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风物与醉翁诗文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一

　　庆历初年，是北宋政坛风云激荡，政局剧烈摇摆时期。围绕抗击辽夏、整顿财赋、淘汰冗员等关系大宋国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新政派和以吕夷简、夏竦为代表的守成派展开激烈的攻坚和拉锯战，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你争我夺，力图把这条积弱积贫的大船驶向己方预设的彼岸。庆历二年（公元1042），因谴责司谏高若讷不尽言责，反对改革派落井下石而被贬为夷陵令的欧阳修刚调回中央不久，又上书《准诏言事》，批判国家积弊“三弊五事”，大力呼吁改革。因未获朝廷重视而要求自贬，出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到了庆历三年（1043），北宋政坛似乎出现亮色变：晏殊取代吕夷简为相，另一位代表人物夏竦徙于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范仲淹、韩琦内召，与富弼同在朝中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主持军国要务，推行庆历新政。任知谏院，不久又擢为知制诰。此时的欧阳修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庆历新政”，连续向仁宗皇帝进献奏折，剖析时弊，经画方略，力主“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以“救世之积弊”（《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第二年四月，欧阳修奉命赴河东路（今山西一带）计度地方事务，，考察军需、防务、荒田等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八月，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使。但是时间不到一年，天色又骤变，保守派开始反扑。首先是御使中丞王拱辰借苏舜钦卖进奏院废纸招妓宴客，诬其“监主自盗”将苏削职为民，并将与宴的十多位名士一一坐贬，以迫使苏的岳父宰相杜衍自请免职。接着，夏竦又编造流言，说范仲淹、富弼等结为朋党，把持朝政。使范、富等被迫离京。庆历五年正月，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出知豳州（今陕西省彬县），枢密副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此时欧阳修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见到范仲淹等正直受屈，而流言张狂，遂挺身而出，先作《朋党论》为其辨诬，继而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改革派仗义执言。于是，守旧派官僚转而对付欧阳修，诬告他与外甥女张氏有私情，后虽经朝廷勘验为构陷，但仍遭降职，罢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改知滁州。

　　欧阳修从庆历五年八月知滁州，到庆历八年闰正月改知扬州，在滁州居住共两年五个月。欧阳修时代的滁州，还是个“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偏僻之处。他关心农桑，治理滁河，惩治污吏，使滁州百姓安居乐业，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在遭受打击后仍不考虑个人得失，时时刻刻为民为国的高尚操守。这与同期被贬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已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襟怀完全一致。他到滁州的第二年，治绩初具，又遇上个丰年，滁州人大悦，他更是高兴。另一方面，由于滁州地僻事简，民风朴厚，又有山水之美，所以他在政事之暇能从容优游于山水之间，心情也由离京时的愤懑转为欣悦，认为是上苍优厚他，给了他这个好去处。此时他在写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说：“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在滁期间，他陶醉于滁州的名山秀水之中，筑亭建堂，探穴访寻，自号醉翁，在山水之中寻求解脱和慰籍。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丰乐亭游春》、《琅琊山六题》、《题滁州醉翁亭》、《赠沉遵》、《石篆诗并序》等十多篇诗文。数年之后，他还写了《忆滁州幽谷》、《思二亭》等诗作，抒发他对滁州山水的怀念。所以欧阳修在滁两年多，对大宋国运来说是憾事，但对滁州吏民尤其是对本人的文学成就来说，未尝不是幸事。

琅琊山、醉翁亭与《醉翁亭记》

　　琅琊山位在滁州西南五公里处，滁州西南是著名风景区，大丰山、花山、风山，群峰耸翠，其中最为深秀者则是琅琊山。琅琊山古称摩陀岭，后来因东晋琅琊王司马睿曾寓居于此而改为此名。琅琊山峻而秀，最高峰海拔317米，“山峰耸然而特立”，幽谷则“窈然而深藏”。山中有让泉﹑紫微泉﹑归云洞﹑雪鸿洞等九洞十一泉，素有“蓬莱之后别无山”之美誉。琅琊山腰有座古寺叫做琅琊寺。琅琊寺原名宝应寺，是唐代宗大历六年（七七一）淮南路刺使李右卿和法琛和尚所建。据《琅琊山志》，唐宋时期此寺香火极盛，僧人最多时达八百多人。

　　醉翁亭在琅琊寺下的山坡上，建亭者是欧阳修在滁新交的友人琅琊寺住持智仙和尚，建亭的目的大概也是便于香客和游人赏景或休息吧。为亭取名的则是欧阳修，他是以自己的别号“醉翁”作为亭名。至于欧阳修当时为什么自称“醉翁”是很费解的，因为他当时年龄并不大，仅四十岁，他自己也说“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翁亭》诗），另外，他又不能饮酒，自称“饮少辄醉”。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乃至附会，我想还是以他本人的解释为准，他在《醉翁亭记》中解释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也就是说，醉翁的“醉”，是醉于山水之美而与酒无关。至于为何称“翁”，我倒以为除了欧公自称的“年又最高”这一因素外，更是说给政敌听的，就像后来的陆游，有人诋毁他“颓放”，他干脆自号“放翁”，实际上陆当时也不到五十岁。这当然表现他在政治打击面前的倔强和旷达，有关此时的心态，在下面还要专门论及。醉翁亭为中国传统的歇山式建筑，吻兽伏脊，亭角夸张地飞起，如鸟展翅。亭内可容十多人，南北框门设有格花和浮雕花卉，亭内有晚清时制作的八幅“八仙过海”浮雕。沿亭四周有木拦围护，以供观览山景。亭东的石壁前藤萝低垂，山花掩映，壁上有多处摩崖石刻，皆为记载醉翁亭的兴衰和对该亭的咏歌感叹，其一为南宋人篆书“醉翁亭”三个大字。亭西有一碑，镌有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全文，笔势雄放，人称“欧文苏字”，并为二绝。亭后有一高台曰：“玄帝宫”，登台环视，只见群峰横呈，罗拜于亭下。醉翁亭初建时只有一个亭台，北宋末年，知州唐恪在其旁建同醉亭，到了南宋至明代，醉翁亭周围又陆续修建了二贤堂、宝宋斋、意在亭、古梅亭、怡亭、览余台等九个亭台堂阁，形成一组建筑群，人称“醉翁九景”。二贤堂在醉翁亭北侧，建于宋代绍圣年间（1095），滁人为纪念当时的两位贤太守欧阳修和王禹偁所建，滁州太守曾肇曾作有祭文。原堂已毁，今堂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建。上为小瓦结顶，十六根立柱三间通联，格花门窗。堂内有欧阳修坐像和相关史料陈列。堂外山崖上有南宋崖刻“二贤堂”三字隶书。醉翁亭西有二亭，一上一下。上面为古梅亭，此处有欧阳修手植之古梅，原为四角厅堂，题为“瑞梅堂”。为明代滁州判官张明道所建，咸丰年间毁于兵火，民国十七年重建时改称“古梅亭”。亭前欧阳修手植古梅亦在宋末兵火中枯死，今日亭前之梅为明嘉靖年间补植，亭内有碑六块，为清人张鹏翮等所题梅台壁嵌有石碑，题为“花中巢许”，为清顺治九年（1652）李嵩阳所题。下面为意在亭，原名“皆春亭”，为明嘉靖四十年）（1561）南太仆寺少卿毛鹏所建。万历三十一年（1603），滁州知州卢洪夏在皆春亭四周凿石引水，建“曲水流觞”作为文人雅集之所。今日此亭乃1985年仿苏州园林重建，并改名为“意在亭”。醉翁亭以及周围的二贤堂、意在亭、古梅亭、怡亭、览余台等亭堂皆于清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直至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方由全椒观察使薛时雨将醉翁亭重建，民国以后和二十世纪中后期又将其余诸亭堂陆续重建和整修。其间沧桑正如现今醉翁亭内一联所云：“翁去八百念，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其实，在中国的大好山河和著名亭阁中，琅琊山算不上是名山，它无法和黄山、峨嵋、泰山、庐山相比；醉翁亭也比不上历下亭、兰亭、滕王阁和蓬莱阁。琅琊山和醉翁亭之所以能和这些名山亭阁颉颃上下，主要是由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据相关史料，《醉翁亭记》面世不久，便吸引不少士人前来游玩。其中就有欧公的友人，时任太常博士的沈遵。这位精通音乐的博士以此为题创作了琴曲《醉翁吟》，欧阳修为此曲配词。今日醉翁亭内有一联：“泉声如闻太守操，海日已照琅琊山”说的就是此事。数年之后，两人又在京师重逢，仍未忘怀此山此亭：“夜阑酒半”，沉遵操琴弹奏《醉翁吟》“宫声三迭”，勾起了欧阳修当年亭间游宴种种往事，写下长篇古风《赠沉遵》，诗中写道：“翁欢不待丝与竹，把酒终日听泉声。有时醉倒枕溪石，青山白云为枕屏”，似乎又回到了让被贬诗人获得无限乐趣的琅琊山间、醉翁亭旁。这篇《醉翁亭记》以“乐”作为贯穿主线，抒发了作者在遭受政治打击后寄情山水、怡然自乐的旷达情怀。全文以细腻的笔触，丰厚的情致记载了琅琊山间的四时之乐、山水之乐、滁人之乐、宴饮之乐、宾客之乐、禽鸟之乐和太守之乐。本文在构图上异常精美：一是用移步换形、层层缩小之法来写景状物，文章题为《醉翁亭记》但开头并不去写醉翁亭，而是敷设了四层铺垫：“环滁皆山也”，一层；“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二层；“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三层；“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四层。深层铺垫之后才点出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根据人们的视觉原理，取景框渐渐缩小，景框内的景物却在渐渐放大，最后落到醉翁亭上，这样不但使读者对醉翁亭在滁州及琅琊山的具体位置，留下清晰且准确的印象，而且也突显了醉翁亭，紧扣《醉翁亭记》这个篇名。二是从空间位置、时间变换、动静搭配这三个方面把琅琊山和醉翁亭变成一幅有生命的山水画、有色彩的抒情诗。在空间位置上，作者不是孤立的去写山、写水、写亭，而是把它们交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且各有特点、各臻其妙：琅琊是蔚然而深秀——渲染其色；让泉是潺潺泻于两峰之间——形容其声；醉翁亭是翼然临于泉上——描摹其态。它们之间又互相映衬、互为表里：无西南诸峰，让泉则成无源之水；无让泉流漱两峰之间，琅琊山则少灵气壑活力；无醉翁亭翼张于让泉之上，让泉则显得空寂和单调；无让泉川流于于醉翁亭下，醉翁亭则缺少音响和韵味。正是山水泉亭的相依相衬，才让作者要抒发的山水之乐、四时之乐、游人之乐、宴饮之乐等诸般乐趣立下坚实的基石，作者寄兴山水、不以被贬为意的旷达襟怀也才能充分的体现出来。至于贯穿全篇的“乐”字的真正内涵，我以为不仅仅是一般论者所提及的欧公乐于滁州的山水和治滁的政绩，更多的则是表现命运打击下的倔强和向政敌不甘示弱的。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在命运的重锤下表现可谓千差万别，但基本上有三种取向：一种是强烈的辨白和谴责，坚持初衷，九死未悔，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他愤慨君主听信谗言将他放逐，斥责群小贪图一己私利对他诽谤中伤，甚至不惜投身汨罗以示清白和决不变心从俗；第二种是忧愁忧思，一方面抒发无端被贬的不平、感叹命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心念故阙，希望君主能体察自己的衷情，被贬于潮州时的韩愈，被贬于永州和柳州时的柳宗元都是这种政治态度和人生取向；这三种是对政敌的打击不以为意或者装作不以为意，采取一种随意自适、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甚至在困顿中体味乐趣，贬斥中发现美好，苏轼就是采取这种人生态度：被贬黄州，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他却说黄州不错：“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却笋香”。继而贬到岭南，没有鱼也没有笋了，但却有荔枝：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最后贬到海角天涯的琼崖，在这块当时还是蛮荒之地上，不但没有荔枝，甚至连稻米都没有，只能以山芋充饥，但苏轼仍能从苦难中发现美：“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其政治取向和人生态度受座师的影响很大，因为这就是欧阳修对待政治打击的态度，相比之下，这也是三种取向中最成熟也最聪明的一种取向：因为政敌贬斥你、打击你，就要让你不舒服，让你激愤，让你困苦，你却不以为意，相反觉得很舒服、很高兴，无论是政敌还是生活中的困苦和艰辛，又能拿你怎么办呢？

　　醉翁亭下就是让泉，泉旁用石块砌成方池，约三尺见方，池深二尺左右，旁有一碑曰：“让泉”，为康熙四十年滁州知府王锡魁书。让泉水温终年变化不大，始终在摄氏十七度左右。“让泉”曾被人误作“酿泉”，主要是由于《醉翁亭记》中有两处提到该泉，一是“让泉”（“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一是“酿泉”（“酿泉以为酒，泉香而酒冽。”）前为名词，后为动词。但是有人不经意间会误而为一，始作俑者是明初年的大学士宋濂。明太祖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宋濂陪皇太子游琅琊，在其所作的游记中将“让泉”误为“酿泉”，以后官修的《大明一统志》、《滁州志》乃至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皆以讹传讹，误“让”为“酿”。直到前面提到的王锡魁，才改“酿”为“让”。他之所以要在泉边立碑，大概也有匡谬之意。至于该泉为何得名为“让”，说法很多，但都于逊让有关。一说让泉有两个泉眼，当其中一泉眼喷涌腾畅时，另一个泉眼则静潴细汩，反之亦然，似在相互揖让。另一说见《安徽掌故》，说乡民们到其泉汲水时，如互相争先则泉水即干涸，如互相逊让则泉水喷涌。所以“汲者依次而进，各得克盈；若两器并举，辄浊而竭，使民不得不让”，故曰“让泉”。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云：苏轼在为《醉翁亭记》写碑时，发觉亭记中的“让泉为酒，泉香而酒冽”用字不妥，因为泉水只能甘冽不可能“香”，只有酒才可以“香”，遂将“泉香而酒冽”改为“泉冽而酒香”。实际上这也是以讹传讹。欧阳修作此记后三年，滁人便刻石立碑。后来忧此碑“字画浅扁，恐不能传远”，方又请苏轼写成大字刻石碑。苏轼应滁人之请写下“醉翁亭记”，在书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碑文由刘季孙秘藏，在明代先后被刻成“鄢陵碑”和“新郑碑”。其一立于今醉翁亭西，另一藏于河南省博物馆。碑文均为为“泉香而酒冽”，并无改字之事。

　　琅琊寺一带除了醉翁亭及周围建筑和酿泉外，还有亭台名胜二十多座，最有名者如无梁殿旁的清风亭、洗笔亭，濯缨泉旁的三友亭，翠微亭，归云洞前的揽秀亭、日观亭等，皆是欧阳修及其幕僚们的常游之所。诗人的《琅琊六题》即是咏歌这所古寺及其周围的六处风景名胜：惠觉方丈、庶子泉、石屏路、归云洞、班春亭和琅琊溪。其中的庶子泉位于琅琊寺大雄宝殿的北侧，又名甘子泉，为唐代宗时右庶子滁州太守李幼卿（字甘子）在大历六年（771）所掘，故得此名。泉面约九平方米，泉深约三米。李白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曾为此泉作铭，篆书于泉侧，世人奉为珍宝，今不存。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莆田郑大同游琅琊，见此泉清澈无比，书“濯缨”二字于泉壁，故后人又称此泉为“濯缨泉”。欧阳修《琅琊六题》中咏庶子泉曰：庶子遗踪留此地，寒岩徙倚弄飞泉。古人不见心可见，一片清光长皎然。”此泉今已枯竭，遗址在今寺中明月观内。据相关史料，庶子泉北上还有一亭名翠微亭，亦建于宋代，上顶为歇山式，十二柱支立，四周设有半截围墙和壁窗。亭泉相映，景色格外秀美。宋人有诗云：“踏石披云一径通，翠微环合见禅宫。峰峦郁密泉声上，楼殿参差树色中”。此亭宋末毁于兵燹，请康熙年间重建时移于琅琊寺大雄宝殿南侧祗园内，今日的翠微亭为民国初年改建。

　　归云洞在寺后高岭上，洞石罅犹如斧劈，巨石横门，危欹如坠。门上镌刻“归云洞”三字，款署为“双溪”。洞内壁有宋治平元年（1064）滁州知州杜符卿题名刻石，字径六寸。另有治平二年四月八日《赠寺僧上诠》诗一首。两处刻石笔法苍劲，刀功老道纯熟，距今已九百多年仍宛如新眷。欧阳修游归云洞诗云：“洞门常似起烟霞，洞穴傍穿透溪谷。朝看石上片云生，夜半山前春雨足”，将归云洞描绘得美妙而又神奇。琅琊溪则在归云洞下，其源为蒙泉，循山谷曲折而东，与其它泉水汇流于琅琊山间的深秀湖。此溪在唐代就很著名，中唐时代著名的文章家独孤及在大历六年（771）年曾游此溪并撰有《琅琊溪记》。根据此记，此溪亦是滁州太守李幼卿（字甘子）在大历六年（771）“凿石引泉，疏其流以为溪”，引蒙泉之水而成其溪。因晋元帝为琅琊王时曾到过蒙泉并留下遗址，故李幼卿为其取名“琅琊溪”，并写了八首诗咏歌沿溪胜景，刻于溪畔石上。欧阳修也有首诗咏其溪春日之美：“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琅琊山六题·琅琊溪》）。班春亭原在无梁殿侧，今已毁圯。石屏路是寺后的一条山道，沿途有悟经台、归云洞、清风亭、石上松等景致，除清风亭外，其余景致今仍在。诗人在《班春亭》一诗所说的“信马寻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辉”，在《石屏路》中所说的“我来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峰秋月明”，皆是咏歌醉酒和闲适，与《醉翁亭记》所要表达的心态和情趣完全一致，皆意在抒发作者徜徉于山水之间不以贬谪为意的旷达情怀。

丰乐亭、清流关与相关诗文

　　欧阳修在滁的游记，除了《醉翁亭记》之外，还有篇《丰乐亭记》也非常著名。苏轼任滁州太守时，曾将《丰乐亭记》手书刻石，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精品之一。今日学生临摹的字帖亦多用“丰乐亭记”帖。《丰乐亭记》是记作者在丰山丰乐亭一带游玩时的感受。丰山是滁州“林壑优美”的西南诸峰之一，在琅琊山的东北。丰山之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周围居住之民，多是东晋时从苏北丰县一带侨迁来的，是因地县而得名；另一说是当地居民对丰年的祝祷，因丰山可作雨水多寡和年成丰歉的征兆，所谓“丰山着帽，丰年之兆”，欧阳修为山亭取名“丰乐”，主要是据后一种解释，也是记实，这年滁地大丰收；另外也是诗人对自己治滁州政绩的肯定，这与《醉翁亭记》中写滁人之乐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丰乐亭建于庆历六年春，较醉翁亭为早。建醉翁亭者是山僧智仙，建丰乐亭者则是欧阳修本人。此亭规模较醉翁亭小，为十六立柱挑檐飞角四方亭，周围也无辅助建筑，可见身为太守也无僧院主持财力丰厚，当然也可以解释为欧阳修爱惜民力民财。只是为了美化此亭周围的环境，欧阳修倒动了不少脑筋：他常带领僚属到这儿来种花植木：“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谢判官幽谷种花》）。据欧阳修自己介绍，丰乐亭周围的群花中还有扬州刺史韩琦赠送的十株细芍药，至于“其它花竹，不可胜纪”（《与梅圣俞》）。为了点缀亭上风光，他还派人从州东五里许的菱溪移来“怪石”立于亭侧。更要指出的是：欧阳修凿泉、建亭也好，载花、移石也罢，并不是为满足一己之欲，而是为滁人的游乐之需，是与民同乐。他在《菱溪石记》中就明确道出“移石”是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因而也得到百姓的拥护。当三辆牛驾车载此石穿街前往丰乐亭时，市人相庆，为之“罢市看”。当丰乐亭繁花似锦、游人如织时，诗人也感到了一种与民同乐的欢欣。他的《丰乐亭游春》就说：“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天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看落花。”

　　“丰乐亭”建亭九百多年来，多经损毁，多次重修。1963年曾进行过一次大修，但三年后即在“文化大革命”“扫四旧”中彻底被毁。现今的丰乐亭是1986年重建的，亭壁嵌有苏轼手书的欧公《丰乐亭记》残碑两块三面，吴道子绘的观音石像一块，亭周围散落的断碑石础，以及残存的《丰乐亭记》裂痕，似乎还在诉说当年的沧桑。

　　丰山的景观除了丰乐亭外，还有名泉。据欧阳修的《与韩忠献王书》，此泉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偶得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此泉在丰乐亭幽谷东南的山坡上，与琅琊山间的让泉遥遥相对。泉原名幽谷泉，宋元佑二年（1087）滁州知州陈知新重修此景时，为纪念欧阳修，改名为“紫微泉”（欧阳修为一代文宗，人称紫微星）。明嘉靖年间再次修葺时，章元衍曾题书并立碑于泉旁。此碑于1966年毁于“文革”大动乱，但泉水至今任保存完好，清澈甘甜，常年不断。至于此泉的发现和修葺，当地有个传说：欧阳修来滁后，喜琅琊山泉之甘美，每天派侍役去山间汲取。有一天侍役在回来路上跌了一交，把水泼了，又不愿重返琅琊山重汲，便在附近的幽谷泉汲水代替。当欧阳修品茗时，发现此水不同以往，更觉甘泠，就问这侍役，方知近处也有佳泉。于是亲自前往探寻，果见一泓清泉从石间汩汩流出，十分高兴，遂“疏泉凿石”，并“构小亭与泉侧”。这个传说，与《丰乐亭记》中的叙述相近，也许就是从《丰乐亭记》中附会出来的。《丰乐亭记》的开头就说：“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

　　同琅琊山和让泉是因《醉翁亭记》而闻名于世一样，丰乐亭和紫薇泉的著名也是因为欧公的《丰乐亭记》。如将《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加以比较，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皆作于滁州任上，而且是同一年；描摹对象皆是滁州山水，其主旨和要表达的情思又皆在山水之外；基调皆开朗愉悦、豁达大度，看不到贬斥之中的忧愤和愁苦。但两文又有很大的不同：《醉翁亭记》是写己，《丰乐亭记》则是颂圣；《醉翁亭记》意在抒发寄情山水、不以贬斥为意的旷达情怀以及暗示治滁之政绩，故以一个“乐”字作为贯穿全文之线索；《丰乐亭记》则意在赞颂太祖开国统一之功和今日军民安享丰乐之局面，道出亭名“丰乐”之缘由；《醉翁亭记》在结构上以“乐”为核，分写一日之乐，四时之乐、滁人之乐，宾客之乐和太守之乐，八方辐辏，绕一中心；《丰乐亭记》则围绕颂圣，三次提顿，三次宕开，显得波澜起伏，变化多端：文章起首一段也是写建亭经过，但目的于《醉翁亭记》不同，主要不是赞山美亭秀，而是要突显山河秀美、四海一家，所以在几笔点抹后便用“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一笔宕开，由眼前之景转入历史回顾，赞颂太祖开国统一之功。但当读者以为他要铺叙太祖开国后种种建树时，他又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水清”一笔打住，又从历史回到现实，描述滁人安于畎亩、休养生息的种种升平景象。之后，再从民风写到山水，从滁民写到太守，一番盘马弯弓后又回到颂圣：“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点破亭名“丰乐”之由和建亭之因，既点题又响应了开篇，结构上开阖收放，回环照应，确为佳作，至于说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醉翁亭记》那么高，我想可能与内容是颂圣有关，另外，文中看不到那位潇洒倜傥、非常富有个性的作者形象，可能也是个重要原因。

　　欧阳修在丰山上除建丰乐亭外，还建了一座“醒心亭”，此亭在丰乐亭东南，两亭相距不到百米，亦建于庆历六年，欧公的学生曾巩曾为此撰《醒心亭记》。曾巩是个道学家，在“记”中多修身养心之说教，而且以欧阳修立论，并无多少自身感受，清初评论家曾把《丰乐亭记》与《醒心亭记》相比较，说：“丰乐亭记，欧公自道之乐也；醒心亭记，子固（曾巩字）能道欧公之乐也”。此亭早圮，后人也未再建。此亭没闻，我想可能与有亭而无泉，不能亭泉相映相衬有关，可能也与《醒心亭记》不如《丰乐亭记》出名有关，尽管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醒心亭记》与《丰乐亭记》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还着重提到“清流关”。清流关与丰乐亭实际上相距甚远。丰乐亭在城西南五里，清流关则在城西二十五里外的关山。关山口处当地人叫关山洞，隋唐时代属清流县，南唐时李璟在此置关以御北周，故名清流关。明代陈琏《清流关》诗云：“忆自南唐始开凿，据守形势真险恶”。清流关隘险峻可见一斑。清流关关隘呈拱形，深十余丈，以巨石砖块砌成门，两面关门上分别嵌有“古清流关”和“金陵锁钥”镏金大字。到了明代，清流关不仅有关洞，还有关阁，附属还有关公祠、关山寺、元君殿等建筑。清代关墙改为大块长方形砖砌成，关楼飞檐翘角，上下两层，其余建筑还有关圣殿、包公祠、大佛殿、娘娘殿、无梁殿、胡天官祠、元君殿、滴水庵、白云庵等。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占滁州，清流关隘及关上建筑迭遭毁坏；“文革”十年，连关门洞石础也被拆除，遂成一堆废墟；只残留有“清流四景”等四散断碑和驿道上那深深凹陷的辙印，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

　　清流关下即是古驿道。直到清末，这条驿道皆是中国南方各省往江北各省直至北京的一条重要通道。津浦铁路的开通和现代公路的陆续构筑，交通改道，才使得这条古驿道失去往日的辉煌。这条驿道亦是南唐时开凿。其中清流关段为15里，有上七下八之称，路面为青石铺成，宽约2．5米。关东为关山店，关西为小店子，现在古街名犹存。街上有店铺坊栈，关下驿站常住邮卒及脚夫百余人，专供运送文报及为过往客商上山、下山转运杂物。关口下，古道旁立有“贱避贵、幼避长、轻避重、缓避急”的路碑。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翰林院编修程敏政从北京回故乡安徽,休宁省亲，途径滁州清流关及和州昭关，写有《夜渡两关记》名篇传世。清代戴名世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从江宁(今南京)赴京师(今北京)，在《乙亥北行日记》也记述了经过这个“九省通衢”清流关时的见闻。古驿道现有遗存约有六里，原始铺路石仍存，古车辙前后相连，清晰可见。

　　清流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汉高祖刘邦南平吴楚时，曾宿于清流关下，如今还留有古迹“汉高祖饮马池”。关上的关圣殿前有一古联：“江淮势抱祠千载，吴魏雄分土一丘。”说明此关亦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南北朝时侯景兵变，就是从清流关出击攻陷和州，再渡江陷建业的。北周显德三年（九五六），当时是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受周世宗柴荣的指派，亲率一支大军攻打南唐的江北重镇滁州，以分散南唐兵力，达到破其军事重镇寿州的目的。赵匡胤与南唐守将皇甫晖、姚风激战于清流关下，始终不能得手。后采纳谋士赵普建议，率全军“衔枚熄火”，乘夜走关北一小道直奔滁州，生擒南唐大将皇甫晖和姚凤。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重提这段历史，强调“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而“向之凭恃阻险，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联系到庆历新政的失败和他自己被贬到滁州，内中当有很深的政治寓意和人生感慨。

　　清流关周围方圆百里，今存有许多古地名，如“常山寨“、“将军岭”(又分南将军岭、北将军岭)、将军庙、将军集、大柳驿(古驿站)、广武卫、军马场、清流北关，以及方圆达二十余里的中军帐基等，这都在告诉我们，欧阳修以后，从明到清，直到太平天国、北伐战争、解放军渡江战役，这里都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一直在这块古老 大地上轮番上演。

琅琊山间醉翁亭，亭匾为苏轼题写

位于滁州西郊的丰乐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