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文论、诗话、词曲话
31、《诗人玉屑》
宋代诗话诗话集，20卷。南宋魏庆之著。魏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有才名而无意仕进，种菊千丛，常与诗人逸士在菊园中吟诵。有人曾赋诗赞誉他说：“种菊幽探计何早，想应苦吟被花恼。”可知他过着以种菊、赋诗为乐的隐逸生活。庆之与当时诗人有广泛的交往，这给他辑录南宋诗话带来了不少方便。
《诗人玉屑》据《四库提要》说，约成于南宋度宗赵禥（1265～1274）时，但本书卷前却有黄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没有先于成书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诗人玉屑》当成于理宗淳佑年间。它评论的对象，上自《诗经》、《楚辞》，下迄南宋诸家。一至十一卷论诗艺、体裁、格律及表现方法，十二卷以后，评论两汉以下的具体作家和作品。它博采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和谈片，在现在不少书已难以寻觅的情况下，《诗人玉屑》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的重要资料。魏庆之的辑录，并非大段大段地抄录和摘取，而是将其“有补于诗道者”，根据他自己对诗歌理论的见解，以诗格和作法分类，排比成卷，渗透了他对诗的形成、体裁、韵律及历史诗作的看法。
《诗人玉屑》集诸家论诗之成，其排比大致有叙，可以当作宋以前的中国诗歌史资料来看，从中可获得关于我国诗歌发展的轮廓和许多关于诗歌体裁的知识。如：卷一《诗辨》引《沧浪诗话》的说法，指出“诗之法有五”卷二《诗法》引用晦庵（朱熹）关于诗歌分段的说、关于诗的作法、禁忌卷二《诗体》谈各种诗体的起源和沿变。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对历史上著名的诗人都作了评论。
关于《诗人玉屑》的版本：传本《诗人玉屑》俱为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诗人玉屑》，是由王国维先生之子王仲闻先生整理的。它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并全部迻录王国维据宋本校宽永本的校语。使读者既可窥见宋本之面目，又可获见王国维在校勘上的成就，是目前较全较精的本子
今有：《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诗人玉屑》王仲闻点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82年版，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而成。《诗人玉屑》中华书局2007年版。
32、《后村诗话》
《后村诗话》，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四库全书》钞本。
据学者考证：后村写的前、后集各二卷《诗话》，始于他六十岁后，即淳佑至宝佑（1247～1257）之间。《续集》四卷，成于他八十岁时的咸淳二年（1266）。《新集》六卷，成于咸淳四年（1268），时年八十二岁。这时，刘克庄因年老目疾，或口授家人记录，其为记忆口述之差；或由转写时的笔误，时有枘凿。
《四库总目提要》云：“宋代诸诗人，其集不传于世者十之五六，亦皆赖是书以存。”这当是《后村诗话》的文学价值所在。
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分前集、后集、续集及新集四部分。前集和后集是他六十岁到七十岁时所作，续集和新集则是他在八十岁左右时所作，前后相差十余年，其中所提出来的观点以及所建构的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新集部分，只是专录唐诗警句，和理论基本无涉。因此，笔者在通读刘克庄诗歌理论著作的基础上，以《后村诗话》的前后两集作为研究对象，对当时刘克庄的诗歌理论观点做两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刘克庄的诗歌理论是初具体系的，这种体系的构建是以他的文学史观为基础的。关于刘克庄的文学观，研究者做得并不多，我在此以《后村诗话》的摘要为基础，为刘克庄的文学史观勾勒一个简单的轮廓，并找出其中特点。
首先，在每个文学史的时代，刘克庄能找出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作品，来作为当时文学史的优秀代表，以此来建构一个基本的文学史观。首先是唐以前：“自《国风》、《楚辞》而后，故当继以《选》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其次是唐代：“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朝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杜诗为诗家祖宗”；“举世为元和体，韩（愈）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长庆体太易”；“当举世竞趋浮艳之时，虽豪杰不能自拔，孟生（东野）独为一种苦淡不经人道之语”；“韦苏州为诗家最高手”；“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最后是宋朝：“（西昆体）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本朝…宛陵为开山祖师”；“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陆游）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这样一来，仅从《后村诗话》前后两集中所找出的观点，就能基本建构起一个简单的文学史轮廓。这充分反映了刘克庄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所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见解。虽然这里只是一些断句的拼合，但是却基本能连贯始终。刘克庄在《序林子显》这篇文章中曾谈到：“五言诗，三百五篇中间有之，逮汉魏苏李曹刘之作，号为《选》体；及沈休文出，以浮声切响作古，自谓灵均以来未睹斯閟，一唱百和，渐有唐风。…五言如孟浩然、刘长卿、韦苏州、柳子厚，皆高简要妙，虽郊、岛才思拘狭…未可以唐风少之”这里他就把散见于其诗话的见解贯穿了起来，表达了他的文学史观。刘克庄之所以能够如此抽象的把握漫长文学史的脉络，和他的学力是有关的。他的《后村诗话》“网罗众作，见取材之博；评选惬当，见学力之精”，正是如此精博的学识，才足以支撑他做出精当的概括。
其次，刘克庄在文学史观上独持见解，他在每一段以及每一段的代表作家那里，不仅看到其作为代表流派的优秀之处，更能不时指出自己的看法。宋代诗论家往往是薄今厚古，时代越古的诗便越有古风。刘克庄虽有时也不免此病，然而他还是能够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像他指出的“张籍《还珠吟》为世所称，然古乐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汉辛延年所作，…籍诗本此，然青胜于蓝”。唐人诗作胜于东汉诗人辛延年的著名诗作，虽然刘克庄在诗话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但是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他在论及唐诗的时候，虽然极力学习模仿，提出“杜诗为诗家祖宗”，在《后村诗话》新集中更是一味摘抄唐诗警句，然而他对唐诗所做的批评也不少，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在诗话提出的“唐诗虽雕琢对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联，惜不多见”。在说到宋诗时，刘克庄持了很大的批评态度：“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但是在有的地方还是找出其值得发扬的优点。在论及《西昆酬唱集》时，他提及欧阳修非常讨厌“西昆体”，接着有把西昆体表扬了一番：“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
第二，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后集中，一方面抑却轻浮恬淡的诗风，说“（杜甫）篇篇都做‘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道了，则似近人诗矣”。另一方面却有极力赞扬这种诗风。比方说，他评论梅尧臣“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殊不草草”；赞扬苏舜钦的诗句“树阴满地日午早，梦觉流莺时一声”“极似韦苏州”而韦苏州在刘克庄的诗歌理论中是第一流诗人；评论“青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句“有元和意度”；论滕田的田园闲适诗“可入图画”。刘克庄不仅赞扬这种诗风，并且在诗话录入诗歌佳句时，这种句子也远远多于豪放雄健的诗歌。例如他录入的“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满地落花春病酒，一帘明月夜登楼”，“柳色知春浅，钟声觉寺深”等等。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如此着重这种风格的诗歌，并且和他提倡的雄放如此矛盾，是有几方面原因的。
首先，参见《刘克庄年谱》，可知刘克庄一生数起数落，在京任职时勇于言事，以国事为己任，所写诗歌大部分是政治现实诗，曾写名句”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年和戎百万缣”。然而在写作《后村诗话》前后集期间，他三年知漳州，三年丁母忧，三年主明道宫。如果说以前的刘克庄积极出仕，敢于任事的话，那么六十岁后的刘克庄在这“江湖”的十年里，写作诗话时，心境归于平淡了。在官场风波如此，“后村希望找到一个安适的小巢窠，让青山环抱碧溪缭绕，让这些自然之美来填补他心灵的虚幻”。于是，他写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之作，大部分是清新活泼细腻柔和之作。像“小憩城西卖酒家，绿荫深处有啼鸦。主人叹息客来晚，谢却酴醾一架花”（《出城》）、“榕声竹影一溪风，迁客曾束系短蓬。我与竹君俱晚出，两榕犹及识涪翁”（《榕溪阁》）等等。这自然影响到了他的诗论。
其次，刘克庄对“自然”美学境界有所追求。他大力提倡“性情说”，指出“诗之体制，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正是在性情的引导之下，刘克庄才会如此的对自然恬淡的诗风有了转变性的热爱。他对江西诗派的那些束缚非常看不惯，认为那些诗歌不和性情，且不自然。他追求的是像陶渊明那样的风格。这种追求对他诗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今有：《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村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后村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后村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3、《对床夜语》
宋代诗话，五卷，南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理宗景定中太学生，与叶李上书劾贾似道，窜琼州。元至元间以荐授江浙儒学提举，未赴，后流寓无锡以终。事见清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三○。著有《对床夜话》。
两人夜间对床共语。典出宋苏辙《逍遥堂会宿》诗序：“辙幼从子瞻（辙兄苏轼）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韦应物）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冯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语甚绮而文甚高。时夜将半，翦烛疾读，不能去手，大类葛常之《韵语阳秋》。”
卷二严沧浪又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影，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欢，作歌曰：“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汉时言语，自非後世可企。
蔡琰虽失身，然词甚古，如“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胡儿号兮谁得知。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
卷四： 唐人绝句，有意相袭者，有句相袭者。王昌龄《长信宫》云：“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孟迟《长信宫》亦云：“自恨轻身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王建《绮岫宫》云：“武帝去来红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鲍溶《隋宫》云：“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张乔《寄维扬友》云：“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杜牧《怀吴中友》云：“惟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韦应物《访人》云：“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王涯《宫词》云：“共怪满衣珠翠冷，黄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贤》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环月如襟。”白乐天《暮江吟》云：“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刘长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韩《即目》云：“须信闲中有忙事，晓来冲雨觅渔师。”此皆意相袭者。又杜牧《送隐者》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高蟾《春》诗云：“人生莫遗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贺知章《还家》云：“儿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雍陶《过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谁知曾是客移来。”贾岛《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李商隐《夜雨寄人》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皆袭其句而意别者。若定优劣，品高下，则亦昭然矣。
今有：《对床夜话滹南诗话》，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两初编本，1937年版；《对床夜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床夜话》台湾·木铎出版社1981年版。
34、《贵耳集》
南宋诗人轶事及作品的笔记集，三卷。张端义撰。宋代张端义（1179～1248后）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原籍郑州，居苏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间（1234～1236）应诏上三书，得罪，被谪韶州（今属广东）。工于诗，近于江湖诗派。此书作于淳祐年间被谪时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於苏州。端平中应诏三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此书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诸老绪馀，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後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集末一条，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二集》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三集》则多记猥杂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书中如论制诰，引陆游《南唐书》载李煜词臣有陶穀、徐铉；考陶穀由晋、汉、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书》亦无此文也。论物从中国，名从主人，引《穀梁传》谓长狄谓善稻为伊缓，考《穀梁传》乃吴谓善伊谓稻缓，不云长狄也。论《易卦》谓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後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考卦气起中孚，见《易纬稽览图》，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论《春秋》谓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经，故元祐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时人，不及见熙宁之制也。论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谓熊即侯也，非兽也，案《桯史》载金海陵王校猎国中，一日而获三十六熊，廷试多士，遂以命题，则熊兽也，非侯也。论《艺文类》聚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吴越毛胜作《水族加思簿》祖欧阳询之遗意也，考此乃《艺文类》聚禽部、兽部集录旧文，非询作也。论伶官谓自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谐谑进，案优施远见《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观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
《贵耳集》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的杂说类，分上、中、下3卷。有关诗人、文人的评述约100则，占全书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颀，唐末的黄巢，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辛弃疾、项安世、赵蕃、周文璞、戴复古、刘过、赵师秀、翁卷等。金朝状元汪世显、作家吴激，西夏作家张元的诗词及轶事，亦有所记载。采录范围较广作者论词，往往超出时流，卓有见地。如评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端十四叠字，以为“乃公孙大娘舞剑手”，超出本朝能词之士。其论诗着眼于时代，如评论从金统治区回来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时”，认为虽未为绝唱，然而读之“使人增感”。作者录此，即“寓感慨之意”。但书中考经论史部分，往往有疏漏明清以来，诸多丛书对《贵耳集》多有辑录。《说郛》收录若干篇章，《历代小史》收录一卷，《宝颜堂秘笈》收录二卷，均有删节，直至毛晋辑的《津逮秘书》才将三卷收全。此后清代的《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和民国初年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均收录为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编者按语说“《学津》从《津逮》出，故据《津逮》本影印，并附《学津》本提要于后”。实际《丛书集成初编》本在集中同时还选用了《四库全书》本提要。《四库全书》本未注明版本来源，但与《丛书集成初编》本相比较，差别不大。因此可以推断，其选用的也是《津逮》本，但又根据某种版本作了校勘，所以又稍稍有别于《津逮》本。尤其是集中涉及到当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四库全书》本编者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均妄自作了改动，已有悖于张端义的原意。校点者此次选用了《丛书集成初编》所影印的《津逮秘书》本作为底本，同时又以《四库全书》本作互校。根据《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的统一体例，仅对书中明显的错讹字进行更正，其馀概从原貌，不作增删。凡两版本不同之处，均以校记以示说明。
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5年版；《西台集贵耳集》陈斌梁玉玮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贵耳集》，见《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贵耳集》，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5、《青箱杂记》
吴处厚撰吴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仁宗皇佑五年（1053）进士，授汀州司理参军。神宗熙宁中，为定武军管勾机宜文字（《青箱杂记》卷二）。元丰四年（1081），为将作监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一），迁大理寺丞。出知通利军，改汉阳。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卫州（同上书卷四二四），未几卒。有《青箱杂记》十卷。《宋史》卷四七一有传。《青箱杂记》成书于北宋元佑二年，作者吴处厚因歪曲诗词陷害宰相蔡确而为时人所不齿，但作者喜好读书，能诗善赋，又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谓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此书多是记载宋代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掌故等。处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进士，初为将作丞，以王圭荐，授馆职，出知汉阳军，后擢知卫州，卒．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然处厚本工吟咏，宣和画谱载其题王正升濦景亭诗一首，剡史载其自诸暨抵剡诗二首，皆绰有唐人格意，故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
由朝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撰，共十卷，多记宋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及掌故，书中引到的魏野、李淑、王禹偁、王安国等人诗词，大多数在其他书中没有被提到过，卷九详记燕肃作莲花漏之法，是研究科技史的宝贵资料。
《青箱杂记》为北宋中后期重要笔记之一，多记五代至北宋年间朝野杂事，尤以诗词为甚，其中蕴含丰富的词学、文学思想，具有重要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文献价值。其辨证分析人品与文品、词品的关系，提出“正人端士亦皆有艳丽之词”和“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等论断，系对北宋时期流行的“艳词损德”社会舆论之反拨，为文人写作艳词正名。其心态虽未必完全健康，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吴氏且把“气象”等引进词学批评的理论域阀，将之作为品评词人精神风貌之标尺。词史上最早写作的药名词，幸赖吴氏《青箱杂记》一书以存，吴氏并指出陈亚药名诗词自成一家“俳谐”的艺术风格，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乃为写作药名词之要领。
如记宋初除学晚唐体外还有学白居易的通俗：李文正公，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若“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及《赠祈雨僧》云：“无雨若还过半夏，和师晒作葫芦”之类，极为脍炙。又尝知祥符县，亲故多干借车牛，亚亦作药名诗曰：“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亚常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亚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 刺，到处迁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氵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亚又别成药名《生查子·闺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其二曰： “小院雨余凉，石竹生风砌。罗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其三曰：“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 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继。拟续继朱弦，待这冤家看。”
《青箱杂记》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墨海金壶》本。
今有：《青箱杂志》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青箱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87年版；《青箱杂志》《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青箱杂志》《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36、《步里客谈》
陈长方撰。陈长方（1108～1148），字齐之，号唯室，侯官人。生于宋徽宗大观二年，卒于高宗绍兴十八年，年四十一岁。父先为洪州录事卒于官。长方奉母居吴，依外祖林旦，家于步里。闭户穷研经史，以教学者。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登进士第，官江阴县学教授。学者称唯室先生。长方著有唯室集四卷，步里客谈二卷，均《四库总目》又有尚书传、春秋传、礼记传、两汉论、唐论等书，并传于世。
《步里客谈》二卷。上卷记宋代朝政人物轶事，宣和殿所立《元祐奸党碑》，以司马温公为首。元祐党籍固多真儒贤士，然蔡京以势利倾夺锢之。钩党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尝题其后云：“等是名丹籍，谁知品月多。蚖龙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尽，消磨岁月过。厉阶生已甚，龟鉴莫蹉跎。”（“已甚”谓吕汲公行事）下卷多论历代诗文和史事，颇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如：“《尽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语。比之《公孙丑》等篇，无复刚烈之气。
《伯夷歌》云：“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兮。”陈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笔，非伯夷意也。司马迁作《武帝纪》，实录方士神仙事，无一字讥刺，使读者不觉思其事，则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条载《说郛》本，今增入。）太史公有侠气，故于赵奢、穰苴仪秦刺客等作传更得手。以未尝窥圣贤门户，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传记，虽补缀事迹，亦未尽善。（案，此下二条俱据《说郛》本增入陈师锡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词平平。初苏子瞻以让曾子固曰：“欧阳门生中，子固先进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决，陈奋笔为之。
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曰：“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至陈无己云：“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则直不类矣。
余尝疑《三器论》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传》是后人拟作。退之传毛颖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戏，初出一诨语，满场皆笑，此语盖再出耶？《毛颖传》赞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笔势。董晋行状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当，其诬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圣德诗》与《平淮西碑》如出两手。”余以岁月考之，盖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郓州溪堂诗》，则又如他人所作也。
《步里客谈》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萍洲可谈、高斋漫录、张氏可书、步里客谈》钱熙祚编，守山阁丛书1905年版；《步里客谈·云斋广录·昨梦录·松窗百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步里客谈·桯史·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步里客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37、《唐语林》
宋代王谠撰。王谠，字正甫。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宰相吕大防之婿。曾为京东排岸司。元□四年（1089）任国子监丞。后改少府监丞。全书共8卷，末有辑佚一卷。是他摘辑唐宋时期五十种小说、杂史类著作，并加以改编而成。体例完全仿效《世说新语》，《世说》将所记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除“捷悟”一门外《唐语林》全部采用，此外又增加了嗜好、俚俗、动植、杂物等十七门，共计五十二门。该书记述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之事，涉及宫闱朝堂、乡野民间，举凡政治、风习、文化、经济、典章制度，无不为其内容。从总体上说，它继承了《世说》以记人为主的传统，极少涉及神怪灵异之事，同时，它又与刘义庆专尚清谈、仅记士大夫言行不同，记叙内容不仅仅多嘉言懿行并乎政教者，而是关注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仿《世说新语》体例，按内容分门系事，并将《世说新语》原有的35门（按今本《世说新语》共36门），扩大为52门。书中材料采录自唐人50家笔记小说，资料集中，内容丰富，广泛记载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对研究唐代历史、政治和文学，均有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传，故经此书采录而保存下来的资料殊为可贵。不足的是，卷首虽附采录书目，但所采各条未注明出处。
第132则：“李贺为韩文公所知，名闻缙绅。时元相稹以明经擢第，亦善诗，愿与贺交。诣贺，贺还刺，曰：‘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元恨之。制策登科。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肃，不合应进士，竟以轻薄为众所排。文公惜之，为著《讳辩》，竟不能上。
第99则记李绅事，其行颇有狂狷之风。而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皆出于此李绅之手。又：末一则故事使人笑煞：“忽有老僧偈，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曰：‘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今世市井影视小说，凡描绘有道高僧打机锋，动辄“从来处来”，使人生厌。若此等作者遇着李绅，皆当决二十板。
第23则：“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既去官，竟不捶一人。”——碧头巾之起源不知可是由此。
《唐语林》原书在明初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据明嘉靖初齐之鸾刻残本及《永乐大典》所载，加以校订增补，以后各丛书所收多用此本。今传有《四库全书》聚珍板本、《惜阴轩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
今有：《唐语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据《守山阁丛书》本标点排印；《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语林校证》。周勋初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唐语林》詹怡萍注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二版；
38、《滹南诗话》
金代王若虚撰。王若虚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滹南遗老集》。《滹南诗话》共三卷，有诗话90则，第一卷21则，第二卷32则，第三卷37则，涉及到王若虚诗论的各个方面，包括文艺思想、诗歌鉴赏（含词句鉴赏和诗意鉴赏）、诗歌批评、诗歌创作。在诗歌鉴赏方面，王若虚“以意为主”的理论表现为注重诗味，实事求是，厚重且通达，但也有过分质实，以常理来推断诗理，以致僵化的倾向。“辞达理顺”是王若虚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要标准，他认为做到“辞达理顺”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映了他自由通达的思想。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优劣，何足多较哉（卷三）在诗歌鉴赏方面，“以意为主”的思想还体现在从总体上把握诗的内容和情感，反对拘泥于一字一句，反对牵强附会，《滹南诗话》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如下：梅圣俞爱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之句，以为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阳迟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苕溪又曰：“不系花而系坞。”夕阳迟固不在花，然亦何关乎坞哉？诗言“春日迟迟”者，舒长之貌耳。老杜云“迟日江山丽”，此复何所系耶？彼自咏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初无他意，而论者妄为云云，何也？裴光约诗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无花”苕溪以为得其膏肓，此亦过也。据一时所见，则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责之，则絮亦岂所常有哉？（卷一）
卷上：诗话并不可尽信：宋之问诗有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问甥刘希夷句也。之问酷爱，知其未之传人，恳乞之，不与，之问怒，乃以土袋压杀之。〕此殆妄耳。之问固小人，然不应有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等陋语！以至杀其所亲乎？大抵诗话所载，不足尽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题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诗》，初亦常语，而晁无咎附之《楚辞》，以为二。
抑李扬杜：荆公云：〔李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盖其绪密而思深，非浅近者所能窥，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而欧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是何其相反欤？然则荆公之论，天下之公言也。
《滹南诗话》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滹南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1981年版。
39、《唐才子传》
唐五代诗人简要评传汇集。撰者元代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字良史，是元代前期的西域人。他以唐代诗人中号称“五言长城”的刘长卿的字为名，以被赞为“珪璋特达”的于良史的名为字，可见是一位极为热爱唐诗又非常倾慕唐代诗人气质的才子。但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现在对他的详细经历已很难弄清楚了，只能据一些零星资料对他的事迹略知一二。
辛文房曾为省郎，曾游历祖国东南山水名胜，在当时有诗名，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
《唐才子传》对中、晚唐诗人事迹所记尤详，也包括部分五代诗人。按诗人登第先後为序。书中保存了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资料，对其科举经历的记叙更为详备。传後又有对诗人艺术得失的品评，多存唐人旧说，其中颇有精辟之见。但所述多有失实、谬误之处，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兴间气集》为高适所编，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等。也有因误解材料而造成错误，如刘长卿传，记权德舆称刘长卿为“五言长城”，而据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实是刘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等。
卷一：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隋大业末，举孝廉高第，除秘书正字。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以嗜酒妨政，时天下亦乱，遂托病风，轻舟夜遁。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乃还故乡。至唐武德中，诏征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绩弟静谓绩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待诏）江国公闻之曰：“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特判日给一斗。时人呼为“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归。河渚间有仲长子光者，亦隐士也，无妻子。绩爱其真，遂相近结庐，日与对酌。君有奴婢数人，多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庄》、《老》置床头，无他用心也。自号“东皋子”。虽刺史谒见，皆不答。终于家。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撰《酒经》一卷、《酒谱》一卷。李淳风见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诗赋等传世。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诸孙也。六岁善辞章。麟德初，刘祥道表其材，对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又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迁交趾令。勃往省觐，途过南昌，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宾客，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勃至入谒，帅知其才，因请为之。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酣辞别，帅赠百缣，即举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时年二十九。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尝言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方，勃尽得其术。又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于世。勃尝遇异人，相之曰：“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脑骨亏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实，终无大贵矣。”故其才长而命短者，岂非相乎？
书成于元大德八年（1304）。原本10卷，明初尚存，《永乐大典》在“传”字韵内曾录其全书。但此部分《永乐大典》今亦佚。清《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其他各韵中辑出243位诗人的传记，附传44人，共287人，编为8卷。日本《佚存丛书》有10卷本，有278位诗人的传记，附传120人。有清陆芝荣等《佚存丛书》校刻本。又有清《指海》本，以日本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记。
今有：《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王大安校订《唐才子传》、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李立朴《唐才子传全译》。
40、《怀麓堂诗话》
李东阳撰，李东阳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怀麓堂集》。
本书中讲了诗歌创作的基木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诗资创新。《怀麓堂诗话》特意标出：
“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他认为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句之所以传诵一时，并按谱为三叠歌唱，关键在于“盛唐以前所未道”，同时还做到了“辞能达意”。韩愈的《雪》“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诗能够得到诗家赞赏，在于“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二）诗无成法。《怀麓堂诗话》言。“律诗起承转合，不为无法，但不可愁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拄以待，四方八角，无四活生动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佘，或滋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李东阳反对把作诗之法固定：，“普人以‘打起黄莺儿’，‘三日入厨下’为作诗之法。后乃有以‘溪回松风长’为法者。犹论学文以《孟子》及《伯夷传》分法，要之未必尽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虽异，而所至则同。若执一而求之，甚者乃至一于文百。则刻舟胶柱之类，恶可与言诗哉？”
如何抒情，李东阳认为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写自然之情，有真情才有真诗。李东阳以为诗人的创作，只有“得于心而发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
（二）有生活真实，才有诗情的真实。“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壮老而不能得其
妙，正坐是哉：”没有真实的生活，矫柔造作，势必变成谢糠刻划的那种假做作：“处富有而言劳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日老，无病日病。”（三）诗人个性的不同，往往带米诗风的不同。李东阳一反过去以兴会际遇论诗风的传统，看到了个人情性对作品风格的直接影响。他指出，《刘长卿集》清切凄婉，尽是怨士羁人之思，柳宗元贬滴众后的诗作，尚有和平富丽气象，原因在于“盖其情性固然，非但以迁滴故，譬之琴有商调，自成一格。李东阳论诗的主情之说，对明清诗论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起的公安、竟陵两派的“独抒性灵”，袁枚的“性灵说”等，都不同程度地承续了李东阳的诗论。
《怀麓堂诗话》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怀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41、《四溟诗话》
又名《诗家直说》。四卷明代谢榛著。谢榛（1495～1575）明代布衣诗人。字茂秦，号四溟山人、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十六岁时作乐府商调，流传颇广，后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以声律有闻于时。嘉靖间，挟诗卷游京师，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为“后七子”之一，倡导为诗摹拟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后为李攀龙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诸藩王间，以布衣终其身。其诗以律句绝句见长，功力深厚，句响字稳，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
全书四卷，谢榛论诗，是从诗歌的格调入手进行论述倾向于后七子的观点，师法盛唐，强调格调，但同时也主张“以自然妙者为最上”，要不露痕迹地学习前人，“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在诗歌的艺术特征问题上，提出“气格说”，重视意境创造，重视情与景的关系，并推崇语言平易自然的古诗19首，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诗论主张。谢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较完备的论诗主张的人，《四溟诗话》即其论诗言论的结集。他主张复古，认为诗至盛唐便发展到了顶点。但他反对尺尺寸寸的模拟、蹈袭古人成句，主张据眼前景翻出新意。因此，谢榛论诗主取法盛唐，与“前七子”及“后七子”诸人并无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则有许多不同，并指出盛唐诸人有可瑕疵之处，并非尽善；宋诗亦时有佳句，未可全废，持论较李、王诸人公允。同时，谢榛论诗，以格调为主，然也十分重视感兴，与李、王诸人模拟论不同，已开启性灵、神韵之渐。
《四溟诗话》里。他的基本态度是与李攀龙、王世贞一致的，也是极力主张模拟盛唐，鄙视宋人，并且认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但与李攀龙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径较宽，认为初盛唐14家“咸可为法”，并且看到这些大家风格各有不同：“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薰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他强调，对这14家应“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谢榛较重视诗歌创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机”和“超悟”。由此出发，他强调情真，不要摹拟太甚：“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还强调“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的独创性。这些看法显然比李攀龙诗论开通和高但是，谢榛尽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还在追求诗篇中的“警句”。他认为：“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从客生。”而且认为这类“超悟”式的独特的警句，既可以通过“静室隐几，冥搜邈然”的办法，也可以通过“阅书醒心，忽然有得”的办法，这些都是脱离生活的错误门径。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仅得佳句而难见完篇，这种现象正是他创作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无思致。及读《世说》：“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斋
宋人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知唐人唐人或漫然成诗，自有含蓄托讽。此为辞前意，读者谓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四溟诗话》通行本有《图书集成》本。
今有：《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四溟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
42、《艺苑卮言》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实际领袖之一，曾与李攀龙齐名，在李攀龙之后又独主文坛多年，钱谦益称其“操文章之柄，登坛设蝉，近古未有”。
王世贞著作繁富，有《弁州山人四部稿》、《弁州山人续稿》、《读书后》和《弁山堂别集》等。《艺苑卮言》就是《四部稿》中一部重要的诗文理论专著，也是最能集中反映王世贞文学理论思想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被当时之人奉为金科玉条，而且影响着后来近百年的文坛。
《艺苑卮言》八卷，评论古今诗文。附录四卷，其一论词曲，二、三论书，四论画，初草于青州任时。嘉靖三十七年（1558），世贞手自次录，凡论诗老十之七，文十之三，都六卷。是后而岁稍益之，以至嘉靖四十五年，乡人梓行之。又八年，前后所增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录为别卷，时隆庆六年（一五七二）也。其后刊四部稿，遂收入。
此书旨在“雌黄曩哲，橐钥后进”，所论确有独到者，唯是志盛气刚，勇于判断，在当时已不无异议；游往中或以称许之不至，遂请绝交。而世贞则颇坚持己见，以为“性之所好，习固不能强也”。及其晚年，心平气和，亦颇悔其少作，故云：“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
此书有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武林樵云书舍刊本，十六卷；万历十九年累仁堂刊本；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日本延亨年间刊本，皆八卷。樵云书舍刊本之卷十三至十六，杂取世贞之宛委余编内有关艺文者附入，故视他本为多。
该书表明作者的文学观，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持论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虽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思想才情与格调之间的关系；主张学古，特别注意博采众长，最终要求“一师心匠”。这些观点显然与一味模古者不同，显示了王世贞的文学观点较前七子已有较大变化。明代王世贞评述诗文的著作。论诗以格调说为中心，认为格调本于才思。“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才思不同，格调有别。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但仍以盛唐为取法对象，忽视了生活体验。论词曲、书画较为自然，不为成见所囿。
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祖哀诛，生于《礼》者也;书奏俄铭，生于《春秋》者也。呵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己备矣咽。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脩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响之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暢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穉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今有：《艺苑卮言》中华书局，《历代诗话续编》本，1983年版；《艺苑卮言》陆洁栋，周明初批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
43、《诗薮》
明代以诗人、诗歌评论为主的笔记，20卷，胡应麟撰。胡应麟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六）文史类笔记《少室山房笔丛》。
《诗薮》分内、外、杂、续4编，共20卷。内编6卷，以诗体为纲，自古体杂言至近体绝句。外编6卷，以朝代为序，自周、汉至元。杂编6卷，是补遗与考证。续编2卷，评述本朝诗，自洪武至嘉靖。胡氏受王世贞推引登上文坛，被列为末五子之一。此书主旨即在阐发前七子、后七子的格调说，辨析不同诗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提倡取法于诸体方盛之时，以达到格高调正。在前后七子之中，胡氏实际上倾向何景明、王世贞之论，所以倡格调而兼神韵，认为“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此书虽非开派创新之作，但对认识明中叶前后七子之文学思潮很有裨益。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亦时有可取见解，如说《庄子》、《列子》之文最接近于诗，杜甫格调实与盛唐大别，苏轼、黄庭坚用事而为事障，程颐、邵雍谈理而为理障等。此外，此书搜集、记述历代诗人、诗篇、诗论情况甚为丰富，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讨论亡佚的作品及三国、五代、南宋和金代诗；续编２卷，论明初洪武到嘉靖年间作品。论诗宗王世贞《艺苑卮言》，讲求法度，宗效盛唐，但已注意到诗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慨叹诗格后不如前，“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矣”。在诗歌的艺术特征上，胡应麟强调“兴象风神”与“体格声调”并用。对历代诗人的评价间有可取。此书宏征博引，收集记述历代诗人诗歌情况较丰，对于认识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
五言绝，唐乐府多法齐梁，体制自别。七言亦有作乐府体者，如太白横江词、少年行等，尚是古调。至少伯宫、从军、出塞，虽乐府题，实唐人绝句，不涉六朝，然亦前无六朝矣。
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
（绝句）若神韵干云，绝无烟火，深衷隐厚，妙协箫韶，李颀、王昌龄，故是千秋绝调。
摩诘五言绝，穷幽极玄；少伯七言绝，超凡入圣，俱神品也。
李作故极自然，王亦和婉中浑成，尽谢炉锤之迹。王作故极自在，李亦飘翔中闲雅，绝无叫噪之风。
《诗薮》有明万历十八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最早，惜为残本，仅内编古体3卷，外编周汉、六朝、唐上3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日本贞享3年重刊明刊本，较全，现藏南京图书馆本；清末广雅书局刊本为通行本，但非足本，缺外编宋、元2卷与续编，亦多讹误；《海山仙馆》从书本（有开明书局重刊版）。
今有：《诗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005年版；《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版；《诗薮》台北·广文书局，1962年版；
44、《唐音癸籖》
明代诗话集，32卷，胡震亨撰。胡震亨（1569～1645），明文学家。字孝辕，号遯叟、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举人，由固城县教谕，历官兵部员外郎。家多藏书，长于搜集诗文资料。所辑《唐音统签》，搜罗丰富，为清代纂修《全唐诗》之蓝本。所著有《赤城山人稿》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举，后为合肥知县。在任5年，大兴水利，改革官粮运输，颇多善政。吏治之余，留意于兵书，曾与刘铤研讨兵事，刘铤心服其才。崇祯末年，历任定州知州、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乞归居家。一生嗜书如命，日夕不倦研读，凡秘册僻本、旧典佚事、错差模糊不可卒读者，亦均研读补正，时人称之为博物君子。著作有《海盐县图经》16卷（合纂）、《读书杂记》2卷、《唐音统签》1033卷、《闰余》64卷以及《唐诗丛谈》、《续文选》、《靖康咨鉴录》、《赤诚山人稿》、《海盐图经》等。
《唐音癸籖》是《唐音统签》最后一类。《唐音统签》是胡震亨倾毕生精力编撰而成的巨卷，共有1033卷，该书以天干为纪，共分10签，甲至壬签辑录唐诗，间加评论；癸签33卷则是其研究唐诗心得的结晶，体大思精，内容广博。为清修《全唐诗》蓝本，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所见唐、五代人全部诗篇以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占辞等？《唐音癸签》为诗话集，辑录有关唐诗的研究资料，共有33卷，分为七目：一体凡，论诗体；二法微，论格律及字句声调；三评汇，集诸家之评；四乐通，论乐府；五诂笺，训释名物典故；六谈丛，录自己有关唐诗之笔记；七集录，首录唐集卷数，次唐诗总集，次诗话及考辨李杜集中伪作与注释？资料丰富，论断精到，于唐诗研究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对唐诗的源委与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的高下、作家的短长和一切知人论世的材料，常用词汇的解释和考订，卷一一写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嚣声也。”又称“海唑”为“海吼”，较早记录了海啸。
唐诗别集、总集、金石著录以及唐诗评论的综合目录等皆有所交代。
1、胡震亨认为文学的盛衰与政治、政局的休戚相关，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看待这种观点应一分为二。正确处：胡震亨认为盛唐、中唐同为唐朝诗歌的繁荣期的观点超越了严羽和高棅标榜盛唐贬低中晚唐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
2、胡震亨认为中国文论之“兴”的本质在于物对心的触发感通。他认为：“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然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明确揭示了感兴的内涵。感兴”是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文论范畴存在于中国文论史上的。它的基本内涵是颇为清楚的，而在长期的流变中亦充填了新的意蕴。
4、中国诗歌最臻完美的诗体七律，明人胡震亨曾做如下评价：“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
5、胡震亨认为，“歌”是曲的总称，“行”是“衍其事而歌之”，是一种具有铺叙记事性质的歌辞。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都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
《唐音癸签》有清康熙年间双与刻本，《海山仙馆》从书本，古今图书集成初编本等。
今有：《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唐音癸签》中华书局1959年版；《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5、《姜斋诗话》
清代诗话，王夫之撰。王夫之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船山遗书姜斋诗文集》。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合称“清初三大儒”。他的作品有经后人整理收入《船山遗书》，诗的创作有《姜斋诗集》传世。古诗选本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等书。至於诗话，后人则将《师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合编而成《姜斋诗话》。
《姜斋诗话》是王夫之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理论价值。文章从艺术形象、艺术真实、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四个方面概括船山诗论的理论内涵，指出其艺术理论的历史功绩与现实意义。
王夫之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以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的论著《姜斋诗话》3卷，包括《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和《南窗漫记》。他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姜斋诗话》）他强调诗歌必须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认为“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同前）。他认为文学创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趋于模拟。他说：“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因此，对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评尤其激烈。这些对于清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卷上谈诗歌鉴赏：唐人《少年行》云：“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猎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想知少妇遥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
论诗作法：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储光义、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链，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若“水尽南天不见云”、“永和三日荡轻舟”、“囊无一物献尊亲”、“玉帐分弓射虏营”，皆所谓滞累，以有衬字故也。其免于滞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则又疲苶无生气，似欲匆匆结煞。
今有：《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姜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63年版，1999年版；《姜斋诗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历代诗话续编》本，1959年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
46、《静志居诗话》
清代关于明代诗歌的传记评论，24卷，朱彝尊撰。朱彝尊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曝书亭词》。
晚年选刊<明诗综>一百卷，书中别附“诗话”，得嘉庆时人扶荔山房姚祖恩整理成24卷〈静志居诗话〉扶荔山房刊本《静志居诗话》共二十四卷。宗潢、宫掖、乐章属卷一，明诸臣传分列其后二十一卷，最末二卷记闺门、僧尼、道流、藩服、神鬼、谣谚等。
据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载：“（康熙）四十一年（1703），（彝尊）七十四岁，辑《明诗综》，开雕于吴门白莲泾之慧庆寺。至是定名曰综，以《静志居诗话》附焉”。越二年，全书雕刻竣工。彝尊肆力著刊此书时已年届古稀，其编撰目的为何？康熙四十二年（1704），彝尊作序云：合洪武迄崇祯诗甄综之。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窃取国史之义，俾晚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是序表明该书的编撰体例是“窃取国史之义”;换言之，即彝尊仿效正史长编的写作方式，将帝后、宗潢、大夫、百姓等异人异传排列，并广搜前明封疆大吏、士大夫、在野遗民等事迹与诗存，后“甄综”成是书。如此大费周章地甄引别裁，序末一句吐露出彝尊正是怀揣俟后人可以“明夫得失”的目的选编《明诗综》的。但是“诗”终非“史”，“诗”怎么可能具有像“史”一样资以通鉴的功效呢？彝尊虽道：“死封疆大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暨遗民之在野者，概著于录“，但对于那些身仕二朝、折节降清的士大夫与遗民则是一概不取。这种特殊的编撰体例和著录标准，与记其人、“述其事”的“间缀”其后的《诗话》微显出朱彝尊“明夫得失”的“史义”，也隐喻其幽索隐邃的“微言大义”。清初“《明史》案”名噪一时，清廷罗织罪名，捕杀异己，文网严布。彝尊以身犯难，借“甄综”明诗，私修“国史”，其心良苦也。而于《诗话》中所蕴家国情丝、政治抱负的微旨更是隐隐可觌。
尊确也在《诗话》中有所表达。如《诗话》卷十八《谭梅清传》录有谭梅清上“十事不纳言”与“三大礼疏”，彝尊谓此事“实录不书，野史失载，故节录之”。又，卷十九《黄翼圣传》载黄氏守新都城，破张献忠军一事，亦因“长编野史俱不载”，故录之。彝尊于收录诗话之外，更穿插前朝掌故，如卷一《宫掖·司彩王氏传》详录历朝女官后宫设置之流变与明朝之设。卷十九《姜采传》备述前明设厂卫，立“廷杖”的由来。是举皆有史家考镜源流的修史风范。
《诗话》更有明庄烈帝的专篇。《诗话》谓崇祯为“寇陷京师”而“殉社稷”，隐讳了崇祯确是囿于内忧外患的两难境地而亡的事实。言及“外患”系时禁，但彝尊仍借堂皇清诏“既慷慨以捐躯，亦从容以就义”表露出自己称誉崇祯的真实感情。彝尊如是“欲盖弥彰”的史笔表露出隐喻的家国之思，后人不可不察。
其二，彝尊搜录明人有身历两朝者，以守节、殉节录之，“贰臣”、折节者概不取，其中不乏有名的抗清志士与誓死不仕二朝的明臣，多集于最末三卷。彝尊在行传时虽讳言清军入主中原的史实，但对诸臣英勇抗清的事迹都给予相当高的褒誉。如，为彭期生、刘同升、杨廷麟、黎遂球、陈邦彦等立传。前四子俱为清军南下，守赣州死。陈邦彦兵保清远城死。彝尊赞谓陈邦彦“杀身以成仁”，备述彭期生力保孤城，血洒疆场的史迹，并考证刘同升就义的史实，且录有杨、黎二人的言志诗数首，诗中借诸葛武侯、徐福东渡等的典故抒发二子驱逐清军，匡复社稷的豪迈壮志。更兼立传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反清志士。所录陈、夏之诗虽非二人的代表作，但诗中仍隐约有反清复明的志向，而彝尊更以文天祥喻张煌言，对煌言于沿海抗清的事迹及被俘不屈的节义气概相当敬佩。更言及清廷的“眼中钉”袁崇焕，这是修明史之大忌。彝尊虽不敢为袁氏立独传，却将袁氏斩毛文龙，勤王京城，被诬处斩的史实一一备录于《钱龙锡传》内。传末附言：“崇焕之死，详载本朝（按：清朝）《实录》，操史笔者，不可不知。”言辞恳切，彝尊身处清初文网严密之际，仍以身犯禁，执意为“反臣”传言立传，着实令人为其捏一把汗。是举若非借“补轶史乘”，言“正史”所不言，别录自己表彰忠烈，对故明亡国追思的心声，实难以理解。又如，《诗话》录誓死不仕的刘承宗与绝食殉明的刘宗周。卷二十《刘承宗传》赞谓承宗。
其次，继承“复社”等东南文社“学以致用”、学风，对明人孤陋寡闻、因循守旧，不思广收博取的习气批判，《诗话》卷八《庄泉传》云：“自尧夫（邵雍字）《击壤》而后，讲学毋复言《诗》，言《诗》辄祖尧夫，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然一峰（罗伦字）、康斋（吴与弼字）、白沙（陈献章字）、定山（庄泉字），咸本《击壤》，而定山尤甚。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为是诗，其去张打油、胡钉铰无几矣。甘泉（湛若水字）从而辑之，以诏学者，谓非此则与道学远也。然而打油、钉铰反为近道之言，而《诗》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录也。窃为理学诸先生不取也”明代理学家自陈献章、庄泉至湛若水，固守宋儒迂论，高谈阔论“道学”，却闹出打油诗反比《诗三百》更近“道学”的丑剧。这种辛辣的讥评透露出彝尊对晚明空疏学风的不屑，同时反证了他本人崇尚实学的治学风格。
《静志居诗话》最早嘉庆年间姚祖恩整理刊刻扶荔山房刊本；通行本有文瑞楼1913石印本。
今有：《曝书亭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静志居诗话》，姚祖恩黄君坦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7、《渔洋诗话》
清代诗话，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
《渔洋诗话》初辑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作增补，编为三卷，授门人黄叔琳梓于京师。是书多记友朋论诗之语。渔洋一生服官四十余年，仕宦南北，从游甚众，故一时名士，尽入毂中。涉笔成趣，颇类《世说》；名言隽语，为人击赏。渔洋论诗，标举神韵，《渔洋诗话》虽不重理论，而议论引述亦可略见其论诗宗旨。《四库提要》称述是书“清词佳句，采掇颇精，亦足资后学之触发，故于近人诗话之中，终为翘楚焉”。称道王维《息夫人》诗说：“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渔洋诗话》卷上）这“不著判断一语”，便是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意诗有神韵，又表现在描述事物，别有情致，超俗入雅。渔洋曾评论前人咏梅诗的雅、俗，说道：“梅诗无过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及‘雪后远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高季迪‘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亦是俗格；若晚唐‘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直足喷饭。”（《渔洋诗话》卷上）这雅、俗之别，关键便在于韵味情致的差异。坡公咏梅诗句所以好，正在于不落俗套；于于高季迪的咏梅诗句，就不免匠气了。司空图论诗，作比喻说：醯，止于酸；盐，止于咸。醇美之味，在于酸、咸之外。（语意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与李生论诗书》）渔洋论诗所谓“神韵”，正是要求这种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他曾引宋姜白石诗论道：“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渔洋诗话》卷上）
王渔洋并很重视民间无名诗人和他们的著作，把所见所闻都随笔记了下来。这从《渔洋诗话》中可见。所记的人物，遍及各行各业，有木工、衣工、担者、鉏者、和尚、道士、闺阁妇女，甚至乞丐等。他们有一言可采，一篇之胜，都予以表扬。因此很多人的作品，在当时得到流传，而且保存了下来。
王渔洋所列举的前人关于“神韵”诗的论述云：“信手举来，无非妙谛，与世尊拈花微笑同一关捩，此公之所以为风雅正宗也。”当然，史蒙溪对《渔洋诗话》一书中的错讹也多有指摘。如指出“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一句是屈大均的诗句，王渔洋误记为陈恭尹的诗句；“不见庵中僧，微雨潭上来”本是岑参诗句，王渔洋误记为清人王征远的诗句。《渔洋诗话》乃王渔洋晚年著述，记事间有舛误，故《四库提要》指出此书“疏于考证”。史蒙溪的评语纠正了王渔洋的一些失误，避免了以讹传讹，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寒斋所存史蒙溪评点本《渔洋诗话》，线装二册，系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会文堂书店影印本。史蒙溪，即史承豫（1710～1744），字衎存，号蒙溪，江苏荆溪（今宜兴）人。诸生。著有《苍雪斋诗文集》、《苍雪随笔》、《蒙溪诗话》、《碧云亭杂剧》等。史承豫与其兄史承谦并擅词名，称“宜兴二史”。（见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本，第412页）史承豫号“蒙溪”，文会堂书店影印本的扉页却印成了“梦溪”。《渔洋诗话》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黄叔琳刻本，史蒙溪所评点的《渔洋诗话》，是雍正三年（1725）海盐俞兆晟重印本。
《渔洋诗话》有：雍正写刻本《渔洋诗话》上中下三卷。通行本有1912年昌明书局石印本《渔洋诗话》上下卷，全一册；扫叶山房石印本，丛书集成续编本。
今有：《渔洋诗话》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版；《渔洋诗话》上海书店影印丛书集成续编本，199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99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48、《师友诗传录》
清代诗话，一卷，郎廷槐撰。另有《师友诗传续录》一卷，刘大勤编。
《师友诗传录》，国朝郎廷槐编。《续录》，国朝刘大勤编。二人皆学诗於新城王士祯，各述其师说，以成其书。以郎录在前，故刘录称续焉。郎录虽以士祯为主，而亦兼质於平原张笃庆、邹平张实居，故每一问而三答。其称历友者，笃庆之号。称萧亭者，实居之号也。笃庆於士祯为中表，所著有《昆仑山房集》。实居於士祯为妇兄，所著有《萧亭诗集》。士祯皆尝论次之。故三人所答，或共明一义，或各明一义，然大旨皆不甚相远。中间如笃庆“答古诗十九首”一条，历引《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证为枚乘所作，而力驳“游戏宛洛词兼东京”之说。然考锺嵘《诗品》，称“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嵘与刘勰同时，而稍在徐陵前，其说必有所受，似未可尽悬断为西京之作。笃庆又称《文选》以十九首为二十，盖分“燕赵多佳人”以下自为一章。不知此明张凤翼之《文选纂注》，李善及五臣旧本均不若是。（严羽《诗话》称《玉台新咏》以“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为一首。则析一为二乃徐陵，非萧统。然宋本《玉台新咏》实不另为一首，未审羽何以云然。谨附识於此。）笃庆误也。士祯答乐府一条，称乐府之名始於汉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为证。然乐府始汉武帝，史有明文，汉初实无是名。笃庆又称乐府主纪功，古诗主言情，实居又称乐府之异於古诗者，往往叙事。古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铙歌之类，倚声制词之乐府也，与诗稍别。清商平调之类，采诗入律之乐府也，其初本皆古诗。故“孔雀东南飞”，乐府杂曲歌词也，而本题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紫骝马》，乐府横吹曲词也，而吴均《乐府解题》曰：“‘十五从军征’以下，古诗也。”其说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区分其本始。至《君子行》为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缘情之什，亦何尝专叙事乎？又士祯答称七言换韵始於陈、隋。案吴均、费昶之《行路难》，萧子显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换韵，启初唐四杰之体，安得云始之陈、隋耶？刘录所载皆士祯语。如所答“大勤问截句”一条，称截句或截律诗前四句，如後二句对偶是也。或截律诗後四句，如起二句对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谓。又称此等迂拘之说，总无足从是矣。然何不云汉人已有绝句，在律诗之前，非先有律诗，截为绝句，不尤明白乎？（古绝句四章，载《玉台新咏》第十卷之首。）又答唐人省试排律本止六韵而止，不知《玄元皇帝应见诗》未尝不至八韵，《咏青诗》未尝不四韵，《文苑英华》可以覆案。又称至杜始为长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韵。不知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诗》正一百韵，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无绿叶，认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诗，而云晚唐作。《诗苑类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时人，而云唐李淑。（案以李淑为唐人乃沿诗家禁脔之误。）引证偶误，又其小焉者矣。盖新城诗派，以盛唐为宗，而不甚考究汉、魏、六朝。以神韵为主，而不甚考究体制。故持论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谈诗宗旨，具见於斯。较诸家诗话所见，终为亲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郎录中士祯之语或钞出别行，名“渔洋定论”，刘录亦有本别行，名《古夫于亭诗问》。实皆一书。今附存其名，不别著录焉。
《师友诗传录》通行本有：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今有：《师友诗传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
49、《原诗》
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继《文心雕龙》后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南宋叶燮著叶燮（1627～1703）清代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因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为宝应知县。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叶燮的诗论对沈德潜、薛雪有一定影响，但沈、薛均未能进一步发挥叶燮的进步观点，沈德潜则反而发展了叶燮的落后观点，实际上已另立宗旨，别为一派。
叶燮的《原诗》被认为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艺理论史上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四卷（分内、外篇，又各分上、下），论述了诗歌的本质、源流及创作、批评诸问题，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全面性，超出一般的诗话诗论。
《原诗》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诗的发展，下卷论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关于诗的发展，叶燮主张文学的进化；关于诗的创作，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关于诗的批评，他重质轻文，强调“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其诗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颇多可取见解。《原诗》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在这部书中，叶燮将以往诗话单纯从“诗教”“诗法”角度研究诗歌的模式提升到审美的层次，因而它既是一部诗学论著，又是一部美学论著。论文的序论部分论述叶燮的家学渊源、生活经历对叶燮思想的影响，并通过对明末清初文坛现状的研究，考证叶燮写作《原诗》的缘起。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分别论述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诗歌创作客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以流变为中心的诗歌批评论、《原诗》的历史贡献四个大问题。第一章论述诗歌创作的客体“理、事、情”。在进入审美领域之后，自然之“理”、“事”、“情”统合于诗人个体之“情”。对于审美客体的“理”“事”“情”，叶燮作了规定：即“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并要求审美主体“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强调审美意象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突出审美主体的主体创造力。第二章论述诗歌创作主体所具备的四种素质：才、胆、识、力。叶燮认为诗歌的基础在于创作主体之“胸襟”。“胸襟”包含和统帅着才、胆、识、力四种素质，同时这四种素质。
今有：《原诗》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1995年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50、《声调谱》
清代诗歌声律著作。1卷，赵执信撰。赵执信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饴山堂集》。
此书主要稽考五、七言诗各种诗体平仄规律，旨在辨析古体、齐梁体、律体在平仄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体的变格。方法是按不同诗体及同一诗体的不同格式，从唐诗中举出例证，于关键处标出平仄，略加说明。重点指出一般古体诗不得杂以律句，律诗有不合标准格式者需平仄相救（即“拗救”），齐梁体则处于古、律之间，兼而有之，书分《前谱》、《后谱》、《续谱》者，因起初所举体格未备，故有增补，非内容的划分。此书在古代诗歌声调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律诗平仄的标准格式，唐人多已论及，至于各种诗体在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诗的各种变格，在唐代属自然形成而少有理论上的探究。自宋迄元相承无改而未曾留意。明人注重格调，曾留意于此，却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清人冯班、王士□等对此有所探讨，但未成明晰之论。赵执信此书，分析比较全面明确。但也有人认为，此书若干内容窃自王士祯的书。按此书缺点是对声调规则看得太死，未免强作解事，流于烦琐。此书之后，对声调的研究形成风气，辨证、补遗、阐释者很多，如翟□《声调谱拾遗》、郑先扑《声调谱阐说》等都有发展。
《声调谱》各种版本书名及卷数不尽相同，内容无大差异。如《天壤阁丛书》本、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名《声调前谱》，附《后谱》、《续谱》，各1卷，共3卷；《谈艺珠丛》本合《前谱》、《后谱》为1卷，《续谱》1卷，共2卷；其余如《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清诗话》本等多为1卷。有的版本卷末附《古韵通转》，《四库全书总目》疑为其门人所妄增。
今有：《声调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99年版；《饴山堂集》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赵执信集》越蔚芝校点，齐鲁书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