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臣对立论辩（二十六）

筹议海防摺（节录）　李鸿章

　　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

　　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1）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2）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駸駸内向，薄海冠带之伦，（3）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於孤注之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4）臣虽愚闷，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於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愿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牵於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生他变。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5）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6）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7）……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8）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若不稍变成法，於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8）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或有其时乎？是天下臣民所祷祀求之者也。

　　吴汝纶编录《李文忠公全集》清光绪34年刻本，“奏稿”卷二十四

　　【作者介绍】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仪叟，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与曾国藩同榜。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李鸿章本名章桐，父亲将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宏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两广总督等职，是我国晚清重臣。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对其功过誉毁简直判若两人：誉之者称之为“旧中国务实第一人”、“中国近代化之父”；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为人顾大局、识大体，虽饱受骂名，仍与八国列强谈判，签订《辛丑条约》，最终赔上老命一条。他从全球战略眼光出发深知海防重要，一手建立北洋水师，并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支持海派，争取了更多的经费来抽检海军。另外有人指责李鸿章在代表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给他扣了个“卖国贼”的大帽子，殊不知李在谈判桌上曾极力争取为国家减少赔款数额，甚至老泪纵横，哭求当时外国首脑。如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时，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李鸿章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这典型反映了“弱国无外交”，并非李鸿章卖国求荣；对维新派及革命者的宽容态度。李鸿章算是当时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员之一，他也为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感到忧心，已经意识到如不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中国必亡。于正是由于他同样抱着“救国”的决心，致使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暗中保护维新人士，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

　　但毁之者，则指责他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甚至直斥为“汉奸”、“卖国贼”。其主要罪行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经杀降，此举有过河拆桥之嫌，显得李鸿章有些不仁不义；指挥失误，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过程中投降卖国。

　　但是，对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不管评价上如何分歧，都会承认这是一位非常杰特的政治人物。在晚清充满内忧外患、朋党纷争的政治漩涡中，矗立四十年不倒，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作为政坛的“常青树”，更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在他的老师曾国藩去世后，中国的内政外交、政治军事，他几乎是一人扛鼎：他以士林领袖身份带重兵，身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又以封建朝廷百官领袖地位支持革新，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创立了中国近代早期军工企业和中国近代的民用企业。开眼看世界，将首次将百名学童送到美国深造，开中国向西方留学之风；他身为汉臣而拥重兵，却受到满清皇室的充分信任和敬重：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作为谈判对手，在“弱国无外交”的劣势下，却赢得西方列强的敬重，称他为“东方的卑斯麦（德国铁血宰相）”。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基本上代表了学术界对李鸿章的评价。

　　【注释】

（1）相埒（nie）：相等。
（2）构煽。挑拨煽动。见《颜氏家训·诫兵》: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
（3）庚申：咸丰十年（1860）这一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駸駸（qīn）：迅速，本指马跑得很快的样子；薄海冠带之伦：到过沿海的士大夫之辈。薄海：到过海边，薄，迫近。冠带，峨冠博带，古时士大夫服饰。
（4）局外之訾议：局外人不切实际的非议。訾（zi）议：非议，语出汉桓宽《盐铁论·诏圣》“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音），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
（5）殆老成谋国之见：实在是处理国事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的见解。
（6）回酋：回部首领，这里指勾结沙俄，制造分裂的新疆维吾尔叛乱分子。维吾尔族当时被称为“回子”、“缠回”。
（7）略奉正朔：正朔:在古代是代表历法或皇帝的年号。奉正朔即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王朝的效忠和拥戴。
（8）浮议：浮泛浅薄的议论；泥，拘泥，墨守成规。

　　【翻译】

　　今日的当务之急，是要实事求是，大力破除陈贵定见。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国历朝历代的边塞防务多在西北，双方的强弱，主动被动都会与当时的形势相适应，更何况还有中外严格的边界阻隔。今天的形势则不一样：国家东南的万里海疆，各国前来通商和传播基督教义的，来去自由。他们聚集在京城和内地各省，表面上说是友好来往，实际上暗怀吞噬我国领土的野心。我国与其重点一国发生事端，其他国家就跟着挑拨煽动，这实在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轮船电报之迅速，瞬息之间就到千里之外。军事器械之精良，超过人工数百倍。炮弹打过来无坚不摧，我国的水陆关隘，根本无法阻挡他们。而他们又是我国数千年来没有过的强敌。外敌的形势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而我们仍在用旧有的办法来对付，这就像医生不看对方所患之病，一概以古代的药方来治疗，肯定不会见效的。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迅速侵入我国内地。到过沿海的士大夫无不慷慨陈词，争着要求驱逐外虏。这类：局外人不切实际的非议，既不了解事情内部的艰难。你如果问他有何办法能图强？有何办法能御外辱，则茫然拿不出任何办法来。自古以来用兵。从来就没有不知己知彼就能决胜的，如果对方的长处，我方的短处尚未探讨明白，只视频意气来孤注一掷逞意气於孤注之掷，这不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儿戏吗？我虽然愚笨木纳，军十余年来，从不敢畏缩，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将忧患丢给皇上。唯有长期管理洋务时间较久，见识多一些，对我国与西方的长短之处了解的深一些。只是环顾四周实在是缺乏跟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人才，大多是拘泥与过去的陈规老套。由于受众人世俗议论的牵制，我想振作也振作不起来。易经上说：“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的时候，便想到要加以变化，以求通达”。如果没有变通，那么战守皆不足以仗恃，即使和亦不可持久。

　　近来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人所共知。现在要发愤图强，必须统筹天下形势作通盘考虑：新疆各城池自乾隆年间才并入大清版图，不要说收复时的艰难，就是没有战事时也要耗费三百余万两军饷，所得到的只是几千里旷野，增加的却是千百年财政上的无底洞。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力量来看，实在不能只顾西北，军队长期驻守供给又匮乏，长期以往，尤其要担心会产生意外。曾国藩曾有过暂时放弃关外，集中力量整顿好关内的建议，实在是处理国事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的见解。今日虽下令将帅西征，但无论兵力、财力都不可能达到目的。是不是可以秘密命令西征的各路统帅，只需严密把守现有的边界，进行屯垦，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维吾尔叛军首领，准许他们的部落各自为政，就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的苗族、瑶族保留其土司制度，像越南、朝鲜那样，遵从奉行大清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效忠和拥戴就可以了。况且新疆不收复，对国家整体没有大碍，如海疆不设防，国家的心腹大患则会更深。国家目前只有如此的财力，又要防备万里海疆，又要供给西北的军饷，哪有不左右支绌、穷困潦倒的？

　　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日却被这些小国所轻视。按照西洋兵法操练军队，制造西式武器，购买西方战舰诸般洋务，这是用西方的长处，弥补我方的短处，到今天才进行，已经觉得迟了。如果再因循守旧，或者办办停停，其后患不忍再说。如果不对陈规稍加改变，如果不用一些懂得洋务之人，使人人都通晓西方技艺，将来即使有好的海防政策，数十年后也没有去主持这个好政策的人才，其结果必然是名存实亡，逐渐颓废。现在唯有中外一心，坚持变法图强，不去听那些浮泛不切实际的议论。祖宗之法万万不可拘泥，新的变革之风一定要开。一定不要急功近利，一定不要怕耗费巨资，精心果断，坚持不懈，百折不回，大概就可以军力渐强，人才渐渐长进，机械制造渐渐精良，使部队从能守到能攻，使国家从贫弱富强，会有那么一天吗？这是天下的臣子民众所企盼的啊！

　　【评说】

　　“塞防”、“海防”之争，是在下列背景下发生的：

　　咸丰十年（1860）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在我东南沿海发动侵华战争。5月3日，攻占舟山群岛的定海。然后沿海北上，6月8日攻占烟台。8月24攻陷大沽炮台，天津陷落，10月13日进入北京。24日，清政府分别于英法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割地赔款。这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震动了朝野上下。一些开明人士意识到，现在“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必须破除陈规，变法图强。尤其是要加强海防，学西洋之技，训练新式海军，抓紧购买和制造西式舰船、枪炮。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就在这个背景下，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塞防”的要害是在西北，防止民族叛乱和沙俄的入侵。其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就是最大的赢家，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治三年（1864）浩罕汗国贵族、军事首领在沙俄的支持下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同一年，维吾尔族首领妥明叛乱，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格尔等地。俄国却趁着中俄边境混乱之时，借口保护伊犁。“借”得伊犁一带大片中国领土。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奉命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甘平压了回民暴动，然后入疆，歼灭阿古柏割据势力。阿古柏兵败身亡。并陆续收复被妥明等叛乱分子占据的库车、哈密、玛纳斯等地，并准备剿抚并用，收复被叛乱分子占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据点乌鲁木齐。就在这时，朝廷下达密旨，要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的《海防亟宜切筹》提出建议，针锋相对提出这份《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陈请六条，作为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後久远之图。其中提到与“塞防有关”是：肯定之前曾国藩的“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国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生他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二是“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具体办法是“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6）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

　　左宗棠的奏折则针锋相对。认为“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对塞防“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理由有四：一是泰西诸国“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二是俄人狡猾，对中国西北长存觊觎之心。趁乱“窃据伊梨也，乘我兵势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为自肥。”因此必须加强边备，“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三是西北军饷供应严重不足：“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况且乌鲁木齐尚未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四是海防军费已够用，不必裁撤西北边防军队和军饷：“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

　　综上所述，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

　　第一，当时的这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并非是一些论者所说的“爱国与卖国之争”，甚至不是是非之争，对与错之别。

　　对于这场论争的判断，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各执一词，或是认为“”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李鸿章加强海防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来“重路轻海”的国防战略思想,对近代中国国防的重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或是针锋相对：认为“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李氏之议甚为偏激,是从道光朝平息张格尔作乱后，系统治理西北边政思想立场上之大倒退”。这样一来，李鸿章就变成不顾国家利益的卖国贼。

　　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甚至于左宗棠和李鸿章对此的评价也相左：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李鸿章在奏折中也从自身经历出发，体谅左宗棠作为西北军事统帅的苦衷：“从前办粤捻各贼，何尝不屡简统帅。臣亦曾备位其间，深知甘苦。饷权疆政非其所操，不过徒拥空名（见此折“用人”条，本文未选）”李氏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

　　再说，这是朝廷用密件私下征询对国防大事的处置意见，作为国家重臣尤其是主要当事人，就应该有所担当，知而不言，言无不尽，不计后果厉害，吐露心声，供中央枢要参考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再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真正原因是财力不足，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积贫积弱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粥少僧多，根本无法满足各方基本需求。晚清时代又雪上加霜，割地赔款。作为“海防”和“塞防”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了富国强兵都叫苦不迭，都盯住对方饭碗内的一点残羹。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见《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24页，岳麓书社1989）李鸿章也直言：“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页）。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左宗棠的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没计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积贫积弱的晚清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二，两人的奏章都有远见卓识，都都闪烁着救国、爱国的思想光辉。李鸿章的奏折，更有变法图强的时代意义。对今日，皆有借鉴参考价值

　　李鸿章曾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1862年春，。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作为一位熟悉洋务的军事专家，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在这封奏章中，他对天下大势和中国当时的状况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为西方列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而当时之中国现状是：“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牵於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要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当务之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只有打破陈规，变法图强，“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至于如何变革图强，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人之技”，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其中改变八股取士的旧的人才选拔制度，培养精通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又是最重要的：“若不稍变成法，於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当然在他列举的变法图强的各项举措中，加强海军建设、巩固海防又是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也是他这一奏折的核心所在。当我们读到奏章的结尾一段：“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或有其时乎”，其中对中国当时状况的清醒分析和化解之道，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见，对其革故鼎新的决心，不能不令人鼓舞，以对富强中国的企盼以及透露出的拳拳爱国之心，不能不不能不为之感动；其中真理的光辉，足以烛照后人！

　　左宗棠的奏章中同样闪烁着睿智和真知灼见：

　　他认为国家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失，他举乾隆皇帝为例来表达自己捍卫疆土的决心：“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费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

　　他对西北边塞的军事处置，强调常备不懈，显示出他是位杰出的军事家，“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对今日的新疆治理和西北防务，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特别是他对沙俄本性的认识更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势，殆不其然”显示他不仅是个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个目光锐利、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对于今日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第三，两人的奏章以及其中透露出的治国方略都有片面性

　　左宗棠:“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沙俄狡猾，美英法同样狡猾，至于“西北无虞，东南自固”，同样是一个武断，这中间并无因果关系。美英法不会因为沙俄在西北边塞受挫，就会停止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占。至于说西方列强并无侵占中国的野心，他们只想同中国做生意获利，这更是一个与实际不符的误判：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4）商贾之智故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辙发难端？

　　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禳我伊梨，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

　　李鸿章奏章也有其片面性:

　　他赞成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认为是老成谋国之见。至于“”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更是没有认识西北边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另外，对一个国家而言，在一个短时间内，集中财力人力解决先解决当务之急，也是处置国务的必要手段。当时西北的形势危急。同治三年（1864）浩罕汗国贵族、军事首领在沙俄的支持下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同一年，维吾尔族首领妥明叛乱，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格尔等地。俄国却趁着中俄边境混乱之时，借口保护伊犁。“借”得伊犁一带大片中国领土。同治六年（1867），甘肃回民领袖白彦虎起兵反清同治八年（1869）反攻西安，被左宗棠击退，后退入新疆，与外来势力阿古柏合流。左宗棠奉命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甘平压了回民暴动，然后入疆，歼灭阿古柏割据势力。阿古柏兵败身亡。并陆续收复被妥明等叛乱分子占据的库车、哈密、玛纳斯等地，并准备剿抚并用，收复被叛乱分子占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据点乌鲁木齐。此时如果按“海防派”建议，撤裁军队和粮饷，无意思自毁长城，前功尽弃，西北边塞难保，国土将大片沦丧。所以有人据此将李鸿章的奏折定为卖国之论，原因也就在此

　　至于李鸿章建议对待新疆地方政权，可以按当时清朝的附属国越南、朝鲜之例，“略奉正朔可矣”，这也属于处置失当。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奏章的不足之处。

　　首先，弃边守本之说并非起于李鸿章，而是魏源。鸦片战争后，他最先提出紧缩外围以加强沿海防务。他在《筹海篇·议守》中说：“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见《海国图志》卷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接着便是“同治中兴”的曾国藩了。他的“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被李鸿章展之为“殆老成谋国之见”　

　　《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将新疆部分土地划给沙俄，以换取支援我国对日开战：“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

　　其出发点与李鸿章相同，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至于李鸿章更是从海防派主要代表人物，站在本派立场上发声的

　　其次，某些关于国策的错误言论甚至发自公认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之口。如孙中山，被尊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初，就打算将东北交给日本人管理，以换取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孙中山集外集》１６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15至1918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

　　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爱国志士谭嗣同为了变法图强，甚至主张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卖给英国、沙俄，以换取经费。他在给挚友贝元征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中华书局1981）谭嗣同在变法失败，荣禄等捉拿变法骨干时，不愿听友人劝告逃走，反而挺身而出，引颈受戮前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样的烈士，恐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卖国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