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同行三十一春秋——王涛别记
我们是大学同学，准确地说，是系友（我高一年级），之后工作在北京，并在同一个领域工作。从1987年来北京工作到2018年，三十一年的相从过往中，一起呆上数天不为多，一个微信点赞不为小。如今，再也见不到终生最重要的朋友王涛了！
我们之所以一路走来、走近，以至成为“置顶”的朋友，许多方面胜过亲兄弟，首先是王涛深刻的思想与出众的才情，始终吸引着我。漫长而密切的往来中，君子之风，我在王涛身上见到了，古道热肠之心，我被王涛感染了。他对我的帮助、支持，时间长达数十载，受惠之巨，一篇“别记”难以详尽。
斯人已逝，情思绵绵，勉为之笔，以慰苦情。
王 涛
一、文化丰碑：商务的继往开来
王涛是一个真正有文化情怀的人。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都参加工作不久，同样怀着激情与梦想，也关注社会进程。那时，他曾有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定期讨论“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我也有幸参加过一两次活动。我感受到王涛一腔的报国情怀，听到过满腹的不刊之论。
但直到2008年，王涛获任命执掌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才为王涛践行部分理想提供了契机。
其实，王涛早就想到出版业务部门任职，他去桂林挂职市委副书记前后同我聊过，忖思自己的水平能力，到三联书店是当时的目标。我问他，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是规模更大的机构，为什么不选?王涛笑着说：“管这些出版社水平不够，那里面的人个个都是专家。”从桂林挂职回来，在业务部门担任两年司长后，不料却被安排去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这说明高层领导充分认可王涛的学识及领导管理才干。
王涛本人能接受这一任命，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的力劝。已经在总经理任上超龄服务两年的杨德炎先生，与王涛在新闻出版署作为司级领导共事多年，杨先生是外事司司长，差不多同一时间内，王涛则任办公室副主任、音像司司长、法规司司长等职。杨德炎先生知道了王涛早就想离开政界，到出版业务部门，就力劝王涛接他的班，认为王涛一定能胜任并能做出超过他的成绩。可能正是杨德炎先生的劝说，王涛才下定决心，接受任命到商务印书馆。
王涛执掌商务，刚刚五十岁。百年老店的传统与平台，对他而言，足以寄托文化情怀，施展才华。当然，他在新闻出版决策层面二十多年的历练与无与伦比的资源，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更是巨大的帮助，商务人也上下齐盼，感觉到将在他的引领下，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他在到任的会上就坚定地说，自己是以作为一个商务人为目的而来的，要在此退休，期待与大家一起共同奋斗十年！多么掷地有声的语言，传递出的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化情怀。
王涛提前深入思考了商务印书馆发展战略及突破点，甫一上任，首先就提出了两大出版项目：一是强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推全套精装本，以年度完成50种以上新书，任上实现出版到达二千种；二是创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对这两个项目，我开始有些不解。我感到国有企业推广《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精装本大套书不易，《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对“中华”二字可否省去，王涛对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决。他说，大套丛书总是民营书商成功，我们也要突破一下。《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学术梳理，正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起构成中西学术体系。果然，在王涛的调度下，不到半年，两大项目全面展开，尤其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精装本销售，在王涛亲力亲为之下，所印两千套很快销完，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至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已经做了十年，其影响力与发展速度，有目共睹，成为了新的定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
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下）
基于他本人对整个现代出版政策、发展历程的熟悉与对商务印书馆文化的深入研究，王涛到任后，就着力实施发展外地分馆战略。他深知，当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龙头，与在国内外拥有数十家分馆是密不可分的，今天，走外延式发展，重张分馆，最终在规模上与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分馆总量看齐，才能真正再续辉煌。厚重的内涵加外延的发展战略，是他对商务印书馆未来发展的深切期待。
与历史上商务印书馆分馆和前期杨德炎先生建立的上海分支机构不同，王涛采取的战略是与属地的文化机构或其他有情怀、有实力、有资源与团队的第三方合办。为了实施这一宏大战略，他快速行动，首先启动他最为近便的资源，创办了南宁分馆、成都分馆。南宁是他挂职所在区域，四川是他出生与大学求学所在地。这两个地方也对商务印书馆分馆能落地而深感荣幸，自然的迅速建立。
他到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年半后升任了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但一个有价值与理想的发展战略自然会继续实施。分馆战略在商务印书馆继任者于殿利总经理任内，又发展出数家，商务印书馆目前已成为全国出版行业分支机构最多的文化机构。
王涛虽然到集团工作，但对商务印书馆的事业的参与、关心、支持不减反增，继续推动、加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王涛对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用心、用情、用力，已经超越了一个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的角色，任何会议、活动，只要馆里要求，他只要有时间，无不前往。如此用心呵护，是一种情怀。尤其是他曾经想将余生抛置于此，充分体现出他对出版传统品牌的挚爱。对此，继任的总经理于殿利是最有感触，我相信，每个商务印书馆人都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就是王涛的情怀所在。
王涛离世前，自称正在做退休前的准备。我七月中曾到他办公室闲聊，问他下一步如何打算。他说，到年底退休，回商务印书馆，恢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我说，可以比照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成立“商务印书馆研究院”，王涛说：“就办一个编译所，干实事、做项目。我都想好了，先搞商务印书馆馆史。”我说：“你考虑过馆史怎么写你吗？”王涛哈哈一笑：“我还是先考虑写馆史吧。”
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其实是他一生最惬意的时光，可惜时间太短。
二、仁山智水：文化品格与处世之风
王涛本质上是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央党校读党建专业研究生，他的读书、思考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之变，历史与文化并重。至今，我的书柜内还放着本王涛反复批读过的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那是王涛大约三十年前所读。若干年前，我到王涛家去，在书房里看到一本书很破旧，就好奇地拿起来看，才知道王涛已经翻阅、批点多次。说实在的，我当时没有读过此书，就说拿回去读，后来一直没还他。
由王涛的藏书及读书笔记可知，他是一个怎样爱读书的人。我总是以师兄身份说，“你该写书了。”其实王涛在八十年代就出过一本《历代名臣奏折选编》。九十年代，在《中华英才》半月刊上写过一段时间的专栏。可惜，政务繁忙，又在几任首长身边服务，急公好义的性格，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他的书房有十分丰富的藏书，但他的绝大部分生命都消耗在办公桌与会议室了。2018年王涛终于回应我，准备动手写本《阅读的价值》。遗憾的是，我们总是闲谈式交谈，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选题。但从题目来看，应该是一本思想文化类的论著无疑。
当然，受身份的限制，王涛还有很多的思想、观念不太能在公开场合表达，更不能行诸笔墨，但这并不妨碍王涛在挚友和同道深交中显现出来，这其实才是王涛真正像磁铁一样吸引大家，让众多同学朋友长期与之相交相知的内核。王涛的思考，既有对历史深处的总结，也有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他的思考观察是有独特价值和精神的。我曾经在一次场合说，王涛的“笔名”经常出现在党报头版头条，他马上道：“你莫打糊乱说（四川方言）！”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真正有品格的文化人。
对于学术前辈的尊重，是一个真正文化人的品格，王涛身上突出地表现了这点，我仅叙亲身知见之事，可见我所言不虚。
每年春节前，都有中央主管领导探望各行各业老专家的举措。王涛到中国出版集团任职后，成功地安排了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著名出版家傅璇琮家探望之事，这不仅是对傅先生最大的慰藉，也是对出版界的鼓舞。出版界总算有人与两弹元勋一样，受到中央领导的亲自关注、关心。另一件事也与傅璇琮先生有关。傅璇琮先生曾在水利医院住院，我去探望，看到傅璇琮住院病房只有大约几平米，心酸不已，电话告诉王涛有关傅璇琮先生病况，也讲了医疗条件十分有限，他在电话中说，“怎么这样？我也马上去探望，看能不能想办法。”王涛与傅先生本无过多的交谊，完全是出于尊老之情，他随后立即关注了解此事。后来虽然因为方便家属照顾等原因，傅璇琮先生没有改变住院医院，最终在水利医院去世。但此事也反映了王涛对学术前辈的尊重。
傅璇琮
观察一个领导干部，用人才是真正的水平与品质。他任职期间，我观察的结果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私人关系安排什么人进馆工作。
不会有人否定，他是一个亲身参与新闻出版发展、改革，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
他工作不久，就做了署长秘书，并且连续做了两任署长秘书。第三任署长时，他已升任署办公室副主任，虽然职务上不再是秘书，但和前两任署长一样，第三任署长仍用王涛做“御用”笔杆子。这样一人连续服务三任第一领导的现象，在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也反映出王涛异于常人的理论水平、文字水平、政策水平、专业水平，还有更重要的人品，都得到了几任领导一致的认可。
王涛作为中国政府新闻出版行业的代表，全程参与了瑞士日内瓦入世谈判。就我所知所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里，有一大批有才情、懂专业的少壮派参与其间，才换来了国家今天的崭新面貌。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涛（中）出席瑞士WTO谈判
在我们朋友圈里，王涛是一个有着古道热肠的人。作为官员，不少人总有几分矜持，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是常态，王涛却不然。王涛之所以成为朋友圈灵魂式的人物，主要体现在王涛凡大小事，有求必应，如锤击钟，必声应之。这当然基于王涛的能力与资源，更源自于王涛为人的厚道与炽热的性格。而对于一个身在仕途官位越来越高的人而言，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份赤子之心，也是罕见其匹的。
我刚工作不久，因为未婚妻调动的事，王涛总是想方设法帮我出力，我还多次利用他办公室的电话打长途与成都联络。当时除电报、写信以外，没有方便的联系方式，办公室的电话也少有能打长途的。
2018年9月12号送别他的时候，前来八宝山的就有千人以上，大学同学数十人也从全国各地赶来送别。
王涛还是一个甘于清贫，乐观豁达的人。生活比一般人想象的清苦。记得早年他一家到我家做客，幼年的儿子一个人吃一大盘虾，说，在家里没吃过这么多、这么好。
王涛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个人收入才有所改观，曾对我说，儿子学费有着落了，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要知道，王涛在政府部门担任的都是些炙手可热的职务，可知王涛多么的廉洁守法，出淤泥而不染。
我和他秘书、司机、儿子王正蒙最后去清理他办公室，没有发现任何贵重的物品。除了文件、书籍，就是几套他用于出席正式场合的正装，还有一些药瓶和为数不多的各文化单位送的纪念品，我让王正蒙将这些纪念品分送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王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五点起床，十点睡觉。晨起后不是运动，就是读书、练字。他在同学圈、朋友圈中经常晒的就是他写的字。一个多么有文化趣味的人，在当今社会又能寻觅出几许呢？
三、君子之交：从学缘到莫逆
我和王涛因校友之缘而成超越兄弟之情，最终在至为融洽中风雨同舟，走向灵魂的最深处。
1981年王涛从部队复员，经过补习，考入川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此，我们结下同系同专业的校友之缘。大学毕业后，王涛考入中央党校研究生班。1987年夏从中央党校研究生班毕业，随即进入当年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几乎同时，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进入同一系统工作。王涛办公室在安定门外，我在王府井，相距不远。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密切的生活与工作往来，同行三十余年，历久而弥新。“同学”“兄弟”“亲切”，这些词已经无法概尽我们的相处长度与深度，只好借用一句我们相互介绍的话，“我们是哥们”，其实又岂止是哥们！
王涛生命倒数的第三天，我们天天互相秒赞的微信运动，最后王涛定格在491步上，从此再无互动，也无法互动，就这样，王涛永远、无情的故去了。而且如此的突然，让我永生无法释怀。悲乎，敢问苍天，能唤回我兄弟否，这个时代需要他，诸多事业离不开他，家人不能没有他，老朋友的发展、生活更缺不了他。
我们之间动静相告，尤其是我，凡大小事都找王涛通气、商量。他是第一个我想告诉、知会的人。当然，如果只是一起闲聊，是不可能如此密切来往。我也是改革开放的探索者，做过一些文化上的事。近水楼台，凡是大事，他自然是我请益的最好对象，几乎都找他咨询而后定夺。
我在九十年代末离开体制，从事文化投资，所在企业集团也算是当时政策改革的探索和先行者，至少是国内出现的最早、最大的投资文化领域的企业。当时需要探索、突破，又不能违规违法，如国际合作印刷、全国连锁出版许可、报刊投资等。当时王涛已在政策法规司主持工作。有次我们在四川峨嵋山开集团工作会议，我就邀请王涛和余秋雨等一起，给我们集团作报告。在这次会上，王涛对国内新闻出版业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并预测了走势提出了对策。我是第一次听王涛的报告，他的讲话，不仅让我们的投资有了定心丸，而且知道了如何把握尺度。王涛的政策素养，行业观察以及对全社会办文化的期待，其观点在才情中绽放。作为同学，作为同行，我为之展颜。
最值得感念的是他对我投身文津阁《四库全书》传承事业全方位、最大程度的支持与帮助。工作开始，王涛不仅支持我的决定，而且为此击节而叹。我清楚记得他兴奋地说，仁龙，大事呀，你能干。干成了，就是我们同学的骄傲。当时我是为找谁人挂帅而去找他商量的。交谈中，我们共同想到一个人，宋木文老署长。我说，只能你先出面，预先说动署长担纲，我自己再当面去请署长。结果，完全如我们所愿。当然，主要是项目的价值与宋木文署长对文化事业的挚爱才达成大事的心愿，但如果没有王涛之帮助，是难以顺利办成的。之前，宋木文署长对我一无所知，而首次登门即获得认同，没有王涛的用心铺垫与安排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正是因为有了署长主持及全过程参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成功出版才得到了最有力的保障。
文津阁《四库全书》
2003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工作在扬州准备召开专家论证会，王涛已到中国出版集团任职，我第一时间和他商量，听我的介绍后，他说，这是大事。他当即决定，专家论证会由中国出版集团和扬州市人民政府合办。这是我没想到的。会议所取得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他安排会议议程中找我商量，“我的这个讲话稿，你来写，我照着念。”我说，“你水平哪里用得着我代笔呢？”他说：“这是研讨，与会都是专家，你比我懂《四库全书》，你来。”我当然衔命而为。会后，王涛给我开玩笑说，我可是“照本宣科，没有念错吧。”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之间就是一直这样，无拘无束地一起走过三十多年。
清理王涛办公室图书时，王正蒙说，“叔叔，你喜欢、需要的书就拿走吧。其他的再做处理。”是啊！平日里，我每次去王涛办公室，总会拿走一些书。王涛呢，凡是我看中的，都让我拿走，包括自己已经批读过的。这次对我而言，不仅是最后一次从王涛处拿书，也是想留一分存念。当然，我也只是比平常多取一些，因为，王正蒙已经确定要将父亲留下的书捐献出去，我觉得，也是一种功德与纪念吧。后来王涛家人通过王涛的大学同学、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安排，向该校图书馆捐赠了王涛留下的7000多册图书。
四、未亡人：赢得生前身后名
有一件事，我必须叙于此，因为这是我和王涛一生中联手办的一件让人快慰的好事。
2008年，宋木文老署长年将八十，由于老署长对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工程的领导、支持、帮助，我一直无以为报，想为宋木文祝寿，以表寸心。我动此念之后，首先遇到两个难题，一是宋老愿不愿意接受，二是用什么样的规格去办。我首先与王涛商议，他十分认可我的用心。以我们的交往以及他知道宋老对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的贡献，也认为不仅完全应该，而且也是一种好的方式。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可办、能办。我们一起张罗，而且保证不给老宋带来负担和压力。这就是我们的交情与心心相通的地方。
当然，有了王涛这样的认可、支持和参与，为宋老做八十寿的事情就成了。而且，这次寿宴举办得十分圆满。地址选在王府井松鹤大饭店，以宋老的人格魅力及德望业绩，王涛亲自联络，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界的许多老领导、宋署长的重要故交悉数到场。场面主宾之欢畅、气氛之热烈，就我感受而言，完全是一次文化盛宴，一曲友谊高歌。这不仅让我的拳拳之心得以淋漓尽致的释放，也对王涛周到、精心的部署，细致认真的安排而感恩不已。
宋木文老署长2015年7月住院，中秋节前我去看望。老署长还满怀信心，希望回家过国庆，但没几天突然恶化，老署长自己已有感觉，在临终前三日，吩咐家人，务必急召正出差的王涛回京。王涛赶回，宋木文将后事一一安排交代给他。宋老早就把这个曾经的秘书、如今已和自己是同级别、也是年近六十的人当做生命最后可以托付的人，比家人更如愿之人。当然，王涛是完全能够受托，并以最好方式不负所托的人。宋老的遗体旁，放着我为他提议的《一个“出版官”的自述》这本最后的著作，向这个时代与世人告别。
2010年6月，王涛的前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因病去世。那时王涛已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但在告别仪式上，王涛不计身份，只顾情谊，和继任总经理于殿利一起，一直在现场忙碌。我看到他自始至终眼睛里饱含着泪花。最后在来宾尽散后，我们三人又一起专门向杨德炎先生告别，之后，王涛亲自和杨德炎家人一道，把他送到火化处，这反映了王涛与杨德炎作为前后两代商务印书馆领导人，数十年朋友的深切之情。
人生最后的送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最能体现故人与送行者的温情，交情的厚度与深度。
2018年9月10日，是王涛六十岁生日。本来我们约定同欢，不期是在八宝山同悲。当夜，我和王涛的一些朋友在灵堂轮流守夜，接待各路前来吊唁的人。感人的场面很多，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著名的投资人、王涛的老朋友熊晓鸽先生赶到时差不多深夜十二点了。熊晓鸽兄告诉我，他本来从大陆去香港公干后，要从香港飞美国的，现在是专门从香港飞回来吊唁王涛兄的。熊晓鸽兄和我也是朋友，这样悲伤的场景，彼此无语凝噎。我也只能说，活着的兄弟，保重吧。
杜导正
最后，应当记下的场景是，他的老领导，九十多岁的杜导正老署长在女儿的搀扶下，也来到八宝山，白发人送黑发人，向王涛告别。
让我们共同祈祷王涛在天堂安乐吧。至少，先他而去的领导宋木文、老友杨德炎，还有他的父亲，又可以在一起相聚了。
（作于2020年王涛弃世两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