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小令鉴赏之二十七

【正宫·醉太平】　张可久

　　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

　　张可久（约1270—约1350），字小山，一说名伯远，字可久，号小山；又一说字仲远，号小山，庆元（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鄞县）人，人生坎坷，生平事迹不详。曾多次做路吏这样的下级官吏，后以路吏转首领官（以上见曹楝亭本《录鬼簿》）。钱惟善《江月松风集》中有《送张小山之桐庐典史》诗，可知其又曾为桐庐典史。元惠宗至正初年（1341）年七十余，尚为昆山幕僚（见李祁《云阳集·跋贺元忠遗墨卷后》），至正八年（一三四八）犹在世。一生怀才不遇，时官时隐，曾漫游江南之名胜古迹，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南一带，晚年隐居在杭州一带。

　　张可久毕生致力于词曲的创作，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时便享有盛誉。早年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与乔吉并称”双壁”，与张养浩合为”二张”。现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为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元代220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但前两人都是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唯有张可久不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传世（钟嗣成《灵鬼簿》又“有《今乐府》盛行于世，又有《吴盐》、《苏堤渔唱》”，另有胡存善编《小山乐府》），在元曲选集《阳春白雪》和《乐府群英》中，张可久入选的作品也是最多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散曲。

　　张可久散曲的内容部分作品如【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等抒发穷通无定，世态炎凉的感慨；【卖花声·怀古】等曲写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险恶。这类作品充满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现实。另一部分则是隐居和游荡江湖、欣赏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怀和应酬怀古之作。张可久长期为吏的身世，对他的创作很有影响。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郁悲伤，向往归隐。因此，描写归隐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显得多一些。“归隐”虽然是一个传统题材，而对张可久来说，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内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到70岁尚任小吏“昆山县幕僚”；80岁还任“监税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他有不少唱和之作，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显得平庸；同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又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顺从，虽有愤懑和不平，都表现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

　　元代前期，散曲家时尚自然真率，后期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在这划时代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脱离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于雅正，以丰富多彩而又清丽的风格其作品风格多样“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运用诗、词作法，讲究蕴藉工丽，而且常常熔铸诗词名句，藉以入于典雅。是元代散曲中“清丽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在后期被视为典范，颇受明清以来文人推重。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为“词林之宗匠”；清代诗论家刘熙载推崇他为“曲家翘楚”（《艺概·词曲概》）。许光治说他“俪辞追乐府之工，散句撷唐宋之秀”（《江山风月情·自序》）；李开仙《小山小令序》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

　　张可久亦能诗，见于《元诗选》癸集。

　　张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他是后期“清丽派”的代表作家。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运用诗、词作法，讲究蕴藉工丽，而且常常熔铸诗词名句，藉以入于典雅。后代曲论家对此皆大加称赞，如明代朱权评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太和正音谱》）；清人刘熙载《艺概》称乔、张“两家固同一骚雅，不落俳语，惟张尤翛然独远耳”。但作为一个艺术大家，并非只有一种风格，如杜甫诗歌风格是“沉郁顿挫”，但也写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类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李白诗歌壮浪恣睢、豪放不羁，但也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这类诚挚温情之作。张可久作为散曲大家，他的风格也不仅仅是蕴藉工丽，也有直俗浅白之作，有的甚至于刘熙载的评价相反，不是“不落俳语”，而是俚俗尖新。这首【正宫·醉太平】就是如此。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全曲未用一典，皆以口语俗语为喻。嬉笑怒骂，切中时弊，充满尖新泼辣的蒜酪味。曲的开篇两句“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便用自白口语高度概括了当时世风的腐败，道破此曲的主旨。接下来又用一个通俗形象的比喻“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来批判金钱对社会、对人心的腐蚀作用。即使你聪明如水晶球，一旦有了金钱的贪欲，便会耳目塞听，糊涂油蒙了心，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问是非曲直。关汉卿杂剧《窦娥冤》那位楚州太守桃杌的开场白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清查案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也是当时官员的内心独白。在这种面糊盆中糊涂官案下金银是决定是非的唯一标准，又怎能不是非颠倒，黑白混肴！

　　接下来的三句即以辛辣而形象的语言揭露整个元代社会，在金钱腐蚀下人欲横流腐败变质的世风。“文章糊了盛钱囤”是写士人对金钱的依附。“囤”本来是用苇蔑编的盛粮食工具。这里形容钱财堆积的如粮屯那么高。读书作文，本应经时济世、扶危定倾，现在却变成了攫取钱财、投靠豪门的进身阶。作者用文章糊在盛钱囤上这个形象的比喻，来讽刺士人对金钱物欲的贪求和崇拜。“门庭改做迷魂阵”是用来批判市井细民。“门庭”是家居之地；“迷魂阵”在元人口语中是迷惑、坑害别人的一种圈套和陷阱，通常指的是妓院。门庭本是家居过日安守本分之地，现在为了追逐金钱、竟变成倚门卖笑之所、坑蒙拐骗之地。这个形象的比喻金钱造成的道德沦丧，对人心的巨大腐蚀，也揭示了元代后期社会秩序的混乱，伦理的崩溃和价值观念的颠倒。这不仅使我们产生一种情感上的震撼，而且还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清廉贬入睡馄饨”是批判官绅。为官应为民做主，但在金钱权欲的驱使下，这些官绅们一个个像害了软骨病，挺不起脊梁，根本谈不上正直道行，为民伸冤。“睡馄饨”亦是元人口语，即横躺着的馄饨，比喻软弱的站不起来。前面提到的《窦娥冤》中，窦娥在临刑前有段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可以看做是元代百姓对被金钱腐蚀了的官绅们的痛恨，也是对“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元代各级政权的绝望”，它是“清廉贬入睡馄饨”的一个形象注解。

　　总之，这两句从士人、市井、官绅三个方面对元代社会在金钱的腐蚀下道德沦丧、是非颠倒的种种弊端作了精当又形象的概括。批判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同代有位无名氏作家有首同调小令“骂钱”，对世人的贪婪、对金钱的渴求亦作过尖锐的讽刺：“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可见当时这种社会现象是普遍的，受到不止一位元代散曲家的关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金钱的贪婪，并不仅仅存在于元代社会，而是弥漫在整个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或转型期的共同特征。在张可久之前，就有著名的汉末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揭露汉末的卖官鬻爵制度对社会风气和人伦常理的戕害；在张可久之后，有名明代朱朱载堉的《黄莺儿·骂钱》：“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牲。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覆，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你灭净。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当然也不仅仅是封建社会后期或转型期的共同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期的共有特征。十六世纪英国的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在《雅典泰门》中也有段对金钱的著名诅咒：“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张可久这首小令中对金钱、世风的批判以及内在规律的揭示，乃是中国古代诗词乃至世界进步文学中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这一思想价值不可低估。

　　结尾一句“葫芦提倒稳”是表达作者自己的处世态度。“葫芦提”亦是元人口语，本指喝酒，外延为糊涂度日。这种整天借喝酒混日、靠糊涂混世表面上是一种消极人生，实际上是激愤之语，是作者对这个金钱支配一切、一切是非颠倒的病态社会彻底绝望的表现。也是他既不愿随波逐流、追名逐利，又无力移风易俗、扭转乾坤的复杂内心世界的自叹。为了解脱这种矛盾和痛苦，历史上的李白是“但愿长醉不愿醒”，今天的张可久也是“酒葫芦，醉模糊，也安排我处”（《道情》）。如果说前面数句是作者对世风的批判，这句则是诗人人生态度的自白。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人生态度也是元代绝大多数正直散曲家的共同选择，如关汉卿也说过：“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马致远亦是“葫芦提一向装呆”（【双调·夜行船】）；曾瑞也说：“朝廷得安为大隐，咱，装作呆”（【山坡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首小令对研究元代文人的心态，也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