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字的起源和中国文字的起源

　　古书上说：黄帝的史官仓颉，仰观天象，俯察鸟兽虫鱼之迹，创造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种道理不在于黄帝的雄才伟略和仓颉的睿智；而在于这表明了，文字是在有了政权之后才产生的。

　　 就一个族群来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必定有了比较成熟和完善的语言。对于他们来说，有语言就足够了。因为一个小群体的交流，语言是最好的，而文字没有什么优势。语言的交流时直接的，而文字的交流是间接的。其次，一个族群也不具备创造文字的基础，即大量的符号。因为一种语言的创立，必须借鉴大量的符号，而一个部落的符号是有限的，它必须借鉴很多部落的符号。

　　 只有当出现了部落联盟，或者出现了一个部落统治了其他部落时；也就是出现了政权时，文字才有了产生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就人而言，你用声色拳脚，只能控制三五人；你用语言，可以统治几十几百人；而你用文字可以统治千，万，亿人。因为人与人的交流性，决定你政权的深度。文字是语言在时空的延伸，有了它，语言可以传千里，传万世。文字还具有超越方言的力量。

　　 政权是文字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有政权不一定会产生文字，但文字的产生一定在政权出现之后。首先，政权代表大范围的统一，只有在大统一下，才具备创制文字所需的大量符号。其次，文字的产生，是有组织的创造，它是一次性地完成了差不多全部的文字，而不是一点点积累而成的创造。纵观后世很多国家或民族创造文字，都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基本上就创制了他们的文字。如蒙古文，西夏文，日文，韩文。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也许就是黄帝），他迫切地感觉到，他的旨意无以行千里，他的恩威无以施众人。他于是就命他身边的大智者（也许就是仓颉），创造文字。这个大智者，广泛搜集了已存的各种纹饰，刻画，符号，图案；又按照某种思维创造了许多符号和图案，使这些与语音一一对应，就制成了文字。有了文字的应用，这个首领的旨意就变成了政令，他的恩威就变成了的德与法。

　　 尽管受文字创造者本民族，现实，习惯和思维的影响，每一种文字都呈现一定的风格，但其每个文字具体形态的产生，都是偶然性的，随意性的。

　　 文字的本质是用刻画符号，代表语言中的一个个读音。只要这种符号能够明确无误地表达语言中的语音，至于这个符号是什么形式，只要这个民族不认为有什么不妥，都是可以的。不论它是图画，或是记号，或是纹饰，或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笔画组合。因为在政权下创造的文字，就使文字具有了一种类似”法”的东西。甚至文字本身就可以被看做一种法。只要这个文字被确定，人们就可以依此来遵循。

　　 中国的文字有两个源头，不过这两个源头都不能称之为文字。一是先民受自然事物的启发创造的各种纹饰和符号，二是先民对现实各种事物的刻画图案。这些符号和图案，都表达了一定的意义，甚至有些可能被用来记事，记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符号图案与语言平行发展或偶有交叉。一些符号，可能在生活中表现一种意义，而没有读音；而另一些符号，可能被经常使用，不仅表现一种意义，也具有了一个读音。这就是符号和语言在平行中的交叉。但他们都不能称之为文字，因为这些符号无论怎样使用，或记事，或记物；它们只是表现世界的，而文字是用来表达语言，表达思想的。

　　文字的基本形态是，用一连串的符号去表达语言和意义；而不是用单个的符号去表现世界。这就是文字和史前符号的区别。

　　 既然符号只能表现世界，怎样才能让符号变成可以表达语言和思想的文字呢？必须形成一个文字系统，这个系统按照，语音对应的需要和语言自身内在的逻辑，去重新定义每一个符号，使一个个符号成为文字。

　　 首先，一些符号在应用中，具有了发音的特点；这只是符号向语言的靠近，要想使符号变为文字，必须反过来，用语音重新定义符号。按照语音的需要，搜集整理原有的符号图案，再创造一些新的符号图案，使每个语音对应一个符号或图案，这就形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每个符号，就都具有了发音。其次，这些符号获得语音的同时，又获得了语言法则和思维逻辑的双重定义。因为只要你用这些符号去表达语言，这些符号就具有了语言所具有的，语言法则和思维逻辑。符号就变成了文字，文字系统就形成了。

　　 创立文字系统，不是人们自发地，自下而上就能完成的；它必须由一个机构，自觉地，由上而下地完成。而这个机构就是政权的机构。因此文字是由统治阶级创造的，而文字的源头是人民创造的。

　　 中国古代，特别是上古中古时期，文字就是统治上层的专利。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字是由统治上层创制的，而非人民大众创制的。否则那些黎民黔首们，为何对它不识又不用？

　　 中国的“文字”二字。其中“文”的甲骨文金文，象纹饰交错的样子;即原始的各种纹饰。而“字”的甲骨文金文，上面象一个房子，下面是一个小孩;代表产生，派生的意思。“文字”二字代表了，原始的纹饰符号和由他们派生出来的各种图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