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焦如焚——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李贽的焦虑

　　内容摘要：焦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一种典型的心理非正常状态。焦虑很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些认知与行为上的变化，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若猜破了这个哑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 [1]晚明启蒙思想家李贽的焦虑心态比较明显，深受世人关注。如能采取精神分析研究方法，并结合李贽的现实遭遇和情爱态度，探讨他异端思想行为背后的焦虑，显然有助于李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精神分析；焦虑的本质；李贽的焦虑

　　作者简介：许安群（1983 – ）男，江西赣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可能使个体不恰当地使用防御机制，导致神经症状。而神经症状对于饱读诗书、思维活跃的文人来讲，又更多地体现为怪诞的思想和行为。说到思想行为怪诞，莫不以晚明因异端而著称的李贽为典型：自小所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却常常抨击孔孟之道，甚至在《焚书·论证篇》中讥讽后儒“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形若狗彘然也”；李贽身为儒者，却立下要求施行伊斯兰葬礼的遗嘱；内心并不笃信佛教，却又抛妻弃子，落发为僧；既已做了和尚，却偏偏不守佛家清规戒律，收女弟子，在佛堂上大啖狗肉且悬挂孔子像；年轻时为养家糊口，甘愿千里迢迢去河南任一卑职，却于官运亨通时，在姚安知府任上毅然辞职；既已辞职，遁入空门，却对社会政治关注依旧……如此异端行为难道仅仅一句反封建反传统且傲世不羁就可以解释么？究李贽一生，其背后藏着一颗极度敏感而又倍感焦虑的心，有多少人能推心所及呢？纵观今人看待李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过多地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为了维护李贽“反封建斗士”的正面形象而忽视李贽异端行为背后的深层因素，当然也包括其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在微观上把握李贽的心理无意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洞察李贽的焦虑，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一、焦虑的本质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李贽的焦虑心态，则必须了解焦虑如何定义，如何应用于人格分析。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二十五讲》中，弗洛伊德详细地阐释了焦虑的定义，他认为，焦虑源于自我，是自我“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害的知觉的反应。它和逃避反射相结合，可视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现”。[2]他的这种焦虑论又被称作“焦虑的信号理论”。

　　焦虑论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环节，在分析过程中，首先要注意焦虑产生的逻辑顺序：把产生焦虑的原因放在前面，作为焦虑的前提；焦虑放在之后，作为结果；而随之出现的神经症状应放在最后，作为焦虑的结果。而焦虑分析的方法论则是遵循精神分析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因果回溯原则，“弗洛伊德坚信，没有任何麻雀从房顶上落下不是出自上帝的特殊意愿，‘没有一种心理表现是无意义的、任意的、没有规律的’。”[3]在弗洛伊德看来，任何纯粹的偶然现象都是不存在的，而任何的客观结果都是由主观动机引起的，因此运用精神分析法时应强调追本溯源，探讨研究对象无意识的原始动因。

　　其次要注意焦虑的具体分类。焦虑的分类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基础上的。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则包括三部分：本我、超我和自我。本我（id）的定义散见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纲要》，大致可认为本我是指本能，即“肉体对于心灵的要求”，大致以快乐为原则，追求自身的满足。本我具有无意识、非理性、非时间性和非道德性的特点。超我（super-ego）是本我发生分裂后产生的一种机能，“这种机能的另一活动即为我们所称的良心。良心最易脱离自我，与自我对峙。”“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活动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4]由弗洛伊德的上述阐释可知：超我是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的内化，是限制本我及使其的实现不逾越社会规则，最终表现为人的行为符合人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自我（ego）是本我的一部分，体现为理性与常识，起着协调本我与外部世界的矛盾的作用。而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里弗洛伊德指出：“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常不禁深叹生活的艰苦。自我当被迫自认软弱时，便将发生了焦虑：对外界而又现实的焦虑，对自我而有常规的焦虑，对本我的激情势力而有神经症的焦虑。”[5]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可把焦虑大致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现实焦虑。这类焦虑根源于客观的现实生活，大体上相当于恐惧，对个体的自我保存有帮助。如阮籍的“穷途之哭”，便是处于残暴的司马政权威压下的士人所持有的客观焦虑。二是神经性焦虑。被抑制在潜意识之中且不受欢迎的本我冲动有可能面临残酷现实的压制而无法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形下，势必会让个体对自己的本能冲动产生恐惧，这就是神经性焦虑。三是道德焦虑。当个体的本能冲动与超我（尤其是个体的道德准则）相违背时，必然会引起道德上的焦虑，具体体现为个体的内疚和羞耻，而严重时有可能会出现强迫症。这三种焦虑与李贽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存在相关性，并综合在一起，同时出现且施加影响于李贽身上，塑造了他怪异复杂的个性和乖僻谵妄的为人。

二、艰难的现实

　　李贽《藏书·卷二十四·德业儒臣后论》提出“私心说”，即“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6]趋利避害、追求本我是每个人的生物本性。不过在李贽“私心说”的背后，并非只有对人的本能的探索、对当时主流思想的叛逆，也有残酷的现实生活对他心理的影响，尤其是带给他的焦虑。可以说，现实焦虑伴随着李贽一生，也直接影响到了他创作的无意识。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探析李贽具体的焦虑症结所在：

　　（一）性格缺陷造成的焦虑

　　几乎所有研究人格发展的心理学家都强调这样一个自明的命题：就是父母对于子女性格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甚至认为童年时期的子女的精神完全反映着父母的精神。由此可见父母教养的不可或缺性。我们在普遍情况下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单亲家庭出身的个人，或多或少有着某种性格缺陷，一般表现在以下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性格孤僻，交往能力欠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调节及自控能力低。在明清两朝，徐渭、李贽和金圣叹都是出自单亲家庭，彼此的性格缺陷也相当明显。如徐渭幼年丧母，性格多疑、好妒忌，四十五岁那年因受政治打击而患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一年后杀妻下狱，并在狱中多次自残；金圣叹也是少孤，自小就内向敏感，长大后因文名日盛而性格渐趋狂妄恣肆，有明显的自恋情结，甚至不惜“男扮女装”，自称女仙陈夫人附体，写诗作文，诳骗世人，最终因“哭庙”一案被处死。

　　李贽的身世与徐、金二人有相似之处，在《焚书·卓吾论略》中谈到自己“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莫知所长”，单亲家庭的成长环境本已缺少温暖的母爱，况李贽又是长子，无兄姊可依靠。其父亲林白斋望子成龙心切，寄希望于李贽能金榜题名，拯救林家于穷苦困顿之中，因而家教严谨，学业繁重紧张。可以想象，李贽的童年是极其不幸的，而这令人窒息的成长环境使其从小养成了孤僻、倔强、叛逆、不近人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袁中道曾在《李温陵传》中评道：“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大急，好面折人过。”李贽本人也在《焚书·自赞》中自嘲：“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7]另外有些道学家也指其放诞傲睨、孤行一意和狷益而不能容。常言说，性格决定命运。李贽的这种性格注定终身受别人压制、排斥甚至是迫害。事实也确实如此，李贽一生命途多舛、生存不易，特别是晚年备受孤立，诽谤四起，正如其《石潭纪事》所言：“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如此恶劣的世态人情无疑让他倍感焦虑。而现实焦虑与性格缺陷又共同影响了李贽，导致他患有强迫症，即在日常生活中有严重的洁癖（李贽的洁癖事实可参见袁中道《李温陵传》及刘侗《帝京景物略·畿辅名迹·李卓吾墓》等著作）。

　　（二）沉重的家庭负担下的焦虑

　　李贽的大家庭有三十余口人，其中李贽是长子，在当时家族观念很强的封建社会，则意味着供养家庭且光耀门户的重担。而面对当时李家家境衰弱，曾、祖、父三世的灵柩竟因贫无法下葬的情势，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局面及家乡屡受倭患的生存环境，李贽不得不南北宦游，半生奔波，实在苦不堪言。他曾在《续焚书·与焦弱侯》描述自己：“逐于日常之事，无不奔走之日，其日常之中宛如聋哑”。这种尽伦尽职、永无宁日的家族负担无疑让他丧失自我，心情也极度压抑。大家庭不省心，小家庭也不安宁：李贽三十岁时长子病死；数年后，次子染病身亡；而后辉县旱灾，他的两个女儿被饿死。李贽《焚书·复邓石阳》谈到这些不幸：“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语虽平淡，却满腹凄楚悲苦。

　　也正因李贽半生为家庭成员的生存劳累奔波、殚精竭虑，没有自我，而在“他适”与“自适”之间彷徨焦虑，不免把承当家庭的责任和家族的负担当成是人生的一大苦事，把儒家的宗法制度和伦理纲常看成是精神的一大枷锁。为了摆脱这种家庭的重担，寻求解脱，李贽在年轻的时候就曾改掉自己姓氏；辞官之后更是抛妻弃子，拒不回乡，并且为了彻底地断绝与家人的往来，作出所谓的“剃发出家”的举动。对此，李贽曾于《薙发》一诗中自白：“欲证无生忍，尽抛妻子缘”“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 但这些做法，又难免会给他带来道德上的焦虑。因而在这种情势下，他提出的“私心说”，不排除是为了给自己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毕竟，李贽很直接地说过：“趋利避害，人之同心”。

　　（三）忍辱为官的焦虑

　　“余五十之前真一犬也”，这是李贽对自己前半生沉浮于官场的一句感慨，可见他在任官期间是相当压抑、痛苦且没有个人尊严的。前文已探讨过的李贽的性格缺陷，这表明了他并不适合进入官场。而李贽《焚书·豫约》中谈到自己喜欢无拘无束，不爱属人管，且“贪禄而不能忍垢”。在官场中这样个性十足的话，必然会造成与上司、同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李贽在官场上无处不与上司发生矛盾：共城任教谕时与县官和提学官发生争执；在国子监当教官时，同祭酒、司业矛盾重重；隆庆期间，时任礼部司务的他与右侍郎张居正、礼部尚书髙仪和诸位侍郎等高官产生冲突；南京期间与当时的刑部尚书赵锦等上司龃龉不断，其理由之一是因为赵锦是一位有名的道学家；当然还有云南的时候，又与巡抚王凝、参政骆问礼水火不容……[8]像李贽这样蔑视权贵，不服管束的率真任性，在明代党争激烈及特务横行的官场，处境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连累家人。李贽写给朋友顾养谦的信中就曾提到：“其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非公则某为滇中人，终不复出”，而《焚书·豫约》中说得更直白：“其得免于虎口，亦天幸耳”。如此险恶的仕途、缺乏本我满足的生活和居于人后、人趋亦趋的类犬境地，让个性张扬叛逆的李贽精神上极度压抑，感觉到尊严的丧失，而自己仿佛如“犬”一般地苟活。为了改变这一非人的处境，李贽便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毅然辞去了贵为四品的姚安知府一职，削发为僧，栖身于麻城芝佛院，做了一个浪荡不羁的狂禅。

三、压抑的情欲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二十五讲·焦虑》提到了性欲与焦虑的关系：“里比多若没有满足的出路，一方面坚求发泄，他方面又无法升华，则所谓节欲也仅成为导致焦虑的条件。”[9]这句话揭示了被阻抑的性欲和病态的焦虑有内在的联系。毕竟每一个正常人都有七情六欲，过度压抑自己在性方面的需求，自然有可能导致一些神经性症候的产生。而焦虑作为特殊防御本能的情绪，由内部产生的压力的刺激所引起——这种压力当然也包括被过度压抑的性欲。李贽常年在外奔波，四海为家，与妻子黄宜人聚少离多，且又终身未纳妾。因此性压抑导致的焦虑症候是有所表现的，如他在麻城、黄安的一些异端行为：

　　万历十四年，李贽在麻城时偕同胞弟时常光顾青楼狎妓，这件事情记载于他的《答周二鲁书》：“日入于花街柳市之间，始能与众同尘矣。”并且在麻城与黄安两地讲学时，每当衣冠楚楚的士大夫携书前往佛堂向李贽求教时，他便大袖一甩，一本正经地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一些吊儿郎当的后生秀才们真的带着青楼妓女去见他时，他便破颜而笑：“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这两个事例，看似是李贽游戏人间的放浪行为，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他通过非正常方式发泄其潜意识中因性欲压抑而累积的焦虑情绪：自己狎妓，当然是满足欲望的直接手段，不过却要承受自己人格上的不安；而看别人狎妓，在不会因本我冲动违反道德标准的前提下，通过移情作用（即投射自己的里比多于他人身上）来变相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完全是一种焦虑心态下的病态做法。

　　不过，李贽与梅澹然女士超脱于现实之外的精神恋爱，似乎更能反映情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法满足而造成的焦虑。梅澹然是李贽友人梅国桢的女儿，比李贽小十五岁，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后为排遣孀居的孤苦寂寞，削发为尼，在家筑“绣佛精舍”修行。她结识李贽时还未过而立之年，出家后曾执师礼待李贽。但奇怪的是，李贽一直不愿以师徒相称，而执平辈礼，并在《焚书·豫约》中特别澄清师徒传闻。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古今之人都把师生恋看作是不合伦理的。两人在诸多方面相似（都是独居，同为僧尼），又贵为异性知己，并且有相同的志趣爱好，彼此间很快就酝酿出微妙的情愫。这从李贽在南京时寄给梅女士的一组赠答诗《却寄》即可看出，其中一首道：“盈盈细袜随风雪，点点红妆带雨梅。莫道门前车马杳，子规今已唤春归。”在诗中，两人的爱慕、相思之情已是相当明显了。

　　但是在当时礼教森严的背景下，绝不可能让两情相悦的李、梅二人走在一起的，原因有三：一是晚明封建礼教依然强大，出身名门的梅澹然女士作为一个嫠妇，仍然要遵守儒家的从一而终的贞洁观；二是两人都已遁入空门，和尚尼姑本如天上的参辰二星，永远没有交点，更不必提谈情说爱了；三是李贽面对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当时他因行为异端已然是众矢之的，如若再有一点绯闻，便要面对漫天的唾沫（李贽的朋友周公弘就曾担忧：“李先生已入禅，行多诞，祸不旋踵矣” ）。在这种情况下，李、梅二人又如何奢谈交往，既使通个书信也是舆论大哗，被道学家们看作是“宣淫”。及至万历二十八年，李贽应梅澹然女士之要求回到龙潭，期间两人恐曾相会并且东窗事发，被麻城当地官府发檄驱逐，狼狈避逃河南商城（可参阅马经纶《与当道书》）。自此，一直到李贽于狱中自杀，两人再也未曾会面。这种情感的折磨是何等凄惨，正如李贽《与周友山书》描述的：“男女混杂之揭，将谁欺？欺天乎？即此可知人生之苦矣……鳏寡孤独，圣人所矜；道德文章，前哲不让……故知学出世法真为生世在苦海之中，苦而又苦，苦之极也……”一连串的“苦”字，表明了李贽当时的心境极其苦闷，难以释怀。而两人精神恋爱的结局也是催人泪下：在李贽自刭后，梅澹然女士不久也郁郁而终。

　　强烈的本我需求被现实和自我过度地压制，焦虑随之产生，而严重的焦虑终究要寻找发泄的突破口。李贽因情欲被极度压抑而产生的神经性焦虑也是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宣泄的。事实上，李贽后来采取了两种方式来释放他的焦虑：一是极端的自杀方式。李贽在北京的狱中自杀，其实是极度焦虑下的一种寻求解脱的“利己行为”：在他看来，世上已无容身之所，“世皆欲杀身殂狱，天下何人容卓吾？”又何必留在世上遭受更多的苦难；既已陷牢狱，七十老翁何不一死百了，也免除了对被判递解原籍后的各种担忧和焦虑。二是在文学创作中寻求合理的宣泄和满足。李贽对梅澹然女士的爱慕之情是不容于现实的，只能流露于平时的无意识的创作之中。如李贽蕴藉深远的《云中僧舍芍药》：

　　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
　　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

　　这首诗字面上写的是看花之事、恋花之情，但个中深意，却无不是表达赞颂与思念之情。李贽在这里，把对梅澹然的爱恋之情，巧妙地转移到了对芍药的溢美之词中，仅一句“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便已委婉含蓄地传达出胸中的绵绵情思。

　　另外，现实中长期遭受压抑、无法实现的欲望会深藏于作家的内心之中，并有可能转化为某种无意识，进而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作者的无意识动机。佛洛伊德就曾经挖掘过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深处的 “弑父情结”，并分析了这种情结与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杀父情节之间的联系。李贽也不例外。在他内心深处，与澹然女士结合的欲望，因现实情况而无法满足，在极度压抑之下有可能已转化为另外一种本我欲望——与她私奔。因此《藏书·司马相如传》中，李贽特地为卓文君私奔之事辩护：“斗筲之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妨小耻而就大计……归凤求凰，安可诬也。”[10]并针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载“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马长卿”一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是“正获身，非失身”，称赞卓文君“善择佳偶”。自由恋爱，私奔有理，李贽的这种超前的、不容于当世的恋爱观无疑与他自己的无意识心理有直接联系——通过在创作中对卓文君的私奔行为的应和，给自己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参考文献：

[1][2][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315页，322页.

[3]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97页.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21页.

[5]弗洛伊德.精神引论新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45-52页.

[6][10]李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544页，625页.

[7]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30页.

[8]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和文学个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