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臣对立论辩（二十一）

亲征高丽手诏　唐太宗

　　行师用兵，古之常道，取乱侮亡，先哲所贵。（1）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虿。（2）朕以君臣之义，情何可忍。若不诛翦遐秽，无以澄肃中华。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3）行止之宜，务存节俭，所过营顿，无劳精饰。食唯充饥，不须珍膳。水可涉度者，无假造桥；路可通行者，不劳修理。御营非近县，学生、老人等无烦迎谒。

　　隋室沦亡，其源可睹，良繇智略乖於远图，兵士疲於屡战，政令失度，上下离心，德泽不加於匹夫，刻薄弥穷於万姓。当此时也，高丽之主，仁爱其人，故百姓仰之如父母；炀帝残暴其下，故众庶视之如仇雠。以思乱之军，击安乐之卒，务其功也，不亦难乎？何异入水而恶其濡，践雪而求无迹？（4）

　　朕缅怀前载，抚躬内省：昔受钺专征，提戈拨乱，（5）师有经年之举，食无盈月之储至於赏罚之信，尚非自决，然犹所向风靡。前无横阵，荡氛雾於五岳，翦虎狼於九野，定海内，拯苍生。然则行军用兵，皆亿兆所见，岂烦言哉！及端拱岩廊，定策帷扆，身处九重之内，谋决万里之外。北殄匈奴种落，有若摧枯，西灭吐谷浑、高昌，易於拾芥。（6）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而为池，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崇威启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闻也。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馀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於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於曩日？加以躬先七萃，亲决六奇，（7）使攻无所守，战无所拒，略言必胜之道，盖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击其小；二曰以我顺而讨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乱；四曰以我逸而敌其劳；五曰以我悦而当其怨。何忧不克？何虑不摧？可布告元元，（8）勿为疑惧耳。

（全唐文）

 

　　【作者介绍】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一说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李世民爱好文学与书法，有墨宝传世。

 

　　【注释】

（1）取乱侮亡，先哲所贵：夺取政治荒乱的国家，侵侮将亡的国家，前代哲人自视正义的对外策略。先哲，指《尚书·仲虺之诰》：“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2）“高丽莫离支盖苏文”等句：指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高丽西部头领盖苏文发动政变，杀高丽王武和反对他的大臣，自封莫支离（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专擅国政；虿（chài）有毒刺的螫虫。蜂虿，比喻狠毒凶残之人。

（3）“朕以君臣之义”等句：指贞观十九年三月太宗从定州出发亲征高丽事。遐秽，边远之处的污秽，指高丽的盖苏文等；幽蓟，即幽州，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州治在蓟县；辽碣，辽东和碣石，都临近渤海。这里代指高丽盖苏文。

（4）“以思乱之军”诸句：指隋炀帝分别于大业七年（611）、八年、九年三次下诏征伐高丽，皆大败。按：炀帝之前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593也发兵征高丽，亦无功而返；濡（rú），沾湿。

（5）昔受钺专征，提戈拨乱：指当年为尚书令和秦王时，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事。

（6）“北殄匈奴种落”等句：指登上帝位后，讨伐东西突厥，击败薛延陀，开边、安边等武功。

（7）躬先七萃，亲决六奇：指身先士卒，并亲自制定出奇制胜的谋略。七萃，原指周天子的禁卫军，后泛指天子的禁卫军或精锐的部队；六奇，六次出奇谋。据《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曾为汉高祖刘邦六次出奇谋。后遂以“六奇”等指出奇制胜的谋略。

（8）元元：广大百姓。

 

　　【翻译】

　　出师征伐，这是古代经常采取的安邦定国之法；夺取政治荒乱的国家，侵侮将亡的国家，前代哲人自视正义的对外策略。高丽自封为中书令的盖苏文，谋害他的君主，残酷对待朝中大臣，窃取我国边远的属地高丽，像蜂虿一样在那里肆虐。我从中华与附属国高丽的君臣之义出发，怎能忍心高丽遭此荼毒！假如不歼灭这边远之处的污秽，怎能扬我大中华的朗朗乾坤？现在我打算亲自从幽蓟出兵，去辽东碣石问罪。出行和止宿，一定要节俭。所经过之处的营帐安顿之处，不必精心修饰。食物只要能充饥即可，不需珍馐佳肴。期间的河流只要能涉过的，就不必架桥；道路只要能行走，就不必修整。我住的地方，只要不是在县城附近，就不必辽东县学的学生和老人前来迎拜。

　　隋朝灭亡，其原因是可见的：那是由于目光短浅、不能从长远考虑。战士因不断作战搞得疲惫不堪，政策法令没有根据，上上下下离心离德。朝廷不给百姓施恩，不断搜瓜搞得百姓很贫穷。那个时候，高丽的国主很贤明，爱护百姓。老百姓对他像对父母一样。而隋炀帝对百姓像对仇敌一样。用希望国家动乱的军队来征战太平国家，想取得胜利，不是难上加难吗？这不就像人在水中却不想沾湿，踏在雪上却想无痕迹一样不可能吗？

　　我反复思考过去的岁月：当年为尚书令和秦王时，率部征讨内乱。常年在外作战，军中无超过一个月的粮食。但是对部下的赏罚，不是我这个为臣者所能自专的，但部队仍然能够所向披靡，前面没有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部队，终于剪灭了隋末大动乱中大大小小的军阀，统一了海内，拯救了苍生。整个行军用兵经过是亿万百姓亲眼所见，不需要我多说。至于我身处庙堂之内，制定策略，决胜于千里之外。剪灭北方的匈奴，如摧枯拉朽；消灭西面的吐谷浑、高昌国，就像拣个芥菜籽那么容易；将域外的沙漠变作大唐的内苑。古代唐尧虞舜都没有征服的异族和化外之地，都前来归顺。树立国威，推广教化，这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况且近年来多获丰收，家家户户都很富足。粮食收割不完，仓库的粮食都堆积的腐烂了。虽然这足够军粮供给，但是征服仍要减少运输的困难，所以多准备了猪羊充作军粮。军人不需要背着粮袋，但都会有食物供给。这种情况，不是比过去的行军作战要好得多？再加上我本人身先士卒，并亲自制定出奇制胜的谋略。这样一来，我们进攻敌人就无法防守，我们征战，敌人就无法抗拒。我军必胜大约有五个理由：一是以强大击弱小；二是以正义讨伐叛逆；三是我方安定对方动乱；四是以逸待劳；五是我方气顺民心拥戴，对方民怨沸腾。总之对攻克战胜敌人没有什么可忧虑担心的。将我的手诏布告天下，对征讨高丽不要有什么怀疑担心。

 

　　【评说】

　　隋唐时代，朝鲜半岛正处于所谓“三国时代”，北方的高丽，中部的百济和南方新罗三国鼎立，其中以定都平壤的高丽最为强大。隋唐时代与高丽发生多次战争：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二月，高丽王元勾结靺鞨侵扰辽西，为隋军击走。六月，汉文帝发兵征高丽。陆路因水灾运输受阻，军中乏粮又加上时疫；水路渡海击平壤又遇飓风船多沉没，皆无功而返。隋炀帝分别于大业七年（611）、八年、九年三次下诏征伐高丽，皆大败。

　　唐太宗时代亦三次发兵征高丽：唐初，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皆遣使朝贡于唐，并分别被册封为王。

　　第一次东征是在贞观十八年（644）。这年七月，高丽西部头领盖苏文政变成功，自封莫支离（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专擅国政，并南联百济、倭国频频发兵进攻新罗国，企图西抗唐朝，充当东方盟主。而唐太宗李世民自灭东突厥后便有主盟全亚之图，于是乘新罗国抗拒唐廷之机，宣布盖苏文罪状，于十一月举兵讨伐。第二年四月攻克牟城（今辽宁盖平）五月攻下辽东（今辽宁辽阳市），六月攻下白岩（今辽阳市燕州城），分别改名为盖州、辽州、岩州，纳入本土。随即围攻安市（今辽宁安市），因其“城险而兵精”，久攻不下。高延寿等奏请先渡鸭绿江直接进攻平壤，为长孙无忌劝阻。因辽东早寒，粮食将近，高丽盖苏文为挽救颓势又以厚礼唆使薛延陀攻唐，唐太宗乃决计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国。这次征讨，攻下玄菟、牟城、辽东、白岩、卑沙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余人入内地，斩首四万。唐军死亡2千人，战马死亡十之七八。太宗懊悔说：“魏征若在（按魏征死于贞观十七年正月），不使我有是行也”

　　第二次贞观二十年（646）自从唐太宗第一次东征无功而返，盖苏文更加骄狂，对唐使者倨傲，并且一再违抗唐太宗的敕令屡次侵犯新罗国。唐太宗下诏不受其朝贡，于贞观二十年三月第二次举兵东征。吸取第一次东征教训，决定对高丽采取长期扰乱与破坏之战法，令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陆军3000人，会合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而进。令左武威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总管，领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进。水陆两军都编配有习水善战的士卒。李世绩率军渡辽水，焚毁南苏（今新宾境）等数城，高丽守城者多背城拒战，唐军乃进行破坏战，于五月而还。牛进达率水军万余人攻入高丽境内，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皆战无不捷。七月，攻破石城（今辽阳东北），深入积利城（今平壤西），高丽兵万余出战，唐军斩首敌军约两千余而还。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12州的工匠，造大船数百艘以备扩充水军征用。但就在此时。唐王朝西部边境发生了征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等战事。再加上12月，高丽王使其子莫支离任武来唐谢罪，唐太宗许之。就这样在毫无战略重心的情况下，随遇而战，第二次东征又不胜而返。

　　第三次东征是贞观二十二年（648）。这年一月，新罗国王病死，唐太宗封其国王妹妹为乐浪郡王。唐太宗又命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3万乘楼船战舰，北渡北海湾再击高丽，进破泊灼口（今新义州附近），俘获甚众，为翌年大规模进攻作战作准备。

　　六月，唐太宗欲乘高丽困疲之机，于来年发兵30万一举灭之。为此他再次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大规模进军必须粮秣充足，仅依靠畜力车运满足不了需求，必须造大船实施水运。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舰，舰大者长33米、宽17米。所造舰船沿江而下，自巫峡抵江州、扬州，向东出海集于莱州。八月，唐太宗又命越州督都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唐太宗又命陕州刺史召募勇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贮粮食和器械于乌湖岛（今蓬莱县东北250公里外）以备东伐。

　　房玄龄的《谏伐高丽表》即作于此时。这时房玄龄已经病重。他在病榻上对儿子房遗爱说；“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书。就是这篇《谏伐高丽表》。

　　这篇奏章是要求停止讨伐高丽，从目的来说，与同为名相的狄仁杰上奏要求武则天撤销安西四镇的目的和根本原因也相同，但表面原因和表达方式却大相径庭：狄仁杰《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直接指出用兵安西这是“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这是“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至于其危害，则举秦皇汉武为例：秦始皇“穷兵极武，以求广地”，结果“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蚕於室，长城之下，死者如乱麻”“失天下之心也，於是天下溃叛。”汉武帝也是造成“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於道路者万计”。只是由于“末才“为天所佑”避免垮台。

　　而且，房玄龄的这篇奏章也不同于另外两位名臣褚遂良和尉迟敬德的奏章。贞观十八年第一次伐高丽，褚遂良就告诫其结果：“陛下之兵度辽而克固善，万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师，再用师，安危不可臆”（《新唐书》卷220“褚遂良传”）。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同样警告说：“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

　　而就在这次贞观二十年第三次准备伐高丽时，嫔妃充容徐惠也上表进谏，她在《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中几乎和狄仁杰的奏章同样直截指出由于常年征战，国内民生凋敝的形势及其危害：“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也像狄仁杰奏章一样，以史为鉴，举秦始皇等穷兵黩武的下场：“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

　　徐惠的奏章并非是身居深宫的想象之词，而是当时的现实，据史载：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大舰。“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雅、邛、眉三州山僚群起反抗”。　（《资治通鉴·唐纪》）。

　　但这些奏章唐太宗都没有听进去，只是由于他善于纳谏，没有处分这些进谏之人罢了，这样大概也就是房玄龄临终上表前对儿子说的“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所以在奏章中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顺着唐太宗的意旨，竭力歌颂唐太宗的文治武功，甚至就是唐太宗本人的原话，而不去批评顶撞其施政国策和功勋。如奏章中歌颂太宗“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其後延陁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於流沙，吐浑首鼠於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比功较德，万倍前王”等，实际上就是唐太宗《亲征高丽手诏》的原话或转译：“端拱岩廊，定策帷扆，身处九重之内，谋决万里之外。北殄匈奴种落，有若摧枯，西灭吐谷浑、高昌，易於拾芥。（6）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而为池，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崇威启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闻也。”。房玄龄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有唐太宗是一代英主，无论文治武功确实功勋赫赫，房文并非是在阿谀逢迎；更因为唐太宗是一代英主，无论是平定内乱或是扫清外患，确实是无往而不胜。对于一位能征惯战、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之将帅，尤其又是一个自信满满的君主，你要告诫他国内征伐造成的骚动或者战败的后果，他是听不进去的。只能像当年触讋说赵太后那样，先顺着他的意思，让他听着顺耳，能听进去，在转出本意；

　　第二，也是引古说今，但不是引秦皇汉武穷兵黩武的结局这类让太宗听起来反感的历史教训，而是古代哲人老子、《周易》的名言如“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名言来开导，在歌颂太宗威名功德的同时进行规劝：“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而且正面鼓励“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只有太宗这类圣人才能做到。让太宗在停止伐高丽的同时也听的很舒服。

　　第三，建议停止伐高丽，不是像狄仁杰、欧阳询、尉迟敬德和徐惠那样，或是担心不能战而胜之会带来的后果，或是强调这是不顾国力、财力的有亏国本之举、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声称高丽是“边夷贱类”，既不足以去教化他们，也不值得用仁义伐标准和和他们计较，自古以来，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鱼鳖”之类，“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深恐兽穷则搏”。另一方面又以太宗平素处理死囚很慎重为据，希望能珍惜无辜的士兵们生命和亲人们的感情：“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於行阵之闲，委之於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彗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以此来打动太宗。

　　第四，强调自己是临死进言，但不是像民谚那样自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仍然是自卑自谦，说自己是微尘、滴水，太宗和国家是大海、泰山，自己生前的唯一怅恨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微尘、滴水为大海增其广，泰山增其高。以此来剖明心迹，强调写此奏章的动机，如蒙采纳的感动之情：“谨罄残魂馀息，预代结草之诚，傥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也许正因为房玄龄的善谏，太宗虽然没有停止讨伐高丽的准备，但也为房玄龄的忠诚和言辞所打动，对房玄龄的儿媳、也是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感叹说：“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房玄龄临终之际，李世民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太宗并为之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昭，陪葬昭陵。将他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由此可见，房玄龄不仅是一代名相，也是一代能臣。

　　唐太宗病崩后，其子唐高宗李治汲取了他的教训，改取先灭百济，再灭高丽的战略，一则孤立较强大的高丽，二则拓宽了进高丽的通道，先后发兵50万，征战10余年，最终取得了平定朝鲜半岛的胜利。唐高宗将高丽划分为九都督府，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由薛仁贵督兵2万镇守。太宗的遗愿终于实现。

唐高宗时征高丽示意图

唐太宗征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