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点文学研究（下）

2、戏剧小说研究

戏剧研究

　　中国古典戏剧与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戏剧和日本能剧是世界戏剧史上四大戏剧形式。中国古典戏剧输入西方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就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Fr .J0seph de Premare,1666-1736）节译的元人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也莫过于《赵氏孤儿》和《灰栏记》，两者分别经过伏尔泰和布莱斯特两位大家的改编，在西方引起极大的反响，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根极有华采的标竿。《赵氏孤儿》在西方流播和伏尔泰改编的动机，相关章节还要重点论述，这里着重评介《灰栏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灰栏记》是元代作家李潜夫所作的一部反映包公断案的公案戏。1832年，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儒莲）就有《灰栏记》的译本问世。1866年，德国的克莱因在他的译著《戏剧史》中就有对《灰栏记》的介绍。1876年，沃•达•丰塞金的德译本在莱比锡出版。1925年克拉本德的德译本在柏林出版。在英国，最早的译本是1925年詹姆斯•拉弗根据德译本转译的。德国著名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就是在上述译本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在1944－1945年间创作出西方的《灰栏记》——《高加索灰栏记》。1948年，美国的诺斯非尔德用英语首次上演，1949年在德国出版了剧本，1955年也就是剧作家生前一年在德国公演引起了轰动，此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1985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又将《高加索灰栏记》搬上中国舞台《高加索灰栏记》是布莱斯特的代表作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布莱斯特叙事体戏剧美学的特点和技巧。在其创作过程中，不仅借用了“灰栏断案”这个题材，还采取了中国戏剧的多场次结构和时空处理方式，打破西方戏剧强调的时间、地点的整一。但是，在主题的确立、人物美学性格的塑造和表现手法上，比起元杂剧《灰栏记》又有较大的提升和改进。首先，在主题确立上，《灰栏记》是出清官断案戏，突出包公的智慧；《高加索灰栏记》则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突出一个更富普遍性的主题：卑贱者（女佣格努雪）品格的崇高和母爱的伟大。在人物的美学性格上，《高加索灰栏记》的人物形象要丰满得多，美学性格也更为复杂：女佣格努雪与总督夫人张海棠相比，不止是生母和养母之别，而且明显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在表现手法上又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借鉴，也有丰富和提升，如它既打破西方戏剧时空的整一，但又不同于中国戏剧完全虚拟的手法，而是采用旋转舞台、简易布景和幻灯来增加真实感，又吸收古希腊戏剧的特点，在每一场开始或剧中情景改变时，都用歌手或乐队的歌唱来解释情节、交代变换、发表评论，类似中国戏剧的定场诗。所以，它不仅是布莱斯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一个光辉典范。
　　中国戏剧引起西方重视并展开研究的，除了上述两个对西方影响最大的剧本外，在十九世纪还有以下一些以元人杂剧为主的中国古典戏剧：英国的德庇时（J.F.Davis）翻译了武汉臣的杂剧《老生儿》（1817）《汉宫秋》（1829），1849年美国的卫三畏发表了《合汗衫》的英译本。法国的戏剧翻译大师安托万•巴赞在1838年出版的《中国戏剧选》，收有《邹梅香》、《合汗衫》、《货郎担》和《窦娥冤》四种元人杂剧。巴赞还编写过一本《中国戏剧故事集》（1850），这本短篇小说集收有13种改编的元人杂剧，无疑有益于西方世界对中国戏剧的了解。
　　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在西方汉学研究上保持领先地位，但戏剧翻译却后继乏人值得一提的只有拉卢瓦（Louis Laloy）翻译的《汉宫秋》和《黄粱梦》两种。至于莫兰的《西厢记》译本，显然不能与儒莲的译本同日而语。倒是后起的德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鲁德尔斯伯格（Hans Rudelsberger）的《中国古代爱情喜剧》（1922）收有六种元人杂剧，他把《黄粱梦》和《铁拐李》这两出道教度脱剧也误认为是爱情喜剧。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将中国三部杰作《西厢记》、《牡丹亭》和《琵琶记》翻译成德文，其中《牡丹亭》是西方最早的译本。
　　中国古典戏剧研究是从二战以后才开始的，此时汉学研究中心已从欧洲转到美国，戏剧研究也不例外，不仅白之、韩南等欧洲汉学家移居美国，而且出了位本土代表人物柯润璞。五十年代以来，柯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戏剧论文，如《忽必烈时代的中国戏剧》（1980）、《元代音乐剧的要素》、《元杂剧的程式与技巧》等，还翻译了三种元人杂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几位著名的高足：奚如谷、章道犁和彭镜禧等，柯润璞也成为公认的美国元杂剧研究之父。这些学生在七十年代后都成为西方研究中国戏剧的中坚力量，如奚如谷与伊维德合著的《中国戏剧：110－1450》（1982），打破传统的戏剧与朝代的对应关系，将“杂剧”理解为从北宋末年到明朝初年完整的戏剧运动，在戏剧史研究中很有独创性。章道犁的曲律研究，其代表作《元代音乐剧：北曲的结构与曲律》（1980），吸收了从《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到王元章的《元词斟律》，郑骞《北曲新谱》等中国学术成果，对元杂剧的全部曲牌，就其调式、节奏、字数一一作了处理，对西方学者来说，是极其难得的。另外，韩南在六十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发展》对西方学者理解中国戏曲发展史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学生海登也是七十年代崭露头角的学者，是西方研究中国公案戏的权威，他的《中国中世纪戏剧中的罪与罚》（1978）对正义的主题学分析就很有深度。白之此时翻译的《牡丹亭》也是公认的经典之作，他的论文也多是南戏研究，如《早期传奇剧中的悲剧与情节剧》是对《琵琶记》和《荆钗记》的比较研究，填补了美国明清传奇研究的空白。
　　欧洲此时的戏剧研究难与美国匹敌，但也出现几位高水平的学者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英国的杜为廉的《中国戏剧史》（1976），荷兰莱顿大学的伊维德，他的代表性论文有《石君保和朱有墩的<曲江池>》、《元代及明初白话文学中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他对《西厢记》的人物性格分析代表着西方学者的最高水平。澳大利亚的马克林侧重近现代中国戏剧研究，著有《京剧的起源》（1972），《中国近代戏剧：从1840年到今天》（1975），《中国戏剧：一个历史的考察》（1990），主编《中国戏剧：从起源到现在》（1983），波兰的日比科夫斯基等。日比科夫斯基的博士论文《南宋的早期南戏》是西方唯一的南戏研究专著。等。

明清小说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几部长篇小说的研究上。明代的拟话本如“三言二拍”只是有译本，未见多少深入的研究。
　　《三国演义》研究　　欧美的《三国演义》译本最早的是德译本，是1940年由汉学家库恩完成的，但只选了书的前半部，从“桃园三结义”到“三顾茅庐”止，英译本也只有片断，法文本也止译到第六十回。欧美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不如日韩，也不如前苏联。美籍学者杨力宇等在《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中曾总结了它对文学发展的贡献。他们认为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中国民间就出现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三国故事，罗贯中的贡献在于：它摒弃了传统语言中的庸俗成分，采取了较为优雅的语言；在符合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润色，创作了一部在文学趣味性方面胜过官方文献的具有相当可靠程度的历史小说。罗贯中也为世界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小说体例——“演义”。一些西方学者还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三国演义》的价值和意义。法国汉学家罗伯特•鲁尔曼（Robert Ruhlman）指出：尽管官方一直想把故事文学变成宣传正统思想的工具，但故事文学仍留有一些自由。“研究故事文学以探讨社会史，可以帮助我们看穿历代浩瀚史籍所一直披戴的那层假面”。另一位美国学者浦安迪则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只是把历史故事当作背景和小说的基本架构，主要兴趣在于发掘人物行为的动机和意义。浦安迪分析了作品里体现出的人性弱点——四贪，即“酒色财气”。例如，嗜酒过度与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张飞不就是因为嗜酒丢掉徐州吗?作者认为《三国演义》高于其它三国故事之处，也就是更注重人物刻画。罗伯特•鲁尔曼在《中国通俗小说戏剧中传统英雄人物》一文着重谈了《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认为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了解作者的观点和理想，并体察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冲突。这些英雄属于超人之列。人们崇拜他们，同时他们又具备人性，可以效法，所以他们是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助于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作者还指出，书生往往成为故事文学的主角，他们能言善辩足智多谋。诸葛亮和曹操分别代表故事文学中书生型英雄和恶棍两个极致 。美国有些汉学家还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三国演义》，如夏志清教授认为，《三国演义》描述的时代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史实，这是《水浒》不及的。历史本身就为作品提供了引人入胜的人物和事件。因此《三国演义》显得气势宏伟、结构精巧，妙趣横生。《水浒》的一些部分也想寻找史据，但显得较为空泛。
　　《水浒传》研究　　《水浒传》最早是由19世纪法国汉学家安托万•巴赞（Aneolne Bazin1799－1863）介绍给西方读者，这个法译本只节译了前六回的鲁智深故事和23－31回的武松故事。1853年他又在其编著的《现代中国》内收录了三段译文：金圣叹托名施耐庵的“序”，史进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1922年，北京政闻报社出版《水浒传》的法文单行本，书名为《中国的勇士们，民俗传奇小说》，也节译前12回的节译本。并附有插图。《水浒传》的全译本是由雅克•达尔完成的。他用了八年的艰苦努力完成全部译文，并有详尽和较为准确的注释，又写了“前言”。这个全译本在1978年由葛利玛七星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艾琼伯在该书的“序”中称赞它“是所有译文中最忠实、最优美的译文”，“这是一种艰巨而细致的劳动，艺术家的劳动”，“由于达尔的工作，这颗中国文学的明珠终于随着法译本的诞生而成为我们散文中的瑰宝，我们文学中的经典”。他也引起当时对东方文学较为陌生的法国大众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极大兴趣，法国的报刊上介绍说：它“使读者读到世界上最美的文章，它是中国六百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戏剧保留节目的源泉，卓越的文学典范。书中以宋江为首的许多传奇人物，构成了中世纪中国一幅光彩夺目的图画”。 它也被法国公众推举为“1978年度之书”，雅克•达尔也因此荣获该年度的法兰西文学大奖。德国关于《水浒传》的翻译是一个名叫马克思•科恩（korn）的人从H.S编译的鲁智深故事——《中国巨人历险记》转译的，改名为《鲁达造反》 。1927年，另一位德国人阿尔伯特•阿伦斯（Albert Ahrens）将《水浒传》的一部分编译成《强盗与士兵》。此书被伊希伦斯•伊台斯转译成英文长期在欧美流传，在著名汉学家弗朗兹•库恩（Franz Kuahn）的译本问世前，一直受到欢迎。1934年，库恩将《水浒传》120回本翻译成德文，将其删削为50回，并重新设计了章节，并写了译后记。库恩译本较为生动的再现了原著的主要人物和情节，但由于删节过大，因此原貌和人物性格受到损伤。如武松故事整个删去，宋江的忠义思想也没有了。鲁智深一节译为“铁和尚”，只突出其刚勇而忽略其粗中有细。库恩在“后记”中高度评价了《水浒传》，认为《水浒传》是和《金瓶梅》、《红楼梦》相并列的三大中国古典小说，是伟大的民间作品之一。它旨在“揭露旧中国腐败政府的贪污腐化”，“揭开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幕后活动，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库恩的译本一问世就受到高度重视，成为西方语言圈内权威性译本。1950年，匈牙利出版了库恩译本的匈牙利文本，1956年，意大利人马丁•贝奈蒂克将其转译成意大利文出版。英文的全译本是美国的赛珍珠（Pearl S.Buck）完成的。1933年出版于纽约的约翰•戴公司和伦敦梅休安出版社，是个七十回的全译本，取名《四海之内皆兄弟》。译者在“序”中指出：“《水浒传》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永恒性”。1937年，杰克逊(J. N.Jackson)翻译的《水浒》七十回节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在“序”中说：“《水浒传》再一次证明人类灵魂是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但杰克逊的译本与赛珍珠的译本一样都是从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意译的，文笔生动，没有很好的反映出原著的精神和风格。西德尼•夏皮罗在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是迄今为止根据一百回本的英文全译本。前七十回是全文翻译，后三十回有所省略。译文较能准确的传达出原作的内容。《水浒传》同样受到英语受众的欢迎和好评，《大英百科全书》作了这样的介绍：“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传》因以通俗的口语形式出现在历史杰作的行列而获得普遍的喝彩，它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部作品”。
　　欧美对《水浒传》的研究涉及其主题、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结构等方面，亦多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关于《水浒》的主题和价值，欧美学者多不同意中国学者在五六十年代强调的歌颂农民的造反精神，揭露社会黑暗。美国学者夏志清指出：上述说法有片面性。因为在这些头领中，只有李逵是农民出身，但也早就脱离了农民的圈子。真正为受官府压迫的民众疾呼不平的平民英雄，也只有阮氏三兄弟。实际上，许多大头领起先是朝廷的剿贼命官，本想光宗耀祖的。这些人中有的入伙很勉强，其它好汉也是持各种目的上了梁山，他们并不代表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力量。招安以后，又去为国征战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那就是对复仇的渴望。因此，他们的反抗精神很多时候体现了复仇心理。作者还认为，那些结伙行凶的故事能流传到今，“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 赛珍珠也认为：《水浒传》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主要不是因为充满战斗的行动，而是一百单八将被刻画的个性鲜明。至于对《水浒》英雄人物的性格分析，夏志清认为：梁山好汉的道德标准是：“讲义气、疏才仗义；不贪女色而嗜食贪杯”。友情是最重要的，书中常提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好汉必须不好色，书中很少提到夫妻私情，相反却主张禁欲。法国一些汉学家还对宋江等人的悲剧性格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宋江既非冲锋陷阵的武将，也非第一流的战略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山寨领袖，就在于他的“质朴”、“谦逊”和“施于兄弟的非凡的支配力量”以及“道德的影响力”。实际上他是个“矛盾、难以捉摸的人物”。他始终承认皇权，这驱使他推行一条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把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化为灰烬。这是宋江悲剧性格造成的必然的悲剧结局。作者还指出：《水浒传》中的这种矛盾亦即是作者的局限性。 在比较研究方面，夏志清将《水浒传》与西方名著拉伯雷的《巨人传》进行比较，认为《巨人传》是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反对虚伪的清规戒律，所以贪食和近色都是被称颂的；《水浒传》中的好汉信条之一是不贪女色，但却夸赞他的嗜食贪杯。在这一点上，梁山好汉如鲁智深等与高康大、庞大固埃相似。在战斗场面上，《水浒传》可与冰岛传奇《相媲美。血溅鸳鸯楼一段，在描写武松行动时，设计了武松饮酒、换刀等细节，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在对待妇女态度上，《恩加尔传奇》中的妇女多是自负、心狠、任性，但作者没有表现出对她们的厌恶或嘲弄，反而尊重她们反抗性和泼辣行为。相形之下，《水浒传》的作者表现出对女性的仇视心理，它提倡禁欲主义，当然不会尊重女性 。法国著名汉学家保尔•戴密微则认为《水浒传》属于司格特式的历史小说和大仲马式的侠客小说。
　　《西游记》研究　　欧美对《西游记》严肃的翻译是从英国学者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开始的。1913年，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了蒂莫西•理查德的《西游记》节译本，取名《圣僧天国之行》，其中前七回是全译，其余相当简略，有的地方还失真。1930年出版的海伦•M•海斯的节译本《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1942年纽约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出版了英译本《猴》。这虽然仍是个节译本。但由于译者是西方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因而使《西游记》的翻译质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阿瑟在“序”中说：“书中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上反映了人间的封建官僚统治，这一点，在中国是公认的看法”。1977年，《西游记》的英文全译本第一卷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这个译本共四卷，到1991年出齐，译者前后用了十四年时间。该译本内容全面，文体丰富，行文流畅，动摇了韦利的《猴》在西方的代表地位。
　　《西游记》的法译本约在十九世纪中叶，译者是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Theodore Pavie），也是节译书中的第九回和第十回，分别加了个题目：《三藏和尚江中得救》和《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分别发表在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九、第十期上，后收入帕维编译的《故事和小说集》中。法国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注译本是1924年巴黎笛子出版社出版的《猴与猪：神魔历险记》是莫朗从百回本《西游记》选译的，附有安德列•维尔德的插图。《西游记》的法文全译本到1957年才出现，译者是路易•阿弗诺尔（Louis Avenol），全书分为两卷，译文多采取意译并附有注释，在向法国读者普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意译与原文思想有一定的差距。1962年，前东德的格雷芬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全译本，是前东德著名的汉学家约翰娜•赫尔兹菲尔德翻译的。译者具有高深的汉学修养和严谨的译风，该译本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西游记》德译本。书后还附有两篇学术论文：《历史上的玄奘和他的印度之行》和《吴承恩和他的小说<西游记>》，后一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欧美的《西游记》研究，主要是美国和东德，法国只限于翻译和简介。余国藩在其专著《余国藩<西游记>论集》中对《西游记》的主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这是一个身历其境的冒险犯难的传奇；其次，这也是一则演示佛教业根与解脱的故事；最后，小说小说中涉及的内外修行的哲学与宗教内容，又在说明这是一部寓言”。 美国另一位学者杨力宇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认为这部小说主要的艺术成就在于：吴承恩展示了他写喜剧作品、讽刺文学和寓言故事的能力。用幽默机智的笔触编写了许多扣人心弦的充满幻想的神奇故事。在《西游记》这部小说中，作者注重主题表现、性格刻画，讲故事处于次要位置。作品主题思想复杂，人物刻画生动精巧，既是超自然的 ，又是现实主义的。在人物刻画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神灵与怪兽人格化了，他们也有自负、轻信、易受蒙蔽的特点。作者还认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刻画的十分成功，可以和贾宝玉、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珂德等著名的文学形象相媲美。约翰娜•赫尔兹菲尔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孙悟空形象和该书产生的背景，作者认为：孙悟空是一个具有自由渴望和自主精神的人物，他反抗一切权威。书中的神秘色彩、神话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险恶自然的斗争，表示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奋斗目标。这个目标，也正是唐僧师徒取经的目的。作者指出：这部作品也是吴承恩所经历的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反映。几个世纪来，农民阶级对地主的不断反抗，在孙悟空身上完全体现出来。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则认为，孙悟空是“空”这一教义的真正代言人，唐僧只是一个平常的人，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悟”。尽管他努力克制各种欲望，时时提醒自己，他还是经常表现出害怕、易怒和轻信，因而不可能摆脱环境的左右，达到超脱的心态。与唐僧相较，孙悟空才达到真正的超脱。至于猪八戒则是个富有双重性格的喜剧形象。他本过着世俗生活，本可以成为“模范丈夫”，可是却硬着头皮做了取经者，实际上对宗教教义毫无追求，因而在取经路上表现出嫉妒、自私、贪吃、不坚定等缺点。夏志清还将《西游记》和《堂•吉珂德》相比较，认为孙悟空和猪八戒都是喜剧形象，他们的互补作用，就如堂•吉珂德和桑乔•潘萨一样，不过后者在喜剧中却渗透着悲哀。另外，夏志清还比较了《西游记》和《巨人传》在食欲和情欲尚的异同点：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反对禁欲生活，蔑视清规戒律，他笔下的人物高康大和庞大固埃都是大胃口的超人；吴承恩从宗教角度考虑问题，否定贪吃，比如八戒的智力与食欲成反比。至于情欲，拉伯雷笔下的主人公是纵欲的＝无度，毫不受宗教教义的约束；吴承恩对情欲的责难比对食欲更为严厉。余国藩在《朝圣行》中也将《西游记》和但丁的《神曲》加以比较，从中探讨中西文学以及宗教的异同之处。美国的浦安迪教授用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来分析《西游记》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这将在另章论及。
　　《金瓶梅》研究　　欧美最早翻译《金瓶梅》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巴赞，他将《金瓶梅》的第一回改作《武松与金莲的故事》，收在185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之中。欧美最早的《金瓶梅》译本也是在法国。1912年，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莫朗的节译本《金莲》，此书错处很多，台湾学者李辰冬专门写了一篇《金瓶梅法文节译本》来纠错。但莫朗作为将《金瓶梅》介绍到欧美的第一人，让西方接触到这部中国名著，还是功不可没的。继法国的莫朗之后，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在1949年出版了波雷（Porret）的节译本，书名为《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书中附有保罗•拉维涅撰写的“导言”。此译本的第一卷出版后，很受法国大众欢迎，但法国官方担心其不良影响而下令查禁。直到1979年禁令才取消，出版社方得以将后两卷出齐。《金瓶梅》的全译本产生于1985年，是由法国汉学家莱维（Andre Levy）翻译的《金瓶梅词话》。著名汉学家艾琼伯为此书作序，称赞它“明白晓畅，完整而且忠于全文”。莱维在“前言”中谈到此书的翻译情况，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他说，“金瓶梅”三字在中文中可以并列，但在法文中必须倒置成“梅花插在金属的花瓶里”。因为“‘金’指金属，五行属金，属西、属秋、属煞；‘瓶’指细颈的花瓶，使人联想起富有生殖能力的花托；‘梅’指梅花”。
　　德文的《金瓶梅》全译本是弗朗兹•库恩翻译的，1930年由德国伊泽尔出版社出版，而且很快被转译成法、芬兰、英、荷兰、意大利、瑞典、捷克和匈牙利等八种文字，前面提到的波雷（Porret）的《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就是从库恩德文本转译的，库恩也因此译本成为汉学大家，中国文学翻译的权威。尽管有人对库恩的节译本有微词，但它对《金瓶梅》在欧美的传播却功不可没。
　　英美的《金瓶梅》译文比法国迟。直到1956年才出现Chai Chu和Winberg Chai翻译的《金瓶梅》第一回，收在美国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宝库》一书中。1927年英文节译本在纽约出版。《金瓶梅》的英文全译本是在1939年由伦敦G•劳特莱基出版社出版，由汉学家克莱门特•埃杰顿翻译，书名《金莲》，杨力宇等人认为，《金莲》不仅可读性强，而且译文完美，无删节。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金瓶梅》全译本是目前最完善的英译本，由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翻译的。
　　西方学术界给予《金瓶梅》很高的评价，美国的《大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写的虽然是中国十二世纪早期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十六世纪末期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心理状态，宣扬了扬善惩恶的佛教思想，对中国十六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法国《大百科全书》也认为“《金瓶梅》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欧美对《金瓶梅》的研究主要涉及其主题和人物形象，方法亦多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关于《金瓶梅》的主题，西方读者有一些困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对作品中男女情感与肉体的失意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不道德的行为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似乎作者不能调和人的本能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杨力宇等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对这种两面性的解释是：作者刻板的态度是对传统道德标准不得已敷衍性的顺从，因为在古代的中国很少有作家敢于轻视传统的法则；然而从作者的个人感情出发，还是同情那些受苦难的人。杨力宇还认为《金瓶梅》是第一部充分塑造妇女形象的中国小说。书中的一些女性算得上真正复杂的人物形象，绝没有将他们公式化。夏志清则认为《金瓶梅》算不上标准的自然主义作品，因为它与十九世纪的遗传说和环境说毫无共同之处。作品的主题是反映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作者的儒家观念，使得投靠佛家以赎罪的结果显得更加凄凉。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认为儒家强调“五伦”，而西门庆及其它人物在五个方面都有违背行为。并不是西门庆娶了六个老婆违反了中世纪中国社会的道德法则，而是小说里反映的性生活的荒淫违背了中国人传统的守则——反对过度和无节制。
　　《红楼梦》研究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惟独《红楼梦》的译介英美早于法国。1846年，在宁波出版的《官话汇编》中，英国驻中国宁波的领事罗伯特•汤姆将《红楼梦》第六回的片段文字译成英文，这是欧美首次介绍《红楼梦》。1892—1893年，英国驻澳门副领事焦里翻译了《红楼梦》前五十六回，由香港别发洋行出版。焦里的译文并不出色，但他是第一个完整地翻译《红楼梦》前五十六回的人。第一个全书英文节译本是由王志良翻译，1927年在纽约出版。两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王际真教授的节译本也在美国面世。著名的汉学家阿瑟•韦利为此书写了序言，称“《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1958年，王际真将节译本又增订了两版，并由马克•范•多伦作序。多伦在序中将宝玉和黛玉比作英国文学中的罗密欧与朱利叶。《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是由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完成的，于1974年由英国企鹅有限公司出版，书名为《石头记》。霍克思在“序”中认为《红楼梦》是部极其独特的作品，它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小说范畴。虽然由于它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出色的幽默风格，很容易将它和西方现代小说混在一起。另外，曹雪芹也在追求一种新的架构来安排他的故事材料。霍克思对《红楼梦》的艺术创新把握得还是很准的。《红楼梦》的最早德译本是1932年出版的，作者是汉学家弗兰兹•库恩。库恩在译序中说，他是把《红楼梦》看成反映中国人生活、思想和文化的镜子介绍给欧洲人的，他也是从这个高度来把握《红楼梦》主题思想的。他认为《红楼梦》的两大主题就是“道家思想”和“母爱精神”。
　　《红楼梦》的译介英美早于法国，但《红楼梦》的评介和研究则是法国早于欧美。1964年，法国《大拉罗思百科全书》这样评价《红楼梦》：“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版了一部极为成功的小说《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内容丰富，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法国的评论家们认为《红楼梦》是 “中国文学的一块丰碑”，是“黄河史诗，集东方诸国文艺之大成”，是“世界文学中最富有魅力的瑰宝”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法国通用百科全书》认为：“痴情和厌世并不是小说的主导思想”，“看来作者并不宣扬厌世的观念，而是歌颂建立在双方自愿和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崇高爱情。他深刻细腻地剖析了这种爱情，因此《红楼梦》成了第一流描写爱情的作品”。一些法国评论家也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描述的是贾家这个显赫家族的盛衰史”，同时也是“以宝玉、黛玉爱情为主线的爱情小说”。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内容丰富多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哲学思想的作品，是一部具有第一手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料和历史见证的作品”。也有的法国评论家将《红楼梦》与一些西方代表作进行比较，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马利沃和普鲁斯特合在一起那么细腻的心理分析小说”，认为曹雪芹“具有普鲁斯特分敏锐眼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塞的才智合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力合再现整个社会各阶层的能力”。 美国学者夏志清则将《红楼梦》中的宝玉和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相比较，找出他们很多相似点：宝玉对于少女的感情多是一种怜爱，很少夹杂着肉欲。他常常叹息，许多聪慧可爱的女子结婚以后，变得和男人一样粗俗不堪。霍尔顿也有一种愿望，将可爱的少女们从庸俗淫荡的势力中解救出来 。

3、文论研究

　　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流播，比不上诗文、小说和戏曲。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虽翻译有儒家诗学言论，但仅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并未当作文学理论对待。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儒家诗学理论《毛诗序》才随着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诗经》英译本为西方世界所知晓。直到二十世纪初，翟理斯（Herbert A.Giles）翻译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纽约）中才提到司空图的《诗品》，而且把它错解成道家作品。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译的中国文论逐渐多了起来，如《文赋》的马古礼（George Margoulies）法译本，严羽《沧浪诗话》英译本（译者不详）。不过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西方对中国文论的重视和研究上的活跃，是在二战以后。此时，仅《文赋》就有三个英译本 ，《文心雕龙》也首次在西方有了全译本 。译者施友忠还撰写了一篇长序，分为“刘勰之前文学批评的发展”，“刘勰及其文学理论”和“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个部分，全面介绍《文心雕龙》的写作背景、理论价值和对后人的影响。六十年代是西方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走向繁荣的准备阶段。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中国诗的艺术》（1961年，芝加哥）出版是个理论性标志。在这本专著中，作者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中国诗话和文学现象，特别是采用四十年代流入美国、五十年代达到极盛于的李维史陀（semantic）和雅克慎（Roman）的结构主义理论，用现代语言理论探讨诗的特质，被西方的美国的汉学家誉为 “目前试图总结中国各种文学理论的第一部英文专著”“对那些寻求蹊径、希图深入研究这一错综复杂、至今尚属冷门从西方学者来说，意义深远”。 这部专著为他人研究“设立了学术规范”，“极有裨益”。 德国著名汉学家德博（Gunther Debon）翻译的《沧浪诗话》德译本也堪称力作，书中有一长篇“导论”，详细介绍的中国历代文论的要点和这部诗话的主要价值，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论史简介。尼维森的《章学诚的生平和思想》（斯坦福大学，1966）第一次将这位《文史通论》的作者介绍给西方。另外，当时编的文学史中也有关于文学批评，如海陶玮《中国文学大纲》（坎布里奇，1953），就有专论先秦和六朝文学批评的专章。另外这个时段还有一些论文，如收在周策纵编著的《文林》第一辑（麦迪逊，1968中他本人的论“诗”以及卫德明的论钟嵘《诗品》等论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力的提升、国际交流的加强和国际影响的增大，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翻译或研究，欧美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都进入了繁荣阶段。
　　在翻译方面，不但翻译的数量增多，而且学术含量也增大，出现一批译研结合的学术型译本，如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香港，1977），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威斯巴登，1982）等。他们不但提供有关论述的全部译文，而且有涉及广泛的资料作为注释和说明，大大提高了学术含量。与此同时，包括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文字的斟酌，也反映出这个时期对中国学术的了解正在加深，赴英攻读博士学位的香港学者黄兆杰甚至提出“一代应有一代的翻译”，他编辑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香港，1983）是部译文合集，选录的中国古典文论有《毛诗序》、《离骚经序》、《典论•论文》、《与杨祖德书》、《文赋并序》、《文章流别论》、《翰林论》、《宋书•谢灵运传论》、《诗品序》、《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和“序志”篇等，反映出这个时段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研究方面，这个时段也有二十多部专论和相当一批论文问世。大致可分为总体研究、分段、分类研究和专题研究三种类型。

总体研究方面

　　有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1975）、《语言•悖论•诗学》（普林斯顿，1987），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李又安编的论文集《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缪文杰编的论文集《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普林斯顿，1978），苏珊•布什和克里斯琴•默克合编的《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1983），香港中文大学编《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1973）等。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他以修正了的阿伯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为理论框架，将中国传统文学观点划分为“玄学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六种理论，并尽量使用中西的诗学比较。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力图以选介的方式，为中国古典文论勾勒出一个发展轮廓。书中重点介绍了《毛诗》大序、《文心雕龙》、《诗品》《原诗》等从先秦到晚清的中国古典文论代表之作。书后附有“基本术语汇编”，选五十余种中国古典文论基本词汇加以简释和辨析，对向西方普及中国古典文论知识多有裨益。李又安《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夫子到梁启超》，是1970年在美国维尔京群岛召开的中国古典文论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所收的多是一般西方学者较为陌生的中国古典文论家及作品，如黄庭坚的“直觉”说、王夫之的“情景”说、常州词派、《红楼梦》脂胭斋评语等。缪文杰编的论文集《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普林斯顿，1978），收集了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23篇，其中有一部分是古典文论方面的论文，如余宝琳《司空图<诗品>：诗写的诗论》，叶嘉莹和简•W•沃尔斯《钟嵘<诗品>的评诗理论标准及其实践》等。另外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的《中国文学史》（巴黎，1989）中“文学思想的诞生”、“刘勰的文学思想”等数章亦专论文论，篇幅之多，也是以前的文学史中少见的。倪豪士（）主编的《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布鲁明顿，1986）和德博的《中国诗歌：历史、结构和理论》（莱顿，1989）亦都比较重视文论方面的介绍，分别设置诗论、文论和批评家条目数十条。
　　论文有：刘若愚《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中国哲学杂志》4卷1期，1977），康维达《文选》英译本（普林斯顿，1982）“导言” 等。

在分段、分类研究方面

　　有斯蒂芬•欧文《初唐诗》、《盛唐诗》（哈佛，1981），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论集》、《清代文学批评》，林顺夫和宇文所安编的论文集《抒情言辞的活力：汉末至唐代诗歌》（普林斯顿，1986），叶嘉莹《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杜克义《三至六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布达佩斯，1971），余宝琳《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普林斯顿，1987），胡若诗（Flouce Hu Steik）《唐诗中的镜与知》（巴黎，1986）等。
　　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收集了作者积年所发表的探讨古典历史散文叙事方法的九篇论文。为了建构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叙事学理论，作者将西方一些叙事学观念和方法应用于中国早期叙事文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论文还探讨了历史叙述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微妙关系，提出“图画式”和“音乐式”两种阅读叙事文的方法。并将西方的文艺赏析方法来解决中国传统研究方法——考证上的难题。胡若诗（Flouce Hu Steik）《唐诗中的镜与知》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主要是论析唐代咏镜诗的七大特点，然后运用保尔•德米耶维尔关于镜像与文学关系的观点，将唐人咏镜诗分为三大类型：知己或同一性之镜；知人或相异性之镜；知心或心灵之镜。胡若诗最后还对镜子在东西方文学中的不同形象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杜义克《三至六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以马列主义方法论来解读《文心雕龙》，重点剖析“通变”和“序志”两章，对于社会背景、文化环境的辨说颇为细密，其中不乏独到之见解，如他认为“通变”是刘勰文学文类理论关键的一章，他崇尚古典，但绝无保守态度，“通变”章处理的即是传统与创新、整体与个别的矛盾。林顺夫和宇文所安编的《抒情言辞的活力：汉末至唐代诗歌》收有西方学者关于汉唐时段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相关论文，如程纪贤《关于中国诗歌语言及其与中国宇宙论关系的几点看法》，杜维明《玄学，个人知识与诗歌想象力》等。另外，陈幼石《中国古代散文里的意象和思想》（斯坦福大学，1988）也用相当篇幅讲析韩柳欧苏的古文理论。
　　论文有：叶维廉《道家美学：无言独化》（《亚洲学术集刊》创刊号，香港，1978），侯思孟《公元三世纪初叶中国的文学批评》（《亚州研究》28卷2期，1974），孙康宜《六朝的抒情批评》（苏珊•布什和克里斯琴•默克合编的《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1983）等。

专题研究方面

　　有王靖宇的（纽约，1972），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那美惬(Jeanne Knoerle)修女的《红楼梦评介》，陆大伟（David Rolston）《如何读中国小说》（普林斯顿，1990），那美惬(Jeanne Knoerle)《红楼梦评介》，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an）《暗示的价值——中国传统诗歌阐释的原始类别》（巴黎，1985），周质平《袁宏道与公安派》（剑桥大学，1988）等。王靖宇的《金圣叹》部头不大，内容却十分丰富，除介绍王国维的生平、思想外，还着重评介他在杜甫诗歌、《西厢记》、《水浒传》的观点及其时代价值。那美惬(Jeanne Knoerle)修女的《红楼梦评介》是她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 。在这部论著中，她一方面用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红楼梦，由于过于注重结构，她认为小说中很多情节是可以删掉的。另一方面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要素来解释小说中的时空观念。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在分析《红楼梦》时，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其英文专著《Princeton:Princeton Univ》中，他以相当长的篇幅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认为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用 “二元补衬”来解释“阴阳”，又以“多项周旋”来说明“五行”，并根据“二元补衬”原理将《红楼梦》的120回重新组合，以说明《红楼梦》在结构上的二元特色。 周质平《袁宏道与公安派》亦设专章论析三袁尤其是袁宏道的文学观。
　　论文有：王靖宇《M.H.阿伯拉姆的艺术四要素和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东西方文学》16卷3期，1972），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香港，1983）“导言”，叶嘉莹和简•W•沃尔斯《钟嵘<诗品>的评诗理论标准及其实践》（出处见上）等。其中叶嘉莹和简•W•沃尔斯的文章探讨了意象化品评方式的利与弊：“一方面，比喻意象可在读者身上引起直接的情感反映。由于情感是诗歌的主要内质，因此意象化阐述方式通过直接的情感反映的引发，可在批评过程中较多保存或重现原来作品的本质，从而较多的保存所评诗歌的生命和精神”；“它的缺点是，它可能既无理性基础，亦无客观标准，用来批评诗人的意象完全建筑在批评家对作品的直接的主观反映之上。意象式比较有时会得不到准确的运用，因此读者会受到不恰当的风格阐述的误导而步入歧途”。