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龙学”的萌芽期

　　“龙学”界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看成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记，但是对于这个《札记》产生前前后后的故事，探索者不多，我们在研究百年“龙学”的时候，不能只著录成功者的花环，也应该著录失败者的眼泪。我们细究现代“龙学”产生、发展的路径，发现它也像其他事物发展一样，一路走来，经历了前赴后继的历史。知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的讲义稿，但是对于这份讲义最初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学界没有形成共识，只笼统的说是“黄侃1914至1919年任教北大时的讲义。”我也只能把资料摆在这里，让大家自己判断。

　　（一）黄侃讲《文心雕龙》的时间问题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说：

　　我和孟真是民国六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训练以后，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们两人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处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学生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的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发，学生们也一声不发，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侯，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这件事可以表示一点当时的学风。我那年不曾选这样功课，可是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退出来以后个个大笑，我也帮了大笑（1） 。

　　同一件事，傅斯年也曾经亲口对王利器说：

　　当年我在北大念书时，听朱蓬仙讲《文心雕龙》（尔时，我不知道朱蓬仙是何许人，又不好意思问，后来，我买到了他用王漠所刻《汉魏丛书》本《论衡》，校以硖石蒋氏所藏元至元本，从他的跋语，才知道朱蓬仙即朱宗莱）。大家不满意，有些地方讲错了，有些地方讲不到。我和罗家伦、顾颉刚等同学商量，准备向蔡孑民校长上书，请求撤换朱蓬仙。于是我们就上书了。大家又商量蔡校长必然要清问此事，我们得准备准备。果然，没两天，蔡校长把我们找去了，听取大家意见。我们就分别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一申说。蔡校长听了之后，向我们说：“你们回去，此事学校会妥善安排的。”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2） 。

　　以上两段文字说明给傅斯年等人讲《文心雕龙》的最初是朱蓬仙先生，但是因讲义和言论有低级错误，被学生赶下讲台，继之者为黄侃。

　　其中提到了几个当事人物：蔡元培、朱蓬仙、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黄侃。通过这几个人物，我们可以考订出黄侃给傅斯年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上限是1917年的下学期。因为蔡元培是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任职令公布的当天，蔡元培就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具体开始工作是1917年1月份；罗家伦考入本科的时间是1917年夏天。顾颉刚和傅斯年都是1916年夏天由预科升入本科，又考虑到罗家伦是外国文学门，顾颉刚是哲学门，傅斯年是中国文学门，因为跨学科听课混得如此熟悉，当不会是罗家伦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之初。因为罗家伦是从外地考入的，熟悉北大学风需有一段时间，因此最上限应该是1917年底发生了把朱蓬仙赶下“龙学”讲台事件。

　　《黄侃年谱》1917年度说：

　　徐复《黄补文心雕龙隐秀篇笺注》云：“民国六年，黄先生主讲北大文科，始补撰《隐秀篇》全文，闻之同门海宁孙鹰若先生云：八年三月（1919年3月）载北京大学《国故》第一期。” （3）

　　这条资料的价值应该有折扣，因为徐复不是黄侃在北大的学生，而是在金陵大学的学生，“民国六年”之谓是听来的。但是考虑到这篇补文首次刊于《国故》1919年第一期，（1925年又刊于《华国月刊》第三期），可知这篇文章当是黄侃讲授《文心雕龙》课的产物。但是“民国六年”黄侃再次公开研究《文心雕龙》，并写出部分讲义稿，在《钱玄同日记》里，还真能找到证据：《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3日记：“……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沈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这说明蔡元培主政北大的第一个月初，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就早在教师之间已经传播开来。这又使我们产生一个想法：在给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开讲《文心雕龙》之前，是否已经在其他年级开讲《文心雕龙》？1917年的下学期，傅斯年、顾颉刚已经是二年级了。罗家伦1917年夏季升入北大文科外国文学门，他又是亲历者，这个时间问题是钉钉卯卯的事，不好更改。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部分篇章又出现在《钱玄同日记》的1917年1月3日里，这也是钉钉卯卯的事。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黄侃、刘师培二人1917年在北京大学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4）。这记录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事，因为刘师培是1917年夏天进入北大。

　　《钱玄同日记》1917年2月1日记：

　　午后二时许皆蓬仙同访尹默，知蔡（元培）、陈（独秀）欲以分科一年级文学（旧称“词章学”）请蓬仙担任，以减少其预科时间。文学教授之法，拟与文学史相联络，如文学史讲姬旦孔丘时代之文学则文学既讲经典。文学史拟分时代，各请专家讲授，不专属之一人。现在欲请逷先担任三代秦汉文学史，即请蓬仙担任三代秦汉之文学。吾谓此法甚通。前此因“词章学”之名费解，故担任者皆各以意授学生，实无从受益也。四时倾，皆蓬仙同至大学，访孑民、独秀。

　　这1917年2月1日，正是春节后的正月初十，安排的是春节后的课程。而此时的一年级正是傅斯年、顾颉刚的年级，1917年下半年进入二年级的上学期，这“文学”课，旧称“词章学”。但是朱蓬仙上学期担任的“三代秦汉之文学”涉及不到《文心雕龙》，如果顺延，下学期必定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但是由于1917年下半年一、二年级的文学课，由于刘师培的加入，1917年11月2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明文记载，一、二年级的文学课是黄侃和刘师培交叉讲授，不见朱蓬仙了。这当是11月29日之前，朱蓬仙就被赶下台了。如果我们这样考证算是接近史实，再考虑到罗家伦是亲历者，朱蓬仙被赶下讲台的时间，就应该是1917年下半年的后期了。

　　但是上面摘录傅斯年与王利器的谈话内容中，还有一条信息，这就是“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这条资料又似乎促使我们考虑，事件似乎应该发生在1918年的下半年。1918年下半年黄侃担任的是新入校的新生一年级课程：“文，三时；诗，二时”。这个课程表刊登在1918年9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213号）上。这里黄侃给新入校的一年级讲的“文”内容是否是《文心雕龙》？“诗”是否是《诗品》不好确定了。但知黄侃在北大不仅有《文心雕龙札记》讲义，也有《诗品讲疏》讲义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还有比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更早的学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听黄侃讲《文心雕龙》的事情。这就是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自序》：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

　　这说明范文澜也亲自听黄侃讲授《文心雕龙》，而且是顶着“词章学”的帽子。范文澜的同学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43年3月10日日记中说：

　　向李君长之假得《文心雕龙》范注一册。《文心雕龙》注本有四，一为黄叔琳注，二为李详补注，三为先师黄季刚先生札记，四为同门范文澜注。四者余有其三。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然往曾取《神思》篇以下付刊，以上则弃不取，以非精心结撰也；厥后中大《文艺丛刊》乃取弃稿付印，然以先生谢世，缺已过半（5） 。

　　张之强在《读〈文心雕龙札记·章句〉》说：

　　《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13——1918年之间。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钟歆在1921年印行了一本《词言通释》（6），他在后记中说：“仆昔游京师，从黄先生季刚学，略通音训，命纂《词言通释》，于丙辰冬草创初毕。”他这本书是完全依据黄先生《章句篇》札记第九节“词言通释”而作的。他只是为黄先生的结论添补例证，其书《叙》、《附言》都是一字不易的抄录黄先生的。他的书已经明言“丙辰（即1916年）冬草创初毕”，那么黄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一书，起码是《章句篇》的札记的写作时间一定是在1916年前（7）。

　　根据上面这段资料，再结合1917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从沈尹默处借观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看，结合钟歆《词言通释》的《叙》《附言》言及的《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可知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散篇在1917年前已经在师生之间传开，是钉钉卯卯的史实了。前面录用资料中范文澜、金毓黼都谈到听黄侃讲《文心雕龙》是不容怀疑的。范文澜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金毓黼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先师黄季刚先生曾于戊辰岁首写《金缕曲》一首贻余……余授业于先生之门凡二年，时为民国三年秋至五年夏，肄业北京大学文科之倾。及十六年秋先生来沈，膺东北大学之聘。翌年春去沈，转就南京中央大学之聘。所谓戊辰元日，即十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也。当先生在沈，余自长春来谒，旋即别去。”（8）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27年11月7日载：“不见季刚师已十一年矣，今日往谒东北大学，相见之下欢若平生……先生言尚有一札，昨日发出当已邮到，又留余至其寓舍午餐，谈至二时许始辞去。”（9）20日金毓黼再次拜谒黄季刚，并赋诗记之。我似乎感到金毓黼了解黄侃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的内情。金毓黼与黄侃数次见面，必定谈到出版不久的《文心雕龙札记》。说自己“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似乎《札记》之谓不是指1927年7月已经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而是讲义稿的末四篇，给人以《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讲义稿他手头只缺最后四篇之感。我们还可以根据金毓黼1927年《静晤室日记》得知，黄侃逝世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印行的《原道》以下十一篇，是组织出版《神思》以下二十篇舍弃的稿子。这似乎又与潘重规台湾文史哲1973年6月本《文心雕龙札记》跋语“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下二十篇畀之”相印证。二十篇《札记》，“以非精心结撰也”，是“门人坚请刊布”的产物。这样推理，又似乎与范文澜：“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相矛盾。史料相互抵触，令我们难以正确判断。但是，范文澜是1917年夏季毕业生，黄侃继续在北大讲文学概论，并以《文心雕龙》为教材，这是1917年升入中文本科的赵亮功亲自经历的。加之学生听课，打破学科界墙，没有年级限制，随便选科。章太炎在日本《民报》馆内讲授《文心雕龙》虽然时间短，仅用五次就把《文心雕龙》五十篇讲完了，黄侃在北大法定开设的课程中必定将全书讲授完毕，我们可以从他以单篇刊布的“龙学”文章和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连题目都效法章太炎称之为“札记”可以断定，他也一定效法其章师讲完全书，只是他的讲义按篇发散，又加本人不善保存，一致散失，至今难以觅全罢了（当然，这也只是揣测而已）。

　　通过以上资料辨析，我们可以断定，黄侃在北京大学既给1916年毕业的金毓黼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17年毕业的范文澜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19年毕业的傅斯年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20年毕业的赵亮功班讲《文心雕龙》（忽略跨年级、跨学科听课）。如果我的这个考订接近史实的话，那么李平教授说：“在黄侃到来之前，北大已开设《文心雕龙》课，黄侃是代替别人讲授《文心雕龙》的。（文民按：以下引用了前面我提到的傅斯年与王利器讲的撤换朱蓬仙的事）”（10）。李教授的这个说法有两点可以提出来商讨：第一，黄侃是1914年入北大，朱蓬仙是1915年入北大，黄在前，朱在后。第二，前面提供的资料证明，撤换朱蓬仙的事，发生在蔡元培主政时期，即1917年1月以后，而在1917年1月3日，钱玄同就从沈尹默处拿到了《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的讲义。这似乎可以说，黄侃在接替朱蓬仙之前已经开设了《文心雕龙》课。

　　（二）《文心雕龙札记》是什么课程名称下的讲义

　　范文澜说：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

　　赵亮功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一书对1917年暑假以后的教师教学分工有一个记述：

　　当时中文系教授有刘申叔（师培）先生讲授中古文学史，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黄晦闻（节）先生教诗，吴瞿安（梅）先生教词曲，皆是一时之选。其次如钱玄同先生教文字学亦颇负盛名，在教学上较差的是朱逷先和周作人两先生了。兹将这几位教授教学的情形及其逸事分数如下：……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他骂钱尤其刻毒。……但是黄先生除了骂人外，讲起课来深具吸引力（11）。

　　安徽师大李平教授在《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一文说：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课程名称是‘文章作法’，并非中国文学史，所以黄侃主要讲授《文心雕龙》创作论的20篇。（12）

　　栗永清先生在《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说起》一文下，第二个小标题《〈文心雕龙札记〉是哪门课程的讲义？》，栗永清说：

　　1917年之后，黄侃并未开设“词章学”课程，而这个黄侃进入北京大学就开设的、范文澜也提到的“词章学”并非一个泛称，而实实在在的是“国家规定课程”。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文学门下国文学类所设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词章学”赫然在列。……由以上考证可以发见，《文心雕龙》在进入大学课堂时是顶着“词章学”的“帽子”的，虽然黄侃对《文心雕龙》、古代文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词章学”的定位却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将黄侃讲授《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论’学科开始的判断。”（13）

　　栗永清在他大作的第三个标题《从“中国文学概论”到“文学品评”》下说：

　　如果说黄侃以《文心雕龙札记》讲授“中国文学概论”尚属推论的话，那么南开大学“文论”课的出现，则无疑是“古代文论”学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14）

　　范文澜先生说的“词章之学”，我们从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可以知道，1917年以后的“文学”课，就是“旧称词章学”。“前此因‘词章学’之名费解，故担任者皆各以意教授学生，实无从受益者。”1913年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中，“文学门”下，所含范围很广，“词章学”是其子目之一。我们还从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看到，蔡元培到北大之后，与陈独秀及部分教师酝酿对北大的学制、课程、教师授课用的语言等进行改革。特别是除了外语课，其他文科一律用汉语授课。其中就有“文学概论”。到1917年12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刊登的《改定文科课程会议记事（第二次、第三次会议决案）》，以及12月9日、10日（第21、22号）刊登的《文科改定课程会议决议案修正》，规定“文学概论”为必修课，并且把“文学概论”排在中国文学门国文学类课程的第一位。因此1917年夏季升入中文本科的赵亮功说：“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的说法是对的，范文澜从黄季刚“治词章之学”也是对的，二者并不矛盾。这些看似矛盾的事，使得诸多朋友不解的原因是忽视了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的课程改革。李平教授所言“文章作法”之谓，我曾在《黄叔琳与中国古典“龙学”的终结》一文中袭用，但又总觉得不像一门课程名称。在自己没有研究明白之前，只得采用了李先生的提法。

　　栗永清先生的文章由于一直囿于“词章学”的限制，进入了糊涂盆，只得强调“词章学”，甚至把黄侃所讲的“词章学”与“古代文论”推入了矛盾中。虽然把蔡元培和陈独秀入主北大进行的课程改革纳入研究范围，因为没有参考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也没有参考当时听课者赵亮功提供的资料，如果看到的话，这个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而要说“文学概论”的课程，在1913—1917年还以“词章学”的帽子处在模糊期的话，“文学概论”这门课，在1917年末就已经明确下来了。栗永清先生说“南开大学‘文论’课的出现，则无疑是‘古代文论’学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我感到是不妥的，以后的范围不局限于《文心雕龙》，只能说是发展和完善。1917年12月份几期《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课程会议决议案和决议修正，已经明确将“文学概论”列在国文门文学类的首位，这就应该看成是一个自觉的重要标志，因为已经走出模糊期进入了明朗化。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词章学”之谓，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之前，包括清代，学术界对“文学类”内容的笼统称谓。因为我们见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是用“词章”。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之洞说的这个“词章”显然是指文学类内容。张岱年先生在2002年12月，为中华书局“丛书”写的序言中说：“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张岱年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延续了桐城派的分法。这个“清代学者”之谓，显然是指桐城派学者。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15）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属于桐城派的三大鼻祖之一。曾国藩又进一步分之为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者也，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6）曾国藩的划分对应孔门学科划分并与今人之划分相联系，使得词章之学明确为“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民国初年到清代的“词章学”，就是涵盖现在的文学学科内容。（严格说，曾国藩也属于桐城派）

　　（三）成功者的花环和失败者的眼泪

　　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当时的学生评论和日后学界的评判，都可以证明。

　　1915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一段话，可以证明黄侃的成功和北大学风。冯友兰说：

　　现在要说的是，北大当时的学生，在学习上是自由极了。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学生不爱上就不上；学生要上哪一课，只须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讲稿，当时称为讲义，进来一个人，就发给他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把讲义都拿完了；应该上这个课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过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都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17）。

　　这说明黄侃虽然在“五四”以后，离开了北大，但是在北大期间他的授课是很受欢迎的。冯友兰的话，可以看成是学生给他的花环。他离开北大是因为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自感与北大学风不适应，这就是傅斯年说的“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这个“大多”说的很有分寸。章门弟子钱玄同就留下来了，因为他提倡白话文，支持新文化运动。

　　从史料来看，罗家伦考入北大的1917年之前，黄侃就在此讲《文心雕龙》，而且名声大噪，而又何故使得朱蓬仙也开讲《文心雕龙》课呢？却偏偏给“学术黑老大”傅斯年班讲呢？（18）由于资料问题，这个谜不好破。但是朱蓬仙在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0号）公布的《专任教员题名》中，列为“文科预科教授”，已经不在中文本科授课了。

　　朱蓬仙与钱玄同来往比较密切，时常出现在《钱玄同日记》里。我估计朱蓬仙在1917年底被学生赶下大学讲堂之后，就专任文科预科教授，教授文字学。这在《钱玄同日记》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的。《钱玄同日记》1918年1月28日记载：“与蓬仙谈语言得音之源。……”，3月4日《日记》记载：“蓬仙示我以小学讲义，对于章君之说而小变之，谓建类言形、一首言音、同意相受为义……”，这说明此时的朱蓬仙已到预科改教文字学了（19）。而这位被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赶下台的朱蓬仙是怎样的教授呢？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本文前面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的记录者中。

　　朱蓬仙（1981—1919）名宗莱，字蓬仙，浙江海宁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因父病回国，父亲病逝后，曾在安澜学堂教文史课。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祝学豫等人组建“海宁州教育会”，筹建“海宁州中学堂”、“正蒙女子学堂”，创办了海宁州图书馆。同年（1904年）复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习文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在日本创办国学讲习班，朱蓬仙前往听讲（20），并在此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任浙江省立二中国文教师；1915年受张宗祥（时任教育部视学）之邀，执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秋天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时年39岁。死后萧条，没钱安葬。据1919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的蔡元培撰写的《为朱宗莱教授募赙金启示》（21），得知蔡元培、刘复、刘文典、朱希祖、钱玄同、马寅初、沈兼士、马叙伦、沈尹默等20位北大著名教授联名启示发起募捐，以安葬朱蓬仙。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含泪而去。

　　朱蓬仙先生的著述计有：《蛰庐读书记》《逸史徂》《说文叙补注》《文字学形义篇》《转注释例》等。其遗稿《文学述谊正名篇》由友人朱宇苍组织刊印问世。另校有《盐铁论》《论衡》《意林》未行刊印（22）。而他的这些著作，是否传世，现在的人知之者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