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始源新解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也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浴兰节等，称谓众多，本身就表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神秘莫测，流变的多元走向。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从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比较有影响的有龙节说、夏至说、驱邪祛病说、浴兰节说、恶月恶日说、历史人物说等。在历史人物说中，屈原说影响最为深远广泛。对于这一蕴含着深邃丰厚文化内涵的重大传统节日，上述说法或本其源，或追其流，论析精辟，见解独到，但总不免有盲人摸象之嫌，或失之偏颇，或主观臆断，无法让人信服。端午节起源之谜之所以扑朔迷离，神秘诡谲，除了其产生时间过于久远这一重要原因外，还与华夏各族群迁徙、分化、融合等诸多历史变革，史前历史记忆断层、古历法的多变以及汉语言的进化演变有着密切关系。破解端午节节俗之谜，恐怕还是只能紧紧围绕端午节的核心要素，于被漫长历史岁月遮蔽了诸多零散信息碎片中寻找发现线索，以还原一幅真实的端午节起源历史拼图。
一、端午节起源于南方稻作区
端午节的核心要素是划船竞渡、吃粽子。不论是苗瑶壮等少数民族，还是汉民族各地区，均不约而同地遵循这一古老习俗。在河流中划船、吃稻米做的粽子，只有在河流湖泊密布的南方稻作区才有可能。中原地区、关中平原、河套地区、齐鲁大地、辽西地区，均无法满足这一先决条件。端午节起源于南方稻作区，这是众多研究端午节起源学者的共识。很显然，端午节只可能是南方稻作区的原生节日。
众多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也是稻作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栽培，而且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目前发现最早的两处稻谷遗存——湘西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均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一项考古统计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稻谷遗存120处，其中长江流域90处，黄河流域12处。
从稻作遗址数量、野生稻培育驯化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史前古城址数量上来看，虽然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稻作农业也很发达，但与以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相比，要相对逊色。长江流域90处稻作遗址，两湖平原占了57处，而且均具有标志性意义。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湘西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12000多年的稻作遗存，至少比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要早2000年。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稻谷实物及稻田，也处于长江中游地区，即距今约9100年的湘西北澧水流域的彭头山遗址。上述三处遗址中，野生稻的特征十分明显。湘西北澧水流域彭头山遗址距今约8200－7800年，出土的栽培稻谷实物已具备原始栽培稻的特征。距今约6000-6600年的湘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早、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遗址，此外还发现了人造稻田、水塘、灌渠等接近现代农业的配套基础设施。到了距今约5500年的时候，江汉平原的关庙、屈家岭先民种植的水稻已基本接近现代栽培稻。屈家岭遗址炭化的稻谷颗粒比湘西北、湘北、鄂西南地区要大，品种也要更加优良，已呈现出粳稻籽粒粗、短的显著特征，与今天在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已相差无己，粳稻和籼稻已明显分化。
现代植物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经人工培育驯化而来的。2011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水稻DNA研究工作。这个团队选择了水稻的630个基因片段进行分析，得出两个结论：栽培稻是单次起源的，起源时间很可能在8500年前；粳稻和籼稻的分化时间在3900年以前。这两个时间节点，正好与彭头山遗址、屈家岭遗址的稻作遗存时间大致吻合。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表明，我国的栽培稻起源只有一个源头，而不是几个源头并存。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源头就是两湖平原的湘西北地区。从湘西南的玉蟾岩到湘西北的彭头山、城头山，再到长江以北的关庙、屈家岭，稻作文化谱系不仅清晰完整，而且具有野生稻培育驯化时间上的连续性。
发达的稻作农业，带来的是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利用。稻作农业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我们先民从石器时代的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定居的农业部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城镇便应运而生。1987年以来，两湖平原发现的史前古城已达21处之多，其中江汉平原达到15处，均分布在沅水、澧水、沮漳河、汉水流域台地，与稻谷遗存分布高度吻合。这21处古城从南到北、由西到东，呈现出清淅的文化传承序列。中国社科院赵春青教授把全国已发现的古城遗址做了一个全面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湘西城头山古城为起点，长江中游率先出现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出现城址群，而黄河中游始有单个城的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出现中心城址与非中心城址的差别而黄河中游城址群才开始涌现；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城址开始衰落，而黄河中游都城开始兴起。2013年出版的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建构起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我国学者认知的古史解释方案，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新颖的观点：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长江中游才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从江汉平原发达的稻作农业、史前古城的密集程度来看，端午节起源于江汉平原，无疑比闻一多先生太湖流域说更有说服力。数千年来，太湖流域的吴方言一直未能跨越长江这一天堑，其文化的幅射性也远不如江汉平原。
二、端午节祭祀的是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
从世界范围来看，重要节日均起源于宗教活动。祖先崇拜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新石器时代众多考古发现无可争辩地表明，祖先崇拜一直是我们先民的一种主要宗教形式。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先祖神的祭祀活动，仍然是各诸候国的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活动。端午节节俗吃粽子的核心要素暗示我们，端午节起源于稻作先民祭祀先祖神的宗教活动。
同世界其他语言一样，汉语同样是先有语音，然后才有汉字。音近义通，是我们先民遵循的一条重要编码规则：凡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古老的汉字，往往意义也是相近的。彼此之间联系紧密的，往往采用同一声音符号。这也是汉语中存在大量同音字的重要原因。
“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初义是指设有先祖牌位的房屋，后引申为祭祀祖先的场所，也就是宗庙，后来进一步引申为祖宗的意义。“粽”中的“米”即指稻米，“宗”则既表音也表义，祖宗的指向十分明确。与“粽”相似的还有一个古老汉字：“琮”。琮是指史前先民的一种玉质礼器，呈方柱形或长筒形，中有圆孔，与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被称为“六器”。玉琮的用途，一直被认为是“以黄琮礼地”的礼器。但随着新石器中晚期玉琮的大量出土，这一观点不攻自破，“大丧用琮”才是玉琮的真正用途。很显然，“琮”中的“宗”，既表音也表义，“琮”就是祭祀先祖神的礼器。
由“琮”的用途推断，“粽”就是稻作先民祭祀先祖神的贡品。粽子早在春秋之前就已出现，最初就是用来祭祀神祖先神的。到了晋代，粽子正式成为端午节庆食物，千百年来一直盛行不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因地区不同，再加之饮食习惯的差异，包粽子的主要材料或为柊叶，或为箬叶，或为菰芦叶，包粽子的馅料也各有不同，形成了南北不同风味。但是，无论包粽子的材料、馅料怎么变化，粽子的主要原料——糯米这一内核始终没有改变。这是由祭祀对象——南方稻作部落先祖神至高无上的地位所决定的。
端午节节俗的核心要素除了划船、吃粽子之外，还有一个以往被我们所忽视的至关重要的细节：粽子的牛角形状。牛角是史前南方稻作部落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也是我们先民的一个重要图腾符号。粽子的牛角形状才是端午节节俗的点睛之笔，也是破解端午节起源之秘的一把钥匙。
我国数千年的稻作农业，曾先后经历了象耕和牛耕两个时代。由于时间久远，象耕时代虽已经不可考，但在“豫”这一古老的汉字中仍留下了象耕时代的重要线索。古九州之一的豫州之“豫”，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在稻田踩踏的生动画面。距今约7800年的湘西北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出土的陶罐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种类型的獠牙纹饰，一种为两只獠牙，一种为上下四只獠牙。这一纹饰，我国学界称之为獠牙神兽或兽面纹。这一图腾符号以及新石器时期大量发现的象牙和象牙器物表明，“象耕鸟耘”的古老传说是真实可信的。手牵着大象，象征的不仅是我们先民对大象的驯服，更象征着南方稻作部落首领、巫师的神圣权力，后来逐渐演变成王朝权力的象征。
随着气候的变迁，大象逐渐在长江流域消失了踪影，华夏稻作农业的牛耕时代到来了。太湖流域河姆渡、马家浜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水牛骨遗存表明，至少在7000年前，牛耕已开始代替了“象耕”。两湖平原虽然发现的水牛骨遗存有限，但最早的“耒”、数量最多的“耒”和质量最精美的“耒”，均出土于两湖平原。这间接表明，两湖平原的牛耕时代并不比太湖流域晚。在甲骨文中，“牧”就是一人手牵着牛耳在稻田踩踏的生动情形。“牧”不仅是我们先民成功驯服野生水牛的象征，更是南方稻作部落领袖神权的象征。“执牛耳”象征最高权威即源出于此。
“牛首人身”的形象，在我国学界一直被视为神农氏的象征。在《山海经》一书中，“牛首人身”形象多次出现，其频率仅次于人鸟组合和人蛇组合的形象。相比南方水牛牛角，北方旱地黄牛牛角要短得多。甲骨文中有着一对长长牛角的“牛”字，很显然就是南方的水牛。无论是河姆渡、马家浜等遗址器物上獠牙神兽上的“牛首”，还是北方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玉器中的“牛首”，均呈现出南方水牛牛角的鲜明特征。“牛首人身”形象，其实就是南方稻作部落先祖神，也是华夏民族的始祖神。虽然因地区不同，各地粽子的形状有正三角形、正四角形、尖三角形、方形、长形等各种形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牛角形。即使在北方的粟作区，因为欠缺稻米，用菰叶包裹的黍米也是牛角状，历史文献称其为“角黍”。粽子的牛角状清楚表明，端午节祭祀的对象是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
三、端午节祭祀的先祖应该就是蚩尤
传世文献中记载了众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仅《山海经》一书就有7个：女娲、炎帝、西王母、蚩尤、共工、伏羲、神农氏。正如同栽培稻是单次起源的，端午节祭祀的先祖神也只可能是单一的。端午节祭祀的先祖神只能在众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中去寻找、筛选。
寻找、筛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端午节节俗中排在首位的划船竞渡。考古成果充分表明，至少在8000年前，我们先民就已能制作舟船了。在距今约7800年的湘西高庙遗址，出土了绘有帆船的陶器，虽不是实物，但胜似实物。距今约8000年的环太湖流域跨湖桥遗址，则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发明制作舟船的重要意义以往可能被严重低估了。舟船的出现，让我们先民可以在河流湖泊中来去自如，是我们先民对大自然的一次征服。盘古之“盘”，涅槃之“槃”，周易之“易”，在甲骨文、金文中的核心符号就是“舟”。“盘”的初义就是驾驶舟船沿水中小洲四周行驶，后引申为盘曲、围绕；“易”的初义就是舟船在水中行驶，因两岸景色不断变化，或者水流水势不断变化，后引申为改变、更改、变化。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易”以及阴阳文化的源头，就在史前南方河流中前行的舟船上。
在众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中，炎帝无疑是最深入人心的。从历代相传的“钻木取火”、“击石生火”的传说来看，这位始祖神之所以称为炎帝、火祖、燧人氏，就是因为其创造了人工取火这一造福部落子民的卓越功勋。赤帝是炎帝的另一个称谓。在五行观念中，火就是代表南方的，红色就是南方的色彩。炎帝的这一称谓表明，在华夏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炎帝就是属于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作为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以“牛首人身”形象出现再正常不过了。可能是因为炎帝所处时代太过久远，《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以及司马迁的《史记》对其惜墨如金。正如炎帝、太阳神、火神三神一体一样，炎帝、神农氏、烈山氏也是三位一体的，司马迁视炎帝与神农氏为一神无疑是真知卓见，神农氏“牛首人身”的形象也就顺理成章。从先秦文献来看，无论是炎帝还是神农氏，均与发明舟船没有联系。
女娲、西王母两位始祖神，均为女神形象，是我们先民对遥远母系氏族社会的模糊记忆。在先秦文献中，女娲是以生殖神、母亲神形象出现的，“牛首人身”形象是伴随着伏羲而出现的。我们先民关于女娲的记忆，就是造人、补天，但并没有发明制作舟船一事。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圣山昆仑的守护神，是至高无上巫权的掌控者。如果去除后世对西王母的仙化、妖魔化成份，西王母的真实历史形象就是母亲神、南方稻作部落的酋长。西王母“牛首人身”形象，实际上向我们暗示了其南方稻作部落酋长这一身份。昆仑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圣山，是因为昆仑并非山，而是我们先民祭祀先祖神的神圣场所，是我们先民的精神高地。在编撰《山海经》巫师们看来，部落子民的信仰图腾问题才是西王母关注的重心所在，制作舟船似乎还层次不够。
共工、伏羲两位始祖神不仅均有着共同的“牛首人身”形象，而且均与发明制作舟船有着紧密关联。先秦传世文献记载的关于共工的诸多传说，几乎都与水有关。共工之所以称为水神，与其擅长制作、驾驭舟船有着密切关联。《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了其“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的史实。“以水乘木”也就是在水上驾驭舟船。在《周易》等文献的记载中，伏羲是集创世神、始祖神和发明神于一身的人文初祖。这位始祖神不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而且“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也就是制作舟船。共工、伏羲两位始祖神形象的重合，无疑耐人寻味、深思。
还原了“象耕鸟耘”这一历史真相，蚩尤的真实历史形象也就浮出了水面。蚩尤的字面意思就是草丛中的野猪。与大象的一对獠牙相同的是，野猪的一对獠牙长正好长在下颌骨。据有的学者统计，随葬猪下颌骨在史前猪葬习俗的比例高达80%以上，从距今8500年一直延续到4000年前。对野猪以及其獠牙的崇敬之情，其实是南方稻作先民对大象崇敬的延续与升华。蚩尤二字，在南方稻作先民心中的份量重如千均。可以说，蚩尤这位有着“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其南方稻作部落领袖的特征在华夏诸神中是最为鲜明与突出的。
蚩尤与发明制作舟船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蚩尤形象与盘古、伏羲两位始祖神形象的重合上。根据苗瑶两个族史诗、歌谣、传说，盘古、蚩尤就是南方苗族的创世神，盘古就是瑶族的先祖神。蚩尤的“牛首”形象，只有在视蚩尤为祖先神的苗人那里，才有最直观生动的呈现。苗人村寨，可以说无牛不成为其村寨；苗人服饰，也可以说无牛就不成为其服饰。汉民族盘古开天地的神话，隐喻的可能就是发明舟船这一重大史事，而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创造世界。在苗瑶两个兄弟民族的洪水神话中，是一个巨大葫芦让苗瑶先民在滔天洪水中幸免于难。这个巨大葫芦，也就是闻一多先生考证的盘古。真正让他们幸免于难的，只可能是盘古发明制作的舟船。正是因为如此，苗瑶两个兄弟民族均视盘古为先祖神，有着共同的牛王节、盘王节、龙船节。在苗瑶传统文化中，蚩尤与盘古、牛王的形象是重合的，三神实为一神。在汉民族中，伏羲遗址最多的地方，也正好是蚩尤传说最多的地方。与此同时，汉民族关于伏羲兄妹的传说，与苗瑶两个民族关于盘古兄妹的传说，也是如出一辙。这一现象，我们只能理解为是同一史实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分化。
蚩尤与共工、盘古、伏羲三位始祖神形象的高度重合，也应该是同一始祖神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不同分化，四神实为一神。考虑到蚩尤南方稻作部落领袖特征的鲜明性，以及影响的深度与广度，端午节祭祀的先祖神很有可能就是蚩尤。伏羲虽然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但与其他诸神相比，其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最晚，其“牛首人身”形象也远不如蚩尤深入人心。
四、端午节起源于史前南方稻作两个部落的神权之争
根据先秦传世文献的记载，在很多年前，在南方河流湖泊密布的稻作区，曾经发生了一场由颛顼主导的宗教礼制改革，也就是“绝地通天”那起重大历史事件，并由此引发了南方两个稻作部落之间的宗教战争。没有这场宗教战争，也就不可能有后来内涵深邃而丰厚的端午节。
根据楚人在《国语》中的回忆，这场战争的起因就是“九黎乱德”、“蚩尤作乱”。九黎也就是蚩尤部落。对“黎”的理解，关乎蚩尤形象的完整性以及九黎部落的真实历史形象。在甲骨文中，“黎”由“禾”与“刀”两个符号组成，意思是收割庄稼。太湖流域的姑苏，一向是稻香鱼肥之乡。我们由繁体“苏”字中左下角的“禾”可以确定，“黎”左边的“禾”即指稻，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黍或粟；九黎部落并非北方粟作部落，而是南方稻作部落。
显然，这场宗教战争发生在颛顼与蚩尤之间才是正常的，可却偏偏发生在颛顼与共工之间、黄帝与蚩尤之间。这并非我们先民的历史记忆出现了混乱，而是同一史实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部落之间的不同分化。如果我们视黄帝为颛顼，视颛顼为黄帝，视蚩尤为共工，视共工为蚩尤，那么这些相互矛盾的历史之迷就迎刃而解了。两场战争，实为一场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还有另一版本：黄帝与炎帝之战。这场战争，一向被我国学界视为华夏文明的奠基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发生在南方的稻作区才是正常的。不论是涿鹿之战，还是阪泉之战，按历史文献的记载，均发生在北方有着久远黍作传承的燕赵地区。燕赵地区正好是蚩尤后人败后北上的避难之地，向有“九黎之都”的称呼。这场战争发生在“九黎之都”，实际上暗示了这是一场南方稻作部落之间的战争。当然，此战中的炎帝也非彼炎帝，而是具有“牛首人身”形象的南方神蚩或共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是以黄帝胜利、炎帝失败而告终。
这三场战争有三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历史时间节点相同，也就是颛顼或黄帝部落崛起之时；二是胜败者相同，胜利者无一例外的都是黄帝或颛顼一方，而且师出有名；失败者都是具有鲜明稻作部落色彩的共工、蚩尤、炎帝一方；三是这三场战争的讲述者、书写者都是黄帝或颛顼一方。历史的话语权从来就胜利者书写的。共工、鲧、蚩尤三神之所以是负面形象，是因为他们在南方稻作部落的神权之争中遭遇到同一失败命运。这也是共工、鲧、蚩尤三神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呈现负面形象的重要原因。三场战争实为一场战争。
华夏诸神形象的移位与重叠，也是端午节起源迷雾重重的原因所在。其实，在《山海经》特别是《史记》中，颛顼与黄帝二神形象也是重合的：同样是神权之争的胜利者，有着同样的熊图腾、蛇图腾文化标记，具有相似的一脉相承的世系；在三场战争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黄帝与颛顼为同一始祖神，可以解释很多让我国学界深感困惑的许多彼此重叠、相互矛盾的历史传说，可能因此而真相大白。至少，端午节起源的历史迷雾开始逐渐消散，历史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
这场宗教战争，深刻影响了史前华夏各部落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走向，有学者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奠基之战，其实也不为过。苗族有可能就是蚩尤部落的成员，因为这场而逃亡至武陵山一带，逐渐成为一个民族。端午节影响的深远广泛，来自这场宗教战争的深刻影响。
关于这场宗教战争，我们先民还有着迵异于三场战争的另类历史叙述，是对这场宗教战争的补充与完善，也是对端午节起源历史真相的补充与完善。
巴蛇食象是华夏传世神话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则神话。食象的蛇是颛顼部落的图腾，而象则是蚩尤或共工部落的图腾。这个神话隐喻的就是两个部落之间的信仰之争、图腾之争。这一匪夷所思、荒诞不经神话的背后，是血淋淋的战争，是蚩尤或共工部落四处逃亡的悲剧性命运。羿斩巴蛇是这一神话或这场宗教战争的另一版本。岳阳古称巴陵，正是因为这个神话而得名。羿之所以斩巴蛇，是在誓死捍卫稻作部落象图腾的神圣地位。这两则神话，均暗示了那场宗教战争发生在南方的两湖平原。羿射九日的神话传说，可视为是对两个部落之间神权之的另一种隐喻，因为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
共工所撞之不周山，其实并非山，而是隐哈，实指颛顼部落的圆形祭坛。共工怒触不周山，与“九黎乱德”、“蚩尤作乱”有着相同的性质。共工所撞之不周山，从而导致天地倾斜，洪水泛滥。这则神话中描述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河流流向东南方的情形，正好与江汉平原地势地貌、河流走向特点高度吻合。
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与鲧的历史记忆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禹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治水成功了；鲧之所以成为罪人，则是因为治水失败了。由先秦文献中关于“大禹伐共工”片言只语的记载，我们可以断定，大禹所治之水，并非滔天洪水，而是共工部落的“作乱”。如果比较关于共工与鲧的文献记载，我们会发现，二神的形象也是重叠的。鲧与共工不仅都与治水神话相关，而且都是治水的失败者；二神治水采取的方法均为堙堵的方法；二神的悲惨结局也是雷同的：同被祝融所诛杀，并且均“入于羽渊”；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均为“四凶”之一。我们有理由怀疑：鲧与共工二神实为一神。
从汉语的演化规则来看，先有单音词，后才有双音节词。双音节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尧、舜、娲、禹、鲧、羿等单音节词的始祖神，才是我们先民对华夏始祖祖神的底层记忆、最初的称谓。由此推断，禹有可能就是颛顼或黄帝，鲧有可能就是共工或蚩尤。端午节祭祀的先祖神，应该就是蚩尤或共工最初的名称——鲧。鲧在神权之争中失利而身败名裂悲剧性命运，也是共工、蚩尤的悲剧性命运。
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对各部落的深远影响，才有了端午节的产生。端午节最初可能只是四处逃亡的蚩尤后人祭祀先祖的节日，后来随着人们对这场神权之争记忆的衰减、淡忘，以往部落之间的恩怨情仇在历史的岁月如烟花散尽，端午节逐渐发展为整个华夏民族的祭祀节日。
五、端午节流变的多元走向及各地的不同呈现方式
没有历法也就没有固定的节日。我国远古历法的用途最初用于周期性的祭祀活动，后来才逐渐发展为周期性的祭祀活动与农耕活动并用。据汉文献记载，在中国天文历法史上，最早的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古六历”。春秋战国时期，夏历、殷历和周历并存，三者主要区别在于岁首时间，周历比殷历早一个月，比夏历早两个月。
从《春秋》和《孟子》多用周历、《楚辞》用夏历、《诗经》则夏历和周历并用的情况来看，由于各地历法不同，端午节时间区别也很大，使用周历的地区端午节时间要比使用殷历的地区早一个月，比使用夏历的地区要早两个月。如再加之汉族少数地区民间和苗瑶等少数民族沿用十月古历，则各地端午节的时间区别可能更大。
在先秦时期，端午节并不叫端午节，而是“五月初五日”。从汉代《太初历》开始统一历法，年岁周期起始从此相对固定。为统一节日，方便过节，汉代规定每年的端午节改为五月初五。这一称呼，一直沿袭到唐朝。唐朝以后，“端午”取代“五月初五”等别称，一直沿用至今。
与端午节节俗相似的还有一个民间节日：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传说是神农炎帝的生日。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历代王朝都要举行祭祀炎帝的活动。这一天也称乌饭节，主要集中在南方稻作区。农历四月初八，南京郊县宜兴等地农民盛行蒸煮江南特有的乌黑发亮、清香可口的青精饭，俗称乌饭。浙西南山区衢州、丽水等局部地区也有农历四月初八吃乌饭习俗。在北方民间，农历四月初八逐步演变为佛诞节，晋中地区、晋西南地区逐步演变为祭祀蚩尤的节日、看神花会、油糕会、祈福节，大同及晋西北部分地区则逐步演变为奶奶庙会。
农历四月初八吃乌饭习俗，在川、鄂、湘、黔等地苗族中十分盛行，苗族称为“乌饭节”、祭祖节、亚努节。农历四月初八吃乌饭习俗，在湘、黔等地的瑶、侗族中也极为盛行，也称为“乌饭节”。根据瑶族民间传说，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的生日，要禁用牛一天，不能对牛高声吆喝，更不能用鞭、棍打牛。广西桂平一带的瑶族，家家户户则要用新鲜芒叶包五色糯米饭拜祭牛神。农历四月初八，是布依族的牛王节，仫佬族、土家族的牛诞节。这一天，布依族要做牛王粑给耕牛吃，仫佬族要用糯米饭喂牛。农历四月初八，也是壮族的牛魂节。这一天，壮民人放犁，牛脱轭，还要做五色糯米饭喂牛。
四月初八不论是乌饭节、蚩尤节，还是牛王节、牛诞节，均与五月初五端午节文化内核没有二致。如参考先秦时期历法的混乱，各地历法建首时间的不同，以及少数民族对文化传统的坚守，我们有理由怀疑：四月初八乌饭节与五月初五端午节在最初就是一个节日。
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其成因总是与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命运与愿望休戚相关。节日风俗一旦形成，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代的绵延，风俗被不断补充、修正，以致节日的文化内涵与最初大相径庭。由于生存环境、思想观念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最初节日习俗的真正动机，于是各种附会传说便应运而生。长达几千年的端午节传承发展史，就是一个风俗不断补充、修正的历史，最终形成现在杂揉多种民俗为一体的传统节日。无论是龙节说、夏至说，还是驱邪祛病说、浴兰节说、恶月恶日说、历史人物说，无不是对祭祀南方稻部落先祖神这一内核的延伸与拓展。端午节俗无论怎么变，但祭祖的性质与主题始终没有变，划船竞渡、吃稻米粽子两个核心要素始终没有变。
《史记·屈原列传》并没有明确记载屈原投汩罗江的时间，因此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节的起源与纪念屈原是个民俗上的“误会”。其实，屈原与端午节的邂逅，有着内在的合理性。我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轩辕生”的说法。二月二也称龙头节、社日节。“龙抬头”并非真的龙抬头，而是一种星象，指苍龙的主星开始从东方出现。三月三，因是重日、吉日，故成为轩辕帝、伏羲的诞辰，后演化为上巳节。而五月初五，苍龙的主星高悬于正南中天，因此《易经·乾卦》称为“飞龙在天”，既是重日，也是吉日，故成为先祖神舜帝的诞辰。后世人们选择性地将五月初五作为屈原投江自尽的日期，是因为这位爱国诗人的家国情怀、高尚人格。作为太阳神的后裔、得天地正气的伟大诗人，于这一天“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是再合适不过了。
（作者地址：郭汉闵，湖北省当阳市政协；向莉娟，宜昌市城建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