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现代“龙学”的诞生期

　　我们从现在已经出版的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论著索引来看，民国之前，在报刊上发表研究《文心雕龙》之文章的是李详，而李详的文章都是对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的补正，从研究套路来看，没有跳出黄叔琳的思路，从学术理路上说，仍然属于古典“龙学”，而真正开创新思路的是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时，撰写的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

　　（一）黄侃及其《文心雕龙札记》

　　1、黄侃其人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10月8日病逝于南京，年仅49岁。黄侃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并拜章太炎为师。1910年回国从事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因宋教仁命案的刺激，逐渐远离了政治。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经学、史学、文学等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主要开设中国文学概论（初称词章学）、中国文学史、文字学等。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多有创见，自成一家。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黄季刚诗文抄》《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现中华书局有《黄侃文集》出版面世。黄侃先生算得上一位有很高学术成就的革命家。

　　2、《文心雕龙札记》的散篇

　　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的散篇，从1919年开始发表，其每一篇的名字大都是冠名《文心雕龙札记》ⅩⅩ篇。今将发表的论文题目及刊物名称移录如下：

　　（1）李平教授的统计（1）：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1919年，北京大学《国故》第一期；
　　《文心雕龙夸饰篇简评》，1919年，北京《新中国》（2）一卷二号；
　　《文心雕龙附会篇简评》，1919年，北京《新中国》一卷三至四号；
　　《题词及略例》、《原道》，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五册；
　　《征圣》、《宗经》、《正纬》，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六册；
　　《辨骚》、《明诗》，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十册；
　　《乐府》，1926年，《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一册；
　　《诠赋》、《颂赞》，1926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三册。

　　（2）笔者本人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期刊资料汇编——文心雕龙学》收录黄侃发表的“龙学”文章题目移录如下：

　　《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1919年《大公报》夏历己未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六月初一日（星期六）、六月初二日（星期日）、六月初三日（星期一）四天连载。
　　《文心雕龙附会篇评》，1919年《大公报》夏历己未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二十八日（星期五）两天连载。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华国月刊》（3），1925年第一卷第三期；
　　《文心雕龙札记·〈题词及略例〉、〈原道第一〉》，《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五期；
　　《文心雕龙札记·〈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六期）；
　　《文心雕龙札记·〈辨骚第五〉、〈明诗第六〉》，《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十期；
　　《文心雕龙札记·〈乐府第七〉》，《华国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一期；
　　《文心雕龙札记·〈诠赋第八〉、〈颂赞第九〉》，《华国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三期。

　　从我与李平教授的统计来看，同一文章有重复刊载现象，这个不足为奇。但是我与李平教授统计的重复部分，特别是在《华国月刊》的文章，李平教授统计的题目不全。据我亲自检索《华国月刊》发表的黄侃“龙学”文章，除了《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外，其它都是在冠名《文心雕龙札记》下的ⅩⅩ篇，文章名称是同一的。而李平教授：“零星发表的文章名称各异，并非都以‘札记’一名冠之”（4）的说法，我估计不是自己亲自从《华国月刊》上录下来的，可见二手资料下的结论是有风险的。

　　《文心雕龙札记》的《题辞及略例》发表于1925年，我们从中看到，黄侃针对的是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主要参考的是李详的《黄注补正》和孙怡让的《札迻》。黄侃批评了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辗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对此我曾针对范文澜袭录黄侃此话给予辩驳：

　　“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这个问题，责任不在黄叔琳及其参与者，而在后世文献流失所致。至于引书不注出处，这是古人通病，既是民国时期一些旧儒遗老仍然犯此毛病，包括杨明照等人，甚至删句连排，不加删节号。“今观注本，纰缪弘多”，当是可以商榷，因为没有瑕疵的著作几乎难找。但是因此，认为“显系浅人所为”，此话过于盲目，据笔者考证参与者没有一个是浅人，甚至个个是鸿儒，至少是进士或者举人，可说是饱学之士（5）。

　　从现代人的著述来看，引书皆注明出处，这是时代的问题。黄侃既然指出黄叔琳的不足，在他的“龙学”著作中，应该自然明确标出引书出处，这些也是我把黄侃的“龙学”著作列为现代“龙学”的条件之一。但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在当时的钱玄同看来水平不高，也或许是俗语所说的“行见行没处藏”罢。1917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

　　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沈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马氏文通》分句、读、顿为三之说，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谓句读一义二名，皆原于“ヽ”字，故不可析而为二。此说已不免胶柱鼓瑟。又谓句读有系于文义与系于音节之异，故如《关睢》首章，论文义止二句，而毛公以为四句，据此以为句读不分之证。吾谓句读之学本非中国古人所知，伪毛亨以《关睢》首章为四句，本不足讥，今仍引此等陈腐之论，以图打消句读有分之说，不亦异乎！（黄君此说，与胡适之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6）直不可同年而语。）（7）

　　黄侃与钱玄同皆为章门弟子，且早在日本就已经订交。回国后，同任教于北京大学。但是，在学术上，黄侃日趋保守，钱玄同日趋激进，特别是对待白话文的问题上，时常看到他们在课堂上，或在报刊上，隔空对骂，黄侃的言辞更为刻薄。钱玄同认为黄侃《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立说过于陈旧”，是“陈腐之论”，有“胶柱鼓瑟”之嫌，也不无道理。不过，黄侃说的“句读有系于文义与系于音节之异”应该是事实。但是，黄、钱二人都是我国大师级文字学家，一个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汉语语法问题，一个囿于传统训诂，我们不妨暂且看做学派之争，其他不敢臧否一词。钱玄同的评论，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早对黄侃《札记》单篇作出评论的文字，显得弥足珍贵，不可忽略，因而记录如上。

　　3、结集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散篇讲义稿成书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了，而且仅是结集了《神思》以下的二十篇。1935年10月8日黄侃去世，一年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出版纪念专号，印行了《原道》以下的十一篇。据金毓黼说：这十一篇《札记》稿，是组织印行二十篇《札记》时，舍弃了的稿子（8）。1947年四川大学学生集资印行了三十一篇线装本。其后，各种版本不断出现，各家多有差别。但是，可归纳为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系统和大陆中华书局系统（9）。对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结集出版以来，引起轰动，并看成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对此我是同意的、赞成的。但是，今天我却在承认黄先生功绩的同时，冒昧提一点不同看法：我同意金毓黼先生说的“非精心结撰”的看法。第一，体例不统一。总体来看，黄侃是：解题、注释（注，包括考据）、校勘、例文、品评五合一。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应该每篇大都遵循以上原则，当然，校勘，根据自己的认识，有则校勘，无则不必强求。但是解题，应该是每篇都有的，然而，三十一篇中，《议对》《书记》《序志》三篇没有题解；注释也应该是每篇都有的，没有注释，学生不是每篇都能看得懂的。然而，三十一篇中，《情采》《熔裁》《章句》《丽辞》《事类》《附会》六篇没有注释。第二，无论作为讲义，还是专著，每篇文字，应该大体整齐。然而，三十一篇中，篇幅有长有短，最短者如《情采》《熔裁》仅六七百字；最长者如《章句》篇，两万二千多字（连同引文在内）。当然《章句》篇内容，在清代以前属于小学，细分可划入训诂学范畴。这训诂学正是黄侃的长项，也许是原因之一，或许可以看成是与新文化派的论战。不管怎样解释，也掩盖不了黄侃的任性、放荡。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应该看到：

　　黄侃在《札记》各篇的解题式的大论，是古典“龙学”所没有的，在二百余条的注释中虽然与黄叔琳相同，只标出词条，没有像弟子范《注》那样加上序号，但是其注释文字却一改古典式的繁琐而变为简洁明了，并时有评论。其方式虽旧，但内涵却不与清儒相同，在每篇之中附有例文，以为弟子助读，这也应该是创新，说明他不再遵循清儒训诂考据的老路子，而是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解题、校勘、注释、品评、例文五合一的新体例。在理论阐释方面，看出刘勰“自然之道”乃老庄之道，而非儒家之道，不可与传统儒家的“文以载道”说相混淆；他还看出刘勰在方法论上用的是“折中”法，这就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把握住了大节，大大地高出了他的前辈，就是纪昀这样的大儒也被黄侃抛在身后。就这来说，谁也不好否认黄侃《札记》是走出传统，迈向新时代的代表性“龙学”成果（10）。

　　（二）刘咸炘及其《文心雕龙阐说》

　　1、刘咸炘其人

　　刘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从其曾祖父起，设馆聚徒讲学，数代办教育，誉满蜀中。其祖父刘沅，融汇儒释道三家，创立槐轩学派。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29日，鉴泉先生出生于成都“儒林第”祖宅。五岁能属文，九岁能自学，日览书数十册；稍长就学于家塾，习古文，读四史，得章学诚《文史通义》而细研之，晓然于治学方法与著述体例，遂终身私淑章学诚。从此，每读书必考辨源流，初作札记零条，积久乃综合为单篇论文，然后逐步归类而集成专书。20岁前所读的书，都有札记。自15岁，开始研读《文心雕龙》，凡有心得，随书笔录，或作零星札记（11）。《文心雕龙阐说》就是这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于1917年的。1918年，从兄刘咸俊创办尚友书塾，鉴泉先生被任为塾师；执教十余年，后又与友人唐迪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书院，曾任哲学系主任；继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乐群善诱，深受学生爱戴，1932年不幸病逝，享年36岁，闻者莫不痛惋。先生著述甚丰，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推十书增补全本》，共计20册。

　　2、《文心雕龙阐说》

　　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成书于1917年，这是刘咸炘自己的交代。他说：“丁巳撰此书时，于文章体宜系别，尚未了了。彼时方知放胆作札记也。庚申七月，因撰《文式》，复读《雕龙》，取旧稿阅之，亦颇有可喜者。”（12）这“丁巳”年是1917年，时年刘咸炘21岁。据刘伯谷 朱炳先《文化巨著〈推十书〉的作者刘咸炘》一文介绍，刘咸炘“15岁时读《文心雕龙》”，“初作札记零条”，“丁巳”年将读《文心雕龙》的“札记零条”整理成《文心雕龙阐说》。“庚申七月”，是1920年7月。此时撰写《文式》，“复读《雕龙》，取旧稿阅之，亦颇有可喜者。”《文心雕龙阐说》写成后，一直未有刊布，直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推十书》（增补全本）时，才将其收在戊辑中。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发现后，将其与黄淑琳《文心雕龙辑注》、纪评、李详补注一起整理出版，成为黄注、纪评、李详补注、刘咸炘阐说，形成一个新的读本，推向社会，使得“龙学”界为之一震。

　　《文心雕龙阐说》规模不大，一万五千字左右，但是，这是对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做出全面阐述和评论的第一部专著（仅有《奏启》篇未有专门评论，但是在相邻的《章表》篇有涉猎）。每篇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神思》《论说》篇）也不足千字，最少者，不足三十字。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戚良德教授在他辑校的黄注、纪评、李详补注、刘咸炘阐说《文心雕龙》读本末，附有一篇评论，名曰：《一部尘封百年的 “龙学”开山之作——评近世国学大师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该文后来又发表在《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上。戚教授的评论文章，对刘咸炘的《阐说》做了很好的解读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戚教授认为，与黄侃《札记》相比，首先，刘咸炘更重视文体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了空前深入系统的阐释，即在今天，这些阐释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刘咸炘认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端绪秩然’，乃是中国文学文体论的系统之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刘咸炘特打抱不平说：“姚（鼐）、曾（国藩）诸人稍稍就所见唐、宋文字分立目录，遂已为士林宝重，矜为特出，亦可慨矣哉！”（13）第二，戚教授认为，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体系的把握和理解，不仅精深而独特，发人所未发，而且极为准确地揭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理论体系的内在脉络和意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4）第三，《文心雕龙阐说》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戚教授认为，“这一认识可谓深得彦和之心！应该说，在近百年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中，类似的认识并非绝无仅有，但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而刘咸炘如此明确地指出后世把《文心雕龙》列为‘诗文评’一类，实际上并非刘勰之本意，可谓石破天惊之论。”（15）第四，刘咸炘对于“势”的解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咸炘在《定势》篇说：“情与气乃势之原，气变成姿，各具无溷，彦和勘合刚柔，不必壮言慷慨，洵为卓论。”戚教授评论说：“短短数语，既抓住了本篇的要害，更是新见迭出。其一，‘情与气乃势之原’，既属探本之论，亦为新见之一。……其二，所谓‘气变成姿’，此乃新见之二，谈‘势’而引出‘姿’，这更是一个顺理成章而容易理解的说法，却不啻是刘氏的发明，道人所未道。……其三，所谓‘勘合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云云，乃是《定势》的观点，他赞之‘洵为卓论’，可以说抓住了刘勰讨论定势问题的核心。”（16）第五，刘勰文体论部分，首列《明诗》，刘咸炘在《明诗》篇评论说“论诸文体，而先诗，诗教为宗。”戚教授评论说：刘咸炘认为“刘勰首先论诗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纯文学的感念，而是‘诗教为宗’。我们不能不说，这显然更符合刘勰的基本思想和儒学观念。……刘咸炘论《文心雕龙》没有先入为主之见，特别是没有现代文艺学的观念羁绊，可能从刘勰思想实际出发而抓住根本和要害。”（17）

　　戚教授对刘咸炘《阐说》的解读和评论我完全赞成。以我个人的认识，觉得再加上三点：第一，刘咸炘对《原道》篇的阐释，也应该引起重视。他说：“以‘丽天’、‘理地’，明道之文，是以天地为道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即天地也。斯说也，超乎后世之以空虚为道者矣。”刘咸炘对道的解读，较之前人更明朗化，显示了道的可知性。道家对道的描述太玄虚了，甚至陷入了不可知论。刘咸炘还指出《原道》篇的时代烙印。他说：“彼时玄学正盛。老子云：‘道法自然。’彦和之‘原道’，盖标自然为宗也。”“标自然为宗”，虽然纪昀早于刘咸炘指出这一点，但是纪昀较之刘咸炘笼统的多。第二，刘咸炘《阐说》的独立性，没有先入为主之见，这表现在他没有成为纪评的应声虫。如《征圣》篇，纪评：“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对此，刘咸炘反驳纪评说：“‘征圣’者，以圣言为准也。纪氏以为装点门面，未识《征圣》、《宗经》二篇之异。”又如《史传》篇，纪评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刘咸炘反驳说：“纪氏谓此篇无甚高论，非也。此书论文，专主词章，史、子特其旁及，只可略言大概。其述编年、纪传得失，亦略备矣。其诠《国策》名体，本纪名义，后世多不知之矣。”再如《诏策》篇，纪评曰：“彦和之意，似以魏、晋为盛规，盖习于当时之所尚。观‘自斯以后’二语，其皆可知也。”刘咸炘反驳曰：“以文而论，魏、晋固极润典之美。纪氏谓彦和囿于习尚，非也。”等等。

　　再一点就是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形成的时间，这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关节点。所谓“关节”点，我是说，刘咸炘的《阐说》与黄侃的《札记》几乎是同时形成，甚至还早于《札记》。刘咸炘15岁时，是1911年，此时黄侃尚未到北大教书，其意义更不寻常。他的不寻常，还显示在，黄侃《札记》形成于人文荟萃的北京大学，而《阐说》诞生在相对封闭的成都。刘咸炘的《阐说》是主动阐释，黄侃是应课程需要，被动解读。黄侃曾留学东洋，刘咸炘一生未有走出四川。这一点戚教授也曾指出，以引起读者注意。黄侃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刘咸炘赞成白话文。不同地域，不同人物，对于同一问题，展开研读，彼此认识，大致不凡。这使我想起了东方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年——前475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分居世界两地，彼此互无来往，但是对事物的运动性，却有着相同的认识，这就是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著名论断。这说明世界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往往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戚良德教授谈到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的历史地位时把黄侃《札记》与刘咸炘《阐说》，看成是“近现代“龙学”开山之作的双壁。”（18）

　　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虽然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堪称“近现代“龙学”开山之作的双壁”。是双壁，并不等于“无瑕”，黄侃《札记》尚且“非精心结撰”，而刘咸炘《阐说》，在其生前并未刊布，虽然在《程器》篇自称《阐说》“颇有可喜者。但微义少，常谈多；大义少，细论多耳。”这说明刘咸炘颇有自知之明。他的《阐说》毕竟是初次“放胆作札记”，就全书来说，没有体例，没有系统，没有给予统筹全局关照，而是随着读书有感而发，给人以过于零碎之感。

　　（二）范文澜及其《文心雕龙讲疏》

　　1、范文澜其人

　　范文澜小名麒麟，字云台、芸台、仲沄。笔名武波、武陂。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城内府山北、锦麟桥南侧的黄花弄。绍兴范家为书香门第。范文澜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越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学中文门（后改称国文门），1917年夏季毕业，为了生计，经叔父范寿铭介绍，给蔡元培作私人秘书。1918年初，到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书。暑假后，到河南汲县省立中学任教。1922年夏季，受张伯苓之邀请，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同时，又在大学部兼课，讲授预科及二年级国文（19）。从1924年起任大学部教授，讲授文科二年级国文（必修课）（20）。1927年5月，范文澜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受到天津警备司令部追捕，遂逃到北京，从下半年开始，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兼课。1933年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6年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1940年1月，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主义研究院，8月，马列研究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任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1946年离开延安，到晋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8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范文澜任所长。

　　范文澜于1926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与党失去联系。1939年9月在河南工作期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范文澜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

　　范文澜的主要著述有：《文心雕龙讲疏》《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群经概论》《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十卷本《范文澜全集》。

　　2、《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于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发行。该书16开平装本，繁体字，竖排版，印刷得比较精致。全书大约25万字。但是，作为一部专著，页码排列很特别。全书总体结构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正文前有《文心雕龙上篇提要》和《文心雕龙下篇提要》，具体仍然按照五篇一卷，其页码的排列，按照每一卷为一个单位，分卷则另行编码。其内容多寡不一，例如第二卷页码是102页，而第八卷仅30页。

　　书前卷首有梁启超先生1924年11月写的序，次为作者1923年自己写的序，又次为黄叔琳辑注本原序、《南史》刘勰本传。再次为本书目录。本书为范文澜先生任教于南开大学时，为学生讲《文心雕龙》时的讲义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专著。本书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影响下的第一部“龙学”专著。范文澜较之前辈学者，在形式上，最大的创新：第一，将《文心》原文每篇分段注释，对原文需要注释的词句，加上序号，在分段相应序号下注释。第二，按照刘勰原意，分为上篇和下篇，并各列出一个知识结构图表，这两点是“龙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创新，且影响深远，后来的“龙学”家，多有效仿者。范文澜自己在《自序》中说：“读《文心》当知崇自然、贵通变二要义，虽谓全书精神也可。《讲疏》中屡言之者，即以此故。”梁启超在序言里评价范注说：“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中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崇自然”“贵通变”这两点，说明范文澜抓住了《文心雕龙》的根本。范文澜在自序中说：“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而不注其出处。”按理说，在指责往昔他人不足之后，自己应该避免。但是，范注却重复前人已经犯过的毛病。

　　关于《文心雕龙讲疏》为什么在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的问题，蔡美彪在《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一文中著录：范文澜曾对蔡美彪说：“那时有位姓李的同志，在天津搞印刷厂，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没有东西印，就把我的《文心雕龙讲疏》稿子印了。”此书印数不多，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南开周刊》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0月17日）刊登了寿昀《介绍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文，该文指出：

　　只要是打算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谁不知道看《文心雕龙》，还用着我来介绍——说废话！不过这部书虽然是有价值，然而没有好注本。现在通行的黄注本，我实在不敢恭维：不但疏略，还有错误。我曾上过它好几次的当；想读过它的朋友也许有同感吧！以这样有价值的名著，而得不到好的注本，是多么讨厌的事！本校教授范仲沄先生也许是看到这步，所以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旁征博引’，仔仔细细地著成一部“讲疏”，他这部书，我曾经读过一遍，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矣！’但是敢负责人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我们读他这部书，旁的好处都不算，至少也可以减少好些翻书的麻烦，经济了好些时间。所以朋友们，要是你们的意见同纪老先生一样，以为“读文心雕龙者不患不知此……”那我这话又算白说了；如若不然，那就虔诚的请你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21）。

　　寿昀的这篇介绍文章，表面看来，好像一篇广告词，但是，细心读来，却也是一篇大实话。从另一角度看，范著《讲疏》也有它自身的不足。

　　当范文澜把自己大著寄给好友李笠指正的时候，李笠于1926年6月在《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了评论，李笠指出尚有两大类工作需要完善：一、当增补者：1、应该增加历代公私书目及史志著录情况；2、应该补加刘勰年谱；3、应该交代刘勰其它著述；4、增加旁证；5、注重引书出处（范文澜虽然指责往昔注本没有指出引文出处，而他自己仍然重复这一毛病）；6、范注即需要增加，也需要削繁；也就是说，当注的尚有不少没有注出，而已经注出的需要再简明一些；7、校勘不精；8、尚有许多内容需要补充。二、第二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排版问题，此类责任主要是出版社的问题，当然，与范文澜手稿要求不明也有关：1、正文与注疏文字没有明显区别；2、注疏自身之区别不明。认为：“注疏之性质，至少可分三类：（1）正注：数典及诠文之属是也；（2）旁注：上述旁证及所引近人论文（如二卷六十页录章炳麟诗……）之属是也；（3）附注：与刘书有关系之文学作品是也。”（22）李笠的评论，未有涉及范注对《文心雕龙》理论理解和阐释，而只是从本书的体例方面直言品评，可谓知音。

　　两年后，范文澜在此基础上，推出新版《文心雕龙注》，补充、增订扩大了阵容，成为一部40多万字的巨著，比起《讲疏》来，注释（包括附录）字数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注释条数和内容的增加。如《史传》《诸子》两篇，《讲疏》各有40多条，而《注》又增至50多条。《神思》篇，《讲疏》注释24条，《注》增至32条。范注除了注释详赡外，另一特点是各篇注释下，附录了不少参考性文字，有的属于彦和原文中提到的作品，与原文对照参看，甚是方便。此一特色，在《讲疏》中已经出现，《文心雕龙注》更加增益。例如《正纬》篇，《讲疏》仅录刘师培《谶纬论》一篇，《注》则增加了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刘师培《国学发微》（一节）等6篇。又如《序志》篇，《讲疏》原录应玚等4篇，《注》又增加了曹丕《典论·论文》等5篇。这就是说，在《讲疏》出版后的两年时间里，范文澜一直处在不断的修改、补充中。在体例上《注》不再像《讲疏》那样，分段注释，而是把彦和原文集中在一起，在每篇需要注释的地方加上序号，于1929年9月作为上册，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而注释部分则分为中册和下册分别出版。中册注释内容是《原道》至《书记》25篇的注释，于1929年12月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下册注释内容是《神思》至《序志》25篇的注释，于1931年2月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

　　杨明照先生于1937年在《文学年报》第3期，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的批评文章，对范注诠说不当者举正了37条；对黄淑琳评而误为纪昀评者，指出了14条。杨明照先生说：“上所列者，凡十有四条，皆黄氏叔琳评语，而范注乃以属诸纪氏。又按：养素堂本，仅有黄评。庐涿州刊于粤者，则朱墨区分，（黄评黑字，纪评朱字。）各于其党。坊间通行本，亦各冠其姓氏以示异（文民按：此坊间本，当指1916年10月中原书局出版的李详《文心雕龙补注》），不知范氏何以致误？”

　　1936年7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线装七卷本。至此，我们说，范文澜的注本，已经代表了现代“龙学”的最高范本。这个范本除了在校勘、考据、注释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之外，最大特点特点还有三：第一，在上篇和下篇中，各列出了一个知识结构图表，尽管这两个图表在每一次出版时，都有修改的痕迹，这些痕迹代表了范文澜对《文心雕龙》全书知识结构认识的不断深化，可以说，范文澜是研究《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第一人。第二，尽管范氏好友李笠先生指出《讲疏》没有列出刘勰年谱是一个遗憾，但在《文心雕龙注·序志》篇的注释中，范文澜引用了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在确定了《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的基础上，对刘勰家世、生平做了考证，这个考证，实际上就是给刘勰做了一个“传”，此时继《梁书》和《南史》之后，范文澜已经是为刘勰作传的第四人了（23），但是，就其家世、生平的全面性来说，刘节、梁绳祎的《评传》没有超过范文澜。刘节对刘勰作的“传”太略，没有突破《梁书》和《南史》。应该称道的是，梁绳祎为刘勰家族画出了一个世系表。第三，范注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理解，或节录、或全录了大量与《文心雕龙》相关的文章，这是前无古人的，在《讲疏》的基础上，其数量上已经增至数百种了。按照我对“文心雕龙学”可分为内涵和外延两大块的理解，而范文澜从《讲疏》到《注》皆关注到了，如此全面者，范君也是现代“龙学”的第一人。同时，我们看到李笠的品评、杨明照的两次评论，在1936年出版的开明书店本《文心雕龙注》中，基本吸纳了他们的批评意见，这从另一个方面说，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一环。

　　牟世金先生把1914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这一段时期，看成是“文心雕龙学”的诞生期 。这个跨度虽然大一点，但是，大体不差。这一时期除了上述所列成果外，尚有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等等其他专著及单篇论文问世，恕不一一。

　　综上所述，通过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诞生，及其前前后后相关故事的资料的搜集与辨析，可以明确同仁们的一些推理和模糊认识。首先，章太炎在日本给黄侃、朱蓬仙、鲁迅、朱希祖、钱玄同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时间是，公元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一次，周四上午授课，每次讲授内容是10篇，共分五次授完。

　　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章太炎是播种者，北京大学是温床，又有成都“儒林第”和南开大学两厢辅佐。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咸炘家族，皆背负着传扬国学的使命，在诸位国学大师的努力下，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心雕龙学”诞生在民国初期。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同为现代“龙学”的开山之作。

　　经过辨析，可以断定朱蓬仙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出现低级错误，被傅斯年等人赶下讲坛的时间，大致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下半年之间。资料证明，黄侃在接替朱蓬仙给傅斯年等人讲授《文心雕龙》之前，就已经在其他年级开设《文心雕龙》课。黄侃在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前，讲授《文心雕龙》，所属学科为词章学，在蔡元培改革北大课程之后，所讲《文心雕龙》，所属学科为文学概论。

本文原刊《中国文论》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