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季羡林教授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顺利举行
2021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110周年诞辰。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课题组承办的“中国东方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纪念季羡林教授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受疫情影响，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开。
研讨会开幕式由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回顾了中国东方学在北京大学所展开的现代学科建制化发展所经历的艰难过程，指出不同于西方东方学所带有的强烈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化他者色彩，中国东方学从来都是以对域外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深入认识和平等交往为目的的，以文明互联、互通、互融与互鉴为主题，体现了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理想追求。而在这一过程中，季羡林先生所表现出的锲而不舍、求真求新、舍身求法、鞠躬尽瘁的治学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季羡林先生的孙女季清女士，深情回忆了季先生对家人的温情朴实的生活细节，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季先生这位学术宗师的“一丝不苟”的人生态度，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缘起——总结经验、展望未来，一方面是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汇报与研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继承和发扬季先生为之奋斗终身的中国东方学学术事业，以此告慰和缅怀先生。
会议第一场A由北京大学张玉安教授主持，欧阳哲生教授评议。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以《温故而知新：关于东方学学科史研究的一些思考》为题，梳理了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指出学术史的研究应该从核心人物、学术主题、学术机构与成果，以及中外学术互动等多维度、多视角进行专题式、细节式考察，尤其强调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口述与逸闻等一手材料的挖掘与使用，对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给出了纲领性指导和建议。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发表了题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东方学的接受》的报告，揭示出当时国内主要译介的是来自美、法、日、苏联等国的东方学成果，在译介过程中已经具有了宝贵的批判精神，但也存在偏重“文史”忽视“科学”等问题。北京大学陈明教授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初创及其学术活动》报告中，运用大量一手资料，多层次再现了1946-1948年间季羡林先生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的前因后果、建系过程、学术共同体打造以及国际交流等历史面貌，为全面认识中国现代东方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欧阳哲生教授在评议中提出厘清“东方学”与“汉学”的关系，并关注苏联东方学对过去沙俄东方学的超越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在回顾中国东方学历史经验的同时，思考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体系。
会议第一场B由北京大学林丰民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评议。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教授以《“后时代”东方学崛起的几点思考》为题，分析了“后时代”的时代背景，继而在对中、西方的东方学学理区隔的基础上，阐明唯有认知了西方和西方学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缔造出中国的“东方学”。天津师范大学黎跃进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东方学”学科建构的艰难历程》的报告，在梳理近现代“东方学”从萌芽到确立的政治、文化背景因素的基础上，揭示出“东方学”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建构具有东方立场的“东方学”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志清教授以《中国希伯来文学学科研究与教学》为题，针对希伯来文学学科的东西方归属问题进行了学术史梳理与考察，并结合课程建设的思考，提出学科归属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科构成的特殊性，进而指出现有的东西方文学概念与分野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与拓展。天津师范大学郝岚教授在《中国东方学建制的演变与20世纪西方语文学的分化》的报告中，从国际人文学科及语文学分化演变的纵深视角，梳理了中国东方文学建制近百年的历时性演变及其与国内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动态关系，凸显了中国东方学与国际学术的“同频共振”及其独特历程。李雪涛教授在评议时强调东方学在西方是一门“他者”的学科，并非西方学界的主流，因此我们在构建中国东方学学术体系时，应更多关注学科内在逻辑的建构。
会议第二场A由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吴杰伟教授评议。青岛大学侯传文教授在《文明史还是文化史——〈东方文化史〉编写思考之一》的报告中，针对“文明”与“文化”，从词源、词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词义的历史演变等角度进行了细致分析，为今后中国东方学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参考。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麦文彪博士以《“南饶北季”：回顾过去一百年来香港之东方学研究与中港两地学界之互动》为题，充分运用各种新披露档案资料展开详细考察，揭示出港大校长、胡适、钢和泰、许地山、季羡林、饶宗颐等大师之间的学术因缘，为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侧影。北京外国语大学曾琼教授以《近年来东方文学研究新动向》为题，通过丰富资料总结了东方文学近年来五个主要的研究动向，对于进一步开拓东方文学与东方学的研究视野具有积极意义。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乐恒以《中国东方学的一种可能——新见严复致夏曾佑有关阅读与翻译<韦陀讲义>的五封信函考释》为题，从档案和信函等一手资料入手，考察了严复等人对印度吠陀哲学的兴趣及其所反映出的清末民初中国学界对西方东方学的认识与学科建设的思考。吴杰伟教授在评议中指出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涉及社会历史、政治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多个位面，相关新材料的挖掘与整理对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第二场B由北京大学李政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评议。山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祝丽副总编辑作了题为《季羡林“跨越喜马拉雅山”——记<季羡林评传>的出版和海外传播》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多语种《季羡林评传》的出版过程及其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为弘扬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闫磊在题为《钢和泰与胡适的学谊——以北大藏<钢和泰讲义>的考察为中心》的发言中，通过对大量原始材料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整理，不仅厘清了有关钢和泰受聘北大的过程，勾勒出钢和泰与胡适交往并互相影响的细节，还结合钢和泰与梁漱溟有关印度哲学论著的比较，揭示出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可能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曦助理研究员在《略论中国对原苏联“波斯化”地区民族文学的研究》的报告中，以中苏关系等时代背景为线索，针对中国对原苏联“波斯化”地区民族文学的研究进行了历时性梳理，并探究了不同阶段促进或阻碍研究展开的复杂因素，强调未来应该注重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民族主义因素的克制。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以《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的佛教研究及其在北京的流亡》为题，再现了犹太裔德国学者李华德二战期间在中国的流亡经历及其始终坚持佛教研究的独特经历，折射出战时中国东方学学术界所具有的活力与包容，为中外东方学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王邦维教授在评议时强调在考察中国东方学发展过程中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时，要注意区分和厘清交流各方不同的学术背景、学术立场以及学术关注的异同与变化。
最后，与会的各位老师与陈嘉厚、张殿英、卢蔚秋、李谋、唐孟生等曾经与季羡林先生长期共事、学习的北京大学东语系老教授们举行圆桌讨论，表达了对季羡林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大家回忆了追随季先生学习读书、科研交流、创办刊物、编写《东方文化集成》等丛书的经历，无不折服于季先生的治学精神与爱国情怀，感念于先生对后辈的关怀与提携，震撼于先生的高瞻远瞩与胸怀气魄。先生之风，高山水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惟有继承先生的遗志，不断开拓中国东方学研究的新领域，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与纪念。圆桌讨论由北京大学唐孟生教授主持。（文：乐恒 / 图：史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