔藓何知日渐深。还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鸠聚话蹄涔。”看来，至少在晚唐前，孙刘狠石共议破曹的故事已为市井所熟知。遛马涧又叫驻马坡，在甘露寺西侧的峭壁上，两面云山夹峙，下有一径如线。据说孙权为了证明“南人善驾舟，亦善骑马”，曾与刘备比肩冲下山涧小径，又连辔登上此坡，“披襟振衣，扬鞭大笑”。清代丹徒举人解怀有首题诗，曰《题走马涧》：“千秋豪杰半消沈，古涧长存独到今。可恨苍苔迷旧迹，马蹄踏处不堪寻”。试剑石在寺前的凤凰池中，完全是附会《三国演义》中孙刘各怀鬼胎、劈石许愿的故事，也就是晚唐诗人罗隐诗中所云的“汉鼎未安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之意，故事的背景还是很真实的。

　　北固山上的文物，辛弃疾最感兴趣的是北固亭，在他咏歌北固山的五首词章中有三首是写北固亭，只不过他在词中，将北固亭与北固楼混在一起。例如在《南乡子》中，题为“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中却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其实，北固亭与北固楼是两回事，虽同在北固山上，却是两处景点。

　　北固楼创建于唐代，大概又与李德裕有关，因为此楼又名多景楼，楼名即取自李德裕《临江亭》诗中“多景悬窗牖”之句。民间则称之为“相婿楼”或“梳妆楼”，这仍与上述的吴国太相婿和刘备招亲故事有关。多景楼位于北固山后峰最高处，为两层建筑。檐牙高啄，飞阁流丹，楼内回廊四通，面面皆景：东面是一泻千里的大江，远处的焦山带着淡淡的翠霭漂浮在万顷碧波之中；西面则峰岭相连，重峦迭翠，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接之处；近处有金山匍匐于脚下，远望则是星火万点的瓜洲。北宋大诗人曾巩对多景楼前的山光水色曾有过形象的描绘：“欲收佳景此楼中，徙倚栏杆四望通。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人青红。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外风。老去衣襟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正因为如此，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的岳阳楼齐名，并称为“万里长江三大名楼”，北宋的书法家米芾更把它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今天，米芾的题额高悬在多景楼头，两边的廊柱则有今人题写的一联：“北固暂停槎纵我双眸看天边风月，东瀛方用武问谁只手扶第一江山”，此联题于抗日战争初期，此卫国之志、豪宕之情，倒是与七百多年前的辛稼轩搂头题咏一脉相连。楼内的正堂各悬一联，底楼是一长联：“杯酒吊南朝，空余半壁残山长向江流作砥柱；梯云登北固，愿借一杯甘露化为霖雨济苍生”。此联写于内战时期，撰者借古讽今，有许多现实的感慨；“甘露”既是撰者理想，又是借用身边的甘露寺，虚实兼有，巧妙又妥帖。楼上一联为“地窄天宽江山雄楚越，沤浮浪卷栋宇自孙吴”，历史与现实，描景与抒情妙合无痕，亦是一幅佳联。

　　两宋时期，多景楼是文人或达官显贵最喜爱的雅集唱和娱宾送客之所，欧阳修、曾巩、苏轼、沈括、米芾、辛弃疾、陈亮、陆游等诗人、学者和科学家在此留下了大量题咏。尤其是辛弃疾，自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南归，开始一直在沿江一带任职，如任江阴府签判、建康府通判、京西路转运判官、知江陵府等，赴任、卸任途中，都要经过镇江，临江而峙的多景楼当然是他赏目登临之处；另外，自孝宗干道元年（1165）春至干道三年秋，即诗人26岁至28岁这三年时间，诗人一直在吴楚一带漫游，名闻遐迩的北固山和多景楼，诗人亦不可能不到。由于史料匮乏，我们难以在现存诗文中对此一一加以指认，但集中有两首写于淳熙五年（1178）的词，可以确认与多景楼有关。这两首词一是《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另一是《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椐邓广铭《辛稼轩年谱》：淳熙五年，词人年四十。这年秋，词人由大理少卿调任湖北转运副使。其赴任路线是先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达扬州，再沿江西溯。达扬州时，友人和同乡杨济翁与周显先为其接风送行，并同游对江的北固山多景楼。椐杨万里《诚斋诗话》：杨炎正，字济翁，江西吉水人，杨万里的族弟，“年五十二乃登第”，周显先生平不详。从辛弃疾的“和词”小序来看，杨周二人皆有词相赠，周词今不存，杨词曰《水调歌头。登多景楼》，词中抒发了报国无门的悲慨和今日心情的灰暗，所谓“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作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辛弃疾在和词中，既同情其遭遇，又给予安慰和鼓励：“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满江红》一词则是离开镇江时寄赠杨、周二人的。如果说上首词是同情杨周的遭遇，此词则是抒发自己的感慨和不平：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需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劳尘，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相转寻，今犹昔。

　　词中提到“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显然与北固山、甘露寺的孙刘联盟有关；而“楼观才成人已去”更是直接咏叹多景楼和与孙权有关的传说和史事，至于“旌旗未卷头先白”则既有叹古，也有伤今：稼轩自南归以后，由于“归正人”的身份和“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的处世态度，受尽排挤和打击，尽管他雄才大略，一直“以气节自许，以功业自负”，然而事与愿违，南宋小朝廷一直未让他在抗金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始而冷落闲曹，继而调动频繁，终而落职闲居，使他有才难展，报国无门。淳熙五年，诗人正值不惑之年，人生有为之时，就在上一年春，诗人方由江西提点刑狱改任湖北安抚使，当年冬，又改任江西安抚使；到了第二年即淳熙五年春，又召往杭州做大理少卿，下半年，又调任湖北转运副使。这样频繁调职，使他在任何一个职位上都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产生年华虚度、壮志成空的人生感慨，所以，他在词中慨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相转寻，今犹昔”以及“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劳尘，三十九年非，长为客”，皆并非全在怀古，亦在伤今。至于“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则是由于干道初年曾在吴楚一带漫游，也是辛弃疾在此之前曾到过北固山、多景楼的证据。

　　北固亭又名临江亭、祭江亭、江山第一亭，在多景楼下东侧绝壁之上，槛外即是大江，是北望中原的最佳之处，所以又名临江亭。相传三国时刘备兵败彝陵，病死于白帝城，孙夫人闻讯后登上此亭，向西遥祭，然后投江而死，故又得名祭江亭。至于“江山第一亭”，则是近代康有为所书。今日的北固亭是明末崇祯年间所建，四面石柱上刻有两幅楹联，一幅曰：“客心洗流水，荡胸生层云”，为集杜甫诗句而成；另一联是：“此身不觉出飞鸟，垂手还堪钓巨鳌”。亭北的临江胸墙上，镌刻着辛弃疾的草书《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咏歌北固亭的词章，则是在晚年任镇江知府之时。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稼轩被诬陷削去江西安抚使一职，从此在上饶带湖断断续续闲居了二十二年。“稼轩”这一别号也就是在此时起的。直到宁宗嘉泰三年（1203），宰相韩侂胄当权筹措北伐，大力擢用“士大夫之好言恢复者”，一生力主收复失地又极有军事才能的辛弃疾自然又被朝廷想了起来。这年六月，辛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岁末，又召赴行在，宁宗要亲自垂询北伐大计。临行前，好友爱国诗人陆游写长诗相送，要他一切以抗金事业为重，同时要谨慎从事。第二年正月，宁宗召对，辛弃疾没有辜负老友及一切爱国者的希望，提出了“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促可以应付之计”这一既积极又慎重的北伐方略。召对以后，辛弃疾擢升为宝谟阁待制、并任北伐前沿军事重镇镇江府的知府，去作伐金准备。辛弃疾一到镇江，不顾六十五岁的高龄，竭尽全力规划北伐措施：他首先定做了一万套军服，准备从沿边招募一万边民组成先遣队。因为“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而且这些边民要单独组军，不要与官军混杂，不然受军中腐败之气影响，不但会削弱战斗力，而且会沾染争功自戕的坏习气。在军事部署上，他建议在淮东山阳和淮西安丰设立两屯，各置一军 “新其将帅，严其校阅”。对镇江诸务，他亦力加整顿，为北伐作好各项准备。根椐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他认为“更须二十年”积极备战，北伐定能成功。就在此间，他两次登上北固亭，先后写下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首流传千古之作：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相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两首词的共同之处就是虽为登临之作，却无一句关于北固亭或亭前风景的描绘，完全是抒发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爱国之志，或是借古喻今，阐明北伐方略，与自己在镇江的军事处置相表里。在前一首词中，他称赞敢于与强曹对抗的孙权，说他是曹、刘的唯一敌手，表示要“生子当如孙仲谋”，借此来激励同志，表达自己的抗金决心。在后一首词中，他除了表达自己老当益壮的爱国之志外，更着重于阐明自己的北伐见解，即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的方针。他举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草草准备，便匆忙北伐，导致“仓皇北顾”为例，告诫当局要准备充份方可北进。可是，急于求成以巩固自己地位的韩侂胄根本听不进这些意见，相反却在开禧元年（1206）七月，下令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与此同时，又莫名其妙地将辛弃疾调离镇江，改知隆兴府。还未等其上任，又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的罪名撤回新的任命，使辛弃疾又一次回乡闲居。就在离开京口前夕，诗人连续写了三首词：《瑞鹧鸪。京口有怀山中故人》、《瑞鹧鸪。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离开京口返乡途中，又写了两首词：〈玉楼春。乙丑京口奉祠西归，将至仙人矶〉、〈瑞鹧鸪。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在这些词中，词人虽也极力表现解脱政务后的轻松感和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如“偷闲定向山中老，此意须教鹤辈知”、“悠悠兴废不关心，惟有沙洲双白鹭”，但内心深处，对韩侂胄等只求虚名，不务实际叶公好龙式的做法还是耿耿于怀的，对韩等断送了收复中原的大好机会更是悲愤难平，这从词中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等诗句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就在辛弃疾返乡后不久的第二年春天，韩侂胄在匆忙之中草草北伐了，由于招募的民兵不是当地边民，又与官军混杂在一起，结果是“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甚至自相残杀，椐当时曾到淮甸视察，亲眼目睹宋军溃败情况的程珌回来报告说，“无一而非辛弃疾预言于三年之先者”。韩侂胄本人，也为这次草草北伐付出了脑袋。至于辛弃疾，也在壮志成空后的这年秋天，带着“生前恨不见中原”的无穷遗憾与世长辞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知镇江府，是辛弃疾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亮点；在镇江尤其是在北固亭的题咏，是稼轩词中最辉煌的绝唱。

辛弃疾铅山带湖隐居处的瓢泉（陈友冰摄）

辛弃疾与陈亮相聚的上饶鹅湖书院（陈友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