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是非：我眼中的小农阶级的义
中国人时常讲仁义道德。在传统的道德体系中，义可以看作是最高的道德之一了，也几近于圣贤君子了。但是要真正认识义，却并非易事。从伯夷叔齐兄弟让国、隐居首阳的仁义，到刘关张桃园结拜、风雨共渡的情义，再到文陆张死效赵宋、威武不屈的大义。可见义的范畴是何等的宽泛。倘若要阐明义的概念、范畴，恐怕要从孔子一直考证到章太炎罢。义是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然则，义作为一种优秀的人格品质，更多的时候是体现在小农阶级身上，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半是读书人。”
我之所以避开道德而谈人格品质，就是因为道德一词由于其宽泛的概念而引起的混淆与滥用。或者说，我们缺乏一个衡量道德与否的标准。传统儒家的亲亲、尊尊，墨家的兼爱、尚贤，道家的齐物我、同生死，释家的虚寂、容忍……这些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杂糅起来，产生出来的人格品质是不可能用全然某种第三者的方式来衡量的。正如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谈到的中国人的“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等等德性，便不是可以简单的用道德或不道德来形容的。（详见该书第二章《中国人之德性》）在中国人的德性中，除去基本的生活习惯、生活规范，其余的待人接物的礼节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符合是我们所理解的道德，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吧。
譬如义，义作为一种个体人格品质，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已然有之，但得到大的发展却是在孟子的体系里。孟子将孔子仁学体系中的个体人格加以扩充发展，从而形成了他关于义的独特的认识。比如孟子甚至谈到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诚然，这种君臣之义只是孟子义的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却揭示了义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上的平等（依然存在宗法、等级关系）和互相信任。或许我们可以将孟子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看作对于义的某种解释。朱子注曰：“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四书章句集注》）不过，朱子的注释显然儒家了些，与大众概念中的义大相径庭。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是，小农阶级的“义”与朱子理学体系的“义”是不同等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孟子所认为的“义”的基础——平等与信任，同样是小农阶级的“义”的“理论”基础。
小农阶级的义并没有过多的理论，甚至也不能断言它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大概只是纯粹的“哥们”义气。
数千年前的三国，义（以下若无特别注明，专指本文所认为的小农阶级的义。）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可以说是一个经典。刘备是织履贩鞋，关羽是负罪出逃，张飞是屠猪卖肉。因此，他们之间的情义决不同于孙策与周瑜的关系。那个时候的刘关张完完全全的属于小农阶级，甚至在后期他们的身上同样有着小农阶级的色彩，因而他们之间的兄弟情义便是这种小农阶级的义。然而，因为这种义的存在，玄德公可以白手起家而坐拥荆、益，也可以有猇亭之败。因为这种义的存在，云长公可以被历代帝王加封，号称“武圣”。
但不少文学家、历史学家常常抨击刘关张身上的为历来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广泛接受并宣传的义。他们看到了关羽的刚愎自用，看到了张飞的鞭挞士卒，也看到了刘备的火烧连营。但我们同样要看到刘备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看到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看到张飞的击鼓释疑（《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历来之所以否定刘关张后期的情义，是大家关注于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关注于他们的异姓兄弟的关系，却忘了他们由义而联系起来的感情并不局限于此。我们不能否认西方近代理性思维的优点，但却不能以此理解浸淫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表现出的某些“非理性”。
刘关张身上所体现的为了兄弟情义，置个人生死与度外的气概，大概是小农阶级的义最大的优点，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人格。
当然，小农阶级的义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缺陷。从陈涉吴广揭竿而起，数千年的农民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可是，历史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因此，我毋宁说是，小农阶级的义所具有矛盾相悖性。
前面谈到，小农阶级的义是在平等、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所追求的是近乎乌托邦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些小农阶级以义作为最崇高的人格神，“万事莫大于义”（《墨子· 贵义》）。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尤其是起义早期，义成为了将他们联系、凝聚起来的精神支柱，以此来支撑并证明起义的合理性、合法性，来组织队伍、统一意志、严格纪律。他们要求福祸相伴、生死相依，讲义气、重然诺。他们之间的义集中体现在平等、博爱、共患难这些方面。另一方面，小农阶级的义，特别是在起义过程中，又体现出承认甚至强调等级、上下的差别。往往农民起义中，特别是在中后期，就会出现排座次、崇官职的现象。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这二者的矛盾表现的淋漓尽致。梁山好汉因为遭受压迫而英雄聚首，他们称兄道弟，重情重义。然而，他们却也有从“天魁星呼保义及时雨”宋江到“地狗星金毛犬”段景柱这般俨然有序的座次排定。而这种对座次的排定和注重竟也是小农阶级的义中讲人情、重义气的一部分。虽然，总的来说，梁山泊还是一个可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理想社会。然而，对义的尊重——体现为对宋江尊重，则导致了梁山泊的好汉们被利用而最终事败身亡。
固然，梁山的“兄弟”并没有那么简单，梁山的座次也没有那么简单。（自清金圣叹以来，多有非之，此不赘述。）但仅仅从体现小农阶级那种被称为勇敢的、真诚的义，以及那种被称为愚昧的、盲目的义，梁山泊的好汉们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
虽然这些很多是小说，至多算是演义，但无不鲜明地刻画出中国历史上小农阶级之间的义。这些小说里所描绘的义来源于小农阶级，而又影响着更为广泛的小农阶级。同时，它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小农阶级，整个社会被这种重然诺的义所感染着，也被这种义的讲人情所传染着。
我认为，二者的矛盾，显然可以说是被历史学家广泛认为的小农阶级的局限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本质所在。即他们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出发，强调互爱；然而他们又习惯了阶级社会里应当存在的等级制度。历史的二律背反的进程让小农阶级的这种思想，尤其是由此体现出来的义，处在了尴尬的可悲的处境，也就是小农阶级的起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小农阶级始终处在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
到这里，我所描述的仍然是一种个体人格品质，而非道德。我们可以想象，梁山的“好汉”们为了义而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乃至与朝廷对抗时，他们同样杀人、抢掠。甚至他们之中很多人，比如王定六、时迁、段景柱等人原先经营的便是不道德的勾当。我们所认可的义，只是针对其内部成员的，而对于集团外的人，便是另一番景象。正如《投名状》中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三人杀人立投名状一样，“从此之后，唯兄弟的命是命，唯兄弟的人是人。”、“外人乱我兄弟者，必杀之；兄弟杀我兄弟者，必杀之。”小农阶级的道德是矛盾的、狭隘的。然而，古往今来，这种存在局限的道德，才是现实的道德。而不是被宋儒极端化了的二元道德。倘若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程颐劝阻宋哲宗不要前往吊唁司马光，可以看到海瑞逼死自己年仅七岁的女儿。这般极端了的善恶二元，已然不是道德的本来面目，却是“吃人的礼教”。
难怪乎鲁迅先生说，二十四史这般的正史，不过是帝王家的家谱。同样的，社会的主流文化所认可的道德，也不过是统治者的维护，包括他们的文过饰非、颠倒黑白。小农阶级的义（道德）往往表现在他们所看重的人情，其实这一点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只是在小农阶级身上体现的更为真实、更为明显罢了。这也是小农阶级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理性”的统治阶级的缘故吧。
末了，似乎总得给我所描述的义有所界定。我认为，义是无关主流文化或非主流文化的，也是无关理性或感性的，它表示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在平等基础上——至少是没有因为阶级、财富、文化程度等等所引起的区别，同时这种关系是现实而非理想的。更多的时候，义是人与人之间在宗法关系以外的相互建构起的一种关系所体现的人格品质。
后记：
这般混乱的文字，恐怕要一段后记来交代下吧。道德的确是很麻烦的东西。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从属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因为社会思想总是需要一定的超前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道德具有超前性。然而，它又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事情是不能用道德与否来说的，尤其是在乱世。再者，很多我们所谓的道德也是片面的，比如我们把陶渊明的隐居当作是“不以五斗米折腰”的高洁；把另外一些人，比如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看作是消极的避世。而且，当代的文人墨客，包括许多的“家”，都喜欢用当代的眼光来看过往的历史，这一点，我仅能假设道德具有“滞后性”。正如我所说的，道德固然是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作为其建构的基础，但它并没有“规矩”，它也不过是“帝王家”的朱笔一挥。
补记：
此文早已搁笔，故不愿再动一字，此余之陋习也。然今闻黄炎培之问于毛泽东者，又不敢不思某之文章。昔韧之问曰，中共何以摆脱历来农民起义先盛后衰、执政则贪之怪圈。润之答曰，已有防范。以今观之，则余不解。或马氏是所谓“科学指导思想”乎？惜余无党也。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