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辑本《仪礼集释》质疑

一、戴氏辑佚《仪礼集释》始末

　　戴东原以乾隆十九年（1754）入都，暴得大名，一时学界咸知有休宁戴氏之学。其后清廷诏开四库全书馆，会有大吏疏荐之，而高宗亦“素知有戴震者，故以举人特召”，充纂修官，时人以为“旷典”。东原“起自单寒，独以文学为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先生为考究颠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职，以称塞明诏。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晨夕披检，靡间寒暑”。其在馆中校录诸书，能用《永乐大典》所载遗籍，登入《四库》，为世所称，而所办李如圭《仪礼集释》辑本，言礼者尤重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杪，东原致书弟子段玉裁，自谓“数月来纂次《永乐大典》内散篇，于《仪礼》得张淳《识误》、李如圭《集释》，……皆久佚而存于今者，足宝贵也。”[1]段氏编乃师年谱，以此书隶于三十九年下，系年已误；至其案语，虽间有未是，而略能见当日实情。段氏谓：

　　所谓“散篇”者，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以分韵为纲领，每书散置各韵中，如《仪礼》，《士冠礼》则入翰韵，《士昏礼》则入元韵是也。《大典》内禡韵之书亡，故《乡射礼》、《大射礼》阙。

　　《士婚礼》在真韵婚字、《射礼》在蔗韵射字下，禡韵所载，恰是《周礼·夏官》（今亦亡），段氏盖未见原书，以诗韵妄测《大典》韵部分合，故有此失。惟其释“散篇”之义，则颇可据。所谓“纂次散篇”，即四库馆臣辑录《大典》佚文之法。东原昔年来京，眼界大开，乾隆三十二年（1767）曾因同乡编修曹文埴往翰林院一观《大典》，见其中经籍“离散错出，思缀集之”，至此方得遂愿，尽心纂次，订其讹舛，排比成编。《年谱》不载《仪礼集释》辑本成于何时，据文渊阁本书前提要，《集释》在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校毕，则东原辑本当于此前大体完稿。不意五月末，东原即忽焉捐馆。

　　李如圭，字宝之，南宋庐陵人，尝共吴伯丰必大为朱子编校礼书，于《仪礼》有《集释》、《纲目》、《释宫》三书，然其学术本旨，史传莫能道其详。自明以降，世间传本久绝，朱彝尊编《经义考》而俱未之见。如《集释》一编，《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虽云全帙，然秘储宫禁，士子难得，且《永乐大典》所录已有残缺，则明人所见是否完书，令人不能无疑。清乾隆中，古学重兴，特开书馆从《永乐大典》撮录李君书，惜《纲目》一篇已阙。洎后印本稍多，流布渐广，而学林知有《仪礼集释》者，戴东原功莫大焉。

二、清世所以推重此书，多在文字校勘

　　《集释》前有宋陈汶一序，于本书之意，但谓：

　　近得庐陵李君如圭所著《集释》，穷探博采，出入经传，以发明前人之未备；考论宫室之制，则有《释宫》；分别章句之指，则有《纲目》，其有志于古而用力之勤如此。学者能玩而绎之，则知礼与天地并，其周旋、揖让、登降、进退，莫非天理之流行，人道之所以立，先王之盛，化行俗美，与夫后世之不如古，皆由于礼之兴废而不可诬也。则是书于世教，岂小补哉！

　　陈氏以此书能兴起教化，故刻之于桂林郡学，至其内容，则惟有“穷探博采，出入经传”二语。顾名思义，《集释》一书重在汇集前人经说，融释一家之言。今辑本中尚可见引录郑、贾注疏与夫经传若《春秋》、《礼记》、《尔雅》及注中说礼之语，此其所以为“集”；穿穴其间，折衷是非，则所以为“释”；昔人又称其书“附以古音”，则文中“古音某”、“古音某某反”者是。其书所重在释义，固不以发明音读、校订字句为能事，内中虽间标古音，又引及石经，不过寥寥数处耳。李氏之学，自此书及《释宫》而外，不可得闻，惟朱子集中有与李氏一札，乃论礼书编次之法，是知斯人能得礼学之大者，非仅究心于文字校勘之间也。

　　乃清人学风，与宋儒迥异。“清代之《仪礼》学，由衰微而达于极盛，校勘之役相与始终”[2]，故《仪礼集释》于清人手中，竟多作校雠《仪礼》之具。阮元《挍勘记》频引此书，固无论矣。胡培翚《正义》引此书达数百处，又尝言：

　　其异于前人者，多有根据，不为臆断。盖注疏以后释《仪礼》全经者，此为第一书矣！

　　称扬备至，似极重视《集释》，而《正义》一书采如圭“集释”者远不若以之校经者多。他如卢文弨校勘礼经，本不甚重此书，而凌廷堪为作序，乃谓“先生此书则自宋李氏《集释》而下所引证者数十家”，而必以此书为之首。

　　《四库全书总目》于《仪礼集释》一书辑本，颇多美言，其最要者，仍在以如圭生于南宋，尚见古本，故用《大典》所载《集释》佚文与后来《仪礼注疏》刊本相校，得以“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改讹字十四，删衍字十；补注文脱字五百有三，改讹字一百三十二，删衍字一百六十九，并参考唐石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张淳《仪礼识误》及各本文句字体之殊，应加辨证者，不胜指数，各附案语于下方”。当日见重如此。提要稿及四库本《集释》同经戴东原一手办理，宜能道其关键。

三、戴校质疑，兼析其校经理念

　　《总目》之言，余尝奉若神明，以为定评。及寻《仪礼集释》一读，乃大觉不然。今《集释》辑本共三十卷，除《乡射》、《大射》二篇原阙、另行增补外，从《大典》辑佚李书凡得二十六卷，内中校语触目皆是，然往往流于随手札记，立说太易，其所言补正经注如何如何，未可轻信。以下分类举例明之。（《集释》有四库本、聚珍本等，互有优劣，《丛书集成初编》取《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排印刊行，此本适在手边，故以为据。三礼馆辑录《集释》，亦有钞本存世，多有可采处，故酌加校雠。）

　　（一）《总目》所言据《集释》校补删改经文字数不实。

　　兹以经文为例。戴校《集释》共有校语95条，其中声称据“李如圭《集释》”校正明监本者1条，校正“今注疏本”者18条（依文字观之，所谓“今注疏本”，即殿本），而勘验其实，纯以“李如圭《集释》”为据者不过两条，其它皆可据唐石经正之，何必求之李本？且此二条之内，其一甚可疑，即《士昬礼》“某之子未得濯摡于祭祀”之“摡”字，此处戴校甚长（页66）：

　　案，“摡”，唐石经及今注疏本并讹作“溉”。张淳引《释文》“摡，古代反”。《少牢馈食》“摡鼎、匕、俎”，“摡甑、甗、匕与敦”，“摡豆、笾、勺、爵、觚、觯”,字皆作“摡”。今考《说文》，“摡，涤也”，“溉，灌注也”，二字各别。

　　观此，似李书文字与张氏《仪礼识误》同作“摡”，故据以改石经及“今注疏本”。然检三礼馆钞本，此处作“溉”不作“摡”，则此处为《集释》经文原貌，抑或东原擅自改动，仍未可知，暂不必论。而另一条在《燕礼》“不拜酒，不告旨”后，戴氏据增“不杀”二字及注“无俎故也”四字，以为今注疏本脱文（页186），实则他本皆无之，此处盖因《乡射礼》而误衍也。《乡饮》、《乡射》有此语，谓息司正时礼略，不杀牲不设俎，与正礼异；此《燕礼》主宾酬酢之时而忽插入此文，甚非，卢文弨云“厕此不伦”，是也。

　　其余校语，则皆参照石经、《释文》、《识误》及敖继公《仪礼集说》等本，或改今本，或改李书，绝无直接本诸《仪礼集释》以校正今本注疏之处。因知所谓据李如圭本校正删改数十百字云云之类，英雄欺人耳；纵有之，亦必湮没于纷杂细琐之戴氏校语中，无疑矣。以下申此说。

　　（二）东原校语漫无体例，颇伤芜杂。

　　平心而论，东原所校，固不为无见，如《士昬礼》“某得以为昬姻之故”（页66）、《既夕》“男女改服”（页584）诸条，据唐石经校正，多为后人称述。然此正东原功力所在，原不必归功于《集释》，金曰追未见李如圭《集释》，亦能识“男女改服”之为衍文，其卓识与东原等。

　　而细绎之，又颇觉东原校语往往不能尽合校勘之法，自今观之，其失约有数端：

　　1、据注疏改经。

　　《特牲馈食礼》“佐食授妥祭”句，戴校云（页657）：

　　“妥”各本讹作“挼”，据注订正。

　　此校非东原创说，乃本之张淳《识误》，然前人皆未尝据以改经，如东原之所为也。郑、贾所见经文，固为古本，良可宝贵，然骤据之而改易今本，恐亦未尽是。又，《士冠礼》“赞者盥”句，戴校云（页13）：

　　此下各本有“于洗西”三字，因注云“盥于洗西”，后人妄増加经文耳。据疏云“赞者盥于洗西”，无正文，可证唐初本犹无此三字。

　　浦堂说同。所疑有理，却无版本依据，且不虑《集释》原经或当有此三字乎？卢文弨云：“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羣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板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徧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又云：“近时人往往见古人所引《诗》、《书》与今不类者，辄以意更之。”东原正坐此病。

　　2、据别本改经。

　　《士冠礼》“筮于庿门”句，戴校云（页1）：

　　“庿”，原本作“庙”，下同。唐石经作“庿”，陆徳明《经典释文》云“庿，刘昌宗音‘庙’”，则知古本无作“庙”者。今从《释文》及石经为正。

　　此全书第一条校语，即已改动原文矣。“厥明夕，为期于庿门之外”（页6）、《士昬礼》“至于庿门，揖入”（页36、44）、《聘礼》“及庿门”（页294）校语皆略同，未免辞费，甚无谓也。他若《乡饮酒礼》“司正升，立于序端”（页105），校云：

　　“序”，原本讹作“席”，从唐石经改正。

　　《聘礼》“使者受行日”（页355），校云：

　　“使者”下，原本及今注疏本皆有“既”字，据唐石经删正。

　　《既夕》“众主人东即位”（页551），校云：

　　各本脱“主”字，据唐石经补。

　　此类皆据唐石经修改原文。又，《士昬礼》“媵席于奥”（页45），校云：

　　“媵”下各本衍“布”字，张淳引《释文》云“媵席”，中无“布”字。

　　“朼俎从设”（页46），校云：

　　“朼”各本作“匕”，下同。张淳云：“《释文》‘朼，必履反’。后《士丧礼》‘乃朼载’、又曰‘朼者’，《特牲馈食》‘乃朼’，《有司》‘朼羊’、‘朼豕鱼’，字皆从‘木’。《少牢馈食》‘长朼’，古文作‘匕’，郑氏亦改为‘朼’。”

　　《觐礼》“执臣道不敢由宾之位也。卑见尊，奠贽而不授”（页410），校云：

　　“之”，各本讹作“客”，张淳《仪礼识误》言“据周显德监本改正”，今从之。 “卑”下各本衍“者”字，张淳《仪礼识误》云：“《释文》‘见侯’注云‘卑见同’。卑见，谓此也，中无“者”字，从《释文》。”

　　凡此，又皆据张淳《仪礼识误》之说校改正文。其它据《经典释文》、贾疏、《通典》、“今注疏本”改动之处，亦所在多有，《集释》经注原文几至面目全非。

　　3、据他说改经。

　　《乡饮酒礼》“立者东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则东上”句，引敖继公说（页113）：

　　北面者与东面者相继，当西上。云“东”者，字误也。

　　《燕礼》“设洗篚于阼阶东南”句，引敖继公“正误”谓（页178）：

　　诸篇于此但言设洗，无连言篚者，又下别云篚在洗西，则于此言篚，文意重复，且不可以东溜为节，明衍文也。

　　此《燕礼》及《乡射》两卷之内录敖说尤伙（《乡射》非李书），而多无案断，殆以其说为然。敖氏《集说》在清初影响甚巨，东原亦为时风所牢笼。惟敖氏之说，多无版本依据，东原引之校勘，不免导人入歧。又《士虞礼》记“虞，浴，不栉”句，东原谓（页621）：

　　各本“浴”上有“沐”字，据注云“今文曰沐浴”，是郑从古文，无“沐”字甚明。

　　案此亦从敖说化出，《仪礼集说》卷十四《正误》云：

　　“浴不栉”，本云“沐浴”，而郑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则是郑氏但从古文，元无“沐”字也。今本记与注首皆云“沐浴”，盖传冩者误衍之，宜删。

　　然注实谓今文无“不栉”二字，本自通，敖氏误会郑义耳。[3]东原非但此处暗袭其说，于下“浴，栉，搔翦”句更谓（页635）：

　　“浴”上各本衍“沐”字，“揃”讹作“翦”。据注云“今文曰‘沐浴’”，是郑从古文，无“沐”字甚明。……

　　益本敖说而张大之，不知反为其所欺。

　　4、臆改经文。

　　东原校语有与李如圭《集释》无关，而自抒所得者，颇见其能读书善疑，如《士相见礼》“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士则曰‘寡君之老’”句，戴谓当删“士则曰”三字（页78-79）；《丧服》大功章传“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二十一字，东原谓全为郑注（页461）。凡此未始不能进一解，第不当于校《仪礼集释》时牵连及之耳。

　　但有毫无版本依据者如《士相见礼》篇末，戴云（页80）：

　　前云“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寡君之老”，当在此下，错简已久。

　　《聘礼》“请礼宾”，戴校云（页303）：

　　“礼宾”之“礼”当作“醴”，注同。

　　前者纯是以意为之，直与宋人重编《大学》之行无异；后者则似据李如圭《士冠礼》“请醴宾”句下之说（页19），然李说实为士而发，于大夫以上固谓当“曰‘傧’、曰‘醴’”耳，《聘礼》使卿，安得援彼例此哉？况“李如圭《仪礼集释》”之经文、注文，又不必与李氏之说字字相同耶？

　　5、间校他本。

　　《觐礼》：“曰：‘伯父，女顺命于王所，赐伯父舍。’”戴校曰（页406）：

　　唐石经无“曰”字。

　　唐石经固无“曰”字，第不顾他本皆有“曰”字乎？何不一倂录之？篇中有校唐石经经文者数条，如“于”、“于”，“二十”、“廿”，“三十”、“卅”之类异同，真不知与李氏书何与，而必欲掺杂其间。如此校语，枝蔓已甚。

　　更有琐碎者如校正“一”、“壹”，“庙”、“庿”，“幂”、“幂”，“答”、“荅”，“尝”、“甞”诸字，虽可见东原字学之精，然于辑校李书之际从事于兹，未免不分轻重缓急。尤其“于”、“于”二字之校雠，篇中三数见，着实无谓。阮云台不云乎：“唐石经‘于’字一千四百四十三，‘于’字一百四十二，莫详其义例。诸刻注疏尤参差不一，各依旧本可也。”

　　若其郑注校语，亦皆病此，擅改原文、失之琐细处，不烦枚举。凡此种种，咸由东原校勘理念所致。东原之法，最重理校，佳胜固多，而败亦在此。其汇校各本，轻改原文，往往可见，实因相信版本流传一脉相承，而最善之本必应为原初之本，后世诸本滋生讹谬之处，皆无需措意究心。故于辑录李如圭《集释》之时，隐然以校勘《仪礼》一经自任，是以其研经之力多，而校书之功少。时人称东原之入书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东观中文，遂分《淹礼》。乃取忠甫《识误》，德明《释文》，殚求豕亥之差，期复鸿都之旧，互相参检，颇有整齐。削康成长衍之条，退《丧服》厕经之传，为《仪礼正误》一卷”，其用力所在，可借此窥知。卢文弨尝为丁杰道其与东原之别，在“疏证之与校正”，此语当作如是观。卢与戴，同嗜读书，终生友善，然后世言校勘者每以“理校派”、“对校派”区分之。二人校雠《大戴》、《方言》等书，多不相谐；又皆校《仪礼》，未审过从之际，可曾就此相诘否？卢氏《增校王伯厚诗考序》云：

　　古来传书，不皆画一，卽《释文》本，亦与《正义》本多不相同。宋人刻经注疏，附以《释文》，至其差齵处，便改《释文》以就注疏之本，使非通志堂所梓宋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具在，后之人又安从识别乎？

　　又为《仪礼注疏详校》发凡云：

　　唐以来相传《仪礼》之本，不皆画一，当日贾氏所据之本，未必皆与陆氏符同，各从其旧可也。

　　敷畅其说，实可为戴君针砭（戴门弟子且许为“不可磨之论”），然皆在戴君下世之后。东原果于自信，未达此义，宜其校书不谨如此。而卢氏爱护良朋，仍谓：“若无戴君理之于前，使文弨专其事，纰缪当益多，决不止于此区区数条而已。今戴君已没，宁忍为之吹毛索瘢乎？”斯言亦恕矣。余小子何人，敢与戴君较短长？第以事关古学，不能默。窃谓东原校雠礼经，自可别为一书，万勿附之《集释》辑本中（卢氏《详校》每称“《集释》附戴校”或“官校《集释》”，分析极明）；如原书文字有未是处，则“不若且仍正文之旧，而作案语系于下”，以餍数百年学林渴读此书之望，而断不可径行删改；若必欲申明李书之善，则亦于经注之下略加附记，表而出之可也。校书固以定其是非为难，然经籍层累，作者代兴，孔子之是非难定李氏之同异，刊者之鄙陋岂尽作者之諐尤？校雠之道，重在循序，躐等为之，合而两伤。

　　极而言之，戴校《仪礼集释》，实系一戴东原《仪礼》经注校本，而不可纯以李如圭《仪礼集释》辑本目之，若径信其据李本校正经注之说，则尤不可。后人茍不留意，势将迷于其校语之纷繁，而误于其改字之轻易。乾隆五十六年（1791）阮元校刊石经《仪礼》，篇中引据“李如圭《集释》”即多非原貌，如上引《乡饮酒礼》“司正升，立于序端”下，阮氏曰：

　　石经、诸本皆作“序”，惟监本作“席”。

　　“使人受俎如宾礼”下，阮氏曰：

　　《通解》、杨本、李本、敖本、监本、《义疏》、殿本皆作“受”，惟石经作“授”。

　　诸如此类，皆以东原改本为“李如圭《集释》”之文，殊失《大典》原样。嗣后统校十三经，始修正前说，如“使人受俎”句，改云“唐石经、《集释》俱作‘授’”，等等，承其误者已十数年矣。世之读东原书者，可不慎乎？

四、辑本体例检讨，并论其经注不皆可靠

　　《四库全书总目》称《集释》“全录郑康成注，而旁征博引，以为之释”，当据东原辑本而云然，后人若阮元、胡培翚、黄侃诸大师，皆祖述之。今案此本格式大约有三，如卷十三《聘礼》（页327）：

　　宾朝服问卿。

　　郑注：不皮弁，别于主君。卿，每国三人。

　　卿受于祖庿。

　　郑注：重宾礼也。祖，王父也。

　　下大夫摈。

　　郑注：无士摈者，旣接于君所，急见之。

　　释曰：不必备士摈。

　　摈者出请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门外，再拜。宾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门每曲揖。及庿门，大夫揖入。

　　郑注：入者，省内事也。旣而俟于宁也。

　　释曰：《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郭氏曰：“人君视朝所宁立处。”李巡曰：“正门内两塾间曰宁。”孙炎曰：“门内屏外人君所宁立处也。”按，人君路门外有正朝，故视朝则宁立于门内两塾间。门屏之间者，谓门内屏外，据诸侯内屏而言也。此经言大夫揖入则旣入门内矣。下云“三揖，并行”，凡至门内溜为三揖之始，则省内事之后，出俟于内溜南两塾之间也。

　　以上可分两类，一为经文之下列注、列释，一为仅有注而无集释；另如卷十七《丧服》（页427）：

　　妻为夫。传曰：夫至尊也。

　　释曰：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夫者，妻之天。三者皆至尊，故以斩服服之。

　　此则仅有释而无注。唯此类条目甚少，全书仍以前两类格式为主。余读其书，颇不解其何故但录郑注，而略无一字之说。若谓此等处为李氏原本有说而后来脱落者，则《大典》原本所据《集释》，茍遇阙文，均加标注，纵有漏载，亦不应如是之多；若谓原本固如是，则李氏此举岂非无聊？及阅三礼馆辑录原稿，参互思之，然后知辑本格式，自非原貌，“全录郑注”，恐不可信，而其经注文句，乃有大可疑者在。

　　（一）《集释》未必全录郑注，辑本所载均系补入。

　　前夫《四库总目》，未有称此书“全录郑注”者。宋《中兴艺文志》言其“出入经传”，实取自陈汶序中语。明《内阁藏书目录》则谓李如圭“取郑氏注而释之”，与《总目》所言似矣，而未尽同。盖明人不过泛泛言之，而《总目》乃坐实一“全”字，似李氏推尊康成，《集释》全宗郑注，恰如东原辑本所示而已。当郑学发皇之际，忽得此一书，馆臣之欣幸可知，而于该书体式，恐未细审焉。

　　往者学人论及此书，所据者唯有东原辑本一种。辑本所从出之《永乐大典》，原书现已散落，所遗卷册，罕有三礼内容，故其原貌，未易窥也。而四库馆前，开馆修《三礼义疏》亦曾抄录是书，人多未之知。案该馆开于乾隆元年（1736），当日以京师所见经学之书寡少，乃发得《永乐大典》，搜求礼学佚书，今尚有辑录钞本存世。展卷一读后，始知东原辑本毋乃加工过甚。兹从《仪礼》之部迻录《集释》卷首一段，与东原辑本比勘，制为下表：

表一

经文	辑录《永乐大典》本	戴东原辑本
《士冠礼》第一	李如圭《集释》释曰：……	郑《目録》云：…… 释曰：……
士冠礼。筮于庿门。	李如圭《集释》释曰：……（郑注见前。）	郑注：…… 释曰：……
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即位于门东，西面。	李如圭《集释》释曰：…玄端者，蓍不可苟于先祖。……（郑注见前。）	郑注：…… 释曰：……玄端者，蓍不可尊于先祖。……。[4]

表二

经文	辑录《永乐大典》本	戴东原辑本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		郑注：……
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		郑注：……
布席于门中，闑西阈外，西面。	李如圭《集释》释曰：闑，门中所竖短木也。阈，门限也。闑西而曰门中者，举大分言之。闑与槷音义同。《榖梁传》曰：“置旃以为辕门，葛覆质以为槷。”古文即出孔氏壁中，字以篆书者。（郑注见前）	郑注：…… 释曰：闑，门中央所竖短木也。阈，门限也。闑西而曰门中者，举大分言之。闑与槸音义同。《谷梁传》曰：“置旃以为辕门，葛覆质以为槸。”古文即出于孔氏壁中，字以篆书者。

　　由上可知，辑本经文之下先列郑注，此一体式，实为《大典》原本所无。东原见《集释》文末往往有“郑注见前”四字，遂取郑注补之。实则“郑注见前”焉能与“全录郑注”等同，且钞本所录《集释》非必每段之后皆有“郑注见前”四字，而东原必为之一一辑补，安知《大典》中《集释》原书果字字句句迻录康成语哉！试问茍李氏于经文某句毫无意见，何必照抄郑注于上，以成“全录郑注”之美名乎？况李氏原未必特尊郑注，出于其它经传说解之上也。《大典》原本每有小注谓“余同贾疏，郑注见前”，似贾疏、郑注在《集释》中不过依此钞录而下（即先贾疏后郑注），则辑本提郑注列《集释》之上仿佛李氏为康成作义疏者，并无所本。意者，《集释》体式或即条列经文，之后敷衍集释，杂取各家，未有专主，其于康成之说采录稍多，自以礼是郑学，其势不得不然，非必刻意为此。而“郑注见前”云云，不过为《永乐大典》遇《集释》引用郑注处即加省略之语，当日亦曾删减《集释》袭用贾疏之字句，东原辑本酌加注明补出（如卷一，页5），于康成之注，则绝不齿及，径加补录，令人误认李如圭原书真正如此，而不知其实为四库馆臣自身宗郑观念之体现也。至其所补是否符合《集释》原书，已难再究诘矣。

　　（二）辑本经注非《集释》原文，实录自《大典》。

　　《永乐大典》所载《仪礼》体式，先列经文，次收各家注疏，若郑注、贾疏、陆氏《释文》、魏了翁《要义》、李如圭《集释》、敖继公《集说》及张淳《识误》，于各书重复字句，多加删略。明乎此，则其中所载《仪礼集释》必已省去原有经注，自无庸再辨。然则东原所钞郑注从何而来？辑本经文所据，又为何本？

　　曰：经注皆从《永乐大典》抄出也。

　　《大典》钞本之中，郑注所存无几，难以详考；唯经文大体完具，取与《仪礼集释》辑本所载经文相校，合若符节，最显著者如《士冠礼》三加冠辞“以歳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一句，戴校云（页26）：

　　案，“加”，原本讹作“服”，据唐石经改正。

　　验之钞本，字正作“服”。此处各本均无异同，作“服”字者不辞，纯为《永乐大典》书手笔误所致，仅此一条，即可推断《集释》辑本所谓“原本”经文决为《大典》所载经文无疑。所载郑注料亦如是。揆之事理，当日辑录李如圭《集释》各条，必应隶于经文之下，然《大典》本《集释》有“释”无“经”，故从《永乐大典》顺便抄出经注，最为可能，似无烦再据他本转录。如此说不谬，则三百年来儒林遵信之李如圭所录宋本《仪礼》，实为绝大误会。

　　虽然，编纂《永乐大典》之时，去宋未远，所据版本具体为何，尚待考论，要以宋元旧本为范围，在今日犹称善本，则可断定。且自另一方面论，《永乐大典》内《仪礼》之部已佚，然其经注尚可略见于戴东原《仪礼集释》辑本中，岂非近乎郑渔仲所谓“书有名亡而实不亡”者哉！

　　惟其如此，乃蓄一最不可解之疑问，即戴东原何以径将《大典》经注当作李如圭之经注？案诸《集释》校语，东原于二者之不同似有所觉察，如辑本卷十二《聘礼》“建柶，北面奠于荐东”句，郑注作“糟醴不啐”，而李如圭《集释》有“不卒觯”之说，戴校云（页306）：

　　“啐”，今注疏本作“卒”，似李如圭所见本亦作“卒”。

　　此言“李如圭所见本”与辑本所载郑注互异，东原遂流露区分之意，盖不得不然也。又如卷四《乡饮酒礼》“坐取觯，不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句，《大典》原本句下衍一“盥”字，戴校称“《永乐大典》所载《仪礼》有之”，不称“李如圭本”，用词确当。而前述卷二十四《既夕》“男女改服”一条，丛书集成本戴校（页584）作：

　　盖后人取彼混入，故李如圭《集释》所据之本无之。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

　　盖人取彼混入，故《永乐大典》本无此十七字。

　　两者相校，自以四库本较胜，而丛书集成本即殿本则沿误不改也。盖东原虽于《大典》经注与李氏《集释》之分微有觉察，终必欲以《大典》经注充作《仪礼集释》之经注。夫东原得见《大典》原书，其中经注赫然在焉，《集释》引注省略之处，亦有《大典》案语可稽，何能混而一之？岂当日辑校，并未亲录《大典》原书，而假手抄胥，仅在此抄出之本上再加点定而然耶？细读档案，可知四库馆辑录《永乐大典》佚书，先后有草本（底本）、正本之分，至送武英殿发排时，又钞一副本，以供核对。纂修官除先期签出书单外，主要校正草本，写定正本，而从《大典》钞录佚书，则为誊录官之责。是以《仪礼集释》辑本，所据当为抄胥誊录之附经注本，东原乃就此本，专力校勘，至《大典》经注是否李氏原书，遂已无暇顾及矣。未审当日情实果如此否？

2010年夏间起草，9月初稿，12月修订。

附记：

原文刊于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 戴震：《與段若膺書五（癸巳）》，徽州師範專科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室、戴震紀念館編《戴震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1999年版，第2664頁。

[2] 彭林：《論清人儀禮校勘之特色》，載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五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版，第159頁。

[3] 黃以周：《禮書通故》卷十一，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66-567頁。

[4] 案鈔本出自《大典》，可謂下真跡一等，與四庫輯本文獻層級相同，故雖鈔寫潦草，仍有校勘價值。最顯著者，如《聘禮》經文“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至“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一段，《集釋》輯本次序大亂，而鈔本雖別有誤處，但此處則與經文正合，足訂輯本之訛。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