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高年《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序
今年寒假，韩高年教授来信，告知新著《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下简称“韩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嘱余写序。我虽然很早就读过韩高年教授的论文，神交已久，但没有打过交道。他名字的高古和文章的老到，竟然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位老先生。前几年在北京《文学遗产》编辑部开会时，他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原是位帅气的年轻人。
韩著研究礼乐制度与春秋文体的关系，我对此甚感兴趣，也有共鸣。我曾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绪论中，提出早期的文体学研究，必须“考之以制度”：“在研究文体与文体学时，一定要注意到文体与中国古代礼乐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因为中国古代大量的文体，其实是实用文体，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研究时要考证和梳理其具体使用背景，还原其仪式、程序、文本形式等历史语境。”“中国古代文体学具有礼学的背景，这正是中国文体学固有特色之一。如果我们承认文体谱系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相关。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也就相应而生。比如，先秦的礼乐制度与文体产生、秦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文体谱系形成、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文体演化、举士制度与文体演化……这些都有待我们去探讨。”中国早期文体谱系的建构与制度设置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及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韩著就是一部典型的“考之以制度”的论著，它以礼乐制度变迁与文体流变的互动关系作为出发点而进行综合研究，以“制度——文体”为核心展开论述，对春秋时代文体生成的礼制背景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勾勒，并对相关的文体加以勾连，对文体史料中的文献细节进行了细致观察，见微知著地揭示了先秦文体发展的内在动因。
传统的中国文体学主要遵循魏晋以来所形成的以集部为中心的范式。春秋时期的文体学语境与集部语境就完全不同。章太炎认为古今文体变化很大，古时有些常用文体，后来却隐没了。他举了“发”、“遣”、“造”、“说”诸种在后代未见之文体。这些主要是“仪式”或者是言辞行为，若按惯常的学术眼光来看，似乎“文体”形态不是很明显，难称为“文章”。章太炎恰恰把它们看成是那个时代独特的“文章”文体。他对早期文体的独特性与丰富性的揭示无疑富有启发性：研究早期文体，应别具只眼，绝不能套用魏晋以来的文体学标准。口头性、仪式性与实用性是早期文体的基本特点。从“辞命”到“文章”，两个文体系统之间既有传承关系又各具特性。韩著最具启发性之处是从早期文体的具体语境出发，寻求春秋时期文体研究的独特性。它认为，春秋时期是文学由“文章官守”向个体撰制创作形态的转变时期。如书中论述祭祀祝嘏与赋体源流，指出赋体“铺陈物类”的文体构成要素源于上古祭神仪式中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而“不歌而诵”的传播方式也是巫师在祭祀仪式上用以通神的主要手段之一。战国时代，随着新兴的“士”阶层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铺陈物类、不歌而诵的赋法，演变为外交燕享仪式中的赋诗言志，最终在战国之士的宣道活动中成为铺陈状物、恢廓声势的赋体。作者将文体的演变置于先秦整个礼乐大背景下，把握了赋体表述模式的生成与文体形态演变的内在规律。
春秋文体的口头性特点，是韩著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先秦时期的言语活动中，诉之口头的文辞占据较大的比例。作者指出，这些文辞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撰制和表述模式，因此亦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在相似的场合，某种言语模式被不断地重复运用，以表达类似内容，特殊形态的言语运用形成习惯，技巧日渐成熟，文体因此逐渐成型。这一文体生成与演进的规律也适用于口头的言语活动。韩著对口头言语活动有深入和独到的关注，扩充了先秦文体研究的视阈。如第五章将先秦的“预言”作为一种文类加以研究，这类文本存在于《左传》《国语》等典籍，大多数只是言辞活动，但从语体模式、作者、文例、传播等方面而言，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具备了文体的基本要素，具有文体研究的价值。对灾异型、筮占型、星占型、谣占型、梦占型、相术型、察言观礼型、逻辑推理型预言的礼仪背景、文体特征及文学意义加以论述，是作者在近年来对该文类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和延展。
春秋时期也是文体的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转化的关键时期。书中对这一转变多有关涉，在描述文体形态的同时，亦关注文本的口头言说与书面化的问题。如对“问对”之文的研究，作者提出，“春秋时代的问对之文经由史官著录而由口传状态被写定成为书面的文本，从而也完成了其文体的‘定型’”，而且一些问对文互见于《左传》《国语》，“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异，不大像是后出者因袭时代在前者，而更像是同一个文本的不同传本。这表明到春秋末期，一些论理深刻、引证丰富、且富于文采的问对文已经独立于史传而传播于士大夫君子之间”。作者认为问对之文从口传到书面的传写撰钞过程具有文体定型的作用，而且这些文本应是独立于史传的公共资源，被不断利用、改写。韩著论述春秋议政制度与政论文，指出“议政制度的核心仍然是以书面语言为媒介的信息的交换活动”。作者还观察到《左传》《国语》对政论文本的记载略同的现象（如《左传·庄公二十年》、《国语·周语上》对郑厉公评王政之辞的记载），推断这些文本已经成为书面文献被保存、传播。作者指出：
春秋时期出自卿大夫或士阶层的议政之辞虽然只是一种对政治事件和人物所发表的即兴的口头评论，但因为卿大夫及士阶层深厚的学养与娴雅的辞令，使得他们的评论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具备了“立言”的高度而很快成为“嘉言善语”而经典化。在这些“嘉言善语”被不断传播、引证的过程中，它们的文本也很自然地被固定了下来，具备了文体的特征。
议政之辞因作为“嘉言善语”而成为人们经常引述、传播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文本被固定，从而具备一定文体的特征。又如研究春秋讲史制度与“故志”“训语”，其中涉及“志”类的文本生成，作者认为可能最初只是通过口耳相传，其中一些特别有影响的“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文本”，并被写定下来，有专人对这些“志”加以辑录而最终成书。要之，作者对这一系列文体的研究，描述其从口头言语活动到书面文本的演化规律，即一开始口耳相传，在频繁称引、转述的过程中文本逐渐固定，最后再写定下来。这一论断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文本的频繁引证与流传，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文体特征的“凝固”作用，而这背后正体现了对文本的称引者、传播者、撰钞者的文体观念。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文本传抄和流传的复杂性和多系统性，这是新的研究视域。春秋时期文本传抄与流动也受到韩著的关注。比如它通过梳理、观察、对比《国语》《墨子》《荀子》《尸子》《吕氏春秋》等典籍文献所载商汤祷辞的文本形态，揭示对祷辞的称引与改编行为中所体现的不同时代的政治与文化需求。又如分析《左传》中的“史传式小说”时，指出由于《左传》采用郑国史料较多，通过将《左传》所记郑庄公的材料进行分类排比，分析其文本特征，并加以分类，从而析出三个文本层次，指出今本《左传》所载应来自于一篇首尾完整的郑庄公传记文，而《左传》撰者又对这些材料进行了重新的组合。对文本层次的剖析与文体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地下材料的不断出土给文体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出土文献扩充了多个面向地认识文体文本的可能性，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文体文本加以对比，如同一文体的不同形态、甚至同一文本的异文研究等等，探究其背后的联系与规律，研究者由此可体察在文本流变过程中的文体发展之变、文体观念之变。韩著注意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结合，相互印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春秋文体的面貌。如对春秋婚礼礼辞的研究关注到青铜媵器铭文，并且指出春秋时期通过婚姻缔结政治联盟的时风对铭体功能演变的影响。论述祭祝文体，通过引入对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马禖祝辞”与《诗·鲁颂·駉》的对比研究，为认识《駉》的文体性质和文体来源提供了新的角度。对史传式小说的研究关注了新出土的清华简《尹至》《赤鹄之集于汤之屋》等材料。研究先秦铭体，由于文献所载文本有限，青铜器铭文是绕不过去的材料。特别是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呈现出对西周铭体继承与新变共存的特点，值得关注。作者在研究春秋铭体时，选取了叔夷钟铭、子犯编钟铭、晋公盆铭等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了详细分析，颇具识力。而且韩著还关注了春秋时人对铭体的引证与传播，这是这个时代突出的文体史现象，值得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体，有全篇记载的不多，它们大多以引述、抄撰、改写等方式散见于典籍及出土文献中，这一特点为先秦文体研究造成了相当的难度。作者曾写过《先秦文章文体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复旦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提出利用“裁篇别出之法”对先秦文体进行“还原式”的整理。本书采用这一方法，对这些文辞进行了细致的搜集、梳理，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聘礼中的各种礼辞、占筮活动中的解兆之辞和说象之辞、预言、盟誓、书告、问对、谏语、政论文、史志文、铭文和册命等，并以礼仪制度为纲对这些系列文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全面呈现了春秋时期礼仪文体的发展脉络和面貌。
先秦文体具有边界模糊、不同的文体文本之间相互借用甚至改编的特点。作者对此有相当敏锐和准确的把握，提出春秋时代文体的规定性与交叉性并存。如论述秦简“马禖祝辞”与《鲁颂·駉》的联系，通过对其礼俗背景、篇旨、文体特征对比，指出《鲁颂·駉》的仪式背景是祭祀马祖，其文体来源是祈祷马祖先牧的祝辞，是在鲁国重视马政以强兵，又以礼为邦本的历史背景下，由史官以祭祀马祖的祝辞为基础而创作的颂词。这一认识与传统诗说的观点有较大不同，颇具新意。又如就册命之辞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了集中研究，指出册命文本在春秋时期被广泛传播并运用于其他文体的创作之中。
韩著从动笔到定稿，花了十年光景。虽然学术著作写作时间的长短和质量高下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一般而言，优秀成果的确需要长时段的思考与磨砺。韩著以宏通视野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将春秋文体作为有时空特性的独立研究对象，并从礼乐制度及其转型作为切入点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研究；对春秋文体进行分类研究，深化了学术界对先秦文学与文体的认识；辑录出土文献中的春秋文章，并依先秦经、史、子多为文集的通例，析出其中的春秋之文，拓展了春秋文章的材料范围，展示了春秋文章的创作实绩；通过对春秋文体源流的研究，揭示出先秦文学主体由“官守”到“世族”再至“士”的转型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些努力都有独到甚至独创之处。总体而言，韩著是一部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的文体学著作，它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文体的特点、早期文体谱系的建构以及相关的研究方式，都是有启发性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研究已形成强大的学术队伍。有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学者已经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主力，而韩高年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前几年，在一次青年学者会议上，我以《致新一代学人》为题致开幕辞，指出新一代学者完全具备超越吾辈的条件，我期待也相信，他们必能超越吾辈。韩高年教授在中国早期文体尤其是春秋文体研究方面取得的卓然成就，正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2020年3月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