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古文评论》的文章学思想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康熙《古文评论》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文话著作,它强调文章的经世用途,要求文章力求醇雅,符合儒家义理。又注重文体的辨析,要求作文务必得体。而对“雅”的推尊,则下启“清真雅正”之钦定文章政策。康熙以文章的实用与否作为衡文准则,为骈文赢得了文体地位。其文章学思想为清代文章朝质实、雅洁的道路发展奠定了基调。

  【关 键 词】康熙;《古文评论》;清代文章学

  【作者简介】蔡德龙,1981年生,2007年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10年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康熙作为清代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除了在政治上有杰出作为之外,他本人亦学识渊博,对传统文章学有着相当的造诣。康熙二十四年,他御选古文总集《古文渊鉴》,并率领徐乾学等臣僚对所选文章逐篇置评。其后大学士张玉书编辑康熙文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时,将《古文渊鉴》中的圣祖御评汇集一处,称《古文评论》,置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杂著类中。康熙《古文评论》[1]凡十八卷,1391条,始自《左传》,终于南宋谢枋得《交信录》。康熙的评论视角虽不一致,间有史论、政论等,但以文论为主,因而这十八卷《古文评论》实为非常重要的清代文话著作,直接反映了康熙的文章学思想。清代是一个极端重视文治的封建社会,统治者非常关注文风建设,常通过帝王训饬与御选总集的方式来引导文坛创作方向。这部文话因系康熙御制,它所反映的文章思想与理念,无疑会对当时文人起到直接的影响。对《古文评论》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直接窥探康熙本人的文章学思想,更能为贯彻清代的诸多文章理念寻到源头。

一、文道论

  康熙帝推崇程朱理学,在其统治期间,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地位无以复加。清代昭梿《啸亭杂录》“崇理学”条称:

  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馀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2]

  康熙本人对程朱理学有深湛研究,其文章学思想亦受理学影响。《古文评论》源于总集《古文渊鉴》,在《古文渊鉴》之中,康熙御选了大量宋代理学家的文章:卷四十六收录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杨时、范育的文章,卷六十二录有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的作品,卷六十三收录真德秀、蔡沈文章。而朱熹既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本人又长于为文,故其文章尤为康熙所重,在《古文渊鉴》之中,选录朱熹文章有三卷之多,超过了唐宋古文大家韩愈和苏轼,成为全书入选文章最多的一家。

  在文道观上,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3]。康熙继承了朱熹关于文、道关系的态度,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是首要的,形式技巧处于次要地位。他提出《古文渊鉴》选文的首条标准便是“可以鼓吹六经者”[4]。早在康熙十二年,他便说过:“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5]《古文评论》为朱熹《与刘共父书》所下评语称:“若无意为文,而文之敏妙迥非修辞家所能企及,由其理胜故耳。”便是认为作者理胜则文自然敏妙,且非刻意为文者所能企及。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也曾有过相似言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修所说的“道胜”,除了指在思想上提升儒学修养外,还指向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知与把握[6]。康熙则将欧阳修所说的“道”改为“理”,将“道”的涵义确定在理学范畴,其指向更为明确,也更为醇正。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对理学的推重,完全是为其统治所服务,他曾说:“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言。”[7]他以经世立政为本,凡事强调实用,对一些空谈理学家,便斥之为“伪道学”。他在文道论上要求文章醇正,思想主旨符合儒家义理,也是从文章有益教化、稳定统治的功用角度而言。他评朱熹《静江府学记》云:“切要不浮,有资教化。”便是从此处置评。基于此,康熙更为偏爱符合儒家义理规范的《汉书》,而认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史记》驳杂不纯,他在《汉书·游侠传序》的评语中说:“立言极其正大,觉史迁之艳称驳而不纯矣。”他常以“醇正”、“纯正”、“典正”论文,如评《虔州学记》“论议却自醇正,文章极其疎古”,评《帝范后序》“意既切至,文复典正纯雅”,皆是从道的角度予以置评。

  康熙之前,顺治帝作为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已经开始注意文章的教化之功[8],但“无论是个人的‘儒雅’修养,还是修举文教的力度,顺治帝尚不如康熙帝”[9]。康熙之时,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统治更趋稳定,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向文治[10]。他以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强调文章符合儒家义理,有益教化,为其后的官方文章政策奠定了基调。雍正、乾隆时期提出文必“清真雅正”的圣谕,即是从康熙文论发展而来。康熙在要求士子学习程朱理学之时,也对他们提出勤习文章的要求,曾说:“道学者,圣贤相传之理,读书人固当加意;然诗文亦不可废;或有务取道学之名,不留心于诗文者,此皆欺人耳。”[11]后来桐城派方苞倡言“义法”,提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2],将韩欧文统与程朱道统结合起来,追根溯源,也是发源于康熙的文道观。

二、文体论

  (一)得体论

  康熙论文,强调“得体”,即认为每一种文体,皆有其自身的特征,行文应当把握文体特征,做到“得体”。而王言臣语,因其涉及朝政,尤重得体。刘勰《文心雕龙·诏策》曾对不同诏令,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康熙身为帝王,对于诏令等朝政文体的得体自然非常重视,他在《古文评论》中通过对文章的具体评点,申发了《文心雕龙》的相关论说。康熙认为,文章得体,首在简洁。他评宋太祖《治河诏》:“简要极有体裁。”有体裁即是“得体”之谓。他强调应用文体的简洁,也是从其实用文章观出发,简洁之文便于叙说事情,提高办事效率,他曾说:

  文章贵于简当,即施日用如章奏之类亦须详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如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至满案,人主讵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于门客及名下人。此辈何知文义,讹舛必多,遂奸弊丛生,事权旁落,此皆文字冗秽以至此极也。[13]

  作为满清入关之后的第二代帝王,面对尚未全面统一的政治局势,康熙深怀忧患意识,他将奏疏繁缛作为前代灭亡的教训予以吸取,故而大力倡导应用文章的简洁,并由此推及于其他文体。康熙时人王之绩在文话著作《铁立文起》中云:“人臣进言,自有定体。昔韩文氏云:‘毋文,文弗省也;毋多,多弗竟也。’最为要语。”[14]王氏也是将简洁作为臣工上书的定体,符合便为得体。简洁之外,作为朝廷应用文章,典雅庄重亦是文章“得体”的必备条件,康熙评《王伯恭转官制》曰:“庄重得体制。”便是从此着眼。康熙深于治道,他将治理国家、处理政事时的思维、理论移之于对诏令制表的评论,其文章学与政治学水乳交融。针对诏令的不同内容,康熙提出不同的“得体”要求。他评邹浩《王资深等并除监察御史制》云:“申勉得体,斯为纶言。”此篇制文是关于人事任命的,文章对即将赴任的官员提出了殷切期望,故而康熙以“得体”赞之。又如其评《蝗灾罪已诏》:“遇灾引咎,深自谦抑,得诏令之体。”他站在帝王的角度,深悉在大灾之后,罪己诏对于安抚民心的作用,故而赞其得体。民族问题是清代重要的政治问题,康熙时期,清政府要处理对漠南、漠北蒙古,及西藏、新疆等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问题[15],故而康熙《古文评论》中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政权诏书的“得体”问题,无疑也是与其政治经验相关。在康熙看来,对于周边及藩属政权的诏令,文辞不可过于苛严,做到“恩义兼至”,才能“得诏谕之体”[16]。他评王珪《戒谕夏国主诏》云:“辞不过严而简洁。”评《赐回鹘可汗书》云:“温言抚慰,而开谕晓晰,深得布告诸蕃之体。”评《乞优答北匈奴奏》:“示以坦白,得驾驭外藩之体。”“温言抚慰”、“示以坦白”,这既是他“驾驭外藩”的帝王之术,也是对相关文体做到“得体”的具体要求。

  (二)辨体论

  自元代以来,文论家对各种文体的辨析愈来愈细致,辨体之风越元、明两代,至清而不衰。康熙身处清初,对前朝辨体理论自不陌生。在二十四年《谕吏部》的圣旨中,他要求翰林院诸官“谙练体裁,洞晰今古”,并将“文理荒疎,未娴体式,难胜厥任”的周之麟等人,予以处分[17]。康熙对各种文体特征的把握可谓细致入微,《古文评论》之中,多有从辨体角度所作的评语。他评《国策·楚策·庄辛论幸臣》曰:“文近于赋,瑰丽可观。”纵横家言铺张扬厉,与后世赋作有相似之处。作为文体的赋未必便是径由纵横家言发展而来,但在文体发生演变过程中,多少应受到纵横家言影响。《庄辛论幸臣》一文铺陈排比、气势恢宏,多用隐语,文辞华丽,与汉赋颇多类似之处,康熙谓其文体近赋,可谓卓识。受康熙评论的影响,其后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在所编古文总集《古文辞类纂》中,便将此文以“庄辛说襄王”之名,收入“辞赋类”之中。又如康熙评秦观《集策序》云:“此仿佛叙传体,而措词甚有古奥之致。”秦观此文仿《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写法,备述创作之意。康熙称其“仿佛叙传体”,当是指其效法《太史公自序》而来,实为有识之见。

  在古典文章的发展史上,历代文章大都有其明显异于他代的文体风格,是为此一阶段的主体文风[18],康熙善于把握文体风格变化的大势,对历代文风多有精到的点评。总体来说,汉文浑厚渊懿,质朴无华,尤以贾谊、董仲舒之策对为典型,康熙对此有深刻把握。但除了历来称颂的贾、董之文,他还注意到与贾谊同时的贾山,高度评价其《至言》曰:“文气排荡,思致遥深,既脱战国策士捭阖之习,已开西京贾董浑茂之风。”贾山为汉文帝时人,与贾谊大致同时,具体孰先孰后,难以确考,但康熙注意到在西汉文风由战国策士遗风转向敦朴浑厚之际,贾山所处的独特地位,实为有识。这也是他基于对秦汉文章风格大势的整体把握之上,所作出的结论。

  历代的文体风格演变,前后代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康熙注重对文体风格的渊源辨析,他既善于从前代尚不显的文章中发现其对后代文风的实际影响,也能为后世某种文风找到前代的开风气者。如对汉元帝《罢初陵县邑诏》的评语为:“汉文最为沉郁,此独以华赡出之,已开唐人风气。”这里他既将汉代文章的整体风格断为沉郁,又认为此文华丽富瞻,已经开启唐文之风。又如他评《乐毅去燕适赵》云:“《毅报惠王书》,虽急于自明,其情志悱恻,文辞深婉,固书牍之祖也。”书牍一体在春秋战国时已经产生萌芽,《左传》中便收录了《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子产与范选子书》[19]等,但这些书牍所记多关乎国事,褚斌杰先生便指出:“从这些书牍的内容和写作目的来看,与后世一般所称的书牍文,有很大不同;从传递信息的角度看,它们有书信的性质,但从内容和功用上说,它们实际上是外交辞令的书面化,或略等于列国之间交往的‘国书’。”[20]由于这些书牍只是变相的奏议,所以与后世的书牍不同。后世尺牍主要是用于个人情感、信息的交流。《乐毅报惠王书》虽然也是上报君王之书,但因其中融入乐毅个人情感,并叙个人命运,已与后世书牍有相通之处。康熙称之“情志悱恻,文辞深婉,固书牍之祖也”,正是看到了它拥有了作者主观情感,在从公牍向书信发展的进程中,前进了一大步,故称之为“书牍之祖”,这样的识见,是需要对书牍文体特征的精确把握,才能做出的。

  (三)骈文观

  唐宋古文运动以后,文章家均以古文为载道之器,而认为骈文华而不实,流于形式,与道无关,故多对骈文评价极低,以为骈体是文章之弊。延至清初,姜宸英尚认为:“下逮魏晋六朝,而文章之弊极焉。”[21]这种态度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在骈散观上,康熙帝同样是奉古文为正宗,以为道在于斯。但他对骈文文体本身并无特别的反感,与前人相比,他能破除陈见,对优秀的骈文作品予以称赞。康熙从其实用文章观出发,特别重视章表奏议等应用文体,而这种“王言”、“臣语”的文体在两汉以后直至唐宋,主要采用便于宣读的骈文形式,因而从文体的实用角度而言,骈文并不亚于甚至超过散体文。康熙论文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骈散,而是以能否起到经世作用,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这实际上已经打破了骈文卑于古文的传统观点,客观上促进了清初骈文文体地位的上升。在《古文评论》之中,康熙所反对的只是骈文浮靡之习,并为骈文空浮繁缛之弊开出药方:为了避免骈文创作只专注于形式技巧,空洞无物,康熙认为文章应充之以经史,先质而后文,亦即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之谓,在内容上做到言之有物。他评徐陵《奉使邺都上梁元帝表》云:“骈偶之文,纬以经史,故丽而有则。”当文章内容充实之后,文辞富丽便成为添锦之花;六朝后期,骈文渐有宫体之风,显得柔弱无骨,趋于华而不实。对此,康熙提出将骈文形式之美与两汉风骨健硕之美相结合,在文章风格上指出了提升骈文层次的路向。如其评柳宗元《南府君睢阳庙碑》“以两汉之健骨,运六代之腴辞”,便是主张将风骨与辞藻结合起来;无论骈散,创作均贵在内容丰实,富于真情实感。但历史上的骈文作品常常是内容空泛、缺乏感情,骈文家多将精力用于对仗、辞藻、隶事之上,此类骈文,即使在形式技巧上已有很高造诣,终究无法打动人心。针对骈文此弊,康熙提出创作时运之以情,因情生文,不作无病之呻吟。他评常衮《从减征京畿夏麦制》云:“制词莹净,诵之犹能感人。”评唐太宗《赐孝义髙年粟帛诏》云:“叙意属辞,婉切畅悉,殊觉情文生动。”皆是从情感角度而论。他认为“文生于情,不须贲饰,自然雅健”[22],只要感情充沛,不需在形式技巧上过于用力,骈文便能自然雅健。当然,能够做到“深情内藴,丽藻外敷”[23]自然也是成功之作。

  康熙对骈文的重视,从《古文渊鉴》(《古文评论》)的选文篇目即可见出。他所选定的《古文渊鉴》篇目,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对于骈文盛行的八代之文并不排斥,选录有八卷之多,对于八代之后的优秀骈文同样予以关注。在以“古文”为名的总集《古文渊鉴》和文话《古文评论》之中,收录、评论了数量如此众多的骈文,这是康熙古文观的通达之处,也说明他眼中的“古文”,是个广义的概念,是可以包含优秀骈文在内的,这对当时的古文观念产生了明显影响。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在后来影响极大的选本《古文观止》,便适量收录了《北山移文》、《滕王阁序》等骈文作品。其后乾隆帝认为:“骈句固属文体之病,然若唐之魏郑公、陆宣公,其文亦多骈句,而辞达理诣,足为世用,则骈又奚病?日月丽乎天,天之文也,百谷草木丽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于形,而谓文可有定形乎哉?顾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24]乾隆认为文无定形,骈与散皆只是文章的形式而已,只要“足为世用”,骈体便无所谓弊病之称。这种以文体实用与否作为衡文准则,对于骈文较为通达的文体观,实袭自乃祖康熙。

  清代骈文创作成就巨大,名家名作纷呈,在骈文史上有中兴之誉。其繁荣的成因或有多种,但自清初以来,帝王对骈文的通达态度,无疑为骈文的复兴创造了机缘。康熙在《古文评论》中选评文质双美的骈文作品,本身也有引导骈体创作走向的意图。他在柳宗元《剑门铭》的评语中说:“不作萦纡之势,而自然矫拔,录此以式轻靡之习。”明确指出选评目的即在矫治骈体末流的“轻靡之习”。通过《古文评论》对众多优秀骈文的点评,康熙也为当时的骈文创作指出了声情并茂、雅健清新的向上一路。

三、雅论

  康熙文章学思想中,还非常推崇“雅”的境界。四十一年正月,他在《训饬士子文》中要求诸生“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25],便是以圣谕的形式,将“醇雅”规定为作文目标。在《古文评论》中,也有多处关于“雅”的评语。如《评选寺监官诏》评语云:“古雅有则,不类浮靡之音。”《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评语云:“雅驯逼古”。康熙所谓的“雅”,有几个层面的含义,或指文章内容之雅,如评《选髙才生受学诏》“尊经之言,蔚然雅正”,便是从内容符合儒家义理的角度而言;或指文章风格之雅,如评《授郑覃给事中制》“娴雅犹存典则”;或指文章词令之雅,如评《赐魏王恺诏》“辞甚雅令”。在《古文评论》中,对文章许之以“雅”,一般都是综合以上三个方面而言的。即便是从文辞角度论“雅”,康熙也往往特意强调其文章内容的醇正,以避免单纯地以文辞论文,如评《答萧景先诏》曰:“命意弘长,词亦近雅。”评《帝范后序》:“意既切至,文复典正纯雅。”康熙均是在先肯定文章命意主旨之后,再行评论文辞之雅,这也与他的文道观一致。这种多层面的“雅”论对同时代人有明显影响,康熙年间进士张谦宜在其所撰文话《絸斋论文》中说道:“文家意雅为上,调雅次之,声响雅次之,字句雅又次之。”[26]便与康熙的文章雅论殊有契合。

  康熙所论的文章之雅又是与文章的繁简论密切关联的,在他看来,简洁是“雅”的先决条件,繁冗之文是不可能做到“雅”的。命意之雅便意味着命意之简,文辞之雅也意味着文辞之简。他评程晓《白罢校事疏》:“雅词健笔,绝无冗蔓。”评论北周武帝《毁露寝诸殿诏》云:“文既庄雅,气亦渊茂,不事雕琢而浑噩之致见乎尺幅中。”评语均从立意与文辞两个方面,指出做到“简”才可能产生“雅”。在立意与文辞上均求简洁,既是当时官方的文章政策,也是文坛的自觉追求。古文名家魏际瑞在《伯子论文》中云:“文主于意,而意多乱文。”[27]翰林院编修黄与坚《论学三说·文说》云:“文之病不洁也,不独以字句,若义理丛烦而沓复,不洁之尤也。”[28]皆是对文章简洁的强调。关于《古文评论》对文章简洁的推崇,潘务正先生《方苞古文理论与清代翰林院之关系》[29] 一文已有很好的论述,此处无须赘言。不过仍可补充的是,康熙的繁简论是以意为主的,若文章契合儒家思想,切于情理,即使文章篇幅较长,他也同样予以赞赏,如评《上时事书》曰:“切于事理,言虽多而不觉其长。”评《汉书·诸侯王表序》:“援引周秦,论列汉世,或详或略,极错综变化之致,纚纚千言,读之惟恐其尽。”

  康熙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的文章学思想无疑会对当代产生很大的实际影响。除了上述《训饬士子文》中对诸生文章“醇雅”的训饬之外,他还将“雅”作为权衡翰林院人才的一个基本标准。二十四年,圣祖对翰林院各官进行考评,测试结果是“徐乾学、韩菼、孙岳颁、归允肃、乔莱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宜加奖励”[30],“文章古雅”便是徐乾学等胜出的重要原因。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他在赐三朝国史馆总裁大学士伊桑阿等《谕》中,对修撰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的史臣所作总的要求是:“荟萃琅函,博搜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毋尚浮夸而乖情实,毋狥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意不周该,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驯。”其文章角度的要求也是“雅驯”。

  康熙所推重的“雅”文,以西汉文章为典型,他评《史记·儒林列传序》为“诠次井然详雅”,称刘向《条灾异封事》“辨而裁,雅而赡,渊然经术之气,不徒以侃正见长”,对于后世具有“雅”之品质的文章,康熙常以汉文许之,称曾巩《王制(天子支子)》:“典雅可以方轨西汉。”评晋武帝《籍田诏》:“温润古雅,有汉代遗风。”西汉文章多本经史,纯朴典雅,少俳偶雕琢,故被康熙看做雅之典范。康熙对西汉文章的总体评价,也影响到同时代学者。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张谦宜云:“文必以西汉为宗。其去古未远,风气尚厚,无后来纤巧缭绕之态,琱镂浓艳之习,追大雅而存太素,于是在焉。”[31]康熙进士、翰林院编修杨绳武也说:“史本于经。子长、孟坚,史家开山,实为千古文章大宗,故古人论文以西汉为最。”[32]张、杨二人与康熙同时,又皆曾及第,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康熙影响。

  康熙的“雅”论对清代文章学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使得“雅”开始成为贯穿清代的持续稳定的文章政策,逐渐成为清代文章学的一个关键词。在康熙之前,著名学者方以智曾于文话著作《文章薪火》中提出“雅驯”之说。方以智在分析唐宋八大家诸家特点之后,得出结论:“八家大同小异,要归雅驯。”[33]但其说过简,实际影响不大。至康熙时,开始在御选古文总集和文话中大力宣扬“雅”论,同时利用圣谕的形式进行强制推广,极大地促进了“雅”论思想在当时士子中的流播。康熙之后,“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淸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料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序。”[34]雍正在乃父文章“雅论”的基础之上,首次对行文明确提出“清真雅正”的要求,其后乾隆又多次重申,遂使“清真雅正”成为清廷稳定的文章政策。

  清初诸帝,皆重视对文风的引导与规范。自康熙帝开始尊雅,至雍正、乾隆,最终确定“清真雅正”的钦定文章政策地位。“清真雅正”因是雍正以后科举衡文的标准,故对士子影响尤大,桐城文派亦高举此旗,影响之大,可见一斑。细究“清真雅正”的理论源头,不能不回到康熙。

  概而言之,由于帝王的特殊身份,康熙的文章学思想以实用的文章观为主,强调文章的经世用途[35]。在此总的文章观主导之下,他所关注的文体,主要是在朝政中实用的诏书、奏议类应用文体,并能准确把握诸种文体的特质。他强调文章必须醇雅,符合儒家义理,下启雍、乾以后“清真雅正”的钦定文章政策。他以文章的实用与否作为衡文准则,认为骈文也可起到经世之用,为清代骈文的复兴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总之,作为清初一位非常重视文风建设的帝王,康熙为整个清代文章朝质实、雅洁的道路上发展奠定了基调。

注释:

[1]本文所用《古文评论》为《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本,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

[2]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第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朱子语类·论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康熙:《古文渊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康熙起居注》,第11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参见祝尚书先生《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7]《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谕礼部云:“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见《世祖章皇帝圣训》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参见曹虹先生《帝王训饬与文统理念——清代文学生态研究之一》一文,《古典文献研究》第10辑,第90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10]康熙十六年圣谕云:“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后因吴逆反叛,军事倥偬,遂未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官有长于词赋及书法佳者,令缮写陆续进呈。”见《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十二。康熙令翰林词臣不时进呈诗赋词章,其中自然包括文章作品。

[11]《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四十六。

[12]方东树:《方望溪先生年谱序》,《考槃集文录》卷四,光绪二十年刻本。

[13]《康熙起居注》,第1156页。

[14]王之绩:《铁立文起》后编卷三,《历代文话》第3775页。

[15]漠北蒙古与清朝起初只是朝贡关系,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对漠北蒙古正式实施管辖。

[16]《古文评论》评苏轼《赐阿里骨诏》语。

[17]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谕吏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朝代的兴亡虽与文体风貌的变化不能完全对应,但其对文风演变无疑具有相当的影响。

[19]分别见于《左传》文公十七年、襄公二十四年。

[20]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第4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1]姜宸英:《王阮亭五七言诗选序》,《湛园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古文评论》评任昉《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语。

[23]《古文评论》评唐太宗《诫厚葬及赐功臣陪茔地诏》语。

[24]乾隆:《御選唐宋文醇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十五。

[26]张谦宜:《絸斋论文》卷二,《历代文话》第3885页。

[27]魏际瑞:《伯子论文》,《历代文话》第3599页。

[28]黄与坚:《论学三说·文说》,《历代文话》第3377页。

[29]见《文学评论丛刊》第11卷第1期。

[30]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谕吏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一。

[31]张谦宜:《絸斋论文》卷五,《历代文话》第3916页。

[32]杨绳武:《论文四则》,《历代文话》第4055页。

[33]方以智:《文章薪火》,《历代文话》第3210页。

[34]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见梁章钜《制义丛话试律丛话》,第1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5]康熙《渊鉴类涵序》云:“尝谓古人政事、文章虽出于二,然文章以言理,政事则理之发迩而见远者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附记:此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此为修订版。

  

Comments are closed.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