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州陋室与刘禹锡诗文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九
诗人秉性与流放生涯
在唐代诗人中，刘禹锡的开朗豪放和倔强自信是出名的，《旧唐书》的本传中就记载有他题诗“玄都观”的故事：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二月，被贬流放于朗州任司马的刘禹锡终于被朝廷召回京城。朗州是块蛮荒之地，刘禹锡在此被“惩戒”了近十年，这次恩准回京，当然盼望执政者有较好的改任，同时被流放又同时被召回京的永州司马柳宗元就写下一首充满兴奋和希望的诗：“南来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风》），表示自己不学屈原，因为朝廷明察，此番征召、前途有望。但刘禹锡却对当年无端被贬耿耿于怀，特别是对贤臣去国后群小得势十分气愤，他借长安看花对此进行挖苦讽刺，写了首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中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是轻薄和短命的象征，所谓“癫狂柳絮因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更何况诗中还特地点出这些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所以执政者认为“语涉讥刺”，将刘禹锡贬到更远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地区）任刺史。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缓慢而艰难地转动，刘禹锡继而改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终于历尽轮回、云开见日，刘禹锡终于回到了京都任职，先是任主客郎中，很快升任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此时据第一次征召回京已经十四年了。当年的执政者早已下野，朋党们也流落星散，此时的玄都观也桃树零落成为荒园，他的好友，那位正直但很脆弱的柳宗元在曙光到来之前死在荒僻的柳州刺史任上，倔强又自信的刘禹锡终于等来了胜利的一天，百感交集之中，他又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么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豪放乐观、不随波逐流的倔强性格和奋斗精神在《刘宾客集》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对秋天，一般诗人都是愁思哀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索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但刘禹锡眼中的秋天却是“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在《秋词二首》中他甚至认为秋天胜似春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九霄”。直到晚年，还吟唱出“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样充满自信的诗句，还能写出这样的《秋声赋》：“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如比较一下同为文学大家欧阳修的《秋声赋》：“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颓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那种秋气带来的凄凉黯然和由此产生的人生伤感，和刘禹锡的《秋声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尽管刘禹锡的《秋声赋》名气不如欧阳修《秋声赋》之大，欧公的《秋声赋》也确实比刘赋更能打动千千万万普通的人，但如就其中的至老不衰的英气豪情，则是欧赋所缺乏的。所以他的好友白居易称赞他是“诗中之豪者”，明人瞿佑也说刘“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归田诗话》卷上）。
诗人的这种豪放和倔强固然是性格使然，但更由于有内在的操守和自持作为支撑，很难设想一个追逐名利、欲念重重的人在政治打击下能不萎靡，在名利利诱下能够不求闻达、不俯仰随人的。据相关史料，刘禹锡为人一向淡泊名利、清心寡欲，不肯随波逐流，不喜通衢闹市，唯愿散居闲处。贬朗州（在今湖南常德）时，他避开闹市，选择城墙拐角处的更鼓楼旁一块高地，在上面建了竹楼而居。用竹子作为建筑材料，既“价廉而工省”，而且优雅素洁、助文人清兴：“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声虚畅；宜咏诗，诗韵请绝；宜围棋，子声叮叮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助也”（王禹偁《黄冈竹楼记》）。改任连州（在今四川连县）后，他也是远避尘嚣，在海阳湖畔建“吏隐亭”，独处其中，并写下表明心迹的《吏隐亭述》，其中写道：“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地偏人远，空乐鱼鸟。谢工开山，涉月忘返。岂曰无娱，伊险且艰”，“石壑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为今为古”。这同后来在和州所作的《陋室铭》，不但皆是四言体，而且主旨乃至表达方式都极其相似。改任夔州任刺史后也是很少见客，陪伴在身边的只有童年时代的好友裴昌禹，以及同为八司马被贬远州的韦执谊儿子韦珣，其余概不久留，将公余的大量时间用于读经和写作，散文小品七篇《因论》以及《浪淘沙词》、《畲田调》、《竹枝词》等重要的诗歌创作皆作于此时。任和州刺史后，因和州是上邦大郡，又在金陵（即今南京）附近，市井繁华，丝竹杂乱，所以他在城东郊三里处筑陋室而居，以避世嚣。公退之余，他在此或接待鸿儒贤士，笑谈终日，或焚香独坐，调弦读经，把案牍之劳抛在一旁，也远离了乱耳的市井丝竹之声。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陋室铭》以励其志从上述情况来看，《陋室铭》虽作于和州，但可以说是诗人一贯言行和人格的延续。和州任后即调回京城，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二十多年流放生活与心志的一个表态和总结。
赴任和州与陋室之铭
唐朝的和州就在现今安徽的和县，位于巢湖之东、长江之滨，李白所咏歌的天门山、横江馆都在其境内，他的对岸就是有名的牛渚、采石矶。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通都大邑。比“巴山楚水凄凉地”的夔州，交通物产都要良好得多。刘禹锡从夔州转和州，是属“量移”，即是贬官由远转近，由“不足当通邑”之地转到了“上州”之地；所以这次赴任没有十八年前贬为朗州司马以及八年前改任连州刺史时的惊（“闻弦尚惊，危心不定”）、愤（“吞声咋舌，颗白无路”）、愁（“心有寒灰，头有白发”）、怯（“心因病怯，气以愁耗”）等忧愤心情，相反却带有某种欣慰和兴奋。他在《和州谢上表》中说自己对这次改任是“恩私或降，庆抃失容”，从启程时写的《秋江早发》也可看出此时的精神面貌：“轻阴迎晓日，霞霁秋江明。草树含远思，襟怀有余清。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纳爽耳目变，玩奇筋骨轻。沧州有奇趣，浩荡吾将行”。红日冲破晓雾，朝霞映红江面。年近半百的诗人伫立于船头，耳聪目明、身轻骨健，往昔的“孤愤”一扫而平，正敞开襟怀，面对更新的万象，浩荡东行。诗人兴致很高，沿江东下途中，沿途都有诗歌纪胜：在经过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要塞时，勾起了他对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记忆，写下被后人称为“骊龙之珠”的《西塞山怀古》，诗人面对残存的战壕和潇潇的芦荻，回忆当年西晋与东吴在此的争夺鏖战，想到人世间几多伤心往事，而山川依旧今古不改。一些文学史家认为此诗“是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遭覆灭的统治者，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迎头一击”（《唐诗鉴赏辞典》·赵其钧文）。我想这种解释太过于政治化，也过于肤浅了。刘禹锡所思考的可能是由山川依旧所引发的历史上王朝兴衰的人世沧桑，更可能引发他对功名事业乃至人生的思考，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家和哲学家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不要忘掉刘禹锡是写过《天论》的。他提倡“天人相交”：“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这就是诗中“人世几回伤心事，江石依旧枕寒流”的内涵，只不过他在诗中是借景抒情，用文学的语言加以表达而已。他在途径佛教名山九华山时，曾上山游览并作了首有名的《九华山歌》。歌的结句是“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索漠无闻的敬亭山，经南齐大诗人谢眺（四六四――四九九）揄扬后，遂名齐五岳，何况九华山有如此神秀的风光，一经他的《九华山歌》传颂，定会“籍胜乎人间”。从其中既可看出他对自身才华的自负，也可看出十多年的贬逐生涯并未使他的豪情稍减，难怪后人称他为“诗家之豪者”。同年秋，他到达和州对岸的牛渚，并在牛渚停泊一夜，第二天绕过江心洲，到达和州。牛渚即牛渚矶，以传说中金牛出渚而得名。三国时东吴赤乌年间（公元239—249），广济寺僧掘井得五色石，遂更名为彩石矶。彩石矶与南京的燕子矶、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矶”，而彩石矶尤为著名。它前兀大江滨，后环牛渚河，遥对天门山，地势险峻，江窄水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孙策曾在此大破扬州刺史刘繇的牛渚营；东吴名将周瑜、陆逊都在此屯过兵；东晋镇西将军谢尚也曾在此筑城镇守。隋开皇元年（公元589）大将韩擒虎伐陈，以精骑五百由彩石渡江直捣金陵；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南唐，也是从彩石渡江。江山胜处自然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东晋的温峤曾夜泊牛渚，听到矶下江水中隐约传来弦乐之声，便命人将可以辟邪的犀牛角点燃下照，果然见众多水族或乘车、或骑马，怪怪奇奇、熙熙攘攘，一见火光纷纷逃遁。当夜，温峤梦见一神人忿忿对他说：你我幽明相隔，路途不通，为何相扰？从此牛渚矶下再也听不到弦乐之声。南宋词人辛弃疾有首《水龙吟》，词中写道“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引的就是这个典故。文天祥被俘北上时也经过此矶，写下一首《彩石矶》：“不上蛾眉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今人不见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长江阔处平如驿，况此介然衣带窄。欲从谪仙捉月去，安得燃犀照神物”。后人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此吟诗处建“蛾眉亭”。“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在江淮游历时对此处更是流连忘返，在此写下了《夜泊牛渚怀古》、《牛渚矶》等著名篇章。根据地方戏曲和当地传说，李白因爱彩石之美，曾在月夜泛舟于牛渚矶下，乘醉跳入江中捉月，溺死后骑鲸升天。现在彩石矶旁建有“捉月亭”，即由此传说而来。刘禹锡泊舟牛渚时，西天的残霞由明转暗，芦苇在晚风中飒飒作响。高空秋雁，阵阵惊寒；江中渔火，闪烁不定；此时此景，他当然会想起温峤的夜泊牛渚和李白的那首有名的《夜泊牛渚怀古》，于是他也作了首《晚泊牛渚》∶“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残霞忽色，远雁有余声；戍鼓音响绝，渔家灯火明；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如果说《九华山歌》是表现了他的自负，那这首《晚泊牛渚》则表现了他对秀丽山川的倾倒和对前辈才华的折服。
和州在唐代是上州大邑，又地处长江江冲要、物产富饶、人文荟萃。据刘禹锡自己写的《和州刺史厅壁记》，当时和州有人口一万八千多户，岁赋钱十六万缗，苎麻2篚。但刘禹锡并未因其地的富庶和地位的改变而一改初衷，仍是远离尘嚣、避开闹市，在城东两里多的郊外筑了座居所。因住所狭小，构建又简陋，故取名“陋室”。工退之余，诗人在陋室内弹琴读经，吟诗作赋，或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谈古论今。青青的草色伴着苔痕将陋室染成淡淡的青碧，铮铮的琴声透过袅袅的炉烟倾诉着诗人的情志，不远处，就是有名的横江驿馆，李白渡江时因风涛险恶被阻三天，写下六首有名的《横江词》，现在那隐隐的白水与陋室淡淡的青碧正遥遥相对。正是在如此的环境中，刘禹锡写下千古至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文字不多，包孕的内涵却异常丰富。他有意识将素琴和丝弦、案牍和阅经、鸿儒和白丁对举，来强调自己的爱好和人生选择：他喜爱音乐但却厌恶歌舞聚会、笙歌聒耳；他厌恶官样文章却喜爱读书，尤其自己深研过的佛经；他喜爱安静和独处，但友人造访也能谈笑甚欢，他拒绝登门的那些不学无术的“白丁”。就为这句“往来无白丁”，影响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对刘禹锡的评价大大折扣，认为这是刘禹锡轻视劳动人民，是封建士大夫劣根性的表现。“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1）不收这篇《陋室铭》，除了学术上的考量外，恐怕也带有曲为回护的意味。因为在当时“尊法批儒”的革命运动中，刘禹锡是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反潮流英雄而被推崇的，这样一位改革派代表人物怎么可能看不起劳动人民，不和“白丁”来往呢？其实，刘禹锡在文章中将“白丁”与“鸿儒”对举，是强调自己志趣的高雅，“白丁”不过是目不识丁、粗俗的代称。再者，中国的士大夫要他同情下层民众、为民请命这都是可以的，而且会被视为一种美德，但要他放下身份与下层民众平起平坐、交通往来，这是不可以的，这也就是中国士大夫标榜的清高自许和独善其身。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因为在《琵琶行》中对下层的歌女说了句“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指责了一千多年，宋人戴复古曾批评说：“隔江琵琶自怨嗟，何预江州司马亊”，直到清代的查慎行还在指责说：“男儿失路虽可怜，何至红颜相尔汝”。刘禹锡是个士大夫，而且是个以清高自许的士大夫，更何况《陋室铭》又是篇操守和志向的表白，当然不能免俗，所以他不同“白丁”来往是常态，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更不需要回护。《陋室铭》中倒是有种潜伏的情绪需要指出，就是它不全是咏歌淡泊和超脱，内中也有希冀和待时奋起，这表现在结尾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两句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胸中早规划好了三分天下，准备待时而动，这位人们所熟知。西汉的杨雄（字子云）也是为自甘寂寞又胸有大志的人。四十岁之前他在成都闭门读书，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可见其志向。四十岁被汉成帝召见，献《甘泉》、《羽猎》二赋，世人视为司马相如再生，历史上并称为“杨马”。刘禹锡在铭中以诸葛庐、杨雄亭作结，意在暗暗表明：居处简陋志向却不浅陋，“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壮志一直存于胸中，这与他在《历阳书事七十韵》中勉励自己要勤于政事，把一己之乐置于脑后，全力以赴投入当时抗旱救灾之中，拯民于水火的自励相表里，从不同的侧面印证着刘禹锡人格的高尚。
刘禹锡在和州所建的陋室，最早记载见于宋代江宁知县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州》条∶“陋室，唐刘禹锡所建。又有《陋室铭》，禹锡所撰，今见存。”后来请《一统志》、《历阳典录》和《和州志》中关于陋室的记载，皆取于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今存之陋室，位在和县城关的历阳镇东县公安局的后院。室为一正房两厢房，坐北朝南，小巧而紧凑。正房四檐如翼，庭前阶除三、五级，旁植桐树，秀木交柯，绿荫满地，环境十分清幽。陋室铭碑就立在堂内。据《历阳典录》称∶碑铭是由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所书写，后来毁于兵火。现在所存的碑铭乃清人金福保所书写，此碑也毁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和州人将残碑拼在一起，重立在堂前；但有些文字已残缺，不可复读。金福保在记中称∶“唐和州刺史刘梦得先生陋室，旧有碑铭，为柳诚县（公权）所书。兵燹久□，碑亦无存。子才弟来宰历阳，□□三年，鸩工重建，嘱余补书以存旧迹，爰握管书之，并志数语以告来兹。”
陋室和《陋室铭》的真伪，历代皆有争论。关于陋室的所在地，旧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河北定县（旧中山郡），一说是在和州。持定县说者的理由是刘禹锡为中山人，今定县南三里庄有陋室存世。此说的理由似不能成立，因为刘禹锡虽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在其七世祖刘亮时就已迁往洛阳，刘家祖茔也在洛阳邶山，后因“其地狭不可依”又改葬于荥阳的檀山原。刘禹锡的祖父刘锃一直在洛阳作官，其父刘绪先后在浙西、埇桥（今安徽宿州市南）等地任职，大约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七九七）死于扬州。刘禹锡于代宗大历七年壬子（七七二）出生在苏州一带，此时刘家寓居江南已十六、七年，也从未在定县居住过。与刘禹锡相唱和的元稹、白居易、张籍诸人的诗作中也无迹可求，所以说∶陋室在定县是无据可证的。
关于《陋室铭》也是代有争论：清代董浩编《全唐文》，曾收此文在刘禹锡名下；后经康熙时吴楚材编入《古文观止》播扬，遂成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文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集》（1975年11月版）并未收录此文，“文革后出版的高志忠《刘禹锡诗文系年》在和州刺史条下亦未列此文，我想这除了替刘禹锡曲为回护那个特殊年代所产生的特殊想法外，主要的原因可能与“四库丛书”中的《刘宾客集》未收此文有关历来的刘禹锡集为什么漏收此文，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现在流传的文集只是经刘禹锡自己挑选的一个“集略”，《陋室铭》并不在其中。刘禹锡自已在其文集的略说中提到∶他晚年寓洛阳，有一次晾晒书稿，准备自编成集时，恰其子婿崔生来向她索文，“由是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以贻此郎”，可见刘禹锡手自编定的集子并未收入他的全部作品。二是刘禹锡的文稿后来散失很多，据欧阳修编的《新唐书·艺文志》说：刘禹锡的文集四十卷，到宋初已散失了十卷。因此，《陋室铭》是在刘氏手编时就已删去了呢？还是在他编后才散失的呢？抑或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如今已无法寻求。但从《陋室铭》中所流露出的生活情趣和操守，与他在和州所写的其它诗文，应当说是完全一致的。亦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篇《陋室铭》虽作于和州，但可以说是诗人一贯言行和人格的延续。由于和州任后即调回京城，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二十多年流放生活与心志的一个表态和总结。
和州风物与太守咏歌
和州原名历阳，在秦朝设县，属九江郡。项羽称西楚霸王时封亚父范增为历阳侯，始建此城。境内有许多楚汉相争的古迹，其中的乌江浦就是项羽兵败不愿东渡的自刎之处，在浦东南约二里的凤凰山上建有霸王祠，境内的阴凌山、四溃山，皆是是项羽从垓下突围后与追堵汉兵鏖战之处。南朝梁亡之际，陈霸先欲图霸业，拥立贞阳侯以归，王僧辨过江来临，会于历阳。两国协和，故改名为“和州”。如上所述，和州乃上州大邑，又地处长江江冲要、物产富饶、人文荟萃，除楚汉相争若干古迹外，尚有西梁山、历阳湖、彭悭湖、玄元台、濡须坞、《望夫山》、《望夫石》等名胜古迹。初刘禹锡赴任这年，正逢大旱，他上任伊始就四处查看赈济孤贫，安定农桑。他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曾称道和州民风朴厚、固守农桑，并表示自己不愿巧言令色，要踏踏实实为和州百姓谋福利，记中写道：“女工尚完坚，一经一纬，无文章交错之奇；男夫尚垦辟，功苦恋本，无即山近盐之逸；市无蚩眩，工无雕彤，无游人异物以迁其志，副征令者率非外求，凡百为一，出于农桑故也”。但这位刺史毕竟是诗文大家，等到救灾甫定，政事稍缓，在行走勘查之中，勤课农桑之余，亦不能忘情于山水，更不忘借山水以咏志。和州郡楼正对大江，隔江相对的就是有名的“望夫山”和“望夫石”，所以刘禹锡一到和州，就写了《望夫山》和《望夫石》二诗。他在《望夫山》中云：“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在《望夫石》中，他又具体描绘了山头古征妇的愁颜，并与近世征妇自若的笑容作比，他对当朝权贵毫无政治操守的鄙薄，自己忠于理想、万死不移地信念自在言外。在上面提及的《和州刺史厅壁记》中，他如数家珍的提到上述的和州名胜，又把自已政事之余的漫游写成《历阳书事七十韵》，再次称美鸡笼山、濡须坞、乌江亭、西梁山、历阳湖等和州名胜古迹。鸡笼山在和州城北四十里，风景秀丽，是道家第四十洞天福地。据《淮南子》云：有一老母携鸡笼登此山，后化为石。今山上有石，状如鸡笼，故得此名。刘禹锡在诗中所咏的“鸡笼为石额，龟眼入泥坑”即采自这段神话传说。濡须坞在和州西含山县西南七十五里的濡须山下。三国时，东吴水军常由裕溪口出长江北行濡须屯扎，而曹操南下攻江东也必须攻占濡须，双方屡屡在此交锋。刘禹锡在《听壁记》中称之为“名坞”，今坞仍在，坞旁有曹操祠。他在《七十韵》中说∶“曹操祠尤在，濡须坞未平。”看来至少在中唐时代此地就已成风景区了。乌江的名声更大，乌江又名乌江浦，原是长江北岸一片沼泽地。今有乌江镇，在和州城北四十里处。据司马迁《项羽本纪》，项羽从垓下突围后，至阴凌迷失道，受一田父欺骗，向东陷入乌江一带沼泽地中。四溃山亦由此而得名。今乌江镇东南一里凤凰山上建有霸王祠，匾额为“西楚霸王灵祠”，是李白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所题。唐以后屡经修葺扩建，有正殿、青龙宫、行宫共九十九间半，比帝王陵庙仅少半间。祠内有项羽、范增、虞姬等塑象，以及钟鼎、碑匾等文物。祠内有一联∶“司马迁乃汉臣，本纪一篇，不信史官无曲笔；杜师雄真豪士，临祠大哭，至今草木亦含悲。”唐宋诗人孟郊、杜牧、苏舜钦、陆游等均有题咏。现仅存正殿三间二厢。据宋人祝穆《方舆揽胜》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金主完颜亮南侵到和州，欲从乌江渡江袭金陵，曾往项王庙“乞杯盏”未果，一怒之下“欲焚庙。俄见大蛇绕出屋梁，殿后林中鼓噪发声，若数千兵然。亮大惊，左右亦骇然”，此庙故又名“灵惠庙”。庙后有项王衣冠冢，周围为松林。宋乌江令龚相《项王亭赋》云“墓四周古拍数百章，怒涛汹汹如大风雨至”。吓走完颜亮的，大概就是周围的松涛声吧。衣冠冢前有明万历年间和州知州谭之风手书的碑额。刘禹锡在《历阳书事七十韵》所提到的“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沸井今无涌，乌江旧有名”，就是咏歌这段历史。刘禹锡在咏歌和州古迹名胜时，往往把目睹的山川风物与耳闻的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在现实的美景中夹以浪漫的色调。我们如果把这种咏歌方式与《陋室铭》开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联系起来，就会悟出《陋室铭》中这两句绝不仅仅是起兴，仅用以比附“惟吾德馨”之陋室，也是刘禹锡对和州风物的总体感受和浪漫咏歌。
刘禹锡任和州太守时，还游历过对江的金陵和扬州，写下《金陵五题》、《扬州初逢乐天席上见赠》等名传后世的著名诗章。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冬，刘禹锡来到久已向往的金陵。金陵是六朝故都，诗人在游览中产生很多历史感慨和人生思考，写下了有名的<金陵五题>，即石头城、台城、乌衣巷、生公讲堂和江令宅。据作者在序中说，<金陵五题>中白居易最欣赏<石头城>一诗，“掉头苦吟，叹赏良久”，并称赞说有了这首诗后，后人再不敢写这个题材了。<石头城>一诗之所以受到包括大诗人白居易在内的历代读者的叹赏，主要在于诗中那种强烈的历史沧桑感，而且这种沧桑感又通过山河依旧、物在人亡的强烈对比和特定的风景画面表现出来：诗的一、二两句是个对偶句，“故国”的“故”字就含有今昔之间的对比；“空城”的“空”字更有历史盛衰之感。但与历史沧桑截然相反的是：石头城周围的青山还是老样子——“山围故国周遭在”；长江的潮水也还是像当年一样拍打着城墙――“潮打空城寂寞回”。这种山河依旧、物在人亡的历史沧桑感，在每句之中都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特别是“寂寞回”三字更是倾注了诗人无穷的人生感慨：青山依旧，绿水长流，但六朝繁华却已成为历史的回忆，诗人想象那拍打城墙的潮水也会感到寂寞，让无情的潮水也带上诗人的无尽伤感。如果说一、二句是在一句之中构成物在人亡的强烈对比，那么，三、四句则是和一、二句构成前后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又不同于前者：一、二句主要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叙述和感慨，三、四句则是通过一个展示自然景象的特写镜头来突现山河依旧，用自然界的永恒来反衬人世间的沧桑：“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月亮还是依旧从秦淮河东边升起，依旧在中天运行，在夜深时分依旧照在石头城上的女墙上，只是秦淮河边再无人唱<玉树后庭花>，明月下的女墙旁也再无当年的王谢子弟了。强烈对比下的历史沧桑感以及诗人对此的无限感叹，就通过这个特写镜头无声的又是极为强烈的表现了出来。
《金陵五题》的其余四首虽未得到白居易的特别赞许，其实也是写的相当出色的，亦如诗人在诗前序中所言：“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如这首<乌衣巷>，它的写法近似于<石头城>，但又不同于<石头城>：首先，景物描写更为客观，更多一些象征和暗示。如前所述，<石头城>中“潮打空城寂寞回”中的“寂寞回”是以情寄景，让无情的潮水也带上诗人的伤感之情，但在<乌衣巷>中，无论是“朱雀桥边野草花”还是“乌衣巷口夕阳斜”，给人的感觉只是在客观的叙述和描写，只是这种描叙之中有种烘托和暗示。试想一下，当年那个位于闹市之中、车水马龙的朱雀桥两旁，现在却是斜阳残照、野草丛生，王朝的衰没、金陵的残破不是可以想见吗？当年聚居着王谢大族的乌衣巷口今日如何？诗人没有直说，只是说“夕阳斜”，让读者去体会暗蕴其中的六朝败亡和华族的没落。这种表达方式，比起<石头城>，似乎更为含蓄深婉。其次，更多了一些夸张，时空跨度感更大、更强，这主要表现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句之中。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月亮和过去并无什么不同，所以<石头城>中“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还在情理之中，而<乌衣巷>中“旧时”二句就不一样了，古人就提过这样的疑问：当年王谢堂前的燕子，还能活到今天，飞到寻常百姓家中吗？实际上，诗人在此采取的是时空的大幅度跨越和时空对接之法，以这种夸张的手法来突显历史的沧桑巨变。这种时空对接之法，也是古人常用之法，如同为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就是时空对接，因为秦时明月只能照秦时关，汉时明月才能照汉时关。但历史的沧桑感和世事兴衰巨变，也就从这大幅度的时空跨度中更强烈也更鲜明的表现出来了。
刘禹锡游览金陵后又来到扬州，遇到了因病从苏州刺史任上退下来准备返回洛阳的白居易。两人本来就惺惺相吸，又一生历尽宦海风波，现晚年得以相聚相会，更觉情投意合。在相聚的宴会上，白居易当场吟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着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在诗中表达了对刘禹锡才华的颂扬和仰慕，也对刘二十三年来的坎坷遭遇无限感慨和同情。刘禹锡随即和诗一首，这就是名垂后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答中既接过白诗的话头，抒发自己二十三年被贬蛮荒的感慨，也是暗中答谢白对己的关怀和同情。但刘诗比白诗的胸怀要扩大，境界更高尚：针对白诗的“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的同情和不平，诗人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反而劝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多年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因为沉舟之侧，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诗人超越了一己之悲，对世变迁和仕途升沉采取达观的态度，表现出豁达的襟怀和更为广阔的人生视野。这与前面提到“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以及《秋声赋》等充满豪情和自信的晚年诗赋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诗被后人外延成更深广的人生格言，成为新陈代谢、不断进取的形象化表达。从此以后，这对老人成为莫逆诗友。刘禹锡逝世，白居易写下椎心泣血的《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劈头就是“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不知箭折弓何用？亦恐唇亡齿亦枯”。白居易把两人唱和的138首诗编成《刘白唱和集》并写下《刘白唱和集解》。在这篇诗序中，诗人再次提到“沉舟侧畔”这两句诗，称“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并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此可作为刘禹锡其人其诗一个较为准确的结论，也为刘禹锡一生划上一个哀美的句号。
安徽和州市陋室公园
刘禹锡“陋室”今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