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六）：文史类笔记
101、《帝京景物略》
明代专记北京名胜风土人情笔记，刘侗撰。刘侗、于奕正同撰。刘侗（约1593～约1636），明代散文家。字同人，号格庵。湖广省麻城县（今属湖北麻城市）人。在当员生时，因“文奇”被人奏参，同谭元春、何闳中一起受到降等的处分。他因此颇有名。崇祯七年（1634）进士。后选任吴县知县，赴任途中逝于扬州。于奕正（1597—1636），原名繼魯，字司直，宛平县（今北京市）人。明代嘉靖年问宛平人，崇祯中诸生。喜好山水金石，著有《天下金石志》于奕正曾写过一篇《钓鱼台记》，堪称明代游记中的上乘之作。《帝京景物略》为刘侗和于奕正合撰。其中于奕正负责收集材料，刘侗承担撰写。两人还曾打算合撰《南京景物略》，但两人先后辞世，连《帝京景物略》也未能完成，最后是由周埙完成的。周损字远害，号迂收，刘侗同乡兼同学，两人曾共砚席十余年。刘侗赴京入太学，周损相伴而游。《帝京景物略》中采选诗歌，亦皆出其手。
《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包括西山及畿辅一带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山川风物、河流桥梁旁及诗文轶事京师东西南北各分城内、城外，而西山及畿辅并载焉。《帝京景物略》可谓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
此书首先应当作历史地理类著作来读。它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资料；其次应当作文化类著作来读，它对当时北京的园林文化、民俗、外国宗教在中国京城的传播等，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再次应当作文学著作来读，它是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在地理游记著作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可把它作为晚清小品文的典范来阅读、欣赏。北京名胜景观的记录，是本书的重点。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各地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甚至河流桥梁，许多今天脍炙人口的历史古迹和山川名胜，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们都能从本书探寻到它们的渊源所自、本来状貌、风格特征和历史变迁。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的民俗，不仅偷物还偷人，且妻女为人所窃都不以为。缺点是考证不精，著文以竟陵派为旨归，“其文皆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士祯《池北偶谈》，朱彝尊《日下旧闻》对此皆多有批评，其中像割裂“艺”、“元”二字为塑工姓名一条，更为荒唐。
《帝京景物略》初刊于崇祯八年（1635）。今有：《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丛书》，1963年第1版，2001年、第3次印刷；《帝京景物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帝京景物略》孙小力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2、同《陶庵梦忆》
明代出色的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八卷，张岱撰。张岱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琅环文集》。
《陶庵梦忆》是张岱传世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该书成书于甲申明亡（1644年）之后，直至乾隆四十年（1794年）才初版行世。其中所记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杂事，将种种世相展现在人们面前，如茶楼酒肆、说书演戏、斗鸡养鸟、放灯迎神以及山水风景、工艺书画等等，构成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一幅风俗画卷，尤其可以说是江浙一带一幅绝妙的《清明上河图》。其中虽有贵族子弟的闲情逸致、浪漫生活，但更多的是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反映。同时本书中含有大量关于明代典制尤其是日常生活、娱乐、戏曲、古董等的纪录，如卷二的孔庙桧孔林燕子矶鲁藩烟火朱云崃女戏绍兴琴派花石纲遗石；卷四记兖州直指阅武，以骑兵、步兵演习布阵、设伏至擒敌、献俘的情形；卷五的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金山竞渡扬州清明上墓刘晖吉女戏；卷六的彭天锡串戏目连戏甘文台炉绍兴灯景水浒牌等；卷七述西湖香市的兴废皆是研究明代社会、军事、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还记有明末政治的腐败。作者在西湖，亲眼看到“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而杭州刘太守却还在那里纳贿贪污，以至时人讽刺为“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陶庵梦忆》中的《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也是出色的文学散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今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2008年版；《陶庵梦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陶庵梦忆》于学周，田刚点校，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
103、《四友斋丛说》
明代较为出色的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三十四卷。何良俊撰。何良俊，字元朗，松江华亭（今江苏省松江县）人。嘉靖中以岁贡生入国学，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弃官归家后，適值倭寇侵扰，复移居苏州，与张之象、文徵明诸人交遊。明史称其“少笃学，二十学不下数楼”。《四友斋丛说》自序亦云：“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在明代学者中，其博学多闻，仅在杨慎、胡应麟、王世贞诸人之亚。
《四友斋丛说》全书包括经、史、杂记、释道、诗文、书画等十七类，三十八卷。其中史十三卷，杂记一卷，子二卷，释道二卷，文一卷，诗三卷，书一卷，画二卷，求志一卷，崇训一卷，尊生一卷，娱老一卷，正俗二卷，考文一卷，词曲一卷，续史一卷。有考证和评论，也有明代史实、苏州、松江等处地方掌故和士大夫轶闻。一般说来，考证较平常，而议论多可取。如谓《史记·游侠列传》序论为司马迁愤激之言，并非庄语。其文章之抑扬变化，不是《汉书·游侠传序》所能比（“史”一）；又谓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不用汉儒之说，专重程朱传注，学者但据以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经”三）等，皆为切中时弊之论。其中记南京各衙门摆酒席的陋习（“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钱粮的情况（“史”九）；记隆庆时纂修“实录”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谣、对联对县府官员的讽刺（“杂记”）均能反映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面貌。
明朝的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了专精的一面，所写笔记一类的书，总是兼收並蓄，细大不捐，四友齐叢说也不能例外。此书搜採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末文士习气，书中掺杂一些无聊之语。
《四友斋丛说》初刻於隆庆三年（1569），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并为三十八卷，重刻於万历七年（1579）。后来沈节甫摘钞其中的明代掌故，编为六卷，刻入《纪录汇编》中。邓秋枚又摘取其论曲之语，刻入《古学汇刊》二集中。现在流传的《四友斋丛说》，都是这两家的删节本，很难看到全貌。中华书局根据万历刊刻的足本，加以断句，作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种于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04、《焦氏笔乘》
明代辑录琐屑考证和议论中较为出色的笔记，，十二卷（正集、续集各六卷）。焦竑撰。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谥文端，江苏南京人，原籍山东日照。为人博学多才，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大学者、文学家。二十五岁时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此后屡次会试失败，直到五十岁，才以第一名考取进士。任职翰林院修撰，负责修国史，后来修史事中途荒废。焦竑在为修国史而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成了《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和《国史经籍志》六卷。因为资料丰富，论述精当，而深为后世学者推崇。焦竑在理论上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是陆王心学的后起之秀。其学识之通达与杨慎齐名。焦竑三十多岁时，同李贽结识，从此友谊始终不渝。李贽冤死狱中，焦竑作《追荐疏》，并为他编印《李氏遗书》，晚年还为他作《藏书序》。李贽叛经离道、手搏龙蛇的狂放影响着焦竑。四十多岁时，问学于罗汝芳。罗汝芳强调思想自由，人情顺适，这种狂傲与通达，深深感染了焦竑，从此表现出更多的异端思想。焦竑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了相臣张位等上司，而又因为他文名极重，颇受同僚的嫉妒。万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岁，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却因为科场事受到诬蔑弹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级。他愤然辞官归家，与朋友讲论学问，著书立说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澹园集》等。
《焦氏笔乘》是焦竑读书、讲学、做学问的学术笔记，反映了他的考据学的内容、方法和成就，是嘉靖、万历年间考据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本书正集六卷，续集八卷，点校者又将焦氏《老子翼》和《庄子翼》中有关《焦氏笔乘》的文字辑录出来作为别集。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有对文字字音、字义的分析研究，有对书目文献的搜集整理，有经史诗文文字的考订、校正，有对其注释的讨论，有对历代诗文作品的评述议论，有对古代名物制度的讨论，有对人物思想事迹及学术言论的记载、是非得失的评述，有对王学学者事迹和讲学活动的记录，有对儒学及老庄、佛典的讨论，有对金陵乡邦文献、医文医案的辑录等，内中不乏有力的考证、精彩的议论、独到的见解以及有价值的资料。书中对明代史事、人物、诗文的记载，为后世研究明代人物、明代历史或思想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由于作者思想开明，反对因循守旧，不受时俗约束，该书在清代被禁毁。
《焦氏笔乘》也有明代笔记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专精的通病，所谈范围较广，不免芜杂，且多抄袭唐宋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
今有：《焦氏笔乘》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焦氏笔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5、《少室山房笔丛》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四十八卷。胡应麟撰。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万历四年举人。诗文宗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但有所变化，甚得王世贞欣赏。家藏书42384卷，筑室少室山中，专事著述。
《少室山房笔丛》是一部以考据为主的笔记。全书共48卷，分为12类：《经籍会通》四卷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丹铅新录》专门驳斥杨慎考据的谬误；《史书占毕》六卷是对史书及史事的评论；《艺林学山》品评文学遗产的优劣；《九流绪论》三卷考论诸子百家的源流；《四部正讹》四卷考证古籍伪书；《三坟补逸》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所谓“三坟”之阙；《二酉缀遗》三卷采掇古籍中奇闻怪事，《华阳博议》二卷杂述古人博闻强志之事，《庄岳委谭》二卷广泛论及社会杂事包括戏曲、小说等项，《玉壶遐览》四卷论《道经》和方士之言；《双树幻钞》则论佛经和释氏之说。《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各八卷，则专门驳斥杨慎考据的谬误。
胡应麟在明中叶以博学著称，与杨慎、陈耀文、焦竑同负盛名。本书征引丰富，议论亦多高明，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其《四部正讹》中把古籍的伪书析为若干种，各加辨订，相当详尽。后人谈及伪书，常用此说。书中论述小说、传奇、杂剧部分，尤有参考价值。如《九流绪论》（下）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据此可了解当时人们的小说观，对认识小说的历史演变颇有帮助。作者论述《世说新语》的特色是“以玄韵为宗”，认为“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较有见地。卷三十四里关于《逸周书》、《穆天子传》的介绍，为追溯小说的滥觞提供了资料。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七里有关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及笔记的论述，其中分析六朝笔记小说与唐代传奇的不同，“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常为后世学人引用。卷四十一里有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评述。另外，《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两部分对考辨诗文典故、词曲名称的来源、作家籍里等均有助益。书中征引典籍，极其宏富。但同样也有不少舛伪疏误之处。
《少室山房笔丛》初刊于明万历年间，通行本为清末广雅书局刻本。
今有：《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1964年版。
106、《五杂俎》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收藏、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五杂俎》不仅在考辨方面有一定的价值，所记明代史事，足供参考者尤多，如叙皇帝、太子、藩王婚礼的浪费，税使的扰民，宦官的骄横等等。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107、《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108、《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109、《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10、《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111、《蒿庵闲话》
偏重于经史训诂方面考证的笔记，二册，张尔歧撰。张尔歧（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今店子乡张稷若村人。自幼聪颖好学，熟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以诸生入清，不求闻达。所居败屋不修，集其弟四人讲说三代古文于母前，愉愉如也。妻朱婉婉执妇道，劝尔岐勿出，以教授乡里以终。张尔歧是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编纂有《仪礼郑注句读》，又为监本（官定本）《礼记》石经《礼记》勘正脱误共300余处。晚年精研“三礼”，在济南讲授《仪礼》时，偶尔为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听到，顾十分敬佩其见解精辟，翌日绝早即登门拜访，谈论欢洽，遂订交为友。后来，顾炎武在谈师论道时称赞张尔歧：“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清史稿·儒林》中有传
《蒿庵闲话》是张尔岐入清“废举子业”以后二十年间的作品。书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为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 “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礼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其中考辨“三礼”，解释名物，多有可取。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条即引述《蒿庵闲话》说法。诗文部分举韩愈《送文畅序》、《送高闲序》和《送文畅北游》诗为例批评韩愈“不类儒者”：“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蓄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珠，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
《蒿庵闲话》有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嘉庆重刻本；山东书局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今有：《蒿庵闲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蒿庵闲话》齐鲁书社1991年版；《蒿庵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12、《潜邱札记》
清代偏重于经史训诂方面考证的笔记，六卷，阎若璩撰。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阎若璩数次乡试俱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八日（7月9日），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禛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阎若璩是清代汉学奠基者，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他潜心研究《古文尚书》三十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据典，确定《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著。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皆以为“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实归功于若璩。他的学术反对派汪中亦将阎氏列为“国朝六儒”（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之一。梁启超说阎若璩“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除《尚书古文疏证》外，阎氏另著有《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潜邱札记》是作者早年读书笔记的汇编，初末成书，由后人搜辑整理成编。首二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卷三为地理余论，因为对于《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的考证已详见于若璩所撰《古文尚书疏证》及《四书释地》中，此拾其遗，故曰《余论》。卷四上为杂录序跋、杂文，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据若璩手迹陆续编成，皆若璩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作。卷六为诗赋。此书对于经学、史学、地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均有考证。其中如援据《礼》经论列丧、祭礼仪以及考证方舆等沿讹袭谬之说尤为详备。又为《补正日知录》五十余则，顾炎武《日知录》为开清代考据学风的大作，若璩首为补正，以订其讹，又开后世研究《日知录》之先声，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谓“若璩记诵之博，考核之精，国初实罕其伦匹。虽以顾炎武学有本原，《日知录》一书亦颇经其驳正，则其它可勿论也”。
《潜邱札记》传本有二，一为乾隆十年（1745）阎若璩之孙阎学林眷西堂刊本；一为乾隆五十七年吴玉捂删定的潜德堂刊本《别本潜邱札记》。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今有：《潜邱札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潜邱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年版；
113、《池北偶谈》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二十六卷，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著有笔记多部，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其中以《池北偶谈》最为著名。
《池北偶谈》又名《石帆亭纪谈》，据王士祯自序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数椽，有书数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又因为书库旁有石帆亭，王士祯时常和宾客在亭内聚谈，或议论文章的流别，或解晰经史的疑义，以至国家典故、历代沿革、名臣硕儒的言行、神怪传说等等，由儿辈记录整理，并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间的见闻，编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纪谈》。
《池北偶谈》是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以谈文艺、掌故为主，偶及考辨，间杂大量神怪故事，带有较浓的小说色彩，部分内容由作者儿辈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近一千三百条，分成四目：一，谈故：记叙清代典章与科甲制度、衣冠胜事等；二，谈献，主要记叙明中叶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三，谈艺，评论诗文，采撷佳句；四，谈异，记叙神怪传闻故事。在全书的四目中，以前三目内容最具参考价值。如“谈故”中“翰林卿寺属”条，记清初太仆寺增设满洲员外郎及翰林院起居注舘增设满洲主事、中书舍人员额的情况；“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会试制度的若干情况；“巡方”条可藉以了解清初任命巡按的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用仆妾殉葬的旧俗，可以和《清通礼》、《清通典》等典籍参证补充。“谈献”中的记傅山父子故事和明崇祯时五十个宰相的姓名，足资参考；一些条目，虽系传闻，但亦可补史籍记载之阙，如“史阁部”条，记扬州城破时史可法骑蹇驴自诣清军军营，不屈被杀等，可广异闻。“谈艺”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作者以神韵说评诗论画，阐述个人主张。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其中一些条目则保存了明末清初有关文艺一类的材料，如“粤诗”条，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等的诗作片断。“粤风续九”记康熙时吴淇所辑粤中民歌，为南朝乐府《子夜歌》一类作品；又《石鼓诗“条，谓韩愈《石鼓歌》比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好，”坡诗“条说苏轼《送苏伯固》五言诗像《生查子》词，评论皆均中肯。但书中一些常识却发生错误，如“表语本乐天诗”条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误为白居易诗；将苏轼诗“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误为李西崖诗。
《池北偶谈》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单行本有：《池北偶谈》勒斯仁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09年版；《池北偶谈》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池北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3年版。
114、《坚瓠集》
清代著名笔记之一，十集四十卷，另有续集、广集、补集、秘集、余集，共十五集六十六卷。褚人获撰。褚人获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五）通俗小说集《隋唐演义》。《坚瓠集》于古今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诗词艺术、社会琐闻、诙谐、戏谑无所不记，尤以明清轶事为多，如四集卷四“唐六如”记唐伯虎佣书获配秋香事；首集卷一记吴门重视冬至节，互赠礼物，谓之“肥冬瘦年”；四集卷四“市名”、“石敢当”记各地市井交易的不同名称：南方称“牙行”，北方称“集”，岭南称“墟”，南昌称“亥”。记人家门口立石刻字曰“石敢当”的由来。等，都可供研究民俗者参考。三集卷一“土产”记云南大理府出石屏，河南出麻菰、线香，做官取为礼品，因而使百姓遭殃。《坚瓠集》材料中以这一类最为可取。书中论诗词、文艺，则并无多少高明见解；讲掌故、考证的，又大都因袭前人笔记的内容。至于书中夹杂许多琐屑无聊之事，采辑较广但博而不精，这则是明人笔记的通病。
《坚瓠集》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今有：《坚瓠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006年版；《坚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笔记大观2007年版；
115、《阅世篇》
清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10卷。叶梦珠撰。叶梦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人，生卒不详。《阅世篇》中记有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金伯固先生》），可考知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另外叶梦珠所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序，而此书中亦有康熙三十几年的纪事，表明作者康熙中叶尚在世，因此可以推知叶梦珠活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岁。
《阅世编》共10卷，共分天象、历法、水利、灾祥、田产、学校、礼乐、科举、建设、士风、宦绩、名节、门祚、赋税、徭役、食货、种植、钱法、冠服、内装、文章、交际、宴会、师长、及门、释道、居第、纪闻等二十八门。它主要涉及到明清之际以松江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情况，记述颇称详备。它的体制虽为备纂辑府志时的采择，而于治史者尤资参考。这部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资料。其中田产、赋税、食货、徭役各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人民负担及民生状况等都有细致的记载。如卷二田产》门及卷七《食货》门记土地及米、布、柴、盐、烟、茶、糖、肉、纸张、药材、干鲜果品、眼镜、刺绣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都有详备的记录，并比较了各年价格的升降，来反映顺、康时期土地与民生的变化状况，实为它书所不及。又如卷六《赋税》门论松江赋税之重也很扼要明确。其中对明末清初烟草在上海的情况描写得颇为详细：
烟叶，其初亦出闽中。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后奉上台颁示严禁，谓流寇食之，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彭遂为首告，几致不测，种烟遂绝。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每斤一两二三钱，其后已渐减。今价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或仅钱许，此地种者鲜矣。
这段文字，记载了上海烟草传入、烟丝制作、贩卖以及禁烟的情况，为经济史一段很有价值的资料。又如清初满洲妇女的发式以及汉人对其的仿效，可作为民俗学的资料：“顺治初，见满族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架饰其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
《阅世编》存有《上海掌故丛书》本。今有：《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6、《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
《帝京岁时记》，一卷，潘荣陛撰。潘荣陛，清初大兴人，雍正年间曾在皇宫供职，乾隆初年退休著书，其余不详。著有《工务记由》、《月令集览》、《婚仪便俗》等民俗学著作；《燕京岁时记》富察敦崇撰。富察敦崇，满族人，其余不详，著有《芸窗琐记》、《皇室见闻》。
这是记述北京去岁时风物的两本专书。《帝京岁时记》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自序。书中专记北京四季风土景物，自正月至腊月，分月叙述北京习俗、游览、物产、技艺与饮食、爱好等。如上元张灯、燕九（正月十九）逛白云观，三月游蟠桃宫和东岳庙，四月逛药王庙，八月中秋吃月饼，九月重阳吃花糕，腊月八日喝果粥，以及斗蟋蟀、溜冰等，全带有季节性，重点谈民俗。如明清时代，北京护国寺、隆福寺、花市火神庙和下斜街土地庙是传承时间最久、生意规模最大的庙市，整个明清两代，它们构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风景，《帝京岁时记》为我们记述了清代北京庙市的概况：“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逄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逄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俱陈设甚多。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匹绸缎、皮张冠带、估衣古董，精粗毕备。”书中还记载许多北京习俗，如夏至节吃凉面的习俗：“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所谓“二月二，龙抬头”：“二日为龙抬头日……小儿辈懒学，是日始进书房，曰占鰲头。”
《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记》性质相同，而内容或详或略，可以相互补充。由于《燕京岁时记》成于清末，北京的社会状况、街市面貌等已和康、乾时不同，故两书对比，可看出社会和街市的变迁。如《帝京岁时记》的“琉璃厂店”条以窑场为游览中心，而《燕京岁时记》写“厂甸儿”则只提街上店肆的古玩、书画和火神庙珠宝，《帝京岁时记》中提及的康、乾时的公廨、石桥、茂树、土阜以及烟水一泓，皆化为乌有，不再是什么游览名区，只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庙会了，和近代过春节时的琉璃厂已很相似了。《燕京岁时记》记录北京新年朝贺和民间贺新禧的情况，也很生动：
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连霄达巷，络绎不休。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应入朝朝贺。朝贺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诚太平之景象也。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皆可视为民俗学的珍贵资料。《帝京岁时记》通行本有《北平史迹丛书》本。
今有：《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该版以《北平史迹丛书》《帝京岁时记》本为底本，将《燕京岁时记》合在一起刊印；《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有法文、日文译本）。
117、《梦厂杂著》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十卷，俞蛟撰。俞蛟字青源，号梦厂。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嘉庆间曾在南北各地做幕僚，见闻很广，且工文笔，与陈纫兰为书画友，亦工山水。
《梦厂杂著》内容丰富，文字清新，是一部很好的笔记。其中分“春明丛说”、“乡曲枝词”、“游踪选胜”、“临清寇略”、“读画闲评”、“齐东妄言”、“潮嘉风月”七个部分，书前有嘉庆六年（1801）年自序。书中所记多为自己的经历。如“游踪选胜”记桂林七星岩，扬州平山堂，北京万柳堂等地游踪，描摹景物，相当生动，可藉以了解乾嘉时期这些名胜的情况。其中“岩里记”一篇，文字尤妙。不仅语言雅洁，颇似六朝小品，刻画幽深，情境毕肖，如“山虽层叠，高不过三四仞；惟石径千纡万折，杂树藤萝，扶苏蓊郁；白云若飞絮缭绕，间以烟岚，轻笼淡抹；野鸟关关，似讶客之何来哉”。而且从山水中领悟作文的要领，亦颇有见地：“譬如长江大河，必有隘处束其源，然后一泻而畅其澎湃汪洋之势。行文者必纡徐往复，逐层顿迭，而后纵笔出其诡丽宏杰直之词”。“读画闲评”部分记叙清代名画家闵贞、童钰、余集、潘恭寿、王三锡、方薰、奚冈、罗聘等人言行，各见特点，能使读者相见其生平，如描写嘉庆年间名画家陈寿山作“五松”画时的情景：
寿山作画时，值长夏，解衣裸体，酌巨觥连饮，磨墨贮瓦瓯，然后累几而上，皴擦勾折，飒飒有声。晌午，天大雨倾注。若黄河乍泻，千珠万珠，跳掷阶下。庭水积尺许。雨霁而画毕。夕阳而在高椿也。
评画亦多中肯。“临清寇略”记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义从起事到被镇压的详细经过，具有史料价值。“春明丛说”、“乡曲枝词”和“齐东妄言”多记神怪迷信和异人侠客故事；“潮嘉风月”记潮州一带船妓事，可作为研究当时社会风俗参考。
《梦厂杂著》有嘉庆和道光年间刻印的巾箱本，通行的是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排印本。
今有：《梦厂杂著》方南生等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丛书1988年版；《梦厂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5年版。
118、《啸亭杂录》
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今本十卷，续录三卷，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撰。昭梿（1776—1833），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满清贵族。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父名永恩，原封康亲王。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魏源、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有往来。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虐下获罪，革除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释放，但未复其爵。道光时病故，追封礼亲王。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端方搜集整理，有《啸亭杂录》十五卷。《清史稿》卷三十“礼烈亲王代善传附昭传”。
《啸亭杂录》以及续篇《啸亭续录》以记清代仪制掌故为主。两部著作记录了许多清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典章制度等文献资料，如卷二记清初官名和汉军八旗的设置，卷六属銮仪卫的职务；卷八叙内务府的定制；卷九谈满洲嫁娶礼仪，都非常详细，可为考史的佐证。有些资料还能补正史之不足，如关于图海用兵征服察哈尔事件，卽不见于《清史·图海传》，清史稿中虽曾涉及，但极为简略。而本书“图文襄用兵”一条，不仅备载图海用兵征察哈尔的详细经过，并且透露了图海之所以能够担任副帅的真正原因：“吴三桂既叛，察哈尔复蠢动，事闻，圣祖忧之。孝庄文皇后曰：‘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上立召公，授以将印。”这短短的一段文字，反映出孝庄文皇后在清初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癸酉之变”条记述嘉庆中期林清攻进紫禁城，昭梿亲自参加镇压时的所见所闻。“木果木之败”条是写清政府平定大金川时木果木一役的经过；“孝感之战”条记清廷与白莲教在湖北孝感一战的经过。以上两件事是昭梿听明亮亲自对他讲的，前一战役明亮任参赞，后一战役他又以副都统术署广州将军。这些第一手材料应当比较可信，可补史书之不足。
有关清政府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特别是他们的贪婪、骄淫、怯懦、自私、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等等一些不光彩的事，是当时士大夫所不敢写的，而昭梿却直言不讳的把它记录下来。“岳威信始末”条记岳锺琪被夺爵的原因是因为得罪过一个满族小官吏；“明太傅家法”条记明珠被郭华野弹劾后，自己感到勋名不获树立，于是制定了一套企图保持身家的持家之道。“时帆之吝”一条写法式善因吝啬致富。这些记载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官员的情况。
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是本书中很有价值的部分。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笔记》中说：“阅啸亭雑录，所载国朝掌故机详。……考国故者，莫于是书。”书中“曲宴宗室”、“廷臣宴”、“茶宴”、“蒙古包宴”记录皇家元旦、上元的几场宴会：“曲宴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干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廷臣宴：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蒙古王公皆预是宴，盖以别燕毛行苇之义也”。“茶宴：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百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焉”；“蒙古包宴：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与焉。上亲赐卮酒，以及新降诸王、贝勒、伯克等，示无外也，俗谓之大蒙古包宴。嘉庆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蒇，亦循例举行焉。”使我们了解清代皇家设宴具体情境。
《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虽为文言，但文笔简练而不晦涩。而且昭梿治学严谨，凡涉及历史事件多为亲历，如系道听途说则注明来源，因此错误不多。更为可贵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地刻画出许多满洲亲贵勾心斗角、凶残暴虐、不学无术、无知愚蠢的嘴脸，在宋、元、明、清历代笔记中并不多见，考虑到他所处的位置，更表现出难得的客观。
《啸亭续录》有醇亲王奕譞的九思堂刻本；光绪扫叶山房石印本；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啸亭杂录》三册十卷，进步书局1921年版。通行本为《申报馆丛书续集》、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和《笔记小说大观外集》等。
今有：《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版；（以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为底本）；《啸亭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9、《藤阴杂记》
清代兼载古迹、掌故、轶事、诗文综合类笔记，十二卷。戴璐撰。戴璐（1739—1806），字敏天，号菔塘，一号吟梅居士。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历官工部郎中、太仆寺卿。他任职朝廷和地方四十年，又曾为广西乡试官，充文渊阁详校官，晚年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对当时典章制度、科举情况、文坛掌故等所知甚多。生平好文史之学，治学谨严。著作除《藤阴杂记》外，还有《石鼓斋杂记》、《吴兴诗话》、《秋树山房诗稿》等多种。
《藤荫杂记》是戴璐为工部郎中时，就京师（北京）五城并及郊区，搜访坊巷名迹，掇拾闻见，汇集而成。自序中说：“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尝阅王渔洋《偶谈》、《笔记》等书，思欲续辑，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笔。及巡视东城，六街踏遍，凡琳宫梵宇，贤踪名迹，停车咨访，笔之于书。”所以作者志在续写王世祯《池北偶谈》、《香祖笔记》，记载康熙中叶以后京城的典章逸事。凡已见于成书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的，作者皆不录。书中对于京师五城沿革，考证精审，陆续增辑，并录存了诸多当时名家诗词题咏。成书用时达数十年。书以“藤阴”为名，是因为作者前后官署及赁居京师西城槐市斜街居所中均种植了紫藤的缘故。此书取材可分为四类，一，记述清初至作者同时代人的科名甲第。二，记述各部官署的典章制度、官吏铨科概况，并于此反映了作者对这些制度的态度。三、记述京城及京郊坊巷、官署、寺观、祠墓的分布情况。四、录存同时代人游宴时题咏的诗词，这些大概占全书的五分之三。这些诗词大都结合文士的交游、聚散、吟咏来叙述，带有诗话意味，其中保存康乾间人唱和之作甚多。如卷七“西城”两条：
孔东塘（尚任）《燕台杂兴》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自注：“渔洋（按，名诗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寺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慈仁寺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近惟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余寺无问津者矣。
这两条叙述，使我们知道北京庙会集会除去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三处外，还有西城的慈仁寺，也和厂甸一样设有书摊。书中还分析了慈仁寺庙会的兴废及其原因，为研究北京庙会兴衰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藤荫杂记》确有一些它书不载的材料。要考察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掌故、古迹、名士寓所、会馆的设置以及一般社会风俗等，都可以试查此书。
《藤荫杂记》初刻于嘉庆丙辰（1796），光绪三年由其同乡沈自重刻。后收入《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此后又收入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通行本有《说库》本，《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本。
今有：《藤荫杂记》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1980年版；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藤荫杂记》施绍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嘉庆丙辰刻本为底本，光绪重印本做校对本，参考《风土丛书》本、《说库》本）。
120、《扬州画舫录》
记载扬州城市园林、商业、工艺建筑和社会风俗等状况的笔记，十八卷，李斗撰。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乾隆年间。诸生。著有《永报堂集》，内含《奇酸记传奇》和《岁星记传奇》两种戏曲作品。
《扬州画舫录》十八卷，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作者用了三十一年时间。李斗根据目见耳闻，详细地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物等情况。其中，涉及园林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所记诸园布局，特别详明。先总叙布局，再依次分述园内景物、布局，使读者对清代扬州园林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扬州二十四景：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览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浦薰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流淙、蜀岗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市小楼、平岗艳雪、绿杨城廓、香海慈云、梅岭春生、水云胜概；扬州八刹：天宁寺、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旻寺、静慧寺、福缘寺。
书中除了戏曲史料之外，《扬州画舫录》还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卷十一有关于扬州评话的记载，其中包括浦天玉的《清风闸》、曹天衡的《善恶图》、邹必显的《飞跎全传》等。卷九介绍了邹必显、浦琳（天玉）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作品《飞跎子书》、《清风闸》。卷十还提到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乾隆五十八年，袁枚为此书作序，认为此书胜于宋李廌的《洛阳名园记》和吴自牧的《梦梁录》。
《扬州画舫录》现存有乾隆六十年自然庵初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年）方浚颐重印本、光绪元年（1875）申报馆排印本、古今书室石印本等。
今有：《扬州畫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2009年再版；《扬州畫舫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扬州畫舫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